谁在“穷则思变”？基于中国民营与国有上市公司的对比分析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宋铁波、钟熙、陈伟宏 本文节选自《管理评论》2019年第2期

战略变革是一项重要的组织决策。为回答面临经营期望落差时，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谁在“穷则思变”以及在此基础上延伸而来的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响应行为是否存在差异的问题，本文基于组织行为理论与威胁-僵化理论，探讨了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经营期望落差与战略变革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规模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企业中经营期望落差对战略变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有企业中经营期望落差则对战略变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相比，规模较小民营企业的经营期望对战略变革的正向影响将增强，而与规模较小的国有企业相比，规模较大国有企业的经营期望对战略变革的负向影响将减弱。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研究表明，面临经营期望落差时，变革在民营企业中占主导地位，其倾向于“穷则思变”；而刚性则在国有企业中占主导地位，其倾向于抵制“穷则思变”。本文一方面是对Audia和Greve呼吁进一步探索企业规模之外其他企业特征，以便更好整合经营期望落差与企业冒险行为之间关系分歧的回应；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经营策略、风险承担以及公司治理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将其进行比较而不是混为一体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应该更具解释力，因此本文也对连燕玲等探讨经营期望落差与企业战略变革两者关系的相关研究构成了有益补充。

其次，近期已有学者呼吁基于企业行为理论的未来研究在预测企业或高管是否以及如何响应经营期望差距时，应强调组织情境因素的重要性。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企业规模对经营期望落差与战略变革关系的调节机制，这也是进一步明确组织行为理论与威胁-僵化理论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的有益尝试。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首先，鉴于面临经营期望落差时，民营企业积极采取“穷则思变”的方式即实施战略变革以解决绩效问题，国有企业则表现为拒绝变革的刚性特征。一方面，可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提高国有企业响应环境变化的敏感性、靈活性及动力，促使其通过开发新技术、拓展新市场或重新调整组织结构等变革措施来扭转发展困境。另一方面，应全力培养国有企业高管的企业家精神，使其利用“破坏性创新”的方式发现、创造和利用发展困境中的潜在机会，从而获取竞争优势，而不是一味地消极规避。

其次，应尽可能明确界定国有企业绩效不佳是因为其所承担的政策性和社会性负担，还是由于决策失误等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政府补贴标准，对绩效不佳的国有企业进行合理补贴，促使其不得不通过积极自救来改善糟糕的绩效表现。同时，也应加强对国有企业高管决策行为的有效监督，降低其机会主义行为；改善针对国有企业高管的激励机制，强化企业绩效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晋升、聘任等方面的联系，进而提高国有企业高管应对经营困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终提高国有企业市场竞争能力。

再次，相较于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小规模的国有企业在面临“损失”状况时拒绝战略变革的状况更为严重，表现为较为严重的“消极对待”。因此，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而言，尤其应该关注小规模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股份来变更小规模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性质，或许不失为提高国有企业总体效率的一种有效手段。

最后，面临经营期望落差时，相较于大规模民营企业，小规模民营企业更倾向于“穷则思变”，这说明，规模过大会增加组织结构的惰性，导致其战略较为严重的路径依赖，不利于企业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一定的战略柔性和灵活性来应对环境变化。

中国政府预算偏离：一个典型的财政现象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陈志刚、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吕冰洋 本文节选自《财政研究》2019年第1期

本文观察了1994年以来中国政府预算偏离在不同层级政府的表现，同时分析了预算偏离的区域差异以及结构差异，并探讨了预算偏离的成因。文章发现：

第一，自1994年以来，中国政府预算偏离长期处于高位运行，在进入经济新常态之后，预算偏离大幅下降，但近两年来又有所上升。

第二，从不同层级政府的预算偏离看，与全国层面“超收”与“超支”并存不同，地方层面表现为“超收”和“少支”；对省本级和市县层面的分解表明，全省收支的预算偏离更主要是由市县层面的原因造成的。

第三，不同财政收支项目的预算偏离状况存在较大差异。收入预算偏离中，非税收入的偏离最大，且对总收入偏离的贡献也最大；增值税的偏离最小，且对总收入偏离的贡献也最小。支出预算偏离中，1994—2006年间，其他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的偏离最大，科技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的偏离则较小；2007—2016年间，其他支出和农林水事务支出的偏离较大，而教育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偏离较小。

第四，不同省份和地区的预算偏离程度也不尽相同。大体上，东部地区的偏离程度最小，而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偏离相对较大。

第五，导致预算偏离的因素主要包括预算本身、财政管理体制、外部监督与约束以及其他因素。

“承认的政治”：民族主义为什么没有衰落？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梁雪村 本文节选自《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4期

民族主义理论对国家利益的证成具有明显的内向性，符合本国人民（或大部分人民）需要的利益即民族国家的正当利益。不仅如此，民族主义还将国家作为道德的最终载体，国家是一切善的终点，国家之外则被视作非道德区域，这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道德垄断与“承认的政治”语境下正在形成的国际道德场域之间存在难以回避的矛盾和冲突。

当一国政府面对重大政策选择之时，国内进程未必是压倒性的因素，因为“承认的政治”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难以忽视的角色，获得国际认可是对国家利益在道德和现实两方面的双重肯定。在国家利益问题上的“承认缺口”可能导致民族主义的激烈反弹，进而在一国国家利益与它所需要的国际承认之间制造更大的鸿沟。英国“脱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不列颠民族主义者所定义的“国家利益”—重新控制边界、减少对欧盟的财政义务—在欧盟层面寻求承认失败的结果。

“承认的政治”算不上“皇帝的新衣”，但却是一件难以脱下的紧身衣。国际公共空间的存在使得政治单元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受到诸多外力的制约。“承认的政治”挑战了特殊主义的政策基础，而这恰恰是民族主义所主张和坚持的。事实上，民族主义以独特性为着眼点本身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一国的发展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法律和社会制度必须经过本土化改造才能更好地发挥效用。

然而，独特性再向前推进一步就可能落入例外论的陷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社会中“承认的政治”的兴起，并不等同于当前国际体系公平性和民主程度的提升。不同国家在“承认的政治”方面的影响力存在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并不总是与物质力量直接相关。手握不对称影响力的国家可以利用承认问题实施隐秘的干涉行为，使得“承认的政治”沦为权力政治的另外一种形式。“承认的政治”语境下主权形态的嬗变和干涉主义的走向应成为进一步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