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皓

摘要：在文艺复兴与巴洛克这个新旧历史的交替时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音乐家当属意大利作曲家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他在1605年出版的第五本牧歌集的前言中提出了“第一实践”和“第二实践”的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第二实践”创作思想和中国近代部分音乐思潮有相似之处。本文通过对蒙特威尔第“第二实践”和中国近代部分音乐思潮进行简要回顾，并对其进行比较，试图为今后的音乐史学研究和我国的音乐发展提供参考意义。

关键词：蒙特威尔第   “第二实践”   西方音乐史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04-0001-03

在多姿多彩的世界音乐文化中，西方音乐是其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它在古希腊、古罗马发源开端后，经历了中世纪的漫长酝酿，在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文艺复兴时期发展后，西方音乐文化迈入了巴洛克时期的大门。歌剧的诞生、器乐的发展等不断为西方音乐注入新的活力。歌剧这一发源于意大利的古老音乐艺术，经过无数音乐家的创作、改革、发展至今，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以多样综合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成熟的姿态从历史的长河中走来，成为人们最为喜爱的音乐艺术形式之一。

歌剧诞生于巴洛克時期的意大利，在文艺复兴与巴洛克这个新旧历史的交替时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音乐家当属意大利作曲家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他的音乐创作被看作是一架通往巴洛克时期的重要桥梁，他独具鲜明个性的创作手法和思想为早期意大利歌剧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西方音乐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1605年蒙特威尔第在他第五本牧歌集的前言中提出了“第一实践”和“第二实践”的概念，其中“第二实践”的思想和中国近代部分音乐思潮有相似之处。本文通过对蒙特威尔第“第二实践”和中国近代部分音乐思潮进行简要回顾，并对其进行比较，试图为今后的音乐史学研究和我国的音乐发展提供参考意义。

一、蒙特威尔第概述

蒙特威尔第（1567-1643）是一位跨越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的伟大作曲家，对巴洛克早期的意大利歌剧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他的作品中既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注重情感诠释的鲜明特点，也有巴洛克时期严谨宏大、充满理性的哲学思辨，两种音乐文化在其作品的碰撞中相互交融。纵观蒙特威尔第的创作历程，不论是早期的牧歌，还是最后的一部歌剧《波佩亚封后记》，他对人性的深度挖掘、日臻成熟的创作手法和音乐思想在其大量的作品中逐渐显露出来。他一生共创作了250余首牧歌、10首二声部谐谑曲、21首宗教牧歌、21首三重唱、近百首宗教作品、2套尊王颂以及其它声乐作品等。主要的歌剧作品有1607年创作的《奥菲欧》、1608年创作的《阿丽安娜》、1641年创作的《于里斯还乡记》和1642年创作的《波培亚封后记》等。20世纪著名的音乐学家保罗·亨利朗这样评价蒙特威尔第：“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不仅是杰出的音乐家，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追求理想时能冥思苦想、有诗意的凝聚、严肃认真、百折不挠。他是音乐的埃斯库罗斯，这位富有创造力的音乐天才的目的不是实现遥远的过去的理想，而是表达自己身上的生命和热情”①。

二、“两种实践”的提出

1598 年意大利贵族作曲家在家中举办了一场牧歌新作音乐会，表演了蒙特威尔第新创作的牧歌，从而引发了持续10年之久的“阿图西—蒙特威尔第”之争。阿图西主要反对蒙特威尔第自由使用不协和音及临时变化音，导致了原有的对位法遭到破坏，影响了听众感官上的对和谐美好声音的追寻。1605年，蒙特威尔第在第五卷《牧歌集》中提出了“两种实践”的创作思想，他认为文艺复兴的复调传统，即“古代风格”，可以叫做“第一实践”，他从古希腊理论、文艺复兴时期的作曲理论与实践等方面提出了“第二实践”和“激情风格”等概念。

“第一实践”是指佛兰德乐派和帕莱斯特里那的风格，他们按照以往的、严格的对位创作手法，十分强调音乐的和谐、悦耳，把歌词内容放在第二位，即形式第一，内容第二。“第二实践”是指蒙特威尔第自己采用的新的作曲手法，认为歌词应成为音乐的主人，即内容第一，形式第二。追溯这一思想的历史可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著作中找到，柏拉图强调，音乐要激起听众的情感，强调音乐服务于歌词、表达情感的理念。②对音乐和歌词的探讨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又被人们重新提及，“第二实践”的创作理念在蒙特威尔第的作品中成熟运用，在巴洛克时期达到一个高峰。

在《21世纪以来国内有关“两种常规”音乐观的研究综述》一文中阐述了两种实践间的区别：

“音乐风格

第一实践：以帕莱斯特里纳的音乐风格为代表的16世纪的作曲原则，被称为‘严谨风格或‘古老风格。第二实践：作曲家们为了扩展音乐的表现力，使音乐能更好地表现歌词内容，对这些旧的规则和限制进行大胆地突破。这样的做法被称为‘现代风格或‘装饰风格。

词曲关系

第一实践中音乐支配歌词。第二实践中歌词支配音乐。第一实践源于佛兰德乐派的声乐复调风格，音乐占支配地位。第二实践是当时新的意大利风格，歌词占主导地位。

音乐美学

第一实践强调的是声音的悦耳，追求的是对不协和音的控制，渴望的是满足耳朵审美的需求。简之追求声音的美。第二实践，不局限于耳朵审美，更要求的是人的情感表达的要求。简之，要有情感”③。

一个是追求美，而另一个则是在美的基础上追求真。这些创作革新和崭新的创作思想，蒙特威尔第敢于大胆革新创作思想、创作手法，并付诸于切实的实践中，让作品不论是从形式、任务、手法、内涵、表现方式等方面进一步发展，为歌剧艺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与中国近代部分音乐思潮对比

在世界音乐文化之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音乐文化虽然其风貌、特征、状态、发展等不尽相同，但轻轻拂开历史长河中的尘埃，细细品读其中的思想关联和人性光辉，不难发现，虽跨越中西的文明、穿越历史的时空，蒙特威尔第的“第二实践”创作思想充满了人文主义的熠熠光辉，这与中国近代音乐的部分思潮有着些许相同之处。

什么是音乐思潮？冯长春在其《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一书中说到：“音乐思潮有着多样化的存在方式。音乐思潮生长在一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中，同时又直接或间接反映出这些环境因素的影响”。④因此按照以上概念，中国近代主要音乐思潮有：学习西乐、吸纳外来音乐文化的思潮，音乐美育思潮，国粹主义思潮，国乐改进思潮，救亡音乐思潮等。其中与蒙特威尔第“第二实践”其内涵有共同之处的是学习西乐思潮和救亡音乐思潮。

（一）第二实践与学习西乐思潮之启蒙人文的音乐内容观

中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同样延续了其核心精神，这一核心精神就是启蒙和救亡这两个时代的重要主题。启蒙，就是指它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不仅是西方音乐文化对中国的启蒙，更是五四以来的新音乐不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对人性、平等、博爱、美育、民主等新思想的渴望追求，也是音乐表达人的主观情感的一种肯定。⑤

赵元任先生的艺术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冲破“克己复礼”和“存天理，灭人欲”的束缚，一些微云、淡淡微风唤起了内心深处最真挚的“教我如何不想她”的人性光辉和人文诉求。黄自先生把玫瑰花拟人化，委婉悠扬的旋唱出“我愿那红颜常好不凋谢，好教我留住芳华”的由衷感叹，近代许多艺术歌曲闪烁着人性的光芒，这样的情感的真挚表达和真挚的人性诉说，与蒙特威尔第的“第二实践”的创作理念多么相似。

30年代初青主提出了音乐是“上界的语言”“由灵魂说向灵魂的一种语言”的美学观点。他说：“音乐是由灵魂说向灵魂的一种语言， 用来改善我们的精神生活，并非是只用来刺激我们的耳朵”。其核心思想是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是音乐应该表达的对象。⑥其中的话语与蒙特威尔第“第二实践”的美学特征又是如此接近。

（二）第二实践与救亡音乐思潮之思想第一的音乐价值观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除启蒙的主题外，救亡成为了时代的另一主题，音乐家们创作的一首首歌曲如斗争的号角，激励着四万万中华儿女的奋勇抗战。这些音乐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在救亡图存的时代环境中，内心深处充满了爱国主义和文化自觉的强烈呐喊，愿为时代而战斗，为人民而歌。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工农革命运动中出现了“工农歌咏运动”，产生了具有无产阶级的群众歌曲和革命歌曲。革命文艺在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建立后继续热烈开展。“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于1930年成立，随后“左翼戏剧家联盟”等八个左翼文化组织相继;“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于1933年在上海成立;后成立“业余合唱团”;“左联”等八个左翼文化组织宣告在1936年自动解散后，提出了“国防文学”和“新音乐运动”口号。吕骥在《中国新音乐的展望》一文中说到：“作为争取大众解放的武器，表现、反映大众的生活、思想、情感的一种手段，更负担起唤醒、教育、组织大众的使命”，音乐工作者应“走进工农群众的生活中去，要从广大的群众生活中获得无限广阔的创作源泉”⑦。

与上述启蒙人文的音乐内容观相比，救亡音乐思潮里音乐中的歌词和思想内容成为了引领人民、激励人民、鼓舞人民的武器和形式，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思想第一”的音乐价值观。这与蒙特威尔第“第二实践”创作手法中词与曲关系有共同之处。

无论是西方蒙特威尔第“第二实践”创作思想，还是中国近代学习西乐思潮或是救亡音乐思潮，其中最重要的相同点是三种不同的音乐思想都强调音乐的功能性。蒙特威尔第强调音乐要为歌词服务，而音乐的功能性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都被强调重视。早在先秦时期，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认为“礼”让人有秩序，“乐”能感化人心，“礼乐”可以使人心态平和，“礼”和“乐”相结合更有利于君主的统治。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中，赵元任、萧友梅、黄自等倡导的“学习西乐”和吕骥等人提出的“救亡音乐”都是将“启蒙与救亡”这一当时国家社会的目标作为其音乐创作的指导。

四、对今后的启示意义

在浩瀚的中西音乐发展的历史中，虽有着众多不同之处，但人类音乐文化中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真实人性的表达与诠释，对音乐促进人类更好的进步有着共同不懈的追求和目标。作为音乐史学的研究，要明确历史学是对客观历史的主观认知。历史实际、历史资料和历史认识者构成了各自独立又彼此相连的三极能动统一结构。历史认识本质是由历史认识的主体——人、历史认识的客体——历史实际，经由中介——历史资料这三极在社会实践及历史研究科学实践基础上能动的统一。作为音乐史学的分支学科，音乐史研究的认识本质也离不开这三极的思维活动。今后要进一步进行跨学科、跨地域研究，从各学科的学术成果中获取材料与观点，理论与方法的启迪支持，同时加强对比较音乐学的方法论的学习，进行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中西音乐文化不是一元独存和二元对立，而是多元融合，取长补短。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要建立古今中外的最佳互补结构，亦是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既不是固守传统，也不是照搬西方，它是在中国本土、在中国固有文化基础上建设起来的，体现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承认原有文化基础的历史继承性，承认文化的发展进化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进化，否则就失去了文化发展的内在根据。同时，这种新文化也承认文化在空间上的交流、民族间的沟通，以开放的胸襟、吸纳新的文化要素，不断充实自己和增加生命活力。建立这种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高扬民族主体性的原则，任何外来文化的吸纳和利用，都必须有利于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有利于这个古老民族的进步和繁荣，使它能够真正毫无愧色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⑧。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可以参考上述《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中的观点。今后要不断学习借鉴前人的长处和好的方法，弥补其局限或偏颇;要不断加强中西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继承中西音乐的宝贵历史遗产;要不断学习借鉴西方音乐的长处，发扬与光大对音乐文化中人性的深刻探究与真实的人性表达，为中国音乐文化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注释：

①[美]保罗·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顾连理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4页。

②胡红霞：《试论蒙特威尔第牧歌多样性特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0年版，第39頁。

③蔡莹莹：《21世纪以来国内有关“两种常规”音乐观的研究综述》，《北方音乐》，2017年第6期。

④冯长春：《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⑤⑥冯长春：《两种新音乐观与两个新音乐运动（上）——中国近代新音乐传统的历史反思》，《音乐研究》，2008年第6期。

⑦吕骥，《中国新音乐的展望》，《光明》，1936年第5期。

⑧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