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一丹

最初从陈平原处感受到以图“演”史的魅力，还不是通过他的晚清画报研究，而是在他召集的两次学术会议上，从议程表及论文集的设计中领会到图像“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妙处。一次是2000年在北大召开的“晚明与晚清”国际学术研讨会，陈老师别具只眼，从陈洪绶《水浒叶子》和任熊《剑侠传》中独独选了安道全、红线镇场，可见他对侠之为侠的特殊理解。三年后在他主持的“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会上，又借助陈师曾的《北京风俗图》，用“说书”和“玩鸟”两帧图召唤出业已消逝的生活风景。

不止于此，若通览陈平原主编的学术史、文学史两套丛书，虽装帧质朴，但前者封面点缀以汉画像砖纹样，后者取自比亚兹莱的插图，均透露出编者的读图趣味。当然图像在这些场合还只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若将图像作为正经的学术研究对象，需要的不仅是眼光、巧思而已，陈平原不惜用近二十年的时间精心打磨他的晚清画报研究，亦正说明以图“演”史的可能与限度。

陈平原新著的书名用“左图右史”而非学界惯用的“以图证史”，在我看来，提示了“以图证史”这一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以图“证”史，固然借助史的权威，无形中提升了图的地位，使之不仅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亦可作为历史的旁证；但“证”字隐含的目的性，又将图降格为史的附庸，将二者的关系限定为单方面的补充说明，而忽视了图像自身的独立性。因此与其用“以图证史”，不如借古已有之的“左图右史”来定位二者的关系；或者用相对灵活的“演绎”替换强制性的“论证”。图与文、图与史本应并置起来，两相对照，研究者既要读出图文之间的互文性，亦要着力发现图文之间的张力、缝隙乃至背反。对于图像“溢出”文字的部分，从那些“无用”的笔墨中可窥见画师的个人风格及其遵循的图像传统；而文字“溢出”图像的部分，往往隐藏着作者或出版者对画中人物事件的价值判断、道德讽喻。

对文学研究者而言，利用图像材料，首先必须承认未经过专业的读图训练，在看似直观的图像面前，其实与普通读者一样，无异于“视觉的文盲”。图像既要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作为回应，又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受制于传统的表现手法及当时的制作条件。研究者须充分意识到图像的不透明性，其可见性中的不可见性，以及图像语言的欺骗性。图像不仅是历史的旁证，图像也有图像的历史。除了读取图像的表层信息作为文学史、思想史、社会史的旁证外，更要进一步考察这些图像是如何制作出来的、他的绘制者、拍摄者、编辑者是谁，使用何种技法，如何印制、发行、流播？当文学研究者将图像材料引入自己的研究领域时，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讀图，如何将图像作为历史证据来使用，图像作为历史证据的长处与弱点何在？

图像的搜集、考辨方式与文字材料实有不同。就我个人有限的图像研究经验而言，在初始阶段需广撒网，不辨良莠，尽可能蒐讨大量同类型、同主题的图像素材，才能识别出图像中的格套，进而提取出一次性的事件信息。就符号学的读图法而言，“凝缩”于图像中的程式、格套反倒比一次性的偶发事件更有价值。反复出现的格套，作为世间万象的缩影，承载着某一社会群体根深蒂固的观念、想象、偏见。在积累了一定量的、看似大同小异的图像后，经由细节比勘，才能从精粗不一的“笔姿”中发现图像在翻刻、临摹、转写、抄袭过程中产生的变形。

好玩的题目未必好写，有趣的材料容易阐发得无趣。这两年我在首师大给本科生开近代文学选修课，为了让学生对晚清社会有直观感知，也尝试引入图像研究。自己上手方才知道，图像研究不难讲得天花乱坠，博得满堂彩，一旦落到纸面上，组织成论文的形式，如何安插图像，处理图文关系，既不拔高亦不贬低晚清画报的审美趣味与社会功能，殊非易事。作为风俗速写的晚清画报，开启了不同于古典美的现代生活美学。借用波特莱尔的话说，美永远是、必然是一种双重构成，在永恒、不变之美以外，现代生活形塑了一种相对的、暂时之美，它是时代、风尚、道德、情欲的混合物（《现代生活的画家》）。图像研究的功夫大半在图像之外，若没有对晚清文学与社会诸面向的把握，看到的只是万花筒中的各色碎片。

在该书各章中，选题、构思最精巧的当属最早完成的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此文以作者的看家本领——晚清小说研究为支撑点，交错使用各类材料，从海外游记到《中西闻见录》《格致汇编》《万国公报》等传教士系统的早期报刊，再佐以《点石斋画报》中的“飞车”意象。细按此章的材料组织法，与其余各章均有不同，并非以画报为主体，各种材料因缘际会、自然泊凑，更难得的是文学未被史料所淹没，仍在其中起到穿针引线的推动作用。但“飞车”这样一等一的题目，可遇而不可求，既好玩又打开了近代中国的想象空间。

北京三联版封底介绍称陈平原的晚清画报研究是有“预流”性质的研究转向。所谓“预流”即取用新材料，研求新问题。陈平原之所以与晚清画报“纠缠”二十年，我想一方面是需要东奔西走找材料，更困难之处恐怕是如何从新材料中生发出新问题，及与材料质地贴合的阐释框架。若将此书置于陈平原个人的学术发展脉络中来看，晚清画报研究并非一块飞地，而恰恰处于他诸多研究板块——从早期的小说史研究到日后的教育史、性别、都市研究——的交叠处。可以说画报研究与这些研究领域之间，直接或间接地构成某种相互滋养、彼此触发、互添光彩的共生关系。这种学术生长模式，对于囿于一隅的所谓“专门家”来说，是值得效仿的。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