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富宏

/壹/

《橘颂》是屈原《九章》中的一篇，被誉为历代咏物诗之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历代学者对此篇旨意的解读，说法不一。清人刘梦鹏说：“原所谓橘，必有所指。然不知其为谁何？”（《屈子章句》）汉代的王逸在注“后皇嘉树”时说：“屈原自喻才德如橘树，亦异于众也。”意思是说，屈原以橘自比自己的才与德。姜亮夫说：“自王逸以来，多以此篇比附屈子忠贞之德。”（《重订屈原赋校注》）这是一般看法。明清之际的钱澄之在王逸说的基础上作了引申，将忠贞之德上升到爱国层面，说：

此篇字字颂橘，因楚南多产橘树，原见橘而因以自况也。橘不肯逾淮以北，故但就其“受命不迁”“深固难徙”，重复言之。亦自伤为楚宗臣，不能去国，与橘同命。彼楚先如巫臣、子胥之辈，轻去其乡，其有愧于兹橘深矣。

（《庄屈合诂》）

意思是说，橘树生长于南方，屈原自比于橘，受命不迁，深深扎根楚国，不忍心离开楚国。而那些离开楚国的申公巫臣、伍子胥之辈，应该对橘树的热爱故国感到惭愧。换句话说，《橘颂》的基调是爱国主义的。后世诸多学者多赞同之。夏大霖以为篇中的“后皇”盖以比楚王，而橘以自比，以己心依楚王不去故国，犹橘生于南国不逾淮土。此作颂之本意。（《屈骚心印》）颜锡名曰：“橘生江南，踰淮为枳。原志不去宗国，与橘之‘受命不迁相似。”（《屈骚求志》）郑知同说：“首言‘受命不迁，末言‘行比伯夷，皆喻己为楚臣，无适他国、事二君之理。”（《楚辞考辨》）这些都是说屈原忠诚于国家。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也被人们广泛接受，但这是后人从读者的角度去理解，未必就是屈原内心的真正想法。孟子主张解读作品要“以意逆志”，根据作者之意去探测作者之志。屈原创作《橘颂》真的是表明不去他国吗？在《橘颂》的后面讲到“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屈原不仅以橘为喻，亦有以伯夷为像。仔细分析前人的观点，皆注重解读“橘”之喻意，而多有忽视“伯夷”一词，未能将“橘”“伯夷”“屈原”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解读，恐非诗人之本意。

/贰/

《橘颂》在结构上分为前后两段，自开头至“姱而不丑兮”为前一段，自“嗟尔幼志”起至结尾为后一段。许清奇概括说：“两段文字，开后世咏物之祖。上段以‘嘉树领起，以下皆形容其树之嘉处。下段以‘志异领起，以下皆形容其志之异意，然志亦只在形中。”（《楚辞订注》）许氏对结构的划分是有道理的，但未对诗人之“志”的具体内涵作详述。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后皇，后土之神。服，习也，服其水土之意。开首即说天地生植嘉树，惟橘服习楚之水土。南国，泛指南方之地。迁，迁徙，变化之意。王逸解释说：“言橘受命于江南，不可移徙。种于北地，则化而为枳也。屈原自比志节如橘，亦不可移徙。”橘是天地所生之美树，而来服习南土，不可移徙也。正因为其不迁，故谓之嘉树。深固，指橘根深。因根深而更壹志不迁。这是说橘树的本性，本性是难以改变的。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橘生长于南方，大自然赋予的秉性是不可改变的。胡文英以橘树种于此，即于此成实，徙之则不实而多死，是志之专一，深固难动也。（《屈骚指掌》）这里已经触及对橘之本性的认识。明代的汪瑗以为“南国”就是指楚国，这是不符合屈原时楚国的实际状貌的。屈原时，楚国的版图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江淮之间，顷襄王从郢迁陈，陈是今河南周口市下辖的淮阳县，后楚国又迁都寿春，在今安徽寿县。无论淮阳还是寿春，都在长江以北的中原腹地，已经是淮河流域了，橘至此已经变成枳了。所以，这里的南国仅指南方，并不能指代楚国。“受命不迁”不能与热爱楚国挂上钩，而应是说橘的本性，不能他迁。以上皆是就橘的本性来说的。

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可任兮。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

这些文字描述了橘树的叶、枝干、果实。精，橘之最忧良的部分，指果肉。内，指橘络，橘子果肉外包裹着的一层白色的薄皮，可入药。此言橘之果肉与橘络，既可食用又可药用。如果橘移植北方，就成枳，就不会有“精色内白”之果肉与橘络。橘与枳的区别正在于二者本性的不同，这种本性是南方这种特有的地理环境决定的。所以这里说的“精色内白”应该是指其本性而言的，这个本性“枳”是没有的。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对橘的特征这么熟悉，与其身份为巫有关。出土秦简《日书》中有“凡庚寅生者为巫”，这是当时的一般看法。屈原生于庚寅日，屈原也应是楚国的一个巫。巫在当时是高级知识分子，身份、地位皆高。巫精于医术，屈原也可能是一名医师。橘皮晒干后存储三年以上就是陈皮，是常见中药。药用陈皮，必须取果肉熟透还差一点的橘子，也就是取青黄杂糅者为佳。橘络也入药，可治化痰止咳平喘。屈原在此表面上是对橘的赞美，其真正的用意是对自己为巫的身份表示认同与自豪。《离骚》中诗人自称的“天赋内美”，在这里也得到展现。

以上是咏物，主要是讲橘的本性。橘外形叶青肉白，喻其本性清白。圆果青黄杂糅，黄色为贵，喻橘清白中带着高贵。橘不能移徙，喻其专一与坚守。橘可食用，又可药用，喻其有用与有利。橘的这些外形特征，都暗寓着橘的精神。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从结构上看，这里开始咏人。此处解读的关键在于“幼志”二字。王逸说：“幼，小也。言嗟乎众臣，女少小之人，其志易徙，有异于橘也。”王逸认为，幼志，即小人之志。朱熹说：“幼志，言自幼而已有此志。盖其本性然也。”朱熹以为幼志是自幼而来的志，大意不差。但仍可作更准确的解释。“幼”有“开始”之义。《管子·幼官》“幼官”，尹知章注：“幼，始也。”幼志，即开始之志，最初之志。屈原最初的志就是好好做好一个“巫”，巫的角色与职责也被屈原所认同。巫是当时的神职人员，故与常人有异。屈原做巫之志不迁，深深固结于心，作为神职人员，故无所求。与常人相比，自然属于“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神职人员的巫，无妻无儿，故十分孤寂。苏，汤炳正以为即“疏”之借字，謂远离世俗也。这些都是屈原认同的志。

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回顾自己的从政生涯，内省自身，终无过失也。

《史记》载上官夺稿，怀王听信谗言怒而疏屈平。原虽遭疏，然一心为国，从无私心，故自思无过矣。屈原执履忠正，行无私阿，故德可参配天地。

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

展望今后的岁月，人生的道路如何选择？

《离骚》中说“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不知道将来怎么办。而这里说的很清楚，未来即与橘长友。橘枝叶茂盛，华香果美，其为木，坚挺独立，无繁艳婀娜之态，而善自处，不与他物滥相交接。诗人也将像橘树一样，坚守清白的节操。

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不仅与橘为友，今后还要以伯夷为像，这是上下求索得出的结论。少，当从蒋骥作多少之少解，而不作老少之少解（《山带阁注楚辞》）。年岁虽少，意思是未来的年岁虽然不多，但愿意学习伯夷，以为师长，置以为像。伯夷，传统的解释皆以为是孤竹君之子，过周，不食周粟而至首阳山下饿死。此伯夷与屈原有何相同或相通之处？伯夷为殷人，殷被周灭。伯夷至周，逃离了故土，跑到首阳山。这种行为与橘树不迁的精神以及屈原至死不离楚国的行为是格格不入的。其实，历史上有两个伯夷，殷末周初，孤竹君之子是其中之一。另一个伯夷则是远古时期尧时的秩宗。《尚书·尧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夷是尧时的“秩宗”，主要职责是“典三礼”。《史记·五帝本纪》也有类似记载，《集解》引马融曰：“三礼，天神、地祇、人鬼之礼也。”秩宗，《集解》引孔安国云：“秩，序；宗，尊也。主郊庙之官也。”可见，伯夷的职责是“主郊庙之官”，专事祭祀典礼之事。《国语·郑语》曰：“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祭祀典礼之事，古代也是由巫掌管。可以说，尧时的伯夷也是一个巫。这与屈原的身份是相同的，故屈原引以为“像”。吴郁芳曾认为本篇所说的伯夷是尧时的秩宗伯夷，（《〈橘颂〉伯夷为秩宗伯夷考》）惜未能将伯夷与橘联系起来给《橘颂》创作命意作进一步的阐述。

/叁/

诗人既以橘为友，又立伯夷为像，那么，橘、伯夷、屈原三者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伯夷是尧时秩宗，其品行就是廉、清。上引《尚书》称赞伯夷的品行是“直哉惟清”，《史记·五帝本纪》云：“舜曰：‘嗟！四岳，有能典朕三礼？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为秩宗，夙夜维敬，直哉维静絜。”这个伯夷的特征既直又清，与屈原性格特征是十分契合的。《史记·屈原列传》称赞屈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王逸《离骚序》说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屈原的自沉是恐“损其清洁者也”。这些都是说屈原的品行是直与清，这也是屈原的本性。《惜诵》中诗人自言“行婞直而不豫”，《抽思》感叹“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诗人感叹当时的社会是“举世皆浊我独清”（《渔父》），对待不清之事，诗人痛斥“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惜往日》）。这种本性既直又清之人，像橘子一样，与生俱来，不可迁徙。橘绿色的叶子，白色的花，组成的是一个清白的世界。橘子青黃色的果实，也正喻屈原既有高贵的身份，也坚守着清白的世界。林云铭曰：“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

在屈原那里，一旦这种清白的世界不复存在，宁愿投清水之中，也不苟活于人世，保持着高贵的人格。刘向《新序·节士》叙述其事迹：

怀王子顷襄王，亦知群臣谄误怀王，不察其罪，反听群谗之口，复放屈原。屈原疾闇王乱俗，汶汶嘿嘿，以是为非，以清为瘘，不忍见于世，将自投于渊，渔父止之。屈原曰：“世皆醉，我独醒；世皆瘘，我独清。吾独闻之，新浴者必振衣，新沐者必弹冠。又恶能以其冷冷，更世事之嘿嘿者哉？吾宁投渊而死。”遂自投湘水汨罗之中而死。

屈原疾“世皆瘘”，而“我独清”，宁投清渊而死。屈原选择投水而死，正是因为水是清的。死也要死在清白世界里。《渔父》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橘颂》篇正是对自己本性的歌颂。这种本性深固难徙，苏世独立，横而不流。正因为有此本性，能“参天地”，“闭心自慎，不终失过”。即便将来的人生道路时间无多，也以伯夷为师，与橘为友，永不更改。屈原是先秦时期著名诗人，其不仅以丰硕的创作实绩将中国文学推向一个高峰，更是以高尚的人格为后世传颂。屈原做过高官，曾任楚国的左徒，参与国家的改革，制定过楚国的法令。《史记·屈原列传》说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又曾任过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王逸《楚辞章句》），掌握贵族子弟的教育事宜。因受到小人谗害，受冤遭放。但是屈原始终不忘初心，保持本性的纯洁与高贵的人格，堪称中国古代文人的典范。《橘颂》篇恰是一首坚守清白与高贵本性的颂歌。

（作者为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