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清

同样写山，王维何以与李杜截然不同呢？这里有诸多原因，说来也话长，我只是从时代上找原因，而有此比较之言说也。

李杜王三者都有不少写山的诗，我也只能每人举例三两首以比较矣。

先说杜甫。老杜有三首《望岳》诗，分别写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分别作于开元、元元、大历三个不同时期。

《望岳》（诗写东岳泰山）：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这是杜甫写于盛唐的诗，他在盛唐没有多少佳作。开元二十三年（735），诗人洛阳应试落第，随即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漫游，诗就写在漫游途中，登览名山之兴会，然寄托深远也。

《望岳》（诗写西岳华山）：

西岳崚嶒竦处尊，诸峰罗立似儿孙。

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

车箱入谷无归路，箭栝通天有一门。

稍待秋风凉冷后，高寻白帝问真源。

这是一首失意之作，作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作者饱历忧患方得重返朝廷，因抗疏救房琯而获罪丢了朝官，诗里有点英雄气短的意味了，诗写欲到华山绝顶求仙问道，以排遣内心苦闷，发出心灵深处的深沉感慨。

《望岳》（诗写南岳衡山），

南岳配朱鸟，秩礼自百王。

歘吸领地灵，鸿洞半炎方。

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

巡守何寂寥，有虞今则亡。

洎吾隘世网，行迈越瀟湘。

渴日绝壁出，漾舟清光旁。

祝融五峯尊，峯峯次低昴。

紫盖独不朝，争长嶫相望。

恭闻魏夫人，羣仙夹翱翔。

有时五峯气，散风如飞霜。

牵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冈。

归来觊命驾，沐浴休玉堂。

三叹问府主，曷以赞我皇。

牲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

诗写南岳衡山，杜甫已是晚年，日子尽在孤舟之漂泊。大历四年（769）正月，杜甫由岳阳到潭州（长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阳），复折回潭州。诗意则更颓唐了，诗突出山岳之神异，多在祭祀天地之礼上议论。

三首《望岳》旨趣、风格的不同，恰好代表了杜甫青年、中年、暮年三个时期的心态，从中可见诗人思想转变的轨迹。老杜的第一首《望岳》我们非常熟悉，诗寄托深远，心雄万夫，中心意思是，早晚有一天，我要傲视天下的。诗写东岳，气骨峥嵘，着色凛然，体势雄浑，“想见其胸中咄咄！”（金圣叹《杜诗解》）。“决眦”二字尤传神，俯视一切，具有极高的期望值。这正是杜甫不同于王维的关键所在。用所谓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来说，杜甫诗有我。用日本学者川合康三评韩愈《南山诗》的话说，诗之“通篇显出人和世界的紧张关系”。诗中似在怄气，是在赌气，反正是气不顺。用顾随的评价，就是比较直。杜甫的后二诗，可谓“气骨顿衰”也。写西岳的那首是“问天”，写南岳的那首是“祭天”，我到底有什么不是呀？他感到冤枉，他心里很不服。表示要向神灵询问天理，然又有什么办法才能弄得仙人九节杖呢？诗中充满了哀怨与悲伤，情绪非常低落，是悲声哀音，肯定不是“盛唐正音”。杜甫横跨盛唐与中唐，这三首诗也有盛唐与中唐的区别。即便是他写于开元的诗，也非“盛唐正音”也。

李白写山的诗很多。李白在入长安前后，写了不少与山有关的诗，脍炙人口的如《登太白峰》：

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

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

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

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

一别武功去，何时复更还。

此诗写作年代有二说，一说写于开元十七八年，李白三十岁左右，初入长安后。一说写于天宝元年（742）应诏入京时作。我以为，以写于其被“赐金放还”后为好，也就是在天宝三年前后，诗写的是一种失意以及因为失意而生成的惆怅与苦闷。诗人受到沉重打击，被逐出京城，感到入仕无望，然又恋阙难舍，“何时复更还”？耐人寻味，将其欲去而难行的微妙复杂的矛盾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

又如《古风五十九》其五，即登太白山：

太白何苍苍，星辰上森列。

去天三百尺，邈尔与世绝。

中有绿发翁，披云卧松雪。

不笑亦不语，冥栖在岩穴。

我来逢真人，长跽问宝块。

灿然忽自哂，授以炼丹说。

铭骨传其语，竦身已电灭。

仰望不可及，怆然五性热。

吾将营丹砂，永与世人别。

此诗的写作时间也难考，多说是写于开元十七八年（729），初入长安求官受挫折以后。每当李白理想受挫，都有强烈的出家思想来平衡情绪，其对现实的不满与郁闷，企求在虚幻世界得以解脱。诗人自述在太白山上遇见仙人，得其炼丹秘诀，而有“永与世人别”的去意。

这类写山的诗还有如《望庐山瀑布》《登峨眉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等，最长的是组诗《游泰山六首》，五言九十六句。李白写作此诗时年已42岁。

平明登日观，举手开云关。

精神四飞扬，如出天地间。

黄河从西来，窈窕入远山。

凭崖览八极，目尽长空闲。

偶然值青童，绿发双云鬟。

笑我晚学仙，蹉跎凋朱颜。

踌躇忽不见，浩荡难追攀。

《游泰山》为连章古诗，此诗为六首其三。《游泰山六首》几乎篇篇写神仙与仙境，写其遇仙而与仙人活动的场景。诗人以仙来麻痹，企图通过描写幻境来解脱失意痛苦，而远离社会现实。“凭崖览八极，目尽长空闲”，诗人揽万象于目中，驰神思于毫端，而有飘飘然羽化登仙之意。然而，“笑我晚学仙，蹉跎凋朱颜”。如今已老大一把年纪，仙途与仕途两空，懊恼莫名，惆怅不尽，最后的“浩荡难追攀”，则写出了无限伤感。

李白的这些登山诗，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游山与游仙不分；二是，写山与写理想相系。“白性本高逸，复遇偃蹇，其胸中磊砢于诗乎发之。泰山观日天下之奇，故足以舒其旷渺而写其块垒不平之意。是篇气骨高峻而无恢张之象，后三篇状景奇特而无刻削之迹。盖浩浩落落，独来独往，自然而成，不假人力大家所以异人者在此。若其体近游仙，则其寄兴云耳”（《唐宋诗醇》评）。此评《游泰山》语，而可移评其他诸诗。李白的《蜀道难》，应该也算是写山的诗，殷璠说其“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调也”。（《河岳英灵集》）所谓“鲜有此调”，就是非常少有，就是很不多見。中唐与贾岛并称的姚合，也就是主编《极玄集》的姚合，他说“李白《蜀道难》，羞为无成归”（《送李余及第归蜀》）。《蜀道难》写于开元十八年，李白第一次长安求仕失败，无成之羞愤，而借蜀道之艰险以抒发。此诗“纯用蜀道之巉岩畏途以喻仕途之坎坷，借旅人之蹇步愁思以喻失志之幽愤”。（安旗等《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P161）李白一生饱尝失意滋味，如同登山而备受蹭蹬之艰难，他现实中失意而往往以登山为喻，多去写山，写山中仙人与仙境，写其参乎其间的活动，给人以神奇奥旷而惝恍渺冥的快意美感。胡应麟《诗薮》说：“李才高气逸而调雄，杜体大思精而格浑。超出唐人而不离唐人者，李也；不尽唐调而兼得唐调者，杜也。”（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P70）此评非常精到，分明是说，李杜诗已非盛唐“正音”，而成为一种具有突破与开创意义的盛唐“别调”。李白包括杜甫，走出了王维诗的磁场引力而没有被同化，揖别了诗坛占绝对优势、绝对权威的盛唐正音，而成为他们自己，而唱出了轰天巨响的时代最强音，而成为“超出唐人而不离唐人”者，成为“不尽唐调而兼得唐调”者也。

同样是写山，王维就不像李杜那样写。徐增《而庵诗话》说：“作诗如抚琴，必须心和气平，指柔音澹，有雅人深致为上乘。若纯尚气魄，金戈铁马，乘斯下矣。”我不这样看，我不以风格而取诗之高下，然“风格即人”（布封语），风格亦即时代。譬如王维《归嵩山作》诗云：

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

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

诗写于开元二十二年（734）秋。王维当时的境遇未必比李杜好，也赋闲在家。王维以《上张令公》诗干谒罢，便走向嵩山。深味此诗，让我们读出了无可无不可的超逸与自信。诗写归隐，车马轻盈从容，平川欢快清朗，流水有意，归鸟伴飞，一切景致皆从人之闲适。笔意轻快，情味澹泊，意境和穆，不求工而未尝不工也。

王维《终南山》诗云：

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诗约写于开元二十九年（741）。诗写山的变化，在变化中写山，旨在咏叹终南山的伟大灵秀，表现人与山一体的安全感与自在性。王维以40个字为偌大一座终南山传神写照，妙在“以不全求全”，“以少总多”而“意余于象”。

王维《终南别业》诗云：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此诗旨在表现诗人隐居山间时悠闲自得的心境，而没有描绘具体的山川景物。“此种皆熔炼之至，渣滓俱融，涵养之熟，矜躁尽化，而后天机所到，自在流出，非可以摹拟而得者。无其熔炼涵养之功，而以貌袭之，即为窠臼之陈言，敷衍之空调。”（《瀛奎律髓汇评》引）诗写其归隐的快意，随任自然，随缘适意，兴致来时就独自信步漫游，走到水的尽头就坐看行云变幻。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水穷而不虑心，云起而不起念，只有过程，没有结果，也不问结果。没有目的，没有心机，没有时间概念，一切都很偶然，一切都在和乐融融中进行。

“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合情合理”（尼采语）。王维消融于山的深度里，也消融于时空和外物的深度里，无意于时空的存在，似也无意于自己的存在。三首写山的诗，也写在三个时期。不管是在哪个时期，诗人始终是审美的，着力写感觉，写心性，写物我天人同构冥合的关系，卓绝地完成了山水诗从形意分离到形意一体的超越，表现出极高的人性的自觉性和心灵的满足感。杜甫把“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作为生命的终极目标；李白以“凭崖览八极，目尽长空闲”作为生命的有限征服；王维则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而将生命的本能和效价提升到审美的品位，将生命从有限中超越出来，在充满着生存自信、自在与尊严的情意中，显示合情合理的生命的卓越意义，展示人性和人格的全部瑰丽。王维的这种以虚写实的方法，突出主体的自由自在的状态，放大了自然山水中的生机和韵律。这是他对世界关系的深刻把握，也是盛唐诗的典型表现，不仅不同于“犹以逼写见真”的杜甫，也不同于“写其块垒不平”的李白。人道是，诗穷而后工。明人吴宽则说：“穷而工者，不若隐而工者之为工也。”（《匏翁家藏集·石田稿序》）李杜诗乃穷而后工，王维诗是隐而后工。王维与李杜，最大的不同在追求上，王维是人在魏阙而心在江湖，李杜恰恰相反，是人在江湖而心在魏阙。因此，王维容易气顺，李杜容易气闷。因此，李白杜甫与王维的诗呈现出两种形态的美。李杜诗以气胜，以风骨胜，充满了冲突美，矛盾美，甚至是斗争美。而王维诗以和谐胜，和谐美是王维诗美的最突出的特征，王维诗也是和谐美的最生动标本。“王维和李杜一起，在盛唐时代创造精神的鼓舞下，各自开辟了风貌不同的崭新的诗歌天地，成为盛唐诗坛上的大家。”（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P352）王维与杜甫，分别代表了两种诗风，作为“盛唐别音”的李杜伟大，而作为“盛唐正音”的王维也伟大。

总括起来说两层意思，一是时代问题，一是环境问题。时代是大环境，指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社会性因素，个人生活活动的具体场所则是小环境，这小环境，即诗人所处的人际背景和自然环境。

虽然李白与王维几乎是同年生亦同年死，二人所处的大环境是同样的。但是，二人的“小环境”迥异，王维生活在盛世的京城，在职于集权中央，而李白仅有不足两年的时间享受过王维的这种“待遇”，其余基本是被边缘化的，处于流离失所的放浪中。因此，两人对时代的感受，绝不一样。小环境是个人感情产生的主要来源及情感抒发的载体直接影响诗人生活质量和情感构成的是他具体生活的小环境。

而杜甫，虽然只比李白王维小十一二岁，却仿佛是两个时代的人，杜甫主要的活动时间在安史之乱后，可以说，杜甫所处“小环境”极其恶劣，饱尝“饥饿”之况味。杜甫遭逢安史之乱，他颠沛流离，所到之处皆战乱与凋敝，可谓满目疮痍，饿殍枕藉，他自己也连饭都不得到嘴。天宝十四载（755）杜甫往奉先省家，未进家门就听到哭声，原来小儿子也饿死了，他满怀悲愤地写下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而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汪静之先生就认为：杜甫博爱思想的真正来源，就“只是一个‘饿字”。他在1928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李杜研究》中指出：“这饿字的功劳真不小，成就了子美的博爱思想，而子美全部诗集也都是由饿所逼成。”詹福瑞先生非常欣赏这个概括，他说：“真是简单而又切实的真知灼见。如同李白的不羁之才受到压抑而产生了他的自由思想。”（詹福瑞：《不求甚解：读民国古代文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2008年版，P121）

评价古代诗人，非常需要历史眼光，需要史识与史观，需要实事求是的辩证思维，需要客观公允的科学态度。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每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密切联系相关，我们对诗人的行为既不能不切实际地过分苛求，也不能没有分寸地过于神化。中唐以后，特别是宋以后，论诗言必谈李杜，这是经过重新洗牌以后的唐诗现象，但不等于说在开元天宝时也是这个样子，不等于说李杜诗就变成了“盛唐正音”。

（作者系中国王维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