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德明

康有为是近代著名思想家、改革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旅行家，所到过的国家之多、旅游路程之远、游记著作之多，无人能比。1898年9月，戊戌變法失败后，康有为被迫流亡海外，直至1913年11月才得以归国。康有为把国外流亡生活当成了环球考察之旅的绝佳时机。在这16年中，他曾游历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以及日本等国，也到访过印度等曾经有过文明辉煌但近代以来逐步走向衰败的殖民地国家。回国后，他请著名篆刻家吴昌硕刻过一枚朱文小字印章，上刻：“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他还以略带自嘲的口吻审视自身的流亡经历：“两年居美、墨、加，七游法，五居瑞士，一游葡，八游英，频游意、比、丹、那，久居瑞典，十六年于外，无所事事，考政治乃吾专业也。”（康有为《共和平议》，1917年）

康有为曾打算将对欧洲的游历著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但后来只有第一编《意大利游记》和第六编《法兰西游记》成书。除这两部游记外，康有为还写了不少游记刊登在报章杂志，有的游记则仅有手稿，岳麓书社将这些材料汇集起来，编成《西班牙等国游记》《英国游记》《德意志等国游记》，收入《走向世界丛书》出版。

康有为所写游记的最大特点是不仅仅记名胜古迹、风土人情，而是着意考察各国政治。这一点，康有为之女康同壁作过简明扼要的概括：“其考察着重于各国政治风俗，及其历史变迁得失，其次则文物古迹，凡关于掌故者，无不考核研究，摩挲殆遍。”康有为的游记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从以下介绍可见一斑。

《意大利游记》：对西方文明的反思

《意大利游记》系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二日至十四日游历意大利时所记。游记的主要内容是：

一、实地考察欧洲，颠覆了他对欧洲文明的认识，开近代中国人反思欧洲文明、文化之先河。他游览了那不勒斯、庞贝古城、维苏威火山、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等地。他发现意大利人“至贫，多诈，而盗贼尤多”，目睹意人“褴褛之情，颠流之状”，深感“未游欧洲者，想其地若皆琼楼玉宇，视其人若皆神仙才贤”，“岂知其垢秽不治，诈盗遍野若此哉！”“故谓百闻不如一见也”。他还说：“吾昔尝游欧美至英伦，已觉所见远不若平日读书时之梦想神游，为之失望。今来意甫登岸，而更爽然。”他深有感触地说：“故吾国人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国地，以互证而两较之，当不至为人所恐吓。”

二、康有为的游记，慧眼独具，常常能看出一般人难以看出的重要问题，挖掘其深刻价值。以游邦渒（庞贝）古城为例，他乘坐肩舆，仔细游览了庞贝古城，参观了戏园、神庙、磨店、官署、富室，舞室、大浴房、妓馆、牛肉店、面包店等，其突出印象是庞贝古城“神庙甚多，富室甚多”。之所以花数千字的篇幅详细记载庞贝古城观感，是因为具有独特价值，“欲知大地进化者，不可不考西欧之进化。欲知西欧进化者，不可不考罗马之旧迹。欲考罗马之旧迹，则莫精详于邦渒矣”。他认为庞贝古城“此为地球第一之大古玩。而所关于政治、文化、风俗之法戒，以为进货退化比较之具，亦莫大之鉴矣”。

三、康有为实地考察并进行中西比较研究后阐述了他的文明观。其一，他认为统一促进了文明，分裂不可能促进文明的发展。“中国号有文明，皆进于汉唐宋一统久安之世。”那种认为欧洲分裂导致竞争，竞争进而促进文明的发展的观点是不值得一驳的，印度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印度由一统自裂为二百馀国，遂永沦灭而为奴，再复兴之无日。若欲分裂也，呜呼！其为罗马、印度哉。”其二，他将罗马文明和中国古代文明进行比较，认为罗马宫室不如中国秦汉时，但中国保存古物不如罗马。原因是一方面“我国人不知崇敬英雄，不知保存古物”，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古建筑大都是木结构而不是石头所砌，容易失火，导致“中国文明，不得追埃及、印度、雅典、罗马之后，真可愤也”。为弘扬中华文明，他提出一要保存古物，“各省府州县士大夫，宜处处开一保存古物会”，二是“建筑用石”。

《法兰西游记》：对法国大革命的追问

《法兰西游记》系康有为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廿三起赴巴黎时所作。全书分四部分：法兰西游记、法国之形势、法国创兴沿革、法国大革命记。实际上只有第一部分是游记。

全书开篇记其对法国的观感：“学问、技艺，皆远不如德、英。”“若夫览其革命之故事，睹其流血之遗迹，八十三年中，伤心惨目，随在多有”。“而今议院党派之繁多，世爵官吏之贪横，治化污下，逊于各国”。

游记的重点是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惨痛教训，以作为中国的镜鉴。他说，法国大革命“流血尤多，震惊欧土，波及东洋，罢弃君权，改行宪政，大地数千年来，为升平之第一关键。则其波澜浩漫，殆世界近事，未有大于是者也。惟路易十六自开议院，究非暴君，乃遭滔天之大祸，而为专制君主之永鉴，斯为不幸也”。肯定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的大事件，但路易十六的遭遇可为专制君主之“永鉴”。

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是：“法国何为而起大革命也？法封建僧寺之贪横，税敛刑法之苛重，民困苦不聊生，其可骇可悲，实中国人所未梦想者也”。另外，“法之召大乱也，以初开议院之制未善也”，拉飞咽（今译“拉法耶特”）助美国革命成功，“欲以美国之政施之法国，而不审国势地形之迥异”，“于是在美行之而治，在法行之而乱也”。他认为美国的治国药方“人权平等”“主权在民”“普通选举”，“实天下公理之至也”，但要移植到法国，则要注意时机，“苟未至其时，实难躐等”，“拉飞咽不审先后缓急之宜，见义勇为，遽以权理案，乃以暴毙焉。吁！其可伤也。”

他极力渲染法国大革命之血腥与恐怖：

妄行杀戮，惨无天日。始以除王党，继以除异己。不择善类，不论民党，互相争权，流血遍地，断头台上，无能免者。首创变法、倡始革命诸功人，莫不戮屠无遗种，以是酿成恐怖之世也。

面对当时中国方兴未艾的革命局势，他一方面承认这些革命者的正义性、必然性：“皆因目击国弱，积愤牝朝，无所发抒，郁极生变”，“盖忧国至极，以为舍此无由，故不得已而出此也”，另一方面提醒和警告革命者，革命可能导致西方列强的干涉，“假定乱之名，以行其瓜分之实”，那样的话，“岂止流血百廿九万哉”？“不尽杀四万万人不止。即幸能存者，亦留为白人之奴隶马牛而已。”并且革命还可能导致内乱，“夫经革命之后，全国散漫，控御无方；内乱并起，而外侮乘之，中国之亡亦速耳”。上述观点，以往通通被人贴上“反对革命”“开历史倒车”标签，其实是精华和糟粕并存，有相当多的合理成分。

《英国游记》：中国在城市建设中，应以伦敦为鉴

收入《英国游记》《补英国游记》《英国监布烈住大学华文总教习斋路士会见记》《游加拿大记》等。《英国游记》探讨了“何独英为最能自治、最得民权、最先创宪法、最先创物质汽机”的原因。从人种、拿破仑封锁大陆方面看，英国并不具有优势。之所以能如此，是“岛国绝海为之也”。一方面英国远离欧洲大陆，没有欧洲大陆那么激烈的生存竞争，英国完全可以“闭关卧守”，“故英制压制不深，而生民生存稍易”，“而又小国寡民，人数百万，故君不甚尊，民不甚贱”。另一方面，相对安定的环境，使英国能吸引欧洲大陆来避乱的各方面人才，“英以海外绝岛，易于避乱。故每当大陆之兵争大乱，德、法之名士、名匠、大商、富家皆走避于英，受廛为氓，英乃大开网罗而受之。名士多，则学日以智；名匠来，故艺日以精；大商富家麇集，故财用日以丰盛。是故英之政学工艺盛者，乃大陆之频战力争有以为之，渊驱鱼而丛驱雀也”。但是马达加斯加、爪哇、吕宋、澳洲、古巴都是岛国，为何不能像英国那样富于创造性？康有为的解释是：“夫是数岛者，生于热带，民皆蠢愚。既无从比较于英矣，且去大陆文明太远，民天生于岛中，地小而文明不开，无从濡染以启发其智慧。”他是从地理环境、气候、人种、离文明国家的远近这些角度来分析的。

伦敦大雾迷漫，污染严重，原因是城市扩张太快，“盖伦敦以次第开辟，骤施于百年中，无从迁改”。康有为由此想到，中国将来在城市建设中，应该以伦敦为鉴，办法是保存旧城，另建新城：

吾国从兹变法，明逆后事，乃可以新国治之，不可苟且图存旧城也。宜划城外地为新市邑，开马道汽车以诱致吾民。计铁道既通，聚民甚速，成都成市，皆在指顾，是在画地。居民者之有远图，而伦敦者亦可为鉴矣。

晚清出使英国者众多，他们都写到了雾都伦敦污染严重，但没有一个人像康有为那样提出应以伦敦为鉴，保存旧城，另建新城，康有为的主张不可谓不超前。

《英国监布烈住（Cambridge，剑桥）大学华文总教习斋路士会见记》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在“万国交通竞争之世”，既要变革，又不能完全抛弃传统，更不能崇洋媚外，为他人之奴仆：“吾观夫欧人之变法也，利用其新，而不必尽弃其旧”，“苟不问其可否，一概屏除，见西法则师之，见我法即弃之，既不能保存国粹，则无深情雅趣、逸旨高怀，而人格斯下”，况且“一国之立，自有其固定之精神，不在其表面之形式。若只知事事从人，以顺为正，是奴仆也。此在野蛮之国则可，岂具有数千年文明之中国而亦甘为婢妾之行哉？”这种观点，即使在今天，依然没有过时。

《德意志等国游记》：中国分裂必然招致瓜分之惨祸

此书包括《德国游记》《补德国游记》《丹墨（丹麦）游记》《挪威游记》《瑞典游记》《比利时游记》《补比利时游记》《荷兰游记》诸篇。

《德国游记》开篇就赞扬德国：“今欧洲骤盛之国，武备、文学、政治、工艺、农商并冠大地者，莫如德矣。”还说：“吾遍游欧各国，见政治之清肃，道路之清洁，文学、武学之修明，人性勤俭，近者工艺商务蒸蒸日上，侵英轶美，无有如德国者”，“吾观德国真无物无事不居各国上。可畏哉！”他从柏林看到了德国的新兴气象：“入柏林中，但见整齐、新洁、严肃之气象，乃叹强霸之有由也。视伦敦、巴黎不免拖沓矣，视美国又嫌散漫”，“行遍欧土，惟柏林耳，严肃之象，布于四境。乃叹俾士麦之治法也”。

他赞扬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功绩，指出中国统一才能致富强，分立必然招致瓜分之惨祸：

无俾士麦，则德各小邦蕞尔分土而治，拿破仑第三之大鸟啄之于南，俄尼古拉、亚历山大之狞狮吞之于北，诸小邦即不尽亡而困弊甚矣，宁得如今日之繁富耶？甚矣！合一之为功而分立之致祸也。俾士麦之功伟矣哉！今吾国人昧昧于时势，览欧土之诸雄以竞争致富强，乃欲将中国之一统而亦思分之，以自促其瓜分之惨。不师强德而法印度，其愚何可及也！

他参观德国武器库，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大炮铸造比西方先进得多，即使美国南北战争时的大炮也不如明末清初的大炮“精而巨”，西方“进化全在此数十年间，不知者徒以其今日之强而震之，亦太愚矣”。他以美国攻破吕宋、西班牙征服墨西哥為例，说明“无炮之惨祸”，呼吁“忘战必危，有备无患”。

他对德国的音乐、戏剧、啤酒赞不绝口，说“德音乐为欧土冠，其戏剧演故事，宫室、山川、风云、雷电皆迫真，虽与各国同，而沉雄悲楚之气，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绕云之响，则德为绝唱”；赞扬慕尼黑啤酒为“天下第一”：“猫匿（慕尼黑）之啤酒名天下。吾遍饮欧美各国之啤酒矣，皆略有苦味，惟猫匿之啤酒入喉如甘露，沁人心脾，别有趣味……故猫匿啤酒真为天下第一。”

他分析世界大势，“昔者之竞争在大陆，今之竞争在大海”，“有海军者，可化小为大，通近作远，视全地如其国境，若英是也；无海军者，如鸟之无翼，鱼之无翅，人之无足，即庞然大物，与自桎幽囚无异，如吾国是也”。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发人深省。

《来因观垒记》写作者沿莱茵河游览，“夹河皆山，依山皆垒，数百里相望不尽”，“垒也者，故侯之宫，而争战之场，欧人之白骨所筑，赤县所染而成之者也。伤心哉！吾国之古战场，可吊者有几？而来因河畔则接目皆古战垒。五十年前之欧民，何罪何辜，而二千年蒙此惨酷？”康有为登高放歌：“来因河流德人命，据险东争终取胜……德法千年铁血多，孰成霸者来因波。路易十四俾士麦，后来之英奈尔何？霸图大小得失在地势，横览天下无殊科。石坛兮嵯嵯，云影浪流共婆娑，江山凭吊夕阳过。”此文抒发了康有为对兴亡、战乱的深刻感受，令人联想起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是游记中的上乘之作。

《西班牙等国游记》：“陆国我最大，愿起神州魂”

收入《满的加罗（摩纳哥）游记》《西班牙游记》《葡萄牙游记》《瑞士游记》《补奥游记》《匈牙利游记》《欧东阿连五国游记》《希腊游记》，共八种。和其他游记一样，康有为最为关注的是欧洲各国的历史文化、宗教纷争、名胜古迹。其最有价值部分，为关于西班牙、土耳其、希腊的记述，另外，他关于摩纳哥、奥地利、匈牙利、塞耳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马其顿等国的记述值得注意，因为之前很少有中国人到过那些国家，更别提像康有为那样写出详尽而全面的游记了。

《西班牙游记》记从法国南部进入西班牙，望见比利牛斯山，峰峦竞秀，应接不暇：“汽车终日穿山行，岩壑百重，峰峦万簇，争奇竞秀，青绿未了，山秀嫩已极。岭颠皆种葡萄，连畦接云，望皆碧绿。”但到首都马德里，印象却不佳：“街道狭而污”，“客店皆褊小”，坐马车出行，乞丐“随车行乞”。惟一值得称道的是饮食：“惟烹调颇美，能合数味为之，甚似中国。”

《葡萄牙游记》写到在游多连度噫士L拉寺时，看到许多有功于全球之名人石像，不禁感慨葡萄牙虽为弹丸之地，却是名符其实的泱泱大国：“葡虽海隅弹丸国，而印度远东乃其交通，巴西数万里为其开辟，欧人与我通商，遂为第一最先之国，奄有南美洲，实为泱泱大国”，进而联想到“假无科伦布（哥伦布）及诸公，吾其能游大地而睹新世界哉？故览诸像甚拳拳焉”。

《突厥（土耳其）游记》前有小序，劈头就阐明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先找出病症，对症下药，并且有的可改，有的则不能改，“病家不能医方，徒愤激于病剧而妄用刀割，未有不伤死。乱国之人，不学治术，徒愤激于旧弊而妄行革变，未有不危亡其国者也”。改革一定要从本国的历史、风俗、国情出发，循序渐进，“旧制行之数千年，实人心国命所寄，纪纲法度虽有积弊，只可去太去甚，以渐行之，如尽去之，人心国命无所寄，则荡然而大乱耳！”康有为政治观点以保守著称，但这些见解却颇有先见之明。

土耳其本来是封建专制国家，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廿九日，忽下诏“复行立宪法”，康有为正好这天来到君士坦丁堡，亲眼看到了土耳其革命，看到了人民载歌载舞的欢呼情景。他介绍土耳其本来在光绪四年被俄战败后，宰相阿士文曾行立宪。但后来被“突主”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废除。土耳其立宪有何教训？与清末立宪有无关系？似乎还少有人关注。

《希腊游记》开头就说：“希腊为欧洲文明之祖，向慕之久，欲游数矣”，但到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七日才成行。他认为“大地文明之国，惟吾中华、印度、巴比伦、亚述、波斯、埃及与希腊矣”。而希腊之文明，又“以雅典为盛，国会、议院、立宪、民权之制，雅典实为大地之先河”，“即吾中国最为数千年独立文明国，而今者立宪、国会、议院之制，石室、公园、浴场、戏馆、刻像、音乐之事，不能不用欧制，即亦不能不溯遠祖于雅典”。但是康有为认为共和、民权、民主并非适用于所有国家，“共和民权，只易行于小国，故卢梭谓共和政宜行于二万人之国”，“若吾中国，自黄帝时即已征服万国而统一之，泱泱大陆，比于全欧。假令立民主乎，则道路不通，纪纲不立，中国反不能强、不能安，而为人所弱，或分乱成多国久矣”。游记的最后，康有为抒发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然则古文明国地至大，人至多，传至古，文字、种类、宫室一切皆不少变，而能保存者，横览大地，惟有我耳”。在《游希腊毕感赋》中他呼吁：“陆国我最大，愿起神州魂。”

康有为写这些游记的目的，在《意大利游记》自序中说得很明白，是想通过对西方的实地考察，为中国寻找解决问题的药方，而他就是尝遍百草的神农。因此这些游记虽名为游记，实则是政论，从中可看出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的政治思想。而康有为当年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对中国历史、前途命运的思考，“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国地”的研究方法，“陆国我最大，愿起神州魂”的殷切期望，依然值得我们借鉴和深思。

（作者系岳麓书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