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出版，引起学术、思想乃至文化界高度重视。这套丛书见证了百多年前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艰难历程，对于开展近代思想史、文化史、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史研究，意义和价值巨大。因其对思想解放起了推动作用，这套丛书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最大的丛书之一，毫无疑问是改革开放伟大成就在文化出版界的体现和标志。时隔三十多年，《走向世界丛书》续编问世，汇集了65种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珍稀史料，对于今天中国人认识世界、走向世界、借鉴世界文明成果，依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现实价值。正值《走向世界丛书》全套100种再版之际，我们约请钟叔河、雷颐、陆建德诸位先生及岳麓书社编者撰文，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与学术界和思想文化界展开新的对话。

/壹/

中國知识分子亲历西方留下记述并产生影响，是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的事情。13世纪出生于北京的中国畏吾儿（维吾尔）巴琐马（Bar Sauma）充当蒙古伊儿汗的使节到罗马教廷和巴黎，其游记英美早已从叙利亚文译出，但中国至今尚未有过译本，当然更谈不到有什么影响。18世纪初樊守义随艾约瑟（Jos. Ant.Provana，1692-1720）经巴西往欧洲，所写《身见录》稿本藏罗马国立图书馆，只有阎宗临、方豪等数人见过原文。鸦片战争前二十年成书的《海录》，记录了广东嘉应州人谢清高1782年遇海难被“番舶”救起，因而“遍历海中诸国”后口述的见闻，其中谈到了“英咭唎”“咩哩干”等欧美国家，但语焉不详，而且颇为肤浅。直到1847年容闳留学美国后写成《西学东渐记》，1866年斌椿、张德彝等奉派游历欧洲后所写的《乘槎笔记》和《航海述奇》，1867年王韬受聘去英国伦敦所写的《漫游随录》，1868年志刚巡回各国递交国书所写的《初使泰西记》，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法留下的《伦敦与巴黎日记》，1876年李圭赴美国参加费城万国博览会所写的《环游地球新录》，1878年徐建寅去德国考察造舰、兵工所写的《欧游杂录》，这些才能算作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亲往西方进行接触和交流留下的记录。所有这些早期的记述，都是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资料。

讨论19世纪西方文明对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其意义早已超出了旧的所谓中西交通史的范围，因为中国的近代化即现代化，实在是“西学东渐”的结果。我们当然不能把近代中国的进步完全归因于接受了西方的文明，但是也不应该把近代西方与中国的关系看作仅仅是侵略与受害的关系。历史本来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早期到西方去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社会地位各不相同，在中西交往中所持的观点和所起的作用也各有区别。他们观察的记录，从很多个局部和侧面，生动具体地反映了传统观念在“西潮”冲击下的反应和变化，内容是十分复杂而丰富的。

从19世纪40年代以迄世纪末，“出洋”士大夫留下的这类记述数量颇多，作者所见过的即达三百余种，但过去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原因有三。首先，它们大都流传不广。例如郭嵩焘其人，《清史稿》本传称之为中国遣使西洋之第一人，其出使英法日记，除赴欧途中极小一部分外，即从未公开发表。再次，偶被摭引，辄多讹误。如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专刊·洋务运动》书中，曾选刊《初使泰西记》若干则，却把作者名字误为宜垕，这其实是避热主人编次本《初使泰西记》作序者的儿子的名字。三是少数记述虽曾刊行，却多不被重视，亦难称善本。如《西学东渐记》原来只有徐凤石、恽铁樵译本，其中把曾寄圃误译为“曾继圃”，张斯桂误译为“张世贵”，羊楼洞误译为“杨柳洞”，常山误译为“萧山”，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贰/

19世纪旅西中国知识分子的记述，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由知之甚少到逐步有所了解的实际过程。17世纪以前，中国人所知的外部世界，基本上没有超出亚洲的西界。利玛窦1601年入京师，自称来自大西洋，“礼部言，《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艾儒略（Julio Aleni）来华后，1623年译《职方外纪》，简述世界地理，清乾隆朝被收入《四库全书》。以博学著名的纪晓岚为此书撰“提要”时却说，书中所叙五大洲四大海（洋）“为自古舆图所不载”，“多奇异，不可究诘，录而存之，亦足以广见闻也”。可见明代来华的西洋教士所写的书，并没有起到在中国传播世界知识的作用。直到19世纪前期，中国人对欧洲仍然所知甚少。

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注意西方国家的情况，请人译述香港、澳门的西文书籍，加上中国史籍中的材料，编成《四洲志》《海国图志》等书。范文澜称林则徐为“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其实，他们虽然开眼看了世界，却没有开步走向世界，他们对西方的认识仍然是十分隔膜的。林则徐在奏折中断定开战英人必败，因为“夷人除枪炮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中国人真正走出“闭关锁国”的国门，亲自去接触和了解西方的社会和文化，只能从斌椿、李圭、王韬、郭嵩焘等人算起。

斌椿于同治五年由海道去欧洲游历，过锡兰岛时记云：“过此以往，则自古未通中国，载籍不能考证，惟据各国所译地图，参酌考订。”这实际上是对未知世界开始作破天荒的考察。黎庶昌还曾专门编写《欧洲地形考略》，系统介绍欧洲的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情况。李圭由日本东航美国，横过北美大陆，经欧洲，由地中海、印度洋归国。他在《环游地球新录》中写道：

地形如球，我中华不信是说者十常八九，圭初亦颇疑。今奉差出洋，得环球而游焉，乃信。……使地形或方，日动而地不动，安能自上海东行，行尽而仍回上海，水陆共八万二千三百五十一里，不向西行半步欤？

他和张德彝都绘出“地球图”，标出自己旅行的路线，列于日记卷首。这些图和他们关于外国概况的记载，今天看来虽然不免浅略，对于当时国内的人们却有发聋震聩的作用。李鸿章亲自为《环游地球新录》作序，称赞该书“于（美国）物产之盛衰，道里之险易，政教之得失，以及机器制造之精巧，人心风俗之异同，一一具载。……果能殚心考究，略其短而师其长，则为益于国家者，甚远且大”。康有为也是在22岁时读了《环游地球新录》等书，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对于封建专制政体的优越性，才开始走上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道路。

关于对西方国家的认识之逐渐由浅而深，可以举荷兰为例：

《明史·和兰传》：

和兰，又名红毛番，地近佛郎机（按：此指葡萄牙）。永乐、宣德时，郑和七下西洋，历诸番数十国，无所谓和兰者。其人深目长鼻，发眉须皆赤，足长尺二寸……其所役使名乌鬼，入水不沉，走海面若平地。

谢清高《海录》：

荷兰国在佛郎机西北。疆域、人物、衣服，俱与西洋（按：此指葡萄牙）同。唯富家将死，所有家产欲给谁何，必先呈明官长……土产：金、银、铜、铁、玻璃、哆罗绒、羽纱、哔叽、番碱、酒、钟表。羽纱、玻璃，甲于诸国。

斌椿《乘槎笔记》：

荷兰纵六百五十里，横三百五十里，西北滨大西洋海，夷坦无山，港道纷歧。民受水害，因习水利，善筑堤，又善操舟行远。南洋各岛国，皆建立埠头。……六朝时，自立为侯国。及明时，侯政苛虐，南部不能听命，屡有战争。至道光十一年，自立为君，称比利时国。

实地观察与“承袭傅会”之不同，将上面这几条材料一比较，就十分清楚了。我们固然不能说近代关于西方的知识全系出国人员采访得来，但直接接触毕竟是取得真切了解的主要途径。薛福成有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昔郭筠仙侍郎（按：即郭嵩焘）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抵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征之。

由此可见，直接接触和间接了解，在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不同。

/叁/

当然，19世纪的中国读书人，从原来闭关锁国的状态下开始走向世界、走向西方，并不仅仅是为了考察地理，而是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吸引，希望去寻求富国强民之道。从他们的记叙中，可以充分感觉到西方现代化的技术、科学、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当时中国人的直接影响。

火车、轮船、军械和机器，是最早引起中国人注意的西方技术。张德彝同治五年（1866）对欧洲轮船、火车的描写，算是最早和最详细的：轮船“以火蒸水，水滚则上下铁轮自转，轮转则船自行矣，……但见两岸驰驱飞去，不觉轮船半步移动”；火车头“内藏水火轮机，外树烟筒，……以此一车而带数十辎重，行疾如飞，其力可知矣”。其时国内顽固守旧者反对铁路、轮船，“曾劼刚以家讳乘坐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大哗，数年不息”（郭嵩焘致李鸿章书）。英商所筑上海吴淞铁路，工竣营业，乘客很多，也被清政府以款二十八万两赎回拆毁。而张德彝由于亲眼看到了铁路对交通运输的巨大作用，态度鲜明地宣称：“此举（指修造铁路）洵乃一劳永逸，不但无害于商农，且裨益于国家。西国之富强，良有以也。”

《欧游杂录》的作者徐建寅，是中国近世第一代科学技术专家。他于光绪五年到欧洲去考察兵工技术，订造铁甲兵船，参观了克虏伯、伏耳铿等大制造厂，详细记载了六十余项制造工艺和设备，如复合钣轧制、仿形切削、挤压成型等，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给徐建寅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这些设备和工艺外，还有西方的工业管理制度和人才培养制度。他除了详记技术资料（有时并绘有草图）外，还详记各厂的管理经验。光绪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德国罗物机器厂“询其一切，据称厂内共工匠约九百人，匠目三十余人，分管各匠，给发工食。其工食俱按所做成物件计算，不依做工之时日而论。……另有总监工（总工程师）一人，为之副者十余人。如欲造新式机器，则集总，副及内外监工考订利弊，各抒所见。内监工绘图，外监工监造，同心一意，一气呵成，而事无不举”。他深知技术管理对于现代工业的重要，说：“历观德国选（火）药各厂之器具，皆不及中国津、宁、济、沪各局之精备，而所成之药反良者，何也？则因试验涨力、速率、重率各法，尽心竭力，有弊即改，随时消息于无形，无他秘法也。余前创济局，此次复经考订，益觉融会贯通矣。”回国以后，徐建寅对新政所发表的主张，正是这番“融会贯通” 的结果。

曾纪泽《使西日记》引录马建忠在法留学时所写的信，中云：

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帑藏自足；得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可期。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

这段话概括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不断深入的过程，从坚船利炮，火轮舟车到声光化电，终于接触到了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问题。后来的改良主义运动，直至变法、立宪、革命，都可以从早期出国人员的感想议论中找到思想上的伏线。

同治七年偕蒲安臣出使的志刚，是一个满族官员，恭亲王奏称他“朴实恳挚”，所著《初使泰西记》总的倾向是保守的，但他在美国参观国会后，认为议会政治“任其倡言驳议，公同听之，归于从众”，能使“民情远而公道存”。在西班牙听说前女王因不得人心逊位，又議论道：“泰西立君，虽不拘于男女，然为君而不能尽君道者，国人不服，则政令有所不行，不得安其位矣。故西国君主，治法不必尽同，而不敢肆志于拂民之情，则有同揆焉。”在柏林见到普鲁士国王与人民关系比较融洽，“常乘车出入，遇者亦免冠而过而已”。有一位普国妇女问他：“中国亦爱其君上否？”志刚感慨极深，说：“此言虽小，关系甚大。西国之炮大船坚，不如此言之可以深长思也。”使得志刚作这番“深长思”的，也就是数十年后康梁宣传变法维新的同一道理。

古代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社会。所谓“内中国而外夷狄”，“严夷夏之大防”，正是封建传统观念的一种表现。尽管旧制度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已经一败涂地，顽固派却仍然拿着“华夷之辨”这个破烂武器，抗拒一切改变和革新。从士大夫阶级出身的郭嵩焘，光绪二年到英国以后，在光绪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写下了一节“略考英国政教原始”的日记，说：“推其原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Parliament）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mayor）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亦可知为君者之欲易逞而难戢，而小民之情难拂而易安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这实际上等于提出了后来薛福成等人“君民共治”的主张，为更后来的君主立宪主张的滥觞。尤其是最后的几句话，很要有点勇气才能讲得出来。

/肆/

1840-1911年间亲历西方的记述，内容非常广泛，涉及中西交往的各方面，记述者在历史上所处的地位又多半相当重要，所以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化的历史，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例如关于蒲安臣（Amson Burlingame）出使一事，过去中国的学者多作否定的评价，有的甚至认为清政府任命一位外国人为自己的外交使节是“引狼入室”。而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却全录了蒲安臣在条约草案后“写呈总理衙门”的八条注释。如条约第二条规定中国与美国商民贸易，“皆由中国做主自定章程”。注释云：“系指凡贩盐、开矿、内地行轮船、开口岸等事可以缓办，中国亦有转身地步。要在两国贸易兴旺，方开利益之路。若于外国贸易兴旺，与中国贸易伤疑，则不能另开利益之路也。”订约后不久，“总署谘询，山东平度州有洋人欲行开矿，嘱为在外料理。适有洋人来议其事，使者（按即蒲安臣）告以中国现非不需钱财之时，必欲禁而不开者，岂中国之愚于计而不屑其利乎？诚以无业游民易聚难散，……聚而为乱，必致大动干戈，兵联祸结，而无所底止。……中国断不能希小利而开大乱之端也”。对修筑铁路，如前所述，志刚本人是认为“公私皆便，而利无穷”的事情。但当西人问他“何以中国不急办也？”他却只能以中国人“不可滥毁其祖、父之坟茔”为理由推托。这些都反映了专制政治社会对于发展新式生产的消极态度。

曾纪泽在《使西日记》中，记述了他和反对洋务的守旧派的辩论。当他被派出使后物色随行人员时，发现“平日深相倚信而又通洋务者，实无其选”。出京到天津，天津县令王炳燮和他“意见不合，辩难齗齗”。到上海后，又有杨商农来信劝阻其出国。“商农与余至好，但不甚以洋务为然，尝规余与松生不应讲求西学。……来函谆谆恳恳，以清议为言”。曾答之云：“今世所谓清议之流，……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中西通商互市，交际旁午，开千年未曾有之局，盖天运使然。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闻，亦已明矣。穷乡僻左，蒸汽之轮楫不经于见闻，抵掌拊髀、放言高论人人能之；登庙廊之上，膺事会之乘，盖有不能以空谈了事者。”这和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谈洋务乃圣之时”等说法是吻合的，可以说是“洋务派”的一个基本观点。

容闳的《西学东渐记》虽然早已闻名，却似乎亦未引起研究近代史者的足够重视。比如书中自述在美国大学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之负荷极重，……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从而决心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生动地显示了一个由 “纯粹之旧世界”（容氏语）出身的学童经过西方教育后所确立的新的价值标准，此亦即容氏尔后积极投入改良运动的思想基础。关于容氏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多谓容虽到南京，却拒绝留太平军工作。其实容氏自目睹1855年清政府在广州的大屠杀后，已“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当时即“几欲起而为之响应”。1860年入南京向洪仁玕提出七条建议，全是关于建设新型国家的根本大计，并一再表示“愿效奔走”，“愿为马前走卒”。《 西学东渐记》第十二章云：“南京之行，本希望遂予夙志，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二者有所藉手，可以为中国福也。”而结果却完全失望。盖容氏经过考察，“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正如“埃及石人首有两面，太平军中亦含有两种性质，如石人之有两面”。一面是革命性，“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故“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革命”；一面是落后性，“所招抚皆无业游民，即使齐之以刑，不足禁其抢掠杀人之过恶。……迨占据扬州、苏州、杭州等城，财产富而多美色，而太平军之道德乃每下而愈况”。这种分析确实远远超过了同时代其他观察者的水平，也超过了太平军能够接受的水平。所以，不是容闳拒绝了太平军，而是太平军拒绝了容闳，拒绝了真正推翻旧统治建设新国家的可能的机会。

由于时代的局限，在早期亲历西方的中国人的记述中，难免有一些歪曲和误解；然而新世界的感染力是如此的强大，它终于使大多数由传统方式教养而成的知识分子，承认了重新学习的必要。但是，在他们中，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并不很多，赞成“效法西人”也是为了改造和建设中国。作者愿再引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今之议者，或惊骇他人之强盛而推之过当；或以堂堂中国何至效法西人，意在摈绝而贬之过严；余以为皆所见之不广也。

他说，西方的科学、文化、技术和经验，是人类文明的积累，“乃天地间公共之道，非西人所得而私也”。既然欧洲在历史上接受过东方文明的影响，“中国又何尝不可因之”，转而接受西方的现代文明，讳疾忌医和因噎废食都是不对的。他说：只要中国人善于学习，敢于竞争，“又安知数千年后，华人不因西人之学，再辟造化之灵机，俾西人色然而惊、睾然而企也！”

以管窺豹，仅见一斑。但即就所见一斑而言，亦足以说明，早期亲历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记述，对于研究历史和作为今天的借鉴，确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

（作者系岳麓书社前总编辑，著有《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