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奕俊 吴林谦 杨悠然

(同济大学 职业技术教育学院，上海 201804)

一、东西部协作背景下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现状概述

在长期性贫困的研究中，美国经济学家提出贫困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概念[1]：低收入群体通过某种机制将其贫困等不利因素传递给子女，并形成代际传递循环。[2]贫困(Poverty)的范式分为以下四种，即收入贫困(Income Poverty)、能力贫困(Capability Poverty)、脆弱性(Vulnerability)和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3]其中大众所熟知的“收入贫困”仅是贫困的一个方面，解决“能力贫困”才是扶贫工作的重要目的。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人力资本投资(即教育手段)作为影响能力贫困的重要因素，能够直接对受教育者未来薪资水平、职业地位产生积极作用，从而减缓贫困的代际传递。[4]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成为我国打好脱贫攻坚战，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工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应充分发挥教育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作用。《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国办发〔2013〕86号)以及《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教发〔2016〕18号)进一步表示，教育扶贫要对应中国最贫困的地区，帮扶最贫困的群体，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人有学上、个个有技能、家家有希望、县县有帮扶”的目标，坚决打赢教育脱贫的攻坚战，做到“教育强民、技能富民、就业安民”。为确保建档立卡户[注]①满足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 736元的国家农村扶贫标准为识别标准，且纳入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统一管理的贫困家庭。中适龄人口能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上述文件特别提出要从国家层面确立中等职业教育协作计划，将职业教育列为脱贫教育工作当中的重要一环。同时，为更加有效地提高贫困家庭对于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促使更多的适龄学生接受职业教育，各级政府已经加大对参加职业教育的建卡贫困户家庭的财政支持。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在目标定位、实施对象、内容方式等诸多方面具有天然的耦合性[5]，特别是职业教育作为脱贫“安全网”[6]，旨在提供给受教育者社会生存的一技之长，在阻断代际贫困传递中能够发挥巨大功效：帮助贫困群体获得直接性的收益稳定增长，发展性的个人符号资本提升以及补偿性的缄默收益增加等。[5]职业教育能够有效地将“输血式”的物资扶贫转化成为“造血式”的智力扶贫[5]，是政府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的重要力量。

《教育部办公厅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关于印发〈贯彻落实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2016—2020年)实施方案〉的通知》(教职成厅〔2017〕3号)中明确提出，要全面落实东西地区职教协作计划，开展职教扶贫兜底行动。京、津、沪、苏、粤等东部发达地区已响应教育扶贫号召，对西部地区(滇、藏、青等地)展开职业教育对口帮扶工作。以上海为例，沪喀联盟、沪果联盟、沪遵联盟、沪滇联盟相继揭牌，率先实现职教扶贫的切实落地：东部地区在提高校长治理水平、加强师资教学力量，优化就业及升学体系等方面为西部地区提供多方位支援。

在众多东西地区职教协作项目中，东部四省(江、浙、沪、津)等地对滇西的教育支援最具代表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滇西实施方案(2017-2020年)〉的通知》(教职成厅〔2017〕4号)(后文简称《通知》、滇西实施方案)将职业教育扶贫的内容进行具体化，直接统筹安排西部学生来东部四省接受职业教育。其中，明确规定招生对象为滇西10州市建档立卡家庭所有“两后生”[注]②未升学的应、往届初中、高中毕业生。；招生规模每年总计不少于 6 000名；培养模式为“2+1”东西部分段培养(即2年在云南、1年在东部)或“0+3”东部单独培养两种；资助方式上，实现全体学生免学费及学杂费，给予其国家助学金及当地学生同等奖补金，另外还包括每生每年云南省财政扶贫资助5 000元、东部四省如上海市资助不少于1 000元、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资助1 000～2 000元以及地方财政生活和交通补贴。[注]③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办公厅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关于印发〈贯彻落实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2016—2020年)实施方案〉的通知》(教职成厅〔2017〕3号)。

2017年，滇西实施方案首次在上海实行，并正式展开在滇招生、在沪培养教育工作，两地政府高度重视，上海约半数的中职学校积极参与，专门开设“云南班”，并配备班主任。云南方面积极形成政府为主导、学校和社会为补充的“三位一体”资助格局，保障“招得好、送得出、稳得住、学得好，送出一个学生脱贫一个家庭”的目标顺利实现。总体而言，滇西实施方案的开端良好。但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招生情况不容乐观，2017年在滇共计招收1 903人，其中 1 165人来沪接受职业教育，基本完成1 150支援人数需求；738人进行两地分段培养，并未达1 150支援指标数。这样“招生难”的情况在全国各地东西部协作职业教育扶贫项目招生工作中也普遍存在。该项目的初衷在于为西部地区建档立卡户提供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但目标受众的参与积极性并不高，不少父母不愿意子女选择该项目，对东西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项目的推进形成了阻力。

是否参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项目本质上是教育投资决策问题：家庭或个人在进行教育选择时，通过对个人各种教育的评估来选择最优策略，教育成本与收益分析是最常用的评估方法，即对教育投资行为所产生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计量分析，在此基础上择优选择。进一步地，教育成本和收益的衡量不仅影响到目标受众是否参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项目，也影响到该类项目的可持续有效运行。因此，本文基于教育成本收益理论，从招生、培养及就业全过程对目标受众的预期成本、收益进行分析，揭示影响个体参与意愿和项目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为职业教育东西部协作精准扶贫项目高质量地实施提供对策建议。

二、 教育成本与收益概述

从个体角度看，教育成本指受教育者个人直接和间接支付的全部成本，包括货币成本和非货币成本。本文将教育成本以“机会成本”[7]的三个维度来进行分析，包括显性机会成本、隐性机会成本及心理成本，即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选择某一事物(文中指接受教育)而付出的成本以及放弃的资源。教育的显性机会成本是指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接受某种教育，所要直接支付的学费、书本费、学杂费、住宿费用、交通费用等一切由于接受教育所带来的费用总和；教育的隐性机会成本是指在接受教育的这一段时间内，个体为接受教育而放弃的工作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及福利等；除此之外，受教育者还存在一定的心理成本[8]，即离开当前的生活选择东部职业教育所要付出情感等。

教育收益指由于接受教育而在未来增加的收入和带来的正向功能。[9]从货币的角度出发，教育收益是指受教育者与非受教育者未来工作期内收入差值的总和，即增加的收入部分。此外，教育能带给人的不仅限于收入的提升，还包括非货币收益，即本文主要探讨的非认知能力的提升、价值观的影响、生活质量的提高等。

狭义的教育成本与收益仅从货币因素的角度进行分析，即教育的显性机会成本、隐性机会成本和货币因素的教育收益。广义的教育成本与收益(如图1所示)包含货币因素和非货币因素两个维度的教育成本与收益，即在狭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受教育者的心理成本和非货币因素的教育收益。

图1 广义教育成本与收益

三、目标受众参与东西部职业教育协作精准扶贫项目的成本收益分析

(一)招生阶段分析

1.货币因素的教育成本收益分析框架

目标受众对是否参与精准扶贫项目主要基于货币因素的教育成本收益的评价与比较，分析框架可用图2表示，起始横坐标靠前且纵坐标峰值较低的曲线为受教育年限较短个体的收入曲线，起始横坐标靠后且纵坐标峰值较高的曲线为受教育年限较长个体的收入曲线。从横坐标来看，受教育年限短的个体较受教育年限长的个体更早开始获得收益；从纵坐标来说，其相同时间段内的劳动收入却低于受教育年限长的个体。两条曲线交点的左下方Sb面积大小代表的就是继续接受教育所耗费的成本，包括显性机会成本和隐性机会成本；交点的右上方Sa面积表示的是个体接受更长教育年限而带来的更多收益，这里简称教育收益。从图中我们可以很直观地得出一个结论，即受教育年限的长短影响着一个人未来的收入水平，并且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教育收益总体来说大于教育所需支付的成本，其差距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持续加大。关于中职教育的收益率，研究表明“中职组”收入情况明显高于“初中组”，职业教育对于西部贫困地区的非农收入水平提升有显著影响。[10]

图2 货币因素的教育成本收益

2.目标受众参与精准扶贫项目的成本收益分析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职业教育是集“奖、助、贷、勤、补、免”六位一体的惠民工程，上述教育成本收益的分析也印证了这一点。为进一步证实该结论，笔者来到上海某职业学校，对通过参与滇西实施方案就读于该校的云南学生进行访谈，结合其他官方数据，本文将未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后文简称A群体)和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访谈样本(后文简称B群体)的教育成本与收益进行对比，并将政府财政支持纳入考虑。

根据相关收集数据及访谈数据初步计算可得，A群体个人年收入平均为36 864元，人均支出约为23 078元，三年的总收入为110 592元，可以获得总计约41 358元净收益。[注]①数据来源于《中国青年报》。对于B群体来说，国家财政已经直接免除了其部分显性教育机会成本，包括全部学费、在校住宿费、书本学杂费，这一部分生均减免价值三年共计约18 000元；另外还给予前来就读的学生每年共计9 000的助学金及现金补贴和每月300元的生活补助，三年共计 37 800元[注]②数据来源于现场访谈。(不含路费补贴)，用以弥补其剩余部分的教育显性机会成本和一定程度上减少教育为其家庭带来的隐性机会成本。

受教育者在职校中增加受教育年限能够带来更多的未来收入，总体来说，中职教育毕业生年薪资水平大约为43 188元/年。在不考虑通货膨胀、利率以及工资增加(B群体未来工资的涨幅大于A群体，实际教育收益大于此模型的分析)的假设下，按政府补贴刚好足以支付学习、生活及交通等一切个人费用的情况(根据受访者描述)计算可得，过去在完全没有政府补贴时，B群体的机会成本共计166 392元(三年学费等18 000元+生活费37 800元+隐性机会成本110 592元)，在其毕业约26年(B群体的机会成本166 392/(B群体的年收入43 188元-A群体的年收入36 864元)后，教育收益与教育成本大致相抵消。但在政府的减免政策及现金补贴的资助下，其教育机会成本大大减小，下降到41 358元，毕业后工作7年内其教育收益就将超于其所投入的教育成本。可用公式表达为：

Sa-Sb>0(当n>7时)

如图3所示，由于政府财政的补贴，受教育者接受东西部合作机制下的职业教育显性机会成本已经全部抵消，只存在净收益差异部分的隐性机会成本。从教育扶贫而非物资扶贫的角度来看，政府财政已经使B群体所接受的职业教育成本面积Sb几乎已经达到最小值，教育收益抵消成本的年限也向左移。

图3 狭义教育成本与收益变化

换言之，在政府财政资助下，接受职业教育者的教育成本大大降低，投资回收期也大大缩短。有研究表明，“家庭经济状况”指标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家庭接受免费职业教育有显著影响[11]，且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东西部合作职业教育项目拥有“免费性”和“补助性”等特征。该项目目标受众均达到中国贫困线基准(以2011年2 300元/年不变价为基准，此基准随年不定期调整)，且相当部分家庭处于极度贫困状态，目标受众对教育成本的承受能力十分有限，政策补贴便是影响就读决策、提升项目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因此，该项目对于教育资源相对稀缺的贫困家庭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受教育机会，在政府给予的有限名额中，理应形成竞争。可在实际的情境中，很多受教育者对此持怀疑的态度。

对这一现象仍可采用图3所示的教育成本—收益模型进行分析。在招生过程中，该群体的关注点聚焦于接受职业教育的成本，这一因素对于一个贫困家庭来讲尤其重要。其一，财政补贴不能完全解决家庭的经济负担。从教育成本的角度来看，虽然在精准扶贫背景下的教育政策给予了受教育者方从学费到生活费等方面的减免和补贴，基本涵盖了受教育者就读期间的日常生活开销以及往返路费，但并不能留下足够结余用以补贴家用，政府财政补贴下参与该项目的隐性机会成本依然存在。并且为了保证该项目的正常运行，财政补贴采取后支付的形式，即家庭需要先行垫付学生的生活费用后，在期末结束期间政府财政再分批次进行补助和返还垫付费用，这对极度贫困家庭而言是经济上的巨大负担。其二，目标受众不能掌握财政补贴的真实信息。由于该项目启动的时间不长，准确了解相关政策的人并不多，宣传过程当中难免出现信息不完整、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从访谈得知，目前招生宣传的渠道有限，多数情况下通过班主任传递给学生，而当地有声望的人(如村支书)并未参与到招生宣传工作当中。同时，多数立卡建档家庭居住地偏远而分散、交通不便，部分家庭主要成员由于身体状况或文化层次较低等原因，难以有效沟通，导致教育扶贫政策信息不能有效传达，以至于出现少数家长怀疑政策真实性的情况，误认为该项目是“传销”。综上，家庭的经济困境和财政补贴的支付形式，以及信息的不完全，使目标受众放大了对教育成本Sb的评价。

从教育收益的角度看，由于滇西实施方案尚未有毕业生，因而无法准确客观获取参与该项目的职业与收入信息。从访谈中发现，不少贫困家庭父母认为接受职业教育后的就业和收入与初中毕业生相比，并无太大差异，受认知能力的局限，他们更无法正确评估让子女在东部发达地区接受职业教育对于其个人成长的价值。况且初中毕业直接工作，不仅能够解决个人生活费用问题，3年还可以创造4万多元的净收益，这对于极度贫困家庭是极大的支持。因此，同样由于信息不完全、家庭经济状况、认知能力等因素，目标受众看重尽早就业带来的经济收益，低估了接受更多教育所带来的长期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

根据上述分析，目标受众对该项目信息了解的不完全、对教育收益的有限认知，造成该群体教育投资选择的有限理性。另外，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在实际情况中，受教育者家庭往往只考虑眼下的经济效益，很难对货币因素下的成本与收益有全局性的把握和长期收益的眼光。

(二)培养阶段分析

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人力资本培育的过程，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更多地体现为非货币形式的收益与成本，而最终通过就业体现为货币形式的收益。人才培养质量对非货币成本教育收益与成本产生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未来人力资本的价值——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将进一步对工资收益产生正向影响。人才培养过程也为后续该项目的目标受众进行教育选择决策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有利于其修正对教育成本收益的评价。

1.培养阶段的教育收益分析

良好的职业教育能够切实提高受教育者的认知能力以及工作技能，为其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除认知能力的提升外，非认知能力的增强也将让受教育者受益终身，其内涵为个体的创造力、责任心、职业道德等认知能力难以涵盖的全部能力。[12-13]该项目对于受教育者非认知能力的提升体现在方方面面，例如：教育对于一个人价值观的塑造起着主导作用[14]；并且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学生的性格，使受访者从不敢与人交谈到如今可以与研究人员大胆交流，形成外向型、健谈型的性格，对其表达能力起到提升作用；此外，受访者表示自己在处事方面也变得更加细致、稳重，对于家庭的责任感有所提升；值得强调的是，从偏远落后的西部地区来到发达的东部地区接受教育，大环境的改变对于接受教育者拓展视野、形成更加全面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使其终生受益。

在培养过程中，职业教育本身的质量问题同样成为招生诟病。受教育者期望获得优质的教育机会，从而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以提高未来收益和社会地位，但由于职业教育本身并不受到大众青睐，不可避免地导致该项目招生吸引力不足、社会认可度低下的现象。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由于该项目暂未向受教育者提供中高贯通渠道，受教育者在选择接受该项目时，就相当于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对于目标受众来说是难以接受的。部分受教育者表示，家人及班主任均对该项目持有抵触情绪，期望他们能够继续接受普通高中教育，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目标受众普遍难以将体面的工作、丰富的收益、较高的社会地位与职业教育联系到一起。切实改善该项目培养过程中存在的教育质量问题，加强人文关怀，增加中高贯通渠道，才能从本质上增强职教吸引力。

2.培养阶段的教育成本分析

由于滇西实施方案采取异地就读的形式，受教育者需要支付较高的心理成本。许多西部贫困地区未成年人从未离开过家乡，来到东部地区接受职业教育，适应一个全新环境会对其心理产生较强的冲击，不同的学习方式、地域文化生活差异和新的人际交往圈所导致的心理成本不容忽视。

从人际交往上看，受教育者来到东部地区，需要适应新的老师同学，建立起新的人际交往圈，并且由于经济差异、文化差异等原因，受教育者难免会在交往中存在心理障碍，容易产生焦虑和自卑心理。[15]

多数云南学生并未与上海同学发生交往，大多数人表示上海同学并不热情。此外，多数受教育者由于第一次远离家乡，难免因为思念家人发生情绪失控的现象。虽然班级中设有“心理委员”来帮助同学排解心中的困惑与低落，但是在实际过程中，这一职位并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功能，多数学生在内心焦虑时仍然是找朋友寻求帮助、排忧解难。综上所述，心理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制约该项目推进的潜在因素。

(三)就业阶段分析

就业及收入是影响目标受众教育选择的最关键因素，在尚无毕业生从而缺乏就业及收入客观数据的情况下，目标受众主要依据自身认知进行推断，其教育选择是在有限理性下做出的决策。随着该项目的持续进行，未来将会累积切实数据以帮助后续目标受众对是否参与该项目有更准确的认知和评价。

虽然当前无法确知未来的就业及收入状况，但在校生的就业意向包含了与未来就业相关的重要信息，其中一项关键信息是就业地的意向，这不仅会对未来就业及收入产生直接影响；同时，就业地的选择决定了未来的生活成本，从而决定了就业的净收益，最终影响到就业的可持续性。

受教育者对城市生活成本普遍存在着模糊认识，这会导致就业地选择的偏误。在访谈中不难发现，来到东部地区的西部受教育者都对未来有着较高的期许——他们感受到东西部之间存在的巨大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差，因而萌生留在东部地区工作的强烈愿望和憧憬(至少是毕业后能留东部地区几年，之后再回到西部地区)。但是受教育者忽视了与收益成本相关的两个重要背景条件。一是受益于政府补贴，受教育者在就读期间几乎不存在生活成本，而在该群体毕业进入正式工作之后，政府对其补贴将不复存在，毕业生需要担负起全部的生活成本。在东部地区生活包含日常消费、交通、租房、购房等高额的生活成本，这与其就读期间低廉的成本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而当前受教育者并未能正确认识到这点。访谈发现，云南学生普遍认为在沪生活成本(包括房租在内)为每月1 500元到2 000元之间，显然这与上海的实际消费水平相差甚远。二是基于现实情况来看，职业技术人才在不同城市从事非农工作的工资收入水平工资变化并不明显[16]，东西部收入差距并不大。如图4所示，受教育者毕业后就业地的选择大致有三类：留在东部地区、回到西部乡镇和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综合考虑收入和生活成本，净收益最高的地区是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该地区有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和适中的生活成本，是比较适合的就业目的地。

图4 职校毕业生东西部就业收入及生活成本比较

(四)目标受众参与精准扶贫项目教育成本收益总结

从西部来到东部接受职业教育，受教育者的未来收入受不同因素影响，除认知能力之外，与教育年限没有直接关系的非认知能力也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体来说，东西部合作机制下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带给受教育者的收益包含货币因素的收益和非货币因素的收益。其中，非货币因素的教育收益又进一步促进教育货币收益的提高(见图5)。

本文基于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对东西部协作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项目的“招生-培养-就业”全过程进行了分析，如表1所示。在招生过程中，受教育者作为理性人，根据教育成本与预期收益的评判做出是否参与该项目的选择。但受信息不完全、有限认知等因素制约，受教育者的选择难免存在有限理性；培养阶段的教育质量直接影响人力资本价值及未来就业收入情况，同时也伴随一定的成本；毕业阶段就业地等因素的选择影响到就业的净收益和就业的可持续性。

招生、培养和就业三个阶段中，招生阶段对教育成本收益的评价影响了即期目标受众是否进入该项目的决策，而培养阶段和毕业阶段的教育收益信息为后续目标受众对是否参与该项目提供了决策基础，如图6所示。目标受众作为有限理性人，其教育选择都将受到“入学”“培养”“就业”不同阶段教育成本与收益的积极/消极影响。

图6 招生—培养—就业过程

五、优化东西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合作机制的策略建议

十九大报告提出，扶贫工作要将“扶志”和“扶智”有效结合起来。提供优质的职业教育只是形成了“扶智”工作的条件保障；在“扶智”的同时更重视“扶志”，才能真正激发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促进东西部协作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项目的有效开展。本文针对目标受众参与该项目意愿不强的问题，基于教育成本收益的分析，发现主要缘于目标受众在信息不完全和认知局限性等有限理性条件下所做的教育选择，为此政府及相关教育部门需要采取措施，消除有限理性导致的教育成本收益评价偏误，提升目标受众参与该项目的意愿，保障东西协作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项目可持续有效实施。

(一)全面认识需要加强宣传

目标受众不仅对东西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合作项目没有全面的了解，对职业教育的成本与收益也缺乏正确的认识。要打好教育脱贫攻坚战，充分发挥东部支援力量，首先要做的就是积极的宣传工作。《通知》中明确提出，西部地区当地政府要“充分发挥贫困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帮扶负责人的作用”，协助相关教育部门组织好招生前期的动员工作。

地方政府在执行职业教育招生工作的时候，应重点从“扶志”的角度出发，引导目标受众逐渐形成“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的观念态度，认识到接受职业教育能够助人习得谋生存、脱贫困的一技之长。要对东西部合作机制下的职业教育从教育成本降低到收益增加做到全面介绍。不要单纯强调学费减免及助学金补贴的财政支持，而是要让受教育者的家庭认识到相比于直接就业，接受职业教育能在未来给人带来的巨大收益。不仅要看到教育带来的货币收入，更要强调非货币因素收益的价值。要大力发挥“贫困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帮扶负责人”等地方有影响力人物的作用，让更多由于各种原因失学在外的“两后生”拥有重返校园的机会。同时，也应重视已参与东西协作项目中在读学生的示范效应和宣讲作用，组织这些学生回乡进行宣传，讲述其在东部接受职业教育的亲身体验和感受，能更加有效提高目标受众对于来东部接受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和参与度。

(二)优化政策再降教育成本

由于受教育者大多来自极度贫困家庭，教育成本将极大程度地影响到该群体的就读决策。虽然现有东西部协作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项目通过各种形式的补贴及奖励帮助受教育者家庭解决了教育成本的问题，但贫困家庭仍要为到东部地区接受教育垫付高昂的生活费用，同时隐性机会成本的存在，就读期间无法缓解贫困家庭的经济负担。政府在制订扶助方案时应充分考虑到该群体的特殊性，加大帮扶力度，或者为受教育者提供勤工俭学机会和二次补助，减轻家庭垫付教育成本。

首先是加大帮扶力度。一是设立相关助学贷款，将生活费、路费等以免息贷款的形式提前发放给相关学生，或者为该学生群体向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公益组织申请资助，并通过成立专门的教育扶贫工作基金会等拓宽资助补贴渠道，为受教育者家庭提供现有政策补助之上的二次资助。二是解决来东部就读的后顾之忧。部分学生由于家中父母卧病需要照顾等原因而放弃到东部地区参加职业教育的机会，政府的扶贫工作要针对这些存在特殊困难的家庭，采取进一步的扶助措施，如额外发放家庭困难补助。

其次是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勤工俭学机会。受访学生多次表示，希望学校能够提供更多的兼职工作机会，弥补自己生活上的开销，以减轻家庭的负担。这种由学生通过自身劳动获得有尊严的收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比直接提供经济援助更有意义。相关部门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解决问题：就读的职业学校及政府可以联系企业，发扬“纯粹的工读主义”精神，为受教育者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让贫困家庭可以更有尊严地获得帮助。在学期间，低年级的受教育者可以从事一些简单的、技术含量较低的兼职；高年级受教育者以实习生的身份进行专业实习，并获得一定的报酬，工作中学习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下的工读主义”，受教育者不仅获得直接收益，更多的是在工作和劳动中收获技能与经历。在寒暑假期间，西部地区政府也应联系相关企业为受教育者提供合适的岗位，保证受教育者家庭稳定的收益，并且让受教育者更加深入地认识家乡企业工作，对未来职业形成更为清晰的认知。

(三)切实关注提升培养过程

首先是有针对性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一是要从课程内容上出发，选择既关注社会需求又兼顾学生能力素养的课程体系。针对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东西部职业教育合作项目来说，在课程内容的设计上应从“移情”的角度出发[17]，重点关注西部受教育者的背景特点，开设适合该群体的多样化专业，满足不同受教育者的未来择业方向和适应西部发展的切实需求。二是针对学生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基础较弱的特点，组织专门的教研小组，开发适合该学生群体的学习内容。老师需要更加主动地关心学生的学习情况。受教育者表示道，在学习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能够理解上课内容但是并不会解决作业问题的情况，数学问题尤为严重。但当他们遇到不懂的问题时，自己并不会主动寻求教师的帮助。教师在具体教育教学工作中，应给予学生更多关怀，因材施教，主动帮助其解决问题，并逐渐引导学生主动求问。三是积极开展“校企合作”项目，给予受教育者更多实践机会，这不仅开拓了西部地区生源的职业视野，更有助于提升其自身的人力资本价值。四是要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培养真正的“双师型”教师——熟练掌握心理学、教学法的教师面对来自西部地区特殊背景的受教育者，更能够体察受教育者的特性，关注受教育者的心理特征，并根据其自身特质提供适宜的教学方式，做到因材施教；教师还拥有丰富的企业经历和操作能力，能够深入浅出地将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从而帮助受教育者最大限度地获得知识与技能，增加未来收益，从而摆脱代际贫困的状况。

其次是应关注受教育者心理健康及生活需求，给予人文关怀。精准扶贫背景下东部支援西部职业教育的项目对于受教育者本人来说，心理成本问题同样不容忽视。职业学校要解决新生入学的心理适应问题，可以开展辅导员谈话和走访活动，一对一帮助新生解开心结；开设新生研讨课，用“集体教育”的方式帮助受教育者尽快融入新的学习与生活中。在城市融入的问题上，学校可以开设相关讲座，让来自西部贫困地区的学生对城市生活有更多了解，从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进行介绍，为学生的城市生活打下基础。通过开设普通话课程形成说普通话的氛围，加快受教育者提升语言交流能力以推动其融入城市环境。[18]在学校生活中，应当给予学生更多心理上的关怀，例如聘请校外心理辅导团队，帮助他们减轻来东部就学的心理压力。在学习过程中，针对该学生群体普遍不愿意主动向老师寻求帮助的情况，在校老师需更加主动地去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困难并为其提供帮助。此外，针对不少学生有获得社会捐助的需要，学校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组织好社会募捐工作，为受教育者提供更多的帮助。

最后是建立中高贯通渠道，为受教育者提供就业/升学双选择，使其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针对部分受教育者及其家庭仍有升学需求的这一情况，学校应该充分考虑受教育者意愿，打通中高贯通渠道，给予中职毕业生参加工作或者升学就读的自由选择，更大程度地满足受教育者的就业/就读的多元需求，吸收更多的人主动参与到该项目中来。

(四)职业规划有待正确定位

职业规划对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至关重要，但来自西部地区的学生大多缺乏职业规划的意识，也不具备为自己规划未来职业发展的能力和方法。因此，系统的职业规划指导尤为必要，帮助学生制定切实可行的职业规划。首先，学校应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帮助受教育者建立职业生涯发展和规划的理念，培养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并指派专人担任职业生涯指导教师。其次，将职业生涯规划与学生所学专业、兴趣特长等密切联系，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和生活做出初步的规划。最后，结合西部地区实际情况，大力支持本土化的职教专业(如旅游专业)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吸引该专业人才返乡就业，还能将个体的职业发展与西部地区发展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