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宜音 赵 静 吴 莹

(1.哈尔滨工程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2.华北电力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3;3.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社会心理学中独立使用质性方法的研究成果虽不算多，但近年来也日益受到关注。例如，已有相关专著《社会心理学中的个案研究》问世[1]，美国APA质性研究论文报告规范的文章被评为2018年年度下载量最多的十篇论文之首。[2]一般而言，受实验主义影响颇深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者比较熟悉的是在控制条件下的实验研究及其资料分析，而对通过质性文本资料的分析来提升理论发现则感到困惑。特别是在收集到文本资料后(例如访谈文本誊写后的逐字稿)，初学者面对几乎庞杂无序的文本资料往往会束手无策，感到无从下手。那么，这些几乎与日常生活无异的琐碎记录能够给研究者带来理论发现吗？这大概是很多使用量化研究者对话质性研究时最先质疑的问题。

回答这一问题自然要回到关于理论的定义上，回到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的评判上。提出理论、质疑理论、修正理论、发展理论是研究者的使命。而所谓“理论”，最核心的意义无异于几个重点：解释力、简化现象、启发性和应用性。[3-4]在这一点上，质性研究的目标与定量研究无异。但是，质性研究异于量化研究之处在于它“更为丰富及更具弹性”。[5]也正是如此，质性研究以其长处和优势，并未被排斥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之外。根据学界的共识，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比，在以下几个方面较为突出地具有独特的视角，包括：(1)被研究者的视角，而不是主试的视角；(2)比较的视角，特别是类型比较的视角；(3)自然、复杂、全貌的和动态过程的视角，而不是分析式、片段式、解析式、推断式的视角；(4)关于意义的解释和佐证的视角；(5)前瞻性、批判性的视角。[6-7]质性研究的这些独特之处或言优势，也是社会心理学中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可以互补及对话之处。但是，互补与对话并不是并行陈列出两类研究的结果，而是在理论发现中互相比照和启发。因此，简单地陈列质性研究的资料肯定是不够的，于是质性资料中最多见的文本资料的分析加工策略和技巧就成为提升理论的重要环节。

根据不同的理论传统和问题关怀，分析文本的策略和理论概括的方式有很多。因此，所谓分析文本的策略与技巧，应当服务于研究设计时选用质性研究方法的初衷。换言之，应当以质性研究的重要和特有的功能来具体确定使用文本分析和结果的策略。而学界对判断好的质性研究的共识，是提出有启发性、解释力的理论。[7]在这一点上，当选择质性研究时，分析文本策略需要根据该研究的重点视角，最终达到更为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特性、提升理论的目的。

限于篇幅，本文以三项研究为例对上述独特视角或特征进行质性资料分析经验分享与讨论。

一、被研究者视角下资料归纳和理论原型的建构：一项有关身份协商研究

质性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强调其主位(etic)而不是客位(emic)的视角。社会心理学关于污名的研究中，较多关注污名的发生和消除机制，如负面刻板印象的形成、偏见歧视的改变等，但对于被污名者知觉到被污名后的应对，则较少涉及。我们观察到城管队员这一经常被市民和摊贩污名的群体自身却表现出一些自我肯定。在野蛮执法时似乎也显得理直气壮，对小贩很少留情。那么，他们在知觉到污名后的感受是如何被处理的？这让我们走入城管队员当中，试图发现与他们污名身份的协商过程和对策。

城与市、民与管，共同建构着城市生活的某个层面。在这个层面里，市民、小贩与城管组成了一个城市生态的“食物链”。城管的角色在这个“食物链”当中不可或缺，但是最为人所诟病。然而，作为一个饱受非议的职业，城管人面对这些非议、鄙视、憎恨和“不离不弃”般的需要是如何自处的？城管人如何知觉社会对他们的知觉：他们被看成谁？他们认定自己是谁？2016年,我们对城管队员被负面评价时的身份协商问题进行研究。经过对已经收集到的城管队员(13位城管半结构面访，男性9名，女性4名，其中领导2名，队员8名，协管3名，年龄30岁至50岁)职业身份认同方面的访谈文本的分析，将问题意识确定为以城管队员对其职业认同中感受到的身份威胁(identity threat)以及如何管理这一身份，我们称之为“身份协商策略”。身份的协商是在他者期待与自我确认的双向互动中进行的。[8-9]对有关身份协商方面的文本资料我们进行了以下重点分析：(1)当知觉到自己的身份被负面评价时，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2)对工作的意义解释；(3)化解负面情绪的办法。经过归纳文本资料，我们发现，对于感受到职业身份污名的城管队员，其身份协商的策略包括对身份威胁的接纳和反抗两个方面。

在对身份威胁的接纳方面，我们归纳出“意义区隔”“身份低置”“认同转换”三个策略。

“意义区隔”是指对职业身份的意义做出“工具性”与“表达性”的区隔。

城管内部也许觉得(有)一点光荣，但在外部来讲是感到难为情的。被人问起职业是什么，有些城管就会避免回答，或者含糊地回答在执法部门工作。(N1-NJ)

我认为真正热爱城管这个职业的不到10%。他们只是把城管当成一种职业，为了生活，并不具有职业荣誉感，而且现在的多数职业也只是在谋生，而不会当成一种事业。(N1-NJ)

从上面的文本可见这种以“内部—外部”两分的认知方式，隔离了两种完全相反的身份体验。“光荣”可以提升自尊(self esteem)，“难为情”则引出与西方心理学提出的自恨(self-hated)有些相似的自我贬低(self-depreciation)。对体验到的认同威胁采用的方式是“避免”或者重新命名为社会赞许的内容(执法部门工作)。而所谓“职业”与“事业”的表述，是为了说明个体对城管身份的工具性(instrumental meaning)和情感性(表达性)(expressive meaning)两种意义的划分。把城管看作一种职业，即该身份是工具性的，是为了达到一个更为终极性的意义目标的途径。这个终极性的意义目标或许是“养家糊口”，或许是“自食其力”。而把城管看作一种事业，表达了个体对这一工作的理解和认可，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是一致的，具有源自职业认同的价值感和荣誉感，即被访者所说的“真正热爱”这个身份(参见表1)。

表1 城管身份意义的双重成分的文本表达(N1-NJ)

当城管工具性的身份意义作为职业的主要内涵时，自我概念(self concept)中原本很重要的职业身份所被置放的位置就比较低了。比如，父亲的身份、当家人的身份在自我概念中就会超过城管的身份(参见图1)。

“群体认同的转换”是指在群体类别归类时，人们选择有利于自己的群体，而回避带有负面意义的群体。在向外人表述自己是在“执法部门工作”时，是有些模糊的，不理直气壮的，有些“难为情的”。但是当重新转换身份时，就变得理直气壮了。

图1 职业身份在自我概念中被低置或淡化

与其认同自己的职业群体身份，城管更为可能倾向选择将本地人的身份作为其身份的首要标识。这样既可以与多数来自外地的小贩进行积极区分，获取优势感；又能与本地人类属于同一群体类别而消解被排斥感。这种情况在大都市尤为明显。

这些外地人没有单位，没有正式工作，就来上海乱摆摊，把我们上海人的资源都占了，而且素质又低。(N4-JA)

流动人口素质差，很多是农民。附近有个摊贩结了两次婚，有5个孩子，我一个孩子还觉得养不起，他有5个。这个怪谁，政府让你生1个，你生5个，这又不是政府的责任。劝他进市场里面经营，他不听，乐得每天都在外面，因为成本低，被人撵来撵去的，孩子那么小就跟着一起被撵。这些外地农民就是目光短浅，素质差。(N5-GF)

为应对认同威胁，城管将“城管—小贩”的关系类别转变为“本地人—外地人”、“我们上海人—外地农民”的关系类别，并将外地人标记为素质低、不听从政府、目光短浅，且抢占本地人资源的一类群体。这样既可以获得优越感和自尊感，而且还可以找到城管自身角色执法的合理性依据。

将认同小的群体类别范畴“城管—小贩”转移至认同大的类别范畴“本地人—外地人”“我们”的边界得到扩展和延伸。参见文本的对比分析(见表2)：

表2 城管再类别化文本表达(N4-JA，N5-GF)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城管队员是十分清楚自己在与市民和小贩的群际关系中，是被污名者。在无法通过离职摆脱这一被污名的身份时，他们设法接纳了污名。但是这一接纳，包含了一种主动的意义加工和处理，使得被污名的身份像工作服一样下班后被脱下来，扔在角落里。而上岗时，他们通过管理处置外地农民小贩，使工作服表征的权力与合法性上升为高地位感以及为高地位群体(市民)清理与规约污染城市小贩的代理人和卫士的符号。

在对身份威胁的反抗这方面，我们归纳出“创造”与“升华”两个身份协商的策略，具体有三种做法：(1)重新评定消极评价；(2)引入新的比较维度；(3)向下比较。在这些对城管身份威胁进行反抗的策略中，其身份协商的方式就不单只是与内在自我进行协商，更多的是与外在社会所赋予其身份的价值和意义进行协商。这种协商相较于前者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城管个体不仅要运用社会可接受的理由去改变社会所认定的价值，还要使这些理由和价值符合内心需要。

“重新评定消极评价”是指对污名的评价进行新的解读。例如，清理摊贩的城管被污名为粗暴、无情、野蛮执法的典型形象，城管队员则对此做了意义提升：

我们城管就像抹桌布一样，看这个城市让他们(小贩)搞得多脏。我们一来就干净一阵，但是过了一阵又不行了，还得接着抹。(N4-JA)

城管认定其职业是为政府以及绝大多数群众谋利的，是整个城市的安全员、保洁员：

这两天又开始整治××大学后门。我固守在那里，就给门卫师傅发牢骚，我说我们国家不知道怎么教育这帮大学生的。这些夜排档的垃圾食品，知道脏吧，知道脏还要过来买。学校又反过来说我们没有整治好。到最后学生吃出好几个拉肚子的，前几天。学校没办法了，写信给区政府，区政府又指示我们去整治。(N6-LD)

看他们(在马路边上的洗车行)把地上弄得又脏又滑，大冬天的，回头要有老人腿脚不好的，摔了怎么办？(ZJ与某队员的对话)

城管队员认为，为了市民的幸福安康，忍受不明真相的群众的辱骂具有一种道德上的献身精神和升华作用。

我每次出勤的时候，在下车前的一分钟都会鼓励自己：“只要抄了这个摊子，就会少几个人吃他的脏东西，没准就几个。但是这几个人今天安全了，起码这会儿安全了。”鼓励完，下车再干活的时候基本就能心平气和，谁骂我我都装听不见。[10]

城管重新评定了其评价维度，把“清理小贩是不道德的”消极评价，用“小贩是不洁净和危险的，清理小贩是为公为民的”道德话语替代。

“引入新的比较维度”的功能是一种“补偿”，通过寻找自身群体其他的优势点，进而与其他群体进行积极区分：

作为执法单位，在整个社会上也算是一个比较有层次的单位。(N8-LC)

现在如果要进入我们城管这个职业，其实起点已经很高了。从这一点看，你说我们城管素质差，其实是对我们不是很了解。(N4-JA)

“向下比较”是选择劣势群体进行对比，增加自己的地位感和满意度。由于城管内部的人员在工资待遇、群体地位上存在巨大差别，有正式编制的城管队员有时会转向群体内部进行下行比较，以获得一定的自我优越感：

他们(协管)怎么能谈素质呢？他们本身的想法就是做一天赚一天，工资收入和正规队员不能比，他们怎么会有我们的责任心呢？(N8-LC)

我们发现，无论是高认同度的城管成员还是低认同度的城管成员，在应对污名时，都不是歧视和偏见的被动承受者，他们或是接纳，或是反抗，都在能动地与自己的社会身份进行协商，以图建立有利于自我的身份认同。我们把“接纳”与“反抗”理解为“积极—消极”的身份协商策略维度上的两极，进而将接纳与反抗中的方式进行分析，发现既有工具性的接纳或反抗，也有表达性(意义性)的接纳和反抗，最终提炼出双维度的污名身份协商策略的理论模型(参见图2)。

图2 城管身份协商的策略类型

这一理论模型从对污名身份的接纳与反抗两个策略揭示了污名身份协商与心理健康防御机制的相似性，这种关联告诉我们，感受到身份威胁时，人们将会采用心理防御机制来应对。[11]当支撑这些防御机制的内外条件改变或失效时，身份威胁将出现其他结果。这样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还在新老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差异与新生代农民工过渡性身份认同中看到[12]，也可以在年龄污名(老年)、身体污名(残障、肥胖)、地域污名、专业污名中看到。因此，这一对文本资料的维度提取，帮助我们从被污名者的角度认识到他们管理身份、应对威胁的基本策略以及属性。工具性—表达性维度的意义在于揭示出职业认同的两类来源，任何职业仅有一类来源或者一类来源过弱，都无法长久维系其认同；而积极—消极维度则说明认同的方向和动力性。两者的交叉形成的四种类型的原型更清晰地说明了应对身份威胁的策略的性质以及可能的变动条件和变动方向。

二、类型比较视角下的理论原型建构：一项关于生育观念与社会文化互动的研究

在一项针对女性生育意愿的访谈调查中，我们发现女性的生育男孩的偏好并非本人的意愿，而是深刻地受到生育文化观念的影响，而计划生育制度对男孩偏好的传统生育文化观念形成了严重挑战。在近40年里，有太多与此相关的个人及家庭的故事，用生命的体验记录着这一冲突和对这一冲突的应对和适应，记录着和造就着时代与文化的变迁轨迹。于是，我们关注了两个问题：一是自我国20世纪8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这近40年中，影响生育决策的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发生过怎样的改变，二者存在何种互构关系；二是近40年的社会变迁中，出现过怎样富有时代典型特征的社区类型，以及不同社区环境中制度与文化如何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

通过对个案访谈文本的分析我们发现，生育观念以及生育决策受到计划生育制度的影响。我们首先选择了两个典型的案例进行细致分析，继而将其他个案按照计划生育制度执行的强度分为强弱两个类别。在分析中，我们看到，计划生育制度的强弱与生育文化传统的强弱存在交集，例如，农村生育传统文化强，计划生育制度却可能会弱，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边缘的“村改居”的社区中，传统生育文化减弱，计划生育制度也因为管理薄弱而缺乏控制力。于是，我们将生育决策纳入变迁社会的视角，同时考量传统生育文化与计划生育制度的双重影响，将两种因素的强弱进行匹配，发现生育决策者所身处的社区可以依此区分为四种理想类型：(1)制度影响力强—文化规范力强的社区环境，简称为“强强”类型；(2)制度影响力强—文化规范力弱的社区环境，简称为“强弱”类型；(3)制度影响力弱—文化规范力强，简称为“弱强”类型；(4)制度影响力弱—文化规范力弱，简称为“弱弱”类型。(参见图3)

在这一分析框架下，我们找出每一类型的特征：(1)在制度影响力强—文化规范力强的社区类型中，且文化与制度的诉求相冲突时，制度让位于文化。当计划生育制度触碰人们的生育底线，减少生男可能性时，人们倾向于用各种不合规则的博弈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生育底线。我们的访谈人王某谈到自己一位邻居是这样生的二胎：

“我们这有邻居要二胎的，申请第一个孩子有残疾，交了两三千块钱，买了个准生证，虽然第一胎的小孩不一定有残疾。”(被访人王某)

被访人王某自己是用假离婚的方法生了二胎的，实现了自己和丈夫的生男孩的愿望：

当时听人家说现在很多假离婚的，我俩一商量，不如咱也这样，来个假离婚，等生了孩子以后再说，我一开始不同意，害怕弄成真的了，可是不假离，还要孕检，要是检查出来了不得了。两个人于是天天吵，天天闹，让大家都以为两个人过不成了，吵了几天，我就走了，回娘家去了，俺那一片的真以为我俩离婚了呢，都可惜得不得了。等过了二三天，我悄悄地回来了，天天躲在家里不出门，男人出去打工去。

我只有到了天黑的时候，才悄悄地出门，出去走走，你想一个人天天躲在家里，也烦啊，听到风吹草动，就怕得不得了。一直到生，九个月，生了一个男孩，大家才知道我们是假离的。送礼的送礼，祝贺的祝贺，(负责)计划生育的不愿意了，找上门了，可是我们离婚了，两人都没有单位，小孩又生出来了，你要把孩子抱走就抱走呗，要不你就罚钱，多了又拿不出来，最后找了人，罚了几千块钱，把孩子的户口安上，才算了事。(被访人王某)

(2)在“制度影响力强—文化规范力弱”的社区类型中，相关的制度，特别是“强单位制”系统辅助计划生育制度迫使生育文化从“儿女双全”向“独生子女光荣”发生转变。

三姐儿子出生那个月赶上了计划生育宣传月，三姐当时是小学里面的老师，那是干部身份，作为干部带头违反政策，真是不想当典型都难。林业局当下决定罚款，开除公职，开除干部队伍，这个班是没的上了。然后全局通报批评，大喇叭广播一个月，一份处理决议反复念。当时不止C林场，林业局下辖的每个林场都有大喇叭广播，声音贼大，一开起来全林场家家都听得真真儿地。那前前后后一个月，三姐当时就出名了。

单位里要是有谁的孩子出生了，征得她同意，我们就马上就帮她把独生子女证办下来，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不反对，我在单位分管计划生育十几年，单位里就没有违反政策的情况出现。如果有哪个超生的话，工作肯定是没了，党员要开除党籍，团员要开除团籍，那个时候大家都挺上进的，要入个党多难啊，开除党籍这样的处分估计搁谁谁都受不了。(被访人童某)

(3)在“制度影响力弱—文化规范力强”的社区类型中的女性生育决策

当下社会流动频繁的大环境中，全国农村社区出现新的状况是生育制度约束式弱、 “男孩偏好”的文化被延续。家庭经济水平使女性生育出现两种分化：打工收入多、家庭经济水平高，即使生了男孩还要生二胎；家庭经济水平低，生了男孩，“一个娃还养不起”，就不再想生二胎。

内蒙宝丰村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如果头胎是男孩，便不再继续生，如果头胎是女孩，会接着生二胎。与河南河湾村相似的是，要保证家庭中有一个男孩。不同的是，多数家庭即使头胎是男孩，也会继续生二胎。较多社区中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并不严格，例如河湾村很多家庭，头胎生了男孩，象征性地交点“社会抚养费”就可以生第二个，河湾村村民交的社会抚养费在7 000～10 000元之间，比计生部门规定的金额要少很多，很多家庭的打工收入完全可以支付这笔费用。在其他地区的访谈个案中也发现同类情况，河北农村的被访人玉芳提到“政策上说老大是男孩，就不让生老二，但我们这管得不严，家家都是交点钱，再生个孩子”；山西农村的被访人小苗也提到“咱们村里这几年计划生育管得也不是太严，塞点钱还是可以解决问题的”。[14]

总体来看，女性生育选择仍然逃不脱社区文化的束缚，在其身份归属的社区中，依旧需要满足社区“生男偏好”的文化要求。而家庭经济的充裕成为逾越生育制度限制，满足“生男偏好”的重要条件。

(4)在“制度影响力弱—文化规范力弱”的社区类型中的女性生育决策

从目前看，这一类型还比较少。但可以推测，这一类型下的生育行为将会更符合个人的生育意愿，个体化的倾向将更为明显，或者说这是新的文化类型逐渐替代旧的文化类型。[14]

图3 传统生育文化—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分类

在这一案例中，通过对四种制度—文化类型的划分，细化了制度—文化对个人行为交互影响过程。当政策与制度与原有文化规范出现诉求冲突时，人们必然会使出各种“弱者的武器”优先满足文化要求，通过与制度的博弈、协商、互构，躲避制度约束，守卫文化的边界，遵从“生育底线”。当制度过于强大，并有一系列相辅相成的配套制度体系同时对个人进行规范，相配套的制度又能够满足或弥补原有文化的功能性作用时，社区原有的文化规范便被重置、替代，形成与制度诉求相一致的新社区文化，使社区生育文化完成由“儿女双全”向“独生子女光荣”转变，辅助计划生育制度的执行。当制度执行力逐渐式弱，而社区文化的规范力与功能性仍然存在，此时家庭经济水平的提升又帮助个人越过制度的限制与束缚，进一步满足文化的要求，使满足“生男偏好”的社区文化规范成为可能。而制度—文化均呈现出“弱弱”的影响结果，个人生育选择呈现个体化趋势。[14]

三、过程视角下的资料归纳和理论原型建构：一项有关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心理生成机制的研究

这一研究从自我构念(self construal)的角度，以自我边界的文化特征入手，关注中国文化中群己关系构成的本土心理机制。研究希望与文化社会心理学中经典的“独立我—互依我自我构念模型”[15]进行对话，发现互依我中的中国文化心理的类型。换言之，希望回答受到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如何与他人相互依赖的。是否不存在“独立我”？如果存在，会是什么样的“独立我”，如何“独立”？其自我构念有什么特征？如果不存在，会是什么样的“互依我”，如何“互依”？

研究的方法是参与观察(与地处华北的一农村被访家庭共同居住约三个月)、深度访谈及一种准实验方法。具体的文本处理是分析该家庭一次婚礼上的礼账，围绕礼账中记载的192户亲友的礼金进行深度访谈，请被访人逐一对于192户礼金的数额是否符合自己预期进行解释。从而发现被访人对该预期的解释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根据村中的普遍通行的交往规范；一是根据交往的历史在此基础上做出不同增减，以进一步表达对双方“关系”的看法，因此更具有情感表达性和情感互换性。另外，将礼账上的名单分别写在纸条上，请被访者经过反复调整与比较，按照心理距离排序，再把与自己心理距离相同的人放在一类，最后对这些类别命名并进行解释。经被访者认可后记录名单排列的顺序与类别。表3是被访者对礼账中192户与自己关系的分类。

表中的关系分类的结构再现了费孝通关于“差序格局”的描述，该关系是以被访者为核心划分的，由近及远，一层层外推，每一层与下一层之间存在差别，这个差别就变成类层与类层之间的边界。个体将以不同的行为准则对待不同类别的人。正如这位被访者所言：

第一类和第二类人，他们有事我会尽量去办，这些人一般不会转化成外人。第三类人我会继续交往下去，因为这类人虽然相对疏远，但是对我的价值不比前一类人差。第四类是过去交往的继续，很多人我都随过他们的份子(指相互间遇到家庭重大仪式的礼尚往来)。第五类人就是乡亲，属于比较远的关系。

表3农村被访者关系分类

这些关系，全在我脑子里装着呢。谁谁是一类，谁谁是一类。他们几家差不多，他们几家差不多，送礼处事是一档。得有个里外不是！不能弄错了，再说了，我也弄不错。我全清楚着呢。

然而，划分的关系类别具有相对的内外区分的意义，被访者的解释是：

这个外人和内人，这看在什么情景下说外人和内人。你假如说，X(被访者之妻)和我，我们俩人跟你(指访谈人)，我们俩是内人，跟你是外人。可是要是说，再来一个，哪怕是庄里的人，跟我没多大交往的人，我就认为咱们这个是内人，他就算外人。

我们两个(指被访者之妻)肯定是自己人。说，海涛、海霞(被访者之子女)和小静(被访者之儿媳)呢，要说，如果我这圈划得小呢，就连他们俩(仨)都没有。再往大了划，就把他们包含在里边了。再往大了划，就把我父亲包含在里边了。再往大了划，就是她(指被访者之妻)的父亲，然后是我的兄弟、她的弟弟他们。可是在这圈里头，也不完全一样。比方说，我们哥们四个，也不完全一样。还得论什么事，还有人的秉性、行为不一样。这哥儿俩可能就显得密切点，那哥儿俩就生疏点。

这一排序和分类，不仅可以看到互依我与重要他人之间亲疏有别，远近各异，而且可以看到这一亲疏远近的把控与个人的性情偏好、意愿判断密不可分，里面具有很强的自我掌控的独立我成分。进一步仔细分析每一类(或按照先后顺序称之为亲疏的级别)中的人，可以发现每一级当中，都包括两类人，第一类人是具有亲缘关系的人，包括九族五服制度规定的血亲关系、姻亲关系以及已经出五服的远房亲缘关系(参见表4左列)。第二类则是具有交往关系的人，包括地缘连带形成交往关系的人(参见表4右列)。可见，这两类被放在同一水平之上的人根据心理距离上被划分在一起，因而是等值的：

表4 分类中的亲属与非亲属

这种从心理距离来划分的类别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分类，由于它不能完全以亲缘身份来构成，同时，也不仅仅由交往以及交往引起的亲密程度决定，因此也不能仅仅用相互熟悉、吸引、喜欢等交往程度(熟悉∕不熟悉、喜欢∕不喜欢、爱∕不爱)囊括或代表。它必然可以同时存在于两个类别中，并且自成一个分类系统。根据它具有的差序性质，以及它同时包括了亲缘身份与交往及亲密程度，成为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被视之为当然的一种“自己人∕外人”的关系分类。

“家人∕陌生人”只是“自己人∕外人”这一分类的特例。因此，“自己人∕外人”的概念可以说是比“家人∕陌生人”更有理由成为解析关系的原型。从这个个案提供的亲疏结构中整理出来的两列成对的关系可以看到，这是由两个因素所构成的：亲缘因素与交往因素。亲缘关系是显性的、具有血缘规定性的先赋性关系，交往关系则是隐性的、具有个人选择性的获致性关系。二者在日常生活中的交织混融，往往让人们看到的是外显的部分，并用先赋性来解释获致性。

当我们观察关系的自然形成、建立、变化以及中断时，就会很容易发现存在着这两个系列、维度或因素，并且在同一层次上的先赋性关系与交往性关系具有等值的特性。正是建立在这种等值的特性上，不同层次上的关系在交往中可能出现变化。在这个案例里，一方面有通过结婚建立姻亲关系(例如表3，第二类第六级)以及由于已经出了五服而没有邀请参加婚礼仪式自然中断关系的事例；另一方面，也有因交往而进入这个关系格局中相对核心位置，获得“干亲”(拟亲属关系)、“铁哥们”(准亲属身份)以及因交往而中断或疏远的事例。这些变化可以称之为“自己人”变成“外人”，或者“外人”变成“自己人”过程。在传统农村，这种变化往往是以“拟亲属关系”(反之是“去亲属关系”)过程获得或失去其身份标志的。

为了考察城市人的“自己人”的现象，笔者还将在农村进行的研究扩展到交往性更多的城市人当中。扩展的个案选择了一个与农村个案人口属性相仿的被访人，研究发现，在北方城市中，“自己人”一般被表述为“铁哥们”或“哥们”，指代一些自己人时用“哥儿几个”。此外，由于城市生活的社会流动比较大，“自己人”的情境性更强。城市人在不同的既有关系基础上(如同学、同事)进行交往后形成多个交往网络，在多个情境中形成“自己人∕外人”区别，不同情境之间较难进行所有人的直接排序和分类。好像同心圆上的一个个扇区，城市人的“自己人”相对性是扇区内的相对性，在每一个扇区内，有亲疏远近之分(参见表5和表6)。

比起农村被访者，交往关系在这里更为重要。从个案访谈的资料看，交往引发的相互亲密、吸引、信任及义务感有可能超过亲属关系的规定性：

我们厂一个哥们(70年代的同事)，这个，后来是做生意下海被人坑了，我们厂另外一个的人就去找我，他还不太好意思找我。就说这个哥们什么什么情况。说完了我说：“走，咱们去看他。”我那时候特忙，可是给我的感觉这事比什么都重要。我就到他家里去，去了之后，出来吃饭，还是我请他吃，因为他那时等于没工作了。后来我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去了半年他不干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到那儿，人家对我太客气。太客气呢，我又没有你们预想的那么强的能力。我不能丢你们的脸。”(城市被访者M)

在一定的关系基础之上，交往成为是否保持、发展或中断关系的决定因素；但是，又可以看到，当关系发展到一定深度，处于这样关系的两个人之间，难以用情感或者交换来解释关系的保持。交往的流动性不见了，相反，形成了一种不是身份类似身份的一种关系，它被称作“铁哥们”。

表5 城市被研究者的关系分类

表6 城市被访者关于关系的典型描述

各种关系，“铁哥们”也好，“熟人”也好，在具有情感性的同时，还具有互报性。这样才有凭“义气”而来的义务，而这种义务又是对等的，是相互信任与相互“对得起”的。不是情感性成分与工具性成分多少的问题，而是情感性成分与工具性成分的未分化，或者说情感性成分与工具性成分的相互附着。

通过上述城乡两个个案的研究，笔者[7]在维度提取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人—外人”分类的双维度理论，参见表7。[16]

表7“自己人—外人”分类的双维度模型

这一理论模型解释了谁是“自己人”，谁不是，谁能是，谁不能是，从而回答了“差序格局”的通透性是如何产生的，遵循什么规则，“差序格局”的结构特性与伸缩性、通透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由什么因素决定。也告诉我们，当人们在对某一种人际关系进行定位的时候，一般考虑两个维度，一个是先赋性的维度，就是由亲缘身份制度规定的关系基础；另一个则是交往性的维度，就是由个体之间在互动中相互建立的情感、信任及义务等。先赋性的规定是不易改变的(例如，亲子关系的基础是由生育决定的)；而交往性是可以依据交往的感受形成许多变化，例如，喜欢与不喜欢、亲密与不亲密、信任与不信任、爱与不爱等。交往使得原有的秩序结构生动与鲜活起来，也为个体重新建构自己的关系格局提供了可能。这就是个体在亲属制度规定的伦理框架下寻找到的可以自行建构的、活动的空间，正是这个空间容纳与产生着中国人真实而多样的社会生活，也表现出个人的独立性与互依性的相互嵌入和相互建构。梳理一下这一研究的主要发现，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1)中国人的关系具有差序格局的特征，即从自我出发逐渐外推，由先赋性与交往性共同构成亲疏结构，形成“自己人∕外人”分类。(2)根据先赋性与交往性的改变，“外人”可以变为“自己人”，“自己人”也可以变为“外人”。除了单纯通过建立或解除亲属关系而出现的改变这种相互转化，也说明交往性有可能独立于先赋性而对关系分类格局的建构起到关键作用。先赋性是确定亲疏格局的，交往性则表达了个人的偏好。(3)交往性关系在城市人的生活中显得更为重要，由交往引起的熟悉、亲密、吸引以及工具资源的交换成为关系分类的主要依据，交往情境的不同形成了关系分类的情境性，整个关系格局形成了扇区构成的格局。(4)交往性关系在独立于先赋性关系之后仍然被身份化。例如“铁哥们”身份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亲属身份的判别。(5)关系同时包含了情感成分和工具成分。并不因关系的亲近而减少工具性，也不因关系的疏远而增加工具性。

这一双维度的理论原型揭示了一个动力性和过程性的特点，当一个人从“自己人”变成“外人”或者从“外人”变成“自己人”的时候，可以先变成空有先赋性一面的”自己人”，我们可以称之为“空巢”自己人，这就是先赋性高而交往性低的关系类别。这一带有比喻性质的说法借自没有爱情的“空巢家庭”概念，似乎不易理解，不过，我们可以把“自己人”看作一杯水来简化这一比喻想传达出来的意义。一杯水是由水杯和水组成的。水杯是用来盛水的容器，尽管它可以移作他用，但是如果水杯里没有水，作为水杯的功能含义是不完整的，换言之是徒有其表的。对于一杯水来说，水杯带有先赋的规定性，而水则带有后成的变动性。处于这样有杯而无水位置的关系，双方按照血缘亲属制度是“应该”具有一定的亲密、信任并互相负有一定的责任的，但是交往的经验使双方失去真有的信任、亲密及义务感，或者还没有来得及通过交往建立人际之间的亲密情感与信任，这就变成了徒有其名的一种身份形式。例如，反目后的夫妻、刚刚过继或收养的子女与其继父母或养父母之间的关系、因结婚而与夫家其他人形成的关系(婆媳关系等)、包办婚姻中的夫妻、职业性的情感服务人员与顾客的关系(空中小姐、售货员等)等。

而当一个人从“外人”变为“自己人”或“自己人”变成“外人”的时候，可以先在交往过程中形成亲密、信任、义务感，但缺乏名分的“自己人”，我们可以称之为“缺巢”自己人，这就是先赋性低而交往性高的关系类别。好像有水而还没有可以完全容纳这些水的容器。处于这样位置的关系，双方按照血缘亲属制度是“不必须”达到某一类“自己人”那种亲密、信任并互相负有一定责任的程度，但是交往的经验使双方建立了超出身份的真实的信任、亲密及义务感。例如，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朋友在获得拟亲属身份之前，超出一般朋友的身份要求，相互具有兄弟般的亲密、信任与义务的关系。显而易见，作为“空巢”的关系类别是没有生机的，而作为“缺巢”的关系类别其存在需要获得全新的制度安排与文化心理环境。

这一案例中的文本资料的维度提取，不仅让我们了解了“自己人—外人”的二维划分标准，而且揭示了“自己人”变为“外人”的(推)和“外人”变为“自己人”的机制在于存在一个具有自主掌控性质的自我(agent)以及“杯—水”关系形成的四种类型及其相互之间具有的带有方向性意义的互动关系。

四、质性文本分析中理论提升的环节：提炼理论原型

理论的提升对于揭示研究问题是很重要的环节，也是质性研究最为显著的优势之一。质性研究擅长深度研究复杂的、真实生活中的现象(a complex, real-life phenomenon in depth)所引出的问题，通过对质性资料的分析，往往使人受到启发和形成顿悟(inspirations and insights from qualitative data)。具体的过程可以通过文本分析，提出类型解释的模型，展示因素之间、变量之间的类型关系，特别是类型的共变关系，即上升到理论，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现象，更深刻地揭示事物的本质。

用原型或理想类型来建构一种理论，揭示变量之间的关系，是许多社会科学研究中常见的方式。有学者指出，“类型学的研究，实际上是人类分析思维的表现”，因此“建立类型学理论首先要确定分类的维度”。[17]例如，跨文化心理学家，研究移民的加拿大社会心理学家J.Berry曾用移民原居住地文化和客居地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否来对移民的文化适应进行分类，他采用了双文化的维度，说明对文化适应反映在身份认同上的四种状况，即整合、趋同、分离与边缘(参见表8)。[18]

表8 Berry涵化动机与态度的双维度模型

维度分类法(dimension approach)是把研究对象中抽象出来的因素视为连续变量，以一些尺度对其进行分析。寻找构成其分类的维度是进一步解析该研究对象构成成分的关键。它与视研究对象为不连续变量的类型分类法(categorical approach)方法相互吻合和印证，可以检验原型分类(prototype)是否可以被成功提炼出来。也就是说，每一个类型必须有维度分类的支持，由此才可以形成“理想类型” ，从而成为具有解释力的类型学的理论模型。以双维度为例，当四种类型与该双维度吻合，可以建构某原型理论(参见表9)。可见，寻找分类的维度和以类型检验分类维度就成为是否能提升出原型(理想类型)理论的两个核心步骤。

表9 质性研究中的理想类型

原型理论或理想类型可以告诉我们，当两(几)个条件同时存在时，类型将会出现。换言之，如果某类型出现，要具备两(几)个条件。假如某一类型无法与维度匹配，可能说明该维度选取不适合解释这一类别的出现条件；反之，如果该维度的共变，没有导致研究者发现真实存在的类别，可能的原因是该类别尚未被发现或不存在。例如，由于社会文化的差异，对我国公民意识的测量，不能简单地沿用西方理论，测量政治态度、公共参与等维度，而是需要根据儒家关系伦理对“公”概念的理解，找到其包含“尊尊亲亲”的上下权力、道德人情的含义后，以“契约—人情”的关联方式与“为公—为私”的价值方向为两个维度，对应公民(契约为公)、臣民(服从为公)、商人(契约为私)和自己人(人情为私)，建立原型理论，从而发展测量工具进行研究(参见表10)。[19]

表10 公民意识测量构念

由于质性文本资料的丰富性以及研究的问题意识的特异性，在分析时进行的维度提取并非理论提升的唯一途径，却是社会心理学中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容易进行对话之处，也是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容易互补之处。

本文中列举的三项研究，关注了被研究者视角、类型比较视角和过程动态视角，分别为理解被污名者的应对身份威胁的策略、个体的自主生育选择与社会文化与制度在变迁社会中的类型之间相互建构关系，以及通过揭示自己人边界的动态掌控特征，以独立的互依我、互依的独立我与二分的独立我—互依我的自我构念理论形成对话。这三个研究都通过维度提取的方式对所研究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类型学的解释，也可以启发采用定量方法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