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所见桑弘羊铸币权的中央集中垄断思想及其意义

2019-04-04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中国钱币 2019年4期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汉武帝的财政大臣桑弘羊提出的铸币垄断权思想，左右了中国传统时期铜铸币发行和流通的基本方向。他明确提出，“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民不疑也。”也就是，第一，全国实施统一的货币，民众就不会有多重标准，也不会形成多个价值尺度的中心，进而形成分裂势力。第二，由中央集中垄断铸币，凭借中央的无上权威和国家信用，不会出现多种货币的紊乱流通，民众就不会对货币产生怀疑。其思想精髓和价值取向，对于今天货币理论的建设，意义深远。特别是在2009 年以来比特币引发的一系列数字货币的热议、忧虑和宏大幻想（6 月18 日Facebook 公司发布“天秤币”Libra 计划）交织的现实面前，《盐铁论》中桑弘羊与反对派的争论及其垄断铸币权的主张，必然给今天复杂社会局面的货币选择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汉武帝的政策组合、五铢钱制设计师桑弘羊及垄断铸币实践

桑弘羊关于中央垄断铸币的思想和实践，是他作为汉武帝理财大臣对当时面临的政策问题进行的适时回应。我们要理解桑弘羊铸币主张的思想根源，就必须了解汉武帝时期的政策之争的内容和形势；要了解他与反对派司马迁的思想和政策主张的分歧；要了解他国家本位和司马迁个人本位的现实可能性。

汉武帝和桑弘羊所处的时代背景，在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上处于从汉初的崇尚黄老之学国家“无为”而治向“有为”的国家干预的转换定型时期。汉武帝在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建设上，处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政体的定型者的地位。在经济思想上，桑弘羊主导的经济政策和铸币理念，无疑反映了这种治国路线的转换。

汉武帝面临的形势，司马迁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乖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絀耻辱焉。当次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致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显限度。物胜而衰，故其便也。”[1]

分析起来，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随着休养生息，奢侈之风盛行。第二，无为而治，社会治安受到威胁，国家法令形同虚设，法治权威丧失。第三，分封诸王势力坐大，形成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分裂势力。第四，面对北部匈奴的外来压力，汉初和亲忍让政策已经难以维持，侵略掠夺日增。总之，内而奢侈盛行、法令松弛及郡国抗礼，外而匈奴的经常入侵和威胁，都说明“文景之治”的繁荣是有限的和相对的。汉初推崇黄老之道，宣称无为而治，在一定程度上是汉初无奈之举和苟安策略的表现。没有能力干预社会，故打出黄老无为之治的旗号。没有能力抗击外地，便再去妥协和亲的缓冲措施。于内于外，均非主动积极的政策措置。可见，这种文景之治，是相对于汉初的百废待兴而言的，绝非资本主义时代完备法律约束下，有市场主体的有序竞争而形成。其内涵，也应是相对于汉初的战争破坏后的凋敝和贫弱而言。这样，“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的汉武帝摒弃“无为”的黄老之道，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推出“有为”的政策组合。

在政治上，以“推恩令”将原来分封诸王的领地多层分封，变大为小，削弱单个分封王的实力。并以法律手段废除了大批王侯封国，设立刺史加强对地方郡县的控制。在外交上，汉武帝开启了坚决打击匈奴的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主持经济政策制定的桑弘羊，推出组合措施，以盐铁官营、酒榷对冶铁、煮盐、酿酒等重要生产部门实行官府垄断经营，禁止民间染指。以“均输”政策，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负责征收、运输和买卖运输商品物资，均输官在各地低买高卖，增加政府收入。以“平准”政策让官府负责京城和全国各大都市的物价平抑工作，打击民间投机行为。以“算缗”对工商业者、高利贷者、囤积居奇之属征收财产税，并以“告缗”对呈报不实及隐瞒不报者进行惩处。而在经济政策组合中，最为重要的是禁止私人铸钱，建立完备的五铢钱制度。

我们知道，西汉初年，在五铢钱统一货币制度建立之前进行过多次的铸币调整。就汉武帝统治时期而言，也进行了五次试错。其中，第一次（140B.C），首次改变“半两钱”名称为“三铢钱”。第二次（136B.C），“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发行的半两钱既不是恢复秦钱，也非沿用文帝的半两钱模式，而是重新铸造一种带有轮廓的半两钱，以防盗铸者磨取铜屑，让钱流泪。这在古代铸币技术上是一次重大改进[2]。第三次（119B.C），接受张汤的建议，以奇特创制的皮币和白金币的发行来支持对匈奴战争的经费筹集，同时减重铜钱，又铸造三铢钱，仍添周廓。但是，次年（118B.C，武帝元狩5 年），卫青、霍去病大出击胡，“赏赐五十万金，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在这种情况下，“有司上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周廓其质，令不可得摩取鋊”[3]。这一次钱面和钱背均有凸出的边廓，而且首次使用“五铢”钱名称，旨在建立名实相符的稳定货币制度。

汉武帝铸币制度调整

然而，由于铸币权分散在郡国，地方盗铸猖獗。“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于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巡行郡国，举兼并之徒守相为利者。”[4]这是首次推出五铢钱后的情况，私铸的原因在于管理的松弛，铸币权的分散。第四次（115B.C），有铸造赤仄五铢，希望通过纯度和色泽的改进和钟官集中铸造，完善货币制度。但是，一枚赤仄五铢当5 枚五铢钱的兑换比率伤害了原先五铢钱持有者的利益，同时，郡国铸币仍然并行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在五次试错的基础上，在主持财政事务的桑弘羊的谋划下，汉武帝便于元鼎4 年（113B.C），推出中央集中统一垄断铸造的五铢钱制度。《汉书》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它的经过：

“郡国铸钱，民多奸铸，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贱，民弗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终废不行。是岁，汤死而民不思。其后而岁，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5]

与盐铁专营等政府管制经济政策相匹配的中央垄断铸币制度“五铢钱”制度的建立，实现了“民不益赋而国用饶”的财政经济目标，同时打击了地方分裂势力，巩固了专制中央集权。

二《盐铁论》中桑弘羊“币由上”的中央垄断铸币论

桑弘羊的货币思想，体现在《盐铁论》中他与贤良文学的论战申论中，并从对手的反驳言论中得到更加清晰的刻画映射。我们不妨尽可能地移录原文。

大夫曰：“交币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计本量委，民有饥者，谷有所藏也。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调，民有相万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储百年之余，或不厌糟糠也。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罚威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齐。故人主积其食，守其用，制其有余，调其不足，禁溢羡，厄利途，然后百姓可家给人足也。”

文学曰：“古者，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三王之时，迭盛迭衰。衰则扶之，倾则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让之礼，粲然可得而观也。及其后，礼义弛崩，风俗灭息，故自食禄之君子，违于义而竞于财，大小相吞，激转相倾。此所以或储百年之余，或无以充虚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穑，田者不渔，抱关击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尽物。如此，则愚智同功，不相倾也。诗云：‘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言不尽物也。”

大夫曰：“汤、文继衰，汉兴乘弊。一质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更法，非务变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与俗改，弊与世易。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物极而衰，终始之运也。故山泽无征，则君臣同利，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夫臣富则相侈，下专利则相倾也。”

文学曰：“古者，市朝而无刀币，各以其所有易所无，抱布贸丝而已。后世即有龟贝金钱，交施之也。币数变而民滋伪。夫救伪以质，防失以礼。汤、文继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兴。汉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变币，欲以反本，是犹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礼则民闇饰，上好货则下死利也。”

大夫曰：“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滑，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禁。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

文学曰：“往古，币众财通而民乐。其后，稍去旧币，更行白金龟龙，民多巧新币。币数易而民益疑。于是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三官作。吏匠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农人不习，物类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奸贞。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或滋益甚。夫铸伪金钱以有法，而钱之善恶无增损于故。择钱则物稽滞，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蛮夷，则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6]

上述引文充分说明了在经济问题上“国家统制”和“自由放任”的对立。而在货币问题上，双方的争论则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古代社会社区生活范围内的物物交换，进而市场自发秩序中的货币使用（多个社区多种货币，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状态），与大一统国家的统一价值尺度对货币的要求是同样的吗？第二，将货币制度建立过程中的试错性质的调整措施引发的货币秩序混乱，与五铢钱统一货币制度执行过程中的行政不力是否可以随意地混淆起来？第三，更为重要的，统一货币制度维持的组织机制，是社会分散自由发行货币具有可行性，还是要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权力中枢？

作为对立面的贤良文学的错误思想路线，首先，将服务于社区的市场自发货币（实物商品货币）和统一国家行使单一价值尺度功能的铸币混淆起来。其次，以统一货币制度执行不力的缺陷来攻击制度本身的合理性。“法制”与“法治”截然不同，有了统一规制，并不等于能够圆满切实的实施，关键在于因势利导，提高政策的执行力，形成制度化的行为模式。如果真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没有一种货币制度是可行的。再次，因历史健忘症漠视“吴楚七国之乱”的事实，由于货币铸造权的分散，助长了地方势力对经济的支配能力，从而形成分裂势力。在这个时候，尽管分封诸王的势力已经很小，但铸币权分散完全可以创造出新的权力中心来。

桑弘羊作为主持汉武帝中后期40 余年财政经济大权仅次于臣相的重臣，自身的政治经验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使得旗帜鲜明地主张中央对铸币权的集中和垄断。他的思想路线的出发点，简洁明了。第一，在货币问题上，铸币权的中央垄断集中，形成单一的权力中心，是统一国家单一价值尺度基本要求的制度保障。因铸币权的核心，是对经济活动的支配能力。权力分散的结果，必然是地方和民众两种势力的两种负面表现。地方上，郡国自由铸钱形成分裂势力，危及国家统治，也就是他所说的，“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滑，咸聚吴国。”遂形成吴楚七国之乱。在民众方面，自由铸钱，影响实体经济农业的发展，正如他所说，“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禁。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第二，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等基本职能角度出发，他明确主张“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这就是人类迄今超越社区货币之后的货币形态所提出的普遍要求：国家政权对于货币公信力的保障。所以，铸币权的中央集中垄断，是桑弘羊服务于大一统的政治经济学理念的集中体现。正是这个理念的坚决贯彻，建立起完备的五铢钱制度。五铢钱制度促进了西汉经济的繁荣，巩固了封建统治政权，实现了汉武帝的内外政策目标。五铢钱的轻重大小，合乎古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价格水平对基准货币单位的要求，从西汉到唐代初年700 余年间，行用不废，在特定意义上成为我国古代采纳时间最长的货币形态。

三桑弘羊铸币思想的历史坐标

桑弘羊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实现内政外交伟业和梦想的财经大臣，然而正史《汉书》却没有专门为他立传。原来以盐铁会议为契机，桑弘羊走向了仕途的绝境。

雷厉风行的汉武帝，以“东郭咸阳、孔仅为为大农臣，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7]桑弘羊不久为大农丞、后权重仅次于丞相的御史大夫。依靠以桑弘羊为中心的改革团队，汉武帝的“国家统制”治国模式，在他统治的末年，也受到统治集团内部持不同政见者的批评。最激烈的是卜式，他极力反对桑弘羊的国家统制政策，指斥他与民争利，天怒人怨。一次朝廷由于天旱求雨，卜式甚至说，“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8]。这是一种反汉武帝的社会思潮。

武帝之后，汉昭帝即位，其面临的形势已与文治武功的武帝盛年形成鲜明对照，“承孝武奢侈余弊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9]这样，辅政大臣霍光调整政策，多次下诏赈贷农民，发展经济，以缓和社会矛盾。同为辅政大臣的桑弘羊则继续沿用武帝时期的财政经济政策，引发政策之争。在霍光的授意下，汉昭帝下诏，“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始元六年（前81）二月，由汉朝中央政权召开了一次关于经济政策的高层讨论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辩论的一方是贤良文学，贤良是有功名的知识分子，文学则是民间的儒学人士，但他们都不能称为真正的民意代表[10]。另一方即桑弘羊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官员（上引文中的“大夫”）。

盐铁会议的政策之争，作为西汉关于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第二次大辩论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方位，赵靖先生做了鞭辟入里的透彻分析。它是西汉从“无为”向“有为”转化形成汉武帝时期桑弘羊为代表的“国家统制”经济思想，向封建正统思想的重要桥梁[11]。从此，封建正统思想，便失去了积极进取的锋芒，维持着所谓“承平型”保守治理模式和“均平”仁政的旗号。

就盐铁会议本身而言，它体现了国家和民间势力的博弈、农本与商末之争、义利之辨以及现实与理想的冲突[12]。桑弘羊作为西汉初年“轻重论”的实践者，代表着消除奴隶社会参与建立完备的封建体制的新兴地主阶级的进取精神。然而，在承平条件和君主个人品格柔化的新形势下，桑弘羊成了时代的弃儿。盐铁争论一年后，即公元前80 年，桑弘羊一家由于谋反罪被诛。因此，人们认为，盐铁论实际上是一场桑弘羊与霍光争夺权利的政治斗争。无疑这体现在封建社会始终存在三对矛盾上，亦即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政治）、国家统制与市场放任的矛盾（经济）和以“独尊儒术”等旗号体现的君主独断思想与现实社会多元思想观念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

尽管是汉武帝的财经重臣，由于不得善终，桑弘羊不见于正史传记，生平材料多从其他史料中得出，而其思想则主要体现在《盐铁论》之中。然而，桑弘羊主导的“国家统制”国家治理思想和自由放任的管理思想之间的对立，却贯穿中国帝制时代的始终。分析起来，“国家统制”思想处于主导地位的时代，大多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最高统治者具有雄才大略，富于进取。在这样的个人品质和社会氛围下，行政励精图治，财力物力动员能力强，社会是上升和活跃的气氛。同时，又因富裕没有合理的分配机制，导致贫富不均，积累着一系列矛盾。

第二，作为王朝周期中的阶段发展和时代特征来看，大多处于初创试错后的制度建立期。一旦稳定的统治和制度确立，进入承平时期，帝王精神消沉，求稳苟且成为社会主导气氛。

第三，“国家统制”时期，打击富商豪强，对社会整体调整具有中和的倾向。西汉之后，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在管理思想上基本上都是强调“国家统制”，多属于“有为而治”的类型[13]。同时伴随着重大的改革，如唐代理财家杨炎的“两税法”改革，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改革，均是用管理技术的改进强化“国家统制”。即使庸碌君主，面对社会困境，也难以“无为而治”来塞责。

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是“轻重论”的坚决反对者，主张当时意义上的自由放任政策。甚至有人将他的思想作为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市场理论合拍、反对封建专制政权压制资本主义经济的源头[14]。然而，生不逢时，在汉武帝独断进取的“国家统制”基调下，他备受打击。而在汉武帝时期，以切实有效的措施实现了政治经济“国家统制”目标的财政经济大臣桑弘羊，到了虚弱的汉昭帝时期，落得了兔死狗烹的命运。是桑弘羊的思想本身出现了什么问题吗？非也，时势变了。尽管如此，对于货币这个特殊的事物，在统一国家的局面下，还没有自由放任成功的经验。历史上，确实有多种货币并存的事实，但那是市场层次的不均一，货币“上下不通”的表现。历史上，也确实有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社会自发组织货币流通的事实，但那是政府无能的表现，却不是善治的追求目标。在今天，我们又遭遇了以技术变革为口号的货币非国家化的喧嚣声。其声浪里蕴含着这样的荒谬主张：因为我的刀造得好，所以我就应当有自决实施斩首的权力。这个喧嚣声如果来自民间经济主体，我们可以视为将货币创造作为企业盈利目标；如果来自政府的决策咨询部分，我们可以视为是利益集团在起作用；如果来自学术界，那我们就要追问什么是生命的学问？历史的经验值得汲取。绝不可因为桑弘羊的不得善终，而否定他既来源人类历史经验又合乎货币经济原理的铸币权的中央集中垄断的正确主张。

注释：

[1]（汉）司马迁：《史记》卷30《平准书》，中华书局1982 年11 月第2 版，第4 册，第1420 页。

[2]钱剑夫：《秦汉货币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6 月第1 版，第43 页。

[3]（汉）班固：《汉书》卷24《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62 年6 月第1 版，第4 册，第1165 页。

[4]（汉）司马迁：《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33 页。

[5]（汉）班固：《汉书》卷24《食货志下》，第1169 页。

[6]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错币》，中华书局1992 年版，第56—58 页。

[7]（汉）司马迁：《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28 页。

[8]（汉）司马迁：《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42 页。

[9]（汉）班固：《汉书》卷7，《昭帝纪》，中华书局1962 年6 月第1 版，第1 册，第233 页。

[10]粱盼：《困扰中国两千年的西汉民生辩论》（《人民论坛》2012 年第8 期）称，“可以把这两种人统称为民意代表”，似为未可。他们只是统治集团的不同派别，难以与今天公民意义上的普通民众划等号。

[11]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上）第十一章“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点—盐铁会议与《盐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4 月第1 版，第259-28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