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郡故城新莽钱范与流通货币考论

2019-04-04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金融系

中国钱币 2019年4期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金融系）

钱范真实准确地储存着钱币的规格形状、钱文特征、铸造年代和铸造工艺等多方面的信息，不仅对古钱币的鉴别和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而且对于研究古代货币流通、区域经济往来等提供了参考。新莽时期，在今青海省境内新设西海郡，第一次将中央集权的有效统治延伸至青藏高原环青海湖地区，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位于今青海省海晏县西海镇的西海郡故城内曾多次发现钱范，为研究新莽时期货币铸造和货币流通等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实物资料。然而考察此段时期西海郡发现的货币，则以王莽三令五申严词废弃的“五铢”钱为主，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现象呢？为此，笔者在检阅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这批钱范及其收藏单位进行了梳理，并就西海郡铸钱史事、西海郡货币流通圈的货币构成、西海郡货币流通圈辐射区域内的新莽钱币发现等问题略作讨论，以期抛砖引玉，推动新莽铸钱和货币流通的深入研究。

一西海郡故城钱范发现概况

西海郡郡治位于今青海省海晏县西海镇，其设立和废弃，学者论述甚详，在此不再赘述。西海郡故城历来多有钱范发现，目前见诸资料的共有8 次，分别介绍如下。

1.1958 年7 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志敏副研究员到西海郡故城实地考察，“在古城内发现五铢钱（？）陶范，五铢、半两、货布、货泉、大泉五十等钱币。”[1]

2.1972 年，有人在西海郡故城内发现钱范，范残长21-24.5、宽23.5、厚5 厘米。上有三排31 枚钱模，钱径30、厚约2、周郭宽2 毫米，内郭宽1 毫米，钱文为阳文，文字损毁严重，从残存文字看，应为大泉五十母范（图1）。现藏海晏县档案馆。[2]

3.海晏县西海郡博物馆藏大泉五十背范1 件（图2）。该钱范系1972 年西海郡故城内发现。

图1 海晏县档案馆藏小泉直一钱范

图2 海晏县西海郡博物馆藏大泉五十背范

图3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小泉直一范母

图4 青海省博物馆藏大泉五十叠铸范

图5 青海省博物馆藏大泉五十叠铸范

4.1972 年海晏县西海郡故城出土“小泉直一”陶范1 件，陶范长11.5、宽7.5、厚5 厘米。现藏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图3）。[3]

5.1975 年海晏县西海郡遗址出土“小泉直一”残钱范1 件，仅存阳文钱模1 枚，径14、穿4 毫米，尚有阳文隶体反书“前锺官工良造第八”等字。[4]

6.“近年（当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又在城内采集到‘五铢’钱范一件。”[5]此钱范疑为目前青海省博物馆展出的“大泉五十”叠铸范。夹粗砂红陶质，椭圆形，范长12.9、宽9、高8.3 厘米。钱模四面四背。（图4、图5）。

7.2014 年，在西海郡故城采集5 件钱范，均为夹细砂红陶质。其中“小泉直一”陶范3 件（图6），“大泉五十”钱范2 件（图7、图8）。[6]该钱范为私人收藏。

8.青海省钱币博物馆展出了汉代钱范6 件。其中“大泉五十”叠铸六模陶范1 件，三面三背，印文反书“大泉五十”。“大泉五十”“小泉直一”“五铢”平板陶范各1 件，“大布黄千”平板面范、背范各1 件。这批钱范系青海省泉友捐献，出土地点据说为青海省海晏县西海郡故城。

二钱范反映的西海郡铸钱史事

西海郡故城发现的钱范，从披露资料内容来看，有“五铢”“小泉直一”“大泉五十”和“大布黄千”四类。

1.“五铢”钱范。

资料披露共有2 件，即1958 年安志敏先生在西海郡故城采集，疑似“五铢（？）”钱范和青海省钱币博物馆展出的“五铢”陶范。其中1958 年采集的“五铢（？）”钱范虽经笔者多方求证，仍难以查询具体的收藏单位；青海省钱币博物馆展出的“五铢”钱范则由泉友捐献，具体出土地点不详，因此有必要略作说明。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前113）下令禁止郡国铸钱，随后又颁发了天下非三官钱不得通行的法令，把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到京师销毁，将铸币大权收归中央。王莽居摄至始建国元年之间是否铸造五铢，至今尚无定论。从文献记载分析，西海郡未铸造过“五铢”钱。郡国铸钱，当在始建国元年冬，“又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7]。1987 年甘肃庆阳城子岗出土的大泉五十钱范，范上部残存反书阳文“元年三月”[8]。即为例证。由此，若文献记载无误，西海郡故城不可能存在五铢钱范。

2.“大泉五十”钱范和“小泉直一”钱范

大泉五十是王莽居摄二年七月第一次币制改革中新铸，始建国元年进行的第二次货币改革中沿用。西海郡故城内发现的“大泉五十”钱范共有7 件，其中平板范5 件，叠铸范包2 件，说明西海郡新莽时期除了铜范铸钱，还有叠范铸钱两种铸钱工艺。小泉直一钱范在西海郡总计发现5 件，小泉直一是王莽第二次币制改革中新铸。

西海郡铸造“大泉五十”与“小泉直一”结束的时间，应该是在天凤元年（14 年）王莽第四次货币改革后。“是岁，罢大小钱，更行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直货钱二十五。货钱径一寸，重五铢，枚直一。两品并行。”[9]“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权俱枚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矣。”[10]

3.“大布黄千”陶范

“大布黄千”是王莽始建国二年（10 年）第三次货币改革中新铸。青海省钱币博物馆陈列“大布黄千”陶面、背范各1 件，由泉友捐献，出土地点据说为西海郡故城。此钱范的发现为孤例，且西海郡货币流通圈内迄今尚未发现实物，故新莽西海郡是否铸行“大布黄千”尚待更多的考古资料验证。

图6 2014 年新发现的小泉直一面范

图7 2014 年发现的大泉五十范母

图8 2014 年发现的大泉五十背范

三政治地理上的新莽西海郡货币流通圈与流通货币构成考察

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执行的是流通手段的职能。彭信威曾说过：“古钱的形制只是古代货币的躯壳，它的生命或灵魂是它的流通情形。”[11]可见仅仅关注钱币的铸造与发行、货币政策等层面是绝对不够的，必须从货币构成与货币流通上对古代货币做一考察，方能对当时的社会环境、经济状况有一个较为清晰、全面的认识。

中国古代货币制度的一个典型特性就是铸造和流通的地方性，西海郡流通货币的地方性特征尤为明显。西海郡是西汉最晚设置的郡一级行政机构，它不仅将青海湖流域纳入中央王朝版图，而且为青海湖流域赋予了政治地理的文化意蕴，将上古以来四海一统的政治理念付诸于实践，从此中国有了实际的四海之郡。[12]从自然环境上看，西海郡所辖区域是一个封闭的内陆盆地，四周山岭大部分海拔在4000 米以上。从政治地理上看，西海郡孤悬塞外，除向南沿湟水河河谷与西宁相接外，其余方位均为羌族游牧的草原，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政治地理人文环境。王莽设立西海郡的环青海湖地区使用货币始于新莽时期，在此之前，虽然游牧于此区域的羌族已经掌握了较为成熟的青铜铸造技术，铸造有青铜刀、削、泡钉等青铜工具，但是货币的使用依然为环纹货贝，尚未见到铜钱，中原铸造的货币也极少流入，基本上还处于“以物易物”的阶段。至新莽始建国元年冬“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之后，才为金属铸币源源不断地进入环青海湖地区提供了条件。这也决定了西海郡必然以新莽铸币为唯一的合法流通货币，以满足当时军费开支、官吏俸禄、治道经费、缴纳赋税、商品贸易诸方面使用货币的需求，并由此形成一个独立的货币流通圈。然而考察西海郡考古调查及部分发掘资料发现，五铢钱所占比重远远大于新莽钱币，甚至是郡治所在的西海郡故城，也是五铢钱与新莽钱币并行，西海郡属县及县属的亭一级机构故城内，五铢钱多有发现，新莽钱币则是凤毛麟角。

西海郡故城是西海郡郡治所在地，同时也是西海郡属县之一，西海郡郡城内发现的钱币除新莽时期货币外，还发现有五铢和半两等钱币。考虑到西海郡故城在东汉和帝永元十四年（102 年）曾再次启用，“时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隃麋相曹凤上言：‘…臣愚以为宜及此时，建复西海郡县…国家可以无西方之忧。’”[13]朝廷部分采纳了曹凤的建议，没有重设西海郡，只是“缮修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14]城内出土的东汉时期“西海”“西海安定元兴元年作当”铭瓦当等遗物，即为西部都尉设置于此的明证。由此，西海郡故城内发现的半两钱和五铢钱也存在东汉中后期流入西海郡故城的可能。

西海郡所辖县一级的地方建制遗址中，新莽钱币亦是鲜有发现。西海郡下设县之事，《通鉴》、《汉书·平帝纪》及《王莽传》俱未提及，《后汉书·西羌传》载云:“至王莽辅政，欲耀威德，以怀远为名，乃令译讽旨诸羌，使共献西海之地，初开以为郡，筑五县，边海亭燧相望焉。”[15]《水经注》也记载：“汉平帝时，王莽秉政，欲耀威德，以服远方，讽羌献西海之地，置西海郡，而筑五县焉，周海亭隧相望。”[16]关于环湖五县，学者多有讨论，著述颇多，[17]具体县名已经无考。除郡治外，西海郡下辖的其余四县，在西海郡废弃之后，就湮没于历史之中，完整地保存了新莽时期的文化层堆积，从考古调查资料来看，海晏县的尕海古城和刚察县的北向阳古城在1984 年进行的环青海湖考古调查中，均发现过五铢钱，但是未发现新莽钱币。[18]兴海县的至东加拉古城在1984 年进行的唐蕃古道调查中，据海南州文博工作者说，城内曾发现过两枚“大泉五十”。[19]共和县的曹多隆古城目前已经淹没于龙羊峡水电站，1979 年进行过考古发掘，出土有铜钱，但是未言明具体的种类。[20]

西海郡设立之后，为保障边郡的安全，王莽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在西海郡设烽隧、置亭障、屯戌卒，构筑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军事防御体系，“边海亭燧相望焉”。西海郡军事部署和人员设置，文献缺载。《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中记载有新莽五等爵及世子印有“平羌男家丞”，[21]州郡县乡官印有“西海羌骑司马”“西海沙塞右尉”。[22]可见新莽在西海郡的军事建制还是比较完备的。“亭”是乡一级的建制，2005 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刚察县的吉尔孟古城进行了发掘，该城是西海郡所属的乡亭一级的地方建制所在地，出土五铢钱多枚，钱径25-26、穿径9、厚1.5 毫米，总体上与西汉元帝时期的五铢钱特征相近。[23]

西海郡辖区大多处于牧业区内，历年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较少，检阅资料，仅在海南州共和县曹多隆古城西南的合洛寺晚期墓葬M04 出土有汉代钱币，亦是五铢与莽币并存。该墓葬墓主是一个10-12 岁小孩，随葬有夹砂陶罐2 件、单耳陶罐1 件、五铢钱1 件、货泉2 枚，骨珠9 粒。[24]

从上述资料，我们可以看出：1.新莽时期西海郡货币流通圈内五铢钱与莽币并行，这与文献中记载的王莽第二次货币改革后百姓皆私以五铢钱市买的情况基本相符：“是时，百姓便安汉五铢钱，以莽钱大小两行难知，又数变改，不信，皆私以五铢钱市买。”2.西海郡货币流通圈内，莽币数量与五铢钱相比，数量较少。这与文献记载王莽第三次货币改革后，“百姓不从，但行小大钱二品而已”是相悖的，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的呢？

首先，货币是一个国家权力的重要象征，是记录历史、见证历史的重要物化资料。王莽在西海郡铸行货币，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四海一统的意愿，另一方面因西海郡为初设，军事活动频繁，军费开支必增，人口数量增加，经济活动必频，这都会增大对货币的需求。[25]就近铸币是为了应付战争和稳定边郡的需要，其铸币量应该不大。

其次，西海郡从设立到废弃，仅仅存在了不足20 年的时间。[26]西海郡的设立于西汉元始五年（5 年）秋，[27]是西汉设置最晚的郡级行政单位。到了汉孺子婴居摄元年（6 年），即西海郡建立仅仅一年，“西羌庞恬、傅幡等怨莽夺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败走。莽诛永，遣护羌校尉窦况击之。二年（7 年）春，窦况等击破西羌”，[28]西海郡才真正稳定下来。王莽末期，中原大乱，西海郡也随之废弃。西海郡铸钱的时间更短，自始建国元年（9 年）开始铸钱，至天凤元年（14 年）“罢大小钱”，期间仅仅5 年，铜钱的铸造量相对于广袤的占地范围和丝绸之路青海道节点的地理位置而言，是相当有限的。

第三，货币是随着人员的流动而流动的。考察西海郡的人员构成，与内地相比，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缺乏常驻民。西海郡设立后，居民性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犯禁者”。王莽设置西海郡后，为迅速充实边塞，“置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处之”，[29]“又增法十条,犯者徙西海。徙者以千万数，民始怨矣”。[30]始建国二年二月，又“禁民不得挟弩铠，徙西海”。[31]即西海郡设立后的戍民多为“犯禁者”，虽然文献所载的“以千万数”有点夸张，但是其戍民显然以“犯禁者”为主。“犯禁者”是受王莽暴政下扩大“犯禁者”范围政策的影响，被迫远离故土，戍守边郡，一旦有变，必然会逃离西海郡。另一类居民当为西海郡戌卒，在王莽末期，大部分必然会返回原籍。无论是趁乱逃离西海郡的“犯禁者”，还是戌卒，作为流动人员，其离开西海郡必然携带流通货币，这可能是造成西海郡新莽钱币发现较少的原因之一。

第四，从自然环境考察，西海郡位于牧业区或者半农半牧区域，仅在黄河谷地，也就是西海郡的曹多隆古城附近的黄河河谷可进行小面积的农业生产。在西海郡设立之前，这里是羌族的聚居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32]游牧经济形态决定了当时区域内的商品经济十分落后，对货币的需求量不大。同时，环湖五县相似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间接影响了县域之间的商业经济往来。

四新莽钱币在环西海郡货币流通圈辐射区域的发现

西海郡货币流通圈内，五铢与莽钱并行，且莽币数量少于五铢钱，这是作为新设边郡的特例还是一种普遍现象？钱币作为一种等价交换物，其流通区域也显示出了特定区域之间的经济往来，因此，考察相邻区域的流通货币，对于全面了解区域内的货币流通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新莽时期的环西海郡货币流通圈，并非独立的存在，其必然与相邻区域产生人员往来和经济交流。从新莽时期的道路交通状况分析，西海郡货币流通圈向外辐射区域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西连接丝绸之路青海道，另一条是向南，沟通河湟地区，既而由此进入汉王朝腹地。

西海郡虽然地处偏远，但是从地理位置来看，是丝绸之路青海道的节点之一。丝绸之路青海道秦汉以前习称“羌中道”，就是指沿青海湖南北两岸西行,横贯柴达木盆地进入南疆的道路。其中一条线路就是自西宁向北，沿湟水河进入青海湖东岸的西海郡故城，既而沿青海湖北岸进入青海柴达木盆地。西汉神爵元年（前61 年）先零、䍐、开诸羌“背畔犯塞”，朝廷派赵充国出兵金城，沿湟水向西进兵，命驻守河西的汉军配合赵充国作战，又令长水尉富昌和酒泉候冯奉士“将婼、月支兵”至鲜水北助战，此处的婼指婼羌，月支指迁入甘肃南山的小月支人，则此路军马的行军路线当循青海道的西段，即经柴达木盆地进入羌地。[33]西汉末年，王莽诱使卑禾羌建立西海郡，其目的似也旨在维护这条控制西域的路线。但随着新莽王朝的灭亡，羌人东侵攻金城郡，此道遂绝。[34]丝绸之路是贸易之路，贸易之路就等于钱币流通之路，钱币是丝绸之路历史最直接的见证者。目前，在青海西部地区进行的考古工作较少，我们很难了解新莽钱币向西流通的情况，但是，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必然会有更多的发现。

河湟地区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开拓，是中原王朝进入环青海湖地区的必经之路。西海郡设立之初，本是要效仿汉武帝开河西屯田戍边，即“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35]但是，特定的气候条件，也决定了西海郡的粮食等生活资料，必然从临近的河湟谷地进行输入，西海郡与青海农业区之间的经济往来应该十分频繁。新莽末期，镇守西海郡的戌卒和被迫迁徙西海郡的“犯禁者”返回原籍，必然要经过河湟地区。反映在货币上，就是在西海郡及其所属的环湖五县中新莽钱币发现较少，在河湟谷地汉代墓葬中新莽钱币则有较多的发现。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丧葬，由于当时人们相信人死之后灵魂永存，还会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出现了“墓葬形制的宅第化、随葬用品的生活化”的倾向，在墓葬形制上力求仿照生前所居，完全用现实生活来为死者构筑地下世界。墓葬随葬物品几乎涵盖了当时人类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模拟着当时的物质生活状况，反映出一个理想家园的一般模式和小康标准。“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在这种厚葬风俗的影响之下，随葬品几乎就是当时生活状态的再现。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晋墓地临近汉代长宁亭、西晋长宁县治所在地，是驻守长宁亭/县官吏的墓葬区，是河湟谷地具有一定代表性汉晋古墓葬分布区。该墓群总计发掘新莽前后墓葬15 座，随葬钱币的墓葬有5 座，其中4 座出土铜钱均为大泉五十[36]，表明新莽时期随葬钱币已经非常单纯，正是王莽高压推行新货币政策在丧葬习俗上的反映：“讹言大钱当罢，莫肯挟。莽患之。复下书：‘诸挟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37]是第三次货币改革后，“百姓不从，但行小大钱二品而已”的真实写照。M122 瘗钱较多，有五铢57 枚（均为西汉五铢），大泉五十1018 枚，货布1 枚，大布黄千1 枚。大布黄千是王莽始建国二年第三次货币改革时所铸，货布是王莽天凤元年（14 年）第四次货币改制时铸，与货泉并行，一布当货泉二十五，自天凤元年至新莽灭亡（23 年）铸行十年之久。该墓的时代上限为天凤元年，时代下限可能已经进入东汉早期。尤其是天凤六年（19 年）之后，王莽对内忙于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对外又“募兵击匈奴”，对河湟等地已无力顾及，[38]流通货币中出现五铢钱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结论

根据前文的分析，总结西海郡铸钱的事实和钱币流通状况，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1.新莽始建国元年冬开始，西海郡进行了铸钱，铸钱种类从目前所见资料，可以确定主要有“大泉五十”与“小泉直一”两种，其中“大泉五十”使用平板范浇筑和叠铸范两种方式铸行。2.新莽钱时期环青海湖货币流通圈内，莽钱与五铢钱并行，且莽钱在流通领域的构成比例较低。3.西海郡货币流通圈五铢与莽钱杂用是一种特殊现象，在西海郡货币流通圈辐射区域的河湟谷地，新莽时期墓葬中发现的钱币均为新莽货币，直至新莽末期，特别是天凤六年（19 年）之后，王莽对河湟等地已无力顾及，流通货币才出现五铢、莽币杂用的现象。

注释：

[1]安志敏:《青海古代文化》，《考古》1959 年第7 期。

[2]李峰、王麟：《青海海晏县出土的新莽钱范考析》，《中国钱币》1990 年第2 期。李峰：《新莽西海郡“大泉五十”陶范考析》，《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S2），23-4 至23-7 页。陕西省钱币学会、西安钱币学会：《新莽钱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年，第291 页。本书中记载此钱范的钱模直径2.7 厘米，与《青海海晏县出土的新莽钱范考析》记录钱模直径3.0 厘米存在一定的差异，尚待进一步考实。

[3]青海省文物处、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年，图版90。

[4]陕西省钱币学会、西安钱币学会：《新莽钱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年，第162 页。

[5]国家文物局主编、青海省文化厅编制：《中国文物地图集·青海分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96 年版，125 页。

[6]闫璘：《西海郡故城新发现新莽钱范》，《中国钱币》2016 年第1 期。

[7][31]《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中华书局，1962 年，第4118 页。

[8]陕西省钱币学会、西安钱币学会：《新莽钱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年，第117 页。

[9]《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中华书局，1962 年，第4163-4164 页。

[10]《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中华书局，1962 年，第1184 页。

[11]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第10 页。

[12]吕建福：《青海湖流域的人文生态—吐谷浑人对青海湖流域的经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 年第4 期。

[13]《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中华书局，2000 年，第2885 页。

[14]《后汉书》卷四《和帝纪》，中华书局，2000 年，第18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