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

摘要：石叠山房为明代陕西富平人李宗枢的室名。出于弘扬传统文化、传播文学思想、立言以存世不朽的目的，石叠山房刊刻了《汉隶分韵》《薛西原集》《从古正文》等古籍。这不仅挽救了部分行将亡佚的古籍，而且保存了一些珍贵的明代刻本，为此后相关古籍的刊刻和研究提供了参考和校勘纠谬的依据，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和文献价值。从相关资料分析，“西亭书院”是朱睦桴主持刊刻《李石叠集》的场所，为朱氏所有，并非李宗枢的室名。

关键词：李宗枢：石叠山房：西亭书院;刻书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3-0017-05

李宗枢（1497-1544），字子西，号石叠，陕西富平人，嘉靖二年登进士第，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宗枢为明代中期关陇文人群体中的重要一员，他曾师从关中大儒马理和南大吉。嘉靖十七年夏五月，胡缵宗为马汝骥《西玄集》作序，其中对当时关陇文人群体的盛况有所描述：“明兴，先进文质彬彬，尚矣。弘治间，李按察梦阳谓诗必宗少陵，康殿撰海谓文必祖马迁，天下学士大夫多从之，士类靡然。而献吉、德涵因得罪世之君子矣，时则有若王太史九思、张民部凤翔、段翰检炅、马太卿理、吕宗伯柟、韩中丞邦奇、参伯邦靖、王翰检元正、南郡守大吉、刘宪使储秀、马太史汝骥、许中丞宗鲁、王佥宪讴、何中丞栋、张比部治道、李佥宪宗枢、王宫谕用宾、吕郡守颛、赵兵部时春、孙羽士一元，实兴李、康同趣，虽言人人殊，而其归则迁与甫也。”

明代刻书风气日盛，官刻、坊刻和私刻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李宗枢作为“前七子”复古文学阵营中的一员干将，刊刻书籍也成为其宣传复古主张的一条重要渠道。李宗枢有室名石叠山房，其刊刻的书籍或在版心下方雕有“石叠山房”字样。兹将石叠山房所刻书籍加以梳理，以窥明代地方文人刻书之崖略。

一、石叠山房刻书概述

据《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陕西省卷》“富平县”条载：

《李石叠集》四卷，明李宗枢撰。明嘉靖二十九年陕西省富平县李宗枢刊本。

《汉隶分韵》七卷，明嘉靖九年陕西省富平县李宗枢刊本。

《薛西原集》二卷，明薛蕙撰。明嘉靖十四年陕西省富平县李宗枢刊本。

《从古正文》五卷、《字源释义》一卷，明黄谏撰。明嘉靖十九年陕西省富平县李宗枢刊本。

李氏《李石叠集》四卷《附录》一卷，明李宗枢撰。明万历陕西省富平县李氏刊本。

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也对石叠山房的刻书情况作了介绍：

李宗枢（1497～1544），“字子西，嘉靖二年进士，任诸城县令，擢御史，累迁右佥都御史。嘉靖九年（1530）刻印过田汝耔《汉隶分韵》7卷（半页8行，行13字）。嘉靖十四年（1535）刻印过薛蕙《薛西原集》2卷（10行20字）。嘉靖十五年（1536）刻印过黄谏《从古正文》5卷《字原释义》1卷（7行无定字）。嘉靖二十九年（1550）其后嗣刻印过他自撰《李石叠集》4卷《附录》1卷（9行16字）。”

（一）明嘉靖九年庚寅（1530）刻印《汉隶分韵》七卷

《汉隶分韵》七卷，不著撰人名氏，亦无时代可考。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小学类》记载：“《汉隶分韵》七卷，明嘉靖九年李宗枢刻本。”《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续录]云“明嘉靖九年刊本”[。是刻半页八行，行十三字。

清冯班《钝吟杂录》卷六：“《汉隶分韵》，以汉人石刻较之，多不合，不足据也，不如《汉隶字源》。《字源》犹士大天撰集，《分韵》乃出书坊所编，故多妄。其书无序文，即借用洪丞相《隶释序》为冠，后考《分韵》，亦昔人书。正德中，田汝耔刻之江西;嘉靖初，李石叠再刻之上谷。上谷本又不及远甚。”清许瀚《攀古小庐杂著》卷十二跋《汉隶分韵书后八则》：“《汉隶分韵》七卷，明嘉靖九年李子西临刊本。前后序俱不详撰人名氏，或补题宋汝南莫德显订，盖以其名氏无传，诡书之如亾是乌有之类，非其实也。余阅《宋史·艺文志》有马居易《汉隶分韵》七卷，在小学类，书名、卷数皆符，或者即其人欤？谨志于此，以俟博访。”

按，嘉靖八年己丑（1529）冬十二月，李宗枢奉命巡按上谷等地。《再葺上谷察院记》云：“嘉靖己丑秋八月，上谷察院寝序灾。冬十有二月，御史李宗枢来按，次于外。”卷三嘉靖九年庚寅（1530）春三月，李宗枢与刘源清商议重修上谷察院之事。《再葺上谷察院记》：“庚寅春三月，御史大夫刘公及李子会于院谋役焉。”卷三故《汉隶分韵》应为李宗枢巡按上谷时所刻，属于官刻本。

（二）明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刊刻《薛西原集》二卷

是年二月初一日，李宗枢为薛蕙《约言》作序。

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载：“《约言》无卷数，明薛蕙撰。……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一卷，題‘西原薛蕙著。半页九行，行十九字，白口。半页一框，四周单边。前有嘉靖乙未李宗枢序，后有吕景蒙序。卷端有黄裳手跋，云为天一阁藏书。……《存目丛书》据以影印。天一阁文管所另藏是刻一部。”黄裳《来燕榭书跋》载：“《约言》，嘉靖刻。九行，十九字。白口单边。板心下题约言几。卷首大题次行署‘西原薛蕙著。前有嘉靖乙未岁中春朔富平李宗枢序。次目录，自《天道篇》迄《春秋篇》，凡九篇。后有象郡吕景蒙后序。”

同年二月初十日，李宗枢又为薛蕙《薛西原集》作序，并刻印之。是刻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版心刻“薛西原集叙”“薛西原集目录”“薛西原集上”“薛西原集下”。卷首有奉议大夫河南按察司佥事秦中李宗枢叙，署日“皇明嘉靖十四载中春十日”。该集分上、下卷，所收均为诗歌，诗按年编次，自正德十年乙亥（1515）至嘉靖二年癸未（1523），凡九年。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六《集部五·明别集类》：“《薛西原集》二卷，明薛蕙撰。即《薛蕙集》也。明嘉靖十四年李宗枢刊本，十行二十字。诗低一格只十九字。前有奉议大夫河南按察司佥事秦中李宗枢叙，题‘嘉靖十四载中春十日。诗以年为次，自乙亥至癸未，凡九年。”

《嘉业堂藏书志》卷四《集部·明别集类》：“《薛西原集》二卷，明刻本。此单行本。自乙亥至癸未，所著古今体诗。前有秦中李宗枢序。（缪稿）明薛蕙撰。嘉靖刻本。仅诗集，分上、下两卷。自乙亥至癸未，按年编录。前有目录。五古咀吮六朝，独抒性情，余体亦奄有三唐各家之长。竹坨谓‘敛北地之菁英，具信阳之雅藻，兼迪功之精诣，良非溢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亦录是集。《四库提要》则收《考功集》十卷。乃分体编辑，与此本当互有出入也。”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薛西原集》二卷，明薛蕙撰。明嘉靖十四年李宗枢刻本。”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录-集部·别集类》：“《薛西原集》二卷，明薛蕙撰。明嘉靖刻本，二册。匡高十九公分，宽十三点六公分。十行二十字。白口，无鱼尾，四周单边。前有嘉靖十四年李宗枢序。首页眉端有屈向邦抄录薛蕙小传;末页有金元功手录薛蕙小传。钤有‘金元功藏书记‘洞溪传生‘屈向邦印‘诵清芬室‘荫堂诸印。卷上载诗一百十一首，卷下一百二十九首，均为薛氏自正德十年至嘉靖二年所作古今诗。”

李宗枢与薛蕙于嘉靖二年相识，是年李宗枢举进士，薛蕙为会试同考官，《<薛西原集>序》：“今上御极之癸未，余举进士，先生同考之。”薛蕙为安徽亳州人，嘉靖三年因议大礼下诏狱，寻复职，未几罢归，屡荐不出，屏居西原。嘉靖十二年，李宗枢任颍州兵备佥事，直至嘉靖十四年升任河南布政司左参议，期间一直为官颍州。吕景蒙字希正，明代广西象州人，于嘉靖十二年八月壬午谪判颍州，成为李宗枢的僚属，谈迁《国榷》卷五十五载“壬午，南京给事中王希文免，御史吕景蒙谪判颍州，盖互纠也”。亳州与颍州相去不远，加上薛、李二人早已熟识，志趣相投，李、吕二人为政地方且雅好笔墨，故薛蕙《约言》《薛西原集》成书之后即请李宗枢、吕景蒙为之作序，由此可见薛、李二人交情之深，亦可知《薛西原集》为李宗枢任职颍州时所刊刻，属于官刻本。

（三）明嘉靖十五年丙申（1536）刻印《从古正文》五卷《字原释义》一卷

是年三月二十四日刻印《从古正文》五卷《字原释义》一卷。是刻七行无定字，且大小字不一，白口，左右双边，五册。版心刻“序”“后序”“凡例”“字原释义”“上平声”“下平声”“上声”“去声”“人声”，版心上方刻“从古正文”，版心下方刻“石叠山房”。卷首有《从古正文叙》，题日“赐进士及第前翰林院学士奉议大夫金城黄谏书”，次有《叙再刻从古正文》，题日“嘉靖丙申春莫廿又四日秦中石叠李宗枢序”。该刻本后经影印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89册。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载：‘《从古正文》五卷，《字原释义》一卷，明黃谏撰。明嘉靖十五年李宗枢石叠山房刻本。”

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从古正文》五卷，明黄谏撰。……辽宁省图书馆藏明嘉靖十五年李宗枢石叠山房刻本，半页七行，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下刻“石叠山房”四字。正文五卷附《字原释义》一卷。钤‘钱尔复印‘继祖所藏善本等印记。《存目丛书》据以影印。”

李宗枢《再刻<从古正文>序》云：“昔余之适汲，得是书于高大夫苏门氏，乃吾乡前学士兰坡公之作之者。嘉乐敷求，刻也亡矣，是故再刻以存之。”卷三高大夫苏门氏即高叔嗣，字子业，号苏门山人，明河南开封府祥符县人，嘉靖二年进士。兰坡公即黄谏，字廷臣，别号兰坡，明代陕西庄浪卫（今甘肃省永登县）人，正统七年以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迁侍读学士。嘉靖七年，高叔嗣因病辞官还归故里，是后居家三年，于嘉靖九年十二月起复还朝，次年春至京师，而李宗枢于嘉靖七年三月选河南道理刑，九月实授监察御史，任期内应到过开封拜访同年友高叔嗣，并且从高叔嗣那里得到《从古正文》，因而于嘉靖十五年重刻之。李宗枢于嘉靖十四年九月迁河南布政司左参议，故《从古正文》《字原释义》应为其任职河南时所刊刻，属于官刻本。

二、“西亭书院”考

明嘉靖二十九年刻本《李石叠集》在框外左下方镌有“西亭书院雕”，显然“西亭书院”为《李石叠集》的刊刻场所，具体为何，自明朝至现代，未见有资料详细注释。今人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将“西亭书院”释义为：“明嘉靖间人李宗枢的室名。所刻书见‘石叠山房条。”同书“石叠山房”条云：“明陕西富平人李宗枢（1497-1544）的室名。……嘉靖二十九年（1550）其后嗣刻印过他自撰《李石叠集》4卷《附录》1卷（9行16字）。”可见，编者认为“西亭书院”为李宗枢的室名，《李石叠集》为其后嗣所刊刻。《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也持“西亭书院”为李宗枢室名的观点，当系沿袭《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然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中国版刻综录》《明别集版本志》等书目却对“西亭书院”语焉不详。可见，关于“西亭书院”的详细释义，目前可资依赖的唯有《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但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所言是否属实，还有待进一步查考。辨清这一刊刻场所，有助于使《李石叠集》的刊刻流传过程更为明晰。

据朱睦桴所撰《故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富平石叠李公行状》记载，李宗枢卒后，朱睦桴将其诗文遗稿进行整理，编为四卷，刊刻传世，“殁之日，睦桴收其遗藁，得诗文谏草四卷，皆精细言华，行将梓传于世云”附录。“行将梓传于世”表明《李石叠集》即将刊刻。后文又说：“中丞公集刻既告竣，予复以其状附载卷末，盖欲后之览者详知公之素履若此云。时庚戌夏四月十日睦桴又题。”庚戌即为嘉靖二十九年（1550），“中丞公集刻既告竣”证明《李石叠集》于此年刊刻完成。马理《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石叠李君墓志铭》云：“君为诗取初唐，所赋如之，文宗秦汉，书法章草，人能品。其卒也，周镇国中尉西亭先生素以斯文友君，收其遗藁，得谏草诗文凡四卷，叙而刊之传世。又状其行理，述而志铭。”附录明确指出《李石叠集》系朱睦桴编叙刊刻行世。朱睦桴自述和马理所述均已说明了《李石叠集》的编纂和刊刻情况，且朱睦（木+挈）（1517-1586）字灌甫，号西亭，学者称为西亭先生，因而，“西亭书院”应为西亭先生朱睦（木+挈）主持刊刻《李石叠集》的刻书场所，而不应划归李宗枢名下。

此外，明田椿粹作有《西亭书院偕孙东蒙宴集》一诗，可作为西亭书院为朱睦桴所有的旁证。

不识王孙馆，倚然水竹乡。林堂秋黯淡，烟溆晚苍茫。雅会留孙绰，追陪愧子方。传杯散图史，余兴满沧浪。卷四百六十五

田汝棶，字深甫，号莘野，明河南祥符（今开封）人，田汝耔（1478-1533）之弟。正德十一年（1516）举人，十三试春官不第，乃谒选官，终兵部司务。游学于李梦阳之门，与左国玑齐名，人称田左。有《莘野集》。田汝生卒年不详，但可知其生年在公元1478年之后;又据《皇明词林人物考》卷十“田深甫”条：“田公名汝，字深甫，汴梁人也。南阳李蓑叙其集日：‘予初举进士，深甫适在京师，及滥竽史馆，深甫为兵部司务，以是得相往复赓和，未几，而深甫客死京邸矣。”按，李蓑举进士在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故田深甫卒年应在公元1553年后不久。所以，田深甫与朱睦（木+挈）（1517-1586）为同时代稍早的人，其所言可信度很高。

《西亭书院偕孙东蒙宴集》一诗，诗人既云“西亭书院”为“王孙馆”，则其主人必定不会是李宗枢，而只能是朱睦桴。因朱睦桴为周定王朱橚（朱元璋第五子）之裔，封镇国中尉，祖籍凤阳（今安徽凤阳），迁居河南开封。李宗枢亦有“王孙遥载酒，仙侣共停骖”（《西亭别业分韵得南字》）、“皇家帝子爱文章，别业遥开天汉傍”（《西亭先生别业留讌》）巷二的诗句，其中“王孙”“皇家帝子”均指朱睦（木+挈）而言。田深甫又为河南祥符（今开封）人，故而此诗应为其居祥符故里时所作。

李宗枢为官各地期间主持刊刻了不少书籍：嘉靖九年（1530）巡按上谷时，刊刻田汝耔《汉隶分韵》七卷（半页八行，行十三字）;嘉靖十四年（1535）任颍州兵备佥事时，刊刻薛蕙《薛西原集》二卷（十行二十字）;嘉靖十五年（1536）任河南布政司左参议时，刊刻黄谏《从古正文》五卷《字原释义》一卷（七行无定字），版心下刻“石叠山房”四字。上述诸书均系李宗枢生前所刊刻，亦有明文记载，毋庸置疑。所可疑者，一则李宗枢室名“石叠山房”，并无“西亭书院”;二则《李石叠集》系其卒后六年才刊刻行世，且由朱睦（木+挈）编纂整理，朱睦（木+挈）号西亭，因而“西亭书院”顺理成章应属朱睦（木+挈）所有，何以后世误将其划归李宗枢？盖因李宗枢喜刻书，又有自己的刻书场所，从而导致后人的错误判断。

概言之，“西亭书院”并非李宗枢的室名，而是朱睦桴主持刊刻《李石叠集》的场所，为朱睦桴所有;李宗枢后嗣可能参与了刊刻事宜，但不起主要作用。笔者于此，有必要纠正《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之误，为“西亭书院”的主人正名。

三、石叠山房刻书的目的

石叠山房所刻书籍，均系李宗枢为官各地时主持刊刻，属于官刻本。李宗枢为政一方即主持刊刻一种书籍，这反映了一种自宋代以来就已经盛行的地方官府刻书的风气。曲德森在《中国印刷发展史图鉴》中说：“从北宋开始，就形成了一种官府刻书的现象，为官一任，总要刻印一两种书，既体现其风雅，又是一种政绩的表现。”李宗枢刻书自然不乏附庸风雅、增加政绩的目的，但更多的则是出于正统文人对文化的珍视与热爱。

（一）弘扬传统文化，教化民众

《汉隶分韵》为经部小学类字书，其著者和时代均失考。《刻<汉隶分韵>后序》：

书之有隶，自秦始也，有汉君子则之，詹乎其极也，是以后世宗焉。《汉隶分韵》刻矣，而传弗广，广之，斯刻之矣。李宗枢曰：“书，艺也;艺，道之文也;文，礼之著也。是故君子之学，艺以究文，文以止礼，而道几焉，惟艺也乎哉？夫是可以志学已。”

早在李宗枢之前已经有人刊刻过《汉隶分韵》，但是却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为了避免此书湮没不彰，李宗枢为政之暇再次刊刻以存之。嘉靖十五年刻印《从古正文》时也是出于此种目的，存亡以益今，《再刻<從古正文>序》云：

夫书，一而已矣;二之者，后世之失也。是故古书之文，一一斯正;俗书之文，二二斯。俗文尚则古文晦，古文晦则大义谬矣，是故君子正之。正之者，从古以复正也。彼习之不察者，或异焉，亦惑矣。呜呼！五帝之后，改易殊体;六国之世，文字异形。先王之教化浸微，六艺均之失传矣，岂惟书哉？呜呼！孔孟既远，群议日兴。畔圣人大中至正之道，而为同异之辩者，赜如也，岂惟艺哉？昔余之适汲，得是书于高大夫苏门氏，乃吾乡前学士兰坡公之作之者。嘉乐敷求，刻也亡矣，是故再刻以存之。君子察于此，盍亦审所从也夫？”

为政一方，即身兼治理一方和教化民众的重任，李宗枢以文官和文人的双重身份及独到眼光，为保存和弘扬传统文化、教化民众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文学观念趋近，传播思想

薛蕙为明代正德、嘉靖之际的著名文人，“前七子”之一的王廷相曾称赞他“天下奇才，可继何、李”，由此可见，薛蕙早期的文学观接近何景明、李梦阳。《薛西原集》二卷收录的便是薛蕙早年所作诗歌，自正德十年乙亥（1515）至嘉靖二年癸未（1523），凡九年。薛蕙在离京前主张作诗学六朝初唐，陈田《明诗纪事》：

嘉靖初学初唐者，如薛君采、皇甫子安，七古诗便不能佳，无论余子。盖其调圆转流利，须择题而施。惟何大复《明月篇》最为杰出，以其才自度越寻常也。五律一体，人握隋珠，君采、子安兄弟、高苏门、袁永之、唐应德、陈约之辈，不可胜数。

作为嘉靖二年的会试同考官，薛蕙对李宗枢文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薛西原集序》云：

昔我武宗皇帝庚辰之岁，余尝从瑞泉先生游于京师，获西原薛先生词赋数帙。尚则玄风，聿祛末习。漱群籍之芳润，撷百氏之英嘉。藻思鸿才，卓哉有斐！一时骚坛词囿操觚洒翰之徒，邈焉寡俦。先生方绾章铨署，欲晋焉请益，未之敢也。今上御极之癸未，余举进士，先生同考之。未几，振衣南州，余亦分符北海，思觌啐颜、聆玄论，未之能也。乃岁壬辰，余官中土，分按南畿，既见先生，乃舍彼旧学，栖迹丘园，游心理域，德音秩秩，昭然发曚，不我诬已。乃知大道靡穷，达人无我，瞻彼群什，道中一艺云尔。虽然，尼父定删，风雅并述，将以性情所感，斯道攸存，诗以理之，孰云徒作统之？畅湮欝之思，达神明之德，通万物之情，格两间之妙，诗之为用，大矣哉！夫道不远人，诗非离道，一以贯之，存乎其人。追念遐思，爰请旧作，以贻同志，并序厥学，庶有所稽焉。

《编初唐诗叙》：“南溟樊鹏曰：‘余嘉靖癸巳督储濠梁，得关中李子西相与评古今诗。李固豪杰士，识鉴精敏，动以初唐为称，适与余契，退而编成。”叙题曰“嘉靖十二年春”。《初唐诗》三卷，信阳樊鹏所编唐诗选本。樊鹏曾师从何景明，深受其师诗学思想的浸染，又与李宗枢诗学观念相契，故而二人过从颇密，相知甚深。马理所撰《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石叠李君墓志铭》亦称“君为诗取初唐，所赋如之，文宗秦汉”，由此可见，李宗枢与薛蕙的文学主张相近，因而在任职期间刊刻《薛西原集》，以达到传播其思想的目的。

（三）人虽殁言可传，存世不朽

儒家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司马迁忍辱负重撰成《史记》，也是希望“成一家之言”，“藏诸名山，传之其人”，儒家的这种价值观念被历代文人学士奉为圭臬。李宗枢为政之暇刊刻书籍，既有追念先贤的深情，也饱含着对时贤的敬重，更为重要的是，存先贤和时贤之言以使之不朽。

四、石叠山房刻书的价值与影响

李宗枢石叠山房所刻之书，至今仍有留存，因而具有很高的价值和影响。具体而言，即存原以证今，存亡以益今。

明嘉靖十四年（1535）李宗枢刊本《薛西原集》二卷为薛蕙诗集的初刻本，系薛蕙生前亲自选录，保存了其早期诗作的原貌。嘉靖二十年正月初九日，薛蕙因疾而卒，是后《考功集》的纂辑避不开《薛西原集》的影响。初刻本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可作为校勘纠谬的依据，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在李宗枢之前，《汉隶分韵》《从古正文》已经得到刊刻，但流传不甚广泛。为了避免这些书籍湮没不彰，李宗枢为政之暇再次刊刻以存之。《刻<汉隶分韵>后序》：“《汉隶分韵》刻矣，而传弗广，广之，斯刻之矣。”《再刻<从古正文>序》：“昔余之适汲，得是书于高大夫苏门氏，乃吾乡前学士兰坡公之作之者。嘉乐敷求，刻也亡矣，是故再刻以存之。”可见，为了挽救这些即将亡佚的古籍，李宗枢尽心竭力、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或旨在弘扬传统文化，或出于传播文学思想的需要，或企图立言以存世不朽，石叠山房刊刻了不少古籍。石叠山房的刻书活动，不仅挽救了部分行将亡佚的古籍，而且保存了一些珍贵的明代刻本，为此后相关古籍的刊刻和研究提供了参考和校勘纠谬的依据，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和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