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言

近四十年古代书院刻书问题研究综述

李福言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书院刻书问题是书院史研究和版本文献研究共同涉及的问题。近四十年来，不少学者对书院刻书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呈现出维度上时间（宋元明清）和空间（北方、南方、西南、西北）兼有，方法上宏观概述与微观考察兼顾，文献考证与计量统计兼并，内容上溯源与考流兼重等特点，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书院刻书；学术史；研究综述

书院刻书问题是书院史研究和版本文献研究共同涉及的问题。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八中说：“元代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相互易而传布之，故书院刻书有三善焉：山长无事，则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版不储官，而易印行，三也。”[1]p999-1000这是较早对书院刻书特点进行分析的论述。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四论及元代监署各路儒学书院医院刻书以及私宅家塾刻书、书坊刻书、建安叶氏刻书、广勤堂刻万宝诗山等情况，这是比较系统论述书院刻书的著述[2]。其后也有一些学者对书院刻本进行论述。近四十年来，不少学者对书院刻书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取得了不少成绩，推动了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但是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一、综论性分析书院刻书特点与价值

1. 藏书与刻书

贾秀丽梳理了宋元书院刻书的年代、书名、卷数等，进而讨论了宋元书院刻书的特点，如内容丰富、精于校勘、刻印考究等[3]。

陆汉荣、曹晓帆分别从“刊刻儒家经典书籍，充实书院重点藏书”“刊刻名师硕儒的著作和师生教学研究的成果，形成书院藏书一大特色”和“书院刻书兼有赢利性质，作为书院经费来源之补充”这三个角度分析了作为书院藏书来源的书院刻书活动[4]。

刘青介绍了明清书院刻书与藏书的发展历史，并对其特点和影响进行分析。作者认为：“明清书院注重刻书，其刻书范围遍及经史子集各类。”[5]7

曾建华介绍了古代书院刻书的活动，指出，书院刻书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外部环境方面，“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出版活动变得愈加便利，书籍数量日增，书院不仅加大了藏书量，而且借此刻印书籍”[6]69。内部因素看，“书院的鼎盛时期，亦是我国古代学术研究的繁荣时期：宋代理学和书院并起；明代心学和书院同盛；清代汉学复兴使训诂考证之学勃兴”[6]69。作者进而指出书院刻书与政府官刻、书坊刻书以及私人刻书的联系与区别，“它既有内容的广泛性，包括经史子集丛诸部，又有较强的针对性，即重点为本书院师生学习、研究所用，很少刊刻御纂制书，也几乎没有面向民间的农桑卜算、阴阳杂家、启蒙读物以其戏曲、小说类的文艺作品，而主要集中刊刻学术性著作、尤其看重师承学派，讲求自成一家之言。”[6]70这种看法也有一定偏颇，因为一些书院刻书，也会照顾到当地的需要，而不仅仅是着眼于学术。

2. 刻书史与出版史

曹之介绍了书院的历史，梳理了宋到清书院刻书的概况，进而讨论了书院刻书的内容，认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书院师生自己的著述，一类是历代文献。作者还分析了书院刻书的原因：书院拥有大量藏书，其中多有善本；山长学术水平较高，精于校勘，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刻书的质量；书院拥有大量学田，这是书院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7]73-74。这些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书院刻书特点有参考价值。

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在第二编“估计雕版印刷发展史”部分介绍了历代版刻图书的特点，其中元代部分还介绍了元代书院刻书的概况[8]。

李致忠介绍了历代刻书的概况，如对元代刻书进行了探讨，从元代刻书的时代背景、刻书机构、管理机关、刻书特点、刻书禁例展开。作者指出，“元朝官刻书籍除上述者外，最主要、最大量的还是由各个机关辗转下达给各路儒学、书院、郡庠、郡学、儒司所刻的书。”[9]186“元时官方的刻书出版事业，之所以中书省也管，正是由于这种政权体制所决定的，是封建集权统治所必须的，也反映出元朝对刻书的管理制度是严格的。”[9]187作者举《国朝文类》刊印的过程来说明元朝对刻书管理的严格程度。，并提出“元朝学校之设，除各路设有儒学之外，并于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者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作为正规学校的补充，同时由国家或私人拨捐学田。”[9]191这也是书院刻书的政治经济保障。

林申清的著作涉及书院刻书信息，如“圆沙书院延祐四年刻《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泰定二年刻《广韵》”条有对书院刻书及版本流传的介绍[10]。

李致忠讨论了版印图籍的社会背景、刻书状况、装帧艺术以及对图籍的管理问题，这对认识书院刻书相关问题也有参考价值[11]。

田建平《元代出版史》在第二章“元代的儒学与书院出版”中论及书院出版的问题，曾据叶德辉《竹林清话》讨论刻书问题：“儒学也与书院合作刻书，叶氏谓，当时各路刊书，牒书院之有余赀者与其役。大概凡合作刻书，总有一个或几个领头的主要刊刻单位，至于其他的儒学或书院合作者，也不排除仅仅出点钱粮板料，或予以名义上的支持，而在图书正式出版后挂名而已这种可能。”[12]25作者还专门论及元朝书院刻书问题，指出，“元朝书院刻书，有承办皇帝旨意的，有承办政府委派的，也有自己编撰，根据自身特点，因讲学之需要，或为学术所系，自写自编自刻自印的。此外，还有书院编撰，交付私坊刻印，出版时挂上书院名头这种方式。有的书院，应私坊之约，为其编书，最后由私坊出版。”[12]31这对元朝书院刻书的分析是比较客观的。

陈矩弘介绍了元代书院刻书的背景，整理了元代刻书的书院数量、刊刻年代、刊刻书名，最后分析了元代书院刻书繁荣的原因[13]。

张秀民讨论了元代刻书概况，指出元代刻书相比宋代，趋于衰落，进而从刻书要地、刻书内容、元版特色、套印发明、官私藏书、装背、印刷物料等角度展开论述[14]。

吴国武对叶德辉《书林清话》著录书院本讹误之处进行订正，同时补充该书遗漏的宋元书院本，最后探讨了书院本广狭两种定义。作者认为：“书院本当有广义、狭义之分，其区分关键在于书院本身的性质。广义的书院本当指以书院为名刊刻之书籍。既包括真正的讲学书院，比如建宁府的建安书院为宋儒王埜创建，成为朱子学传播之地，其所刻书有朱子本人的文集、朱熹好友项安世《周易玩辞》等；也包括私宅家塾性质的书院……还包括书坊性质的书院书院。”[15]28“狭义的书院本，则特指真正的讲学书院所刊刻的书籍，而以书院为名的私宅、书坊不在此列。”[15]28

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宋元书院本的类型与分布，指出，广义的书院本可以分为官刻、家刻和坊刻三种类型，属于官刻的书院本又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有些书院以前是官学，像元代著名的西湖书院，其前身为南宋临安太学，藏版丰厚且有刻书传统。”“第二种情况，有些书院与地方官学完全是一回事，像元代江西的宗文书院便是如此。”“第三种情况，官学带领书院刻书，比如抚州路临汝书院刻《通典》。”[15]28-29作者经过考察，认为这是路学与诸书院协力刊成，非临汝书院一家所为。有名为书院本的家刻本，有名为书院本的坊刻本。作者指出，“除《书林清话》中所举詹氏建阳书院、潘屏山圭山书院、刘氏梅溪书院外，还有圆沙书院、南山书院、雪窗书院、椿庄书院、梅隐书院等亦为书坊。从现在的情况看，以书院为名的书坊主要集中在建阳一带，两浙亦有此现象”[15]28-29。作者对书院刻书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独到的。

二、区域性研究书院刻书问题

1. 江西书院刻书

漆身起、王书红介绍了江西宋元时期官、私、刻书的特点。宋代方面，江西是宋代四大刻书中心之一。作者归纳江西在宋代刻书发达的原因，如经济发达、造纸业发达、私家藏书发达。进而介绍了宋代江西的刻书机构和刻书概况。作者进而总结宋代江西刻书的特征。元代江西刻书也分为官、私、坊三种。官刻方面，有元代江西行中书省刻书较多，还有路府州郡县儒学刻书。作者进而总结了元代江西书院刻书的特点，即黑口、赵字、无讳、多简[16]。

关于明清时期，漆身起、王书红介绍了明代的刻书机构与概况，提出明代和清代江西刻书分为官刻、私刻、坊刻三种。另外作者还总结了清代江西刻书的特点。总之，作者对明清刻书事业的概况介绍的比较客观[17]。

薛颖讨论了元代江西书院刻书事业发达的原因和刻书特点，并以《稼轩长短句》为例，说明元代江西书院刻书的特点。作者搜集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有关元代书院情况，进而分析元代江西书院刻书情况，对于《江西历代刻书》所记圆沙书院地点及其刻书情况，作者“遍查不得，是否属于江西书院，不得而知”，这显示作者的阙疑精神。这个书院不属于江西，而属于福建建阳的私刻[18]。

2. 福建书院刻书

方品光、陈爱清首先介绍书院刻书缘起以及元代福建书院刻书兴盛的概况，随后分析了元代福建书院刻书的类型，进而分析了元代福建书院刻书发达的原因，比如元代朝廷给书院以学田做经费保证，书院拥有丰厚固定的学田收入可作讲学和刻书的资本，另外，主持书院的山长多为有学问的长者，他们精于校勘等[19]。

叶宪允介绍了清代鳌峰书院藏书刻书的情况。在刻书方面，鳌峰书院成绩也很突出：“清代书院刻书为人称道的有两大成就，一为康熙时期张伯行在鳌峰书院刊刻的《正谊堂全书》，一为阮元于嘉道时期在诂经精舍、学海堂的刻书活动。《正谊堂全书》是清代书院刻书的代表，也与福州四大书院中的鳌峰书院和正谊书院有关。”[20]50

肖书铭从明清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历史背景出发，分析和探讨该时期福建官府刻书事业发展的源流与演变，并考察其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及其原因。在具体分析明清福建官府刻书问题时，着重从经费来源、主要校勘人员、刻工辑录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最后分析了明清官府刻书的特点，以及明清时期福建官府刻书的历史贡献[21]。

方彦寿、黄丽奇、王飞燕介绍了闽台两地书院刻书的情况。如宋代朱熹在武夷精舍编刻《小学》六卷，是福建书院见于著录的最早刻本，也是中国出版史上最早的小学教科书。元代福建书院刻书集中在闽北，刻书最多的是建阳的张氏梅溪书院。“明后期，福州书院刻书开始发力，为清初福建书院刻书的中心从闽北向闽都转移奠定了基础。”[22]6清代，闽学重心从闽北向福州转移，福州以鳌峰、正谊书院最负盛名，台湾则以海东书院最为显著。

陈明利梳理了元代福建书院的史实，通过爬梳文献，考证出元代福建地区创建的书院有29所，并分析了元代福建书院刻书的情况，认为元代福建书院刻书活动颇有特色，具有重要研究价值[23]。

3. 浙江书院刻书

金达胜、方建新指出：“西湖书院是在南宋太学基础上建成的，继承了南宋太学的图书，故其藏书数量多，内容丰富。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现成图书，而是已雕刻的书版。”[24]70作者统计得出元代西湖书院对前代藏书的继承情况。另外，作者指出西湖书院在刻印方面，有几项重要工程，如修复补刻宋国子监本书板、主持刻印了《元文类》、两次刻印马端临《文献通考》，还讨论了西湖书院刻书精美的原因等。

4. 湖北书院刻书

陈方权《湖北宋元明清刻书考略（下）》主要介绍了明代、清代刻书的情况。明代刻书主要有官刻、纂修刊刻地方志、家刻三种。在清代，湖北刻书在中国书籍出版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也可分为三个方面，比如各州府县署纂修刊刻地方志，“基本做到了各州有志、各府有志、各县有志”[25]61；其次是官书局刻书；再次是书院刻书。“清代湖北各州府县均有书院，经考，已知刻有书籍的书院有：湖北崇正书院，刻《西游笔略》；江汉书院，刻《雨香书屋诗钞》、《六是唐诗选》《湖北金石存佚考》等。”[25]62从中可见，清代湖北书院所刻书籍内容广泛，涉及经部、子部、集部等，其中子部内容以地方志为主。另外还有一些很有地方特色，如《湖北金石存佚考》等。

蔡志荣论及“书院的藏书和刻书”问题提到：“书院刊刻的书籍主要为院中生徒的课艺等连续性读物，反映书院的学术成就……这类书籍的出版大多受阮元创办的诂经精舍、学海堂刊印课艺的影响，如经心书院受其影响，两次刻印《经心书院集》和《经心书院续集》，主要体现书院生童对经史研究的成就和心得……有的书院为地方出版地方志。书院是一地的教育和学术文化中心，清代官学的衰落，书院已经取代官学在地方文化中心的地位，因此书院出版的书籍，相对其他的地方出版机构而言，质量较高，体现一地的文化发展水平，为地方社会保留一些文献资料。”[26]165。

5. 其他地区书院刻书

黄海明介绍了尊经书院的刻书经过，以及尊经书院的刻书成就，分析了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这种刻书倾向是和张之洞创办书院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他鼓励学生读有用之书，他的所谓有用之书，包括了用以考古，可以经世，可以治身心三等，最根本的就是经籍史传。”[27]105作者还分析了尊经书院刻书取得成就的原因。，以及尊经书院刻书的作用和影响。

孙新梅指出清代河南刻书的书院中，刻书最多的有大梁书院、嵩阳书院、明道书院等。清代河南书院刻书的种类主要有学规、章程；有书院教学所需的名家读本、注释本；有书院师生的研究成果；有丛书；有志书等。作者还分析了清代河南书院刻书精良的原因[28]。

高叶青从书院分布、创建缘由、命名方式、用地来源、资金来源、书院命运、书院功能等角度介绍了古代关中地区的书院概况[29]。

全昭梅论及广西书院的藏刻书活动时指出：“明代中期以后出现坊刻，但宋至明，广西刻书以官刻为主。清代是广西刻书事业的繁荣时期，除官刻书仍为主流外，坊刻、私家刻书发展也变得突出。而广西书院相对于藏书，刻书之风没那么盛行。”[30]85作者认为，广西书院刻书历史短，成果并不多，只有光绪年间马丕瑶的刻书活动较为突出。

三、功能性分析书院刻书的文化学术影响

肖永明、于祥成重点讨论了书院刻书活动对地方文化事业的促进作用。“书院刊刻了大量的古代文献典籍，这些文化典籍除满足书院自身教学与学术研究需求外，还流出书院，惠及当地士子百姓。这是有利于当地文化的发展与积累的。”[31]作者对书院刻书以及书院的历史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于我们思考书院刻书有一定启示。

刘实在介绍书院刻书时指出：“在我国雕版印书历史上，书院刻书著名者，是元代杭州的西湖书院……不过，西湖书院原为宋代太学故址，至元始改成为藏书、刻书、专事出版的机构，它不同于一般的书院，并不以聚徒讲学为主。”[32]60作者还指出，“在书院刻书中，也有的是以书院名义刊行，而实为私家主持刻印的，如元代的方回虚谷书院刻《筠溪牧潜集》等”[32]60，这种情况需要辨别。

吴万起论搜集“宋代书院刊刻图书见于国内各藏书目录者”十多种，总结说：“由上述各书院刊刻之图书观之，其范围至为广阔，有经书、有史书、有文集、有医书，刊刻种类并不限于一端”，另外，“宋代书院刊本诚具有缮写精良，字大悦目，校雠精审之特色”[33]81，讨论了宋代书院本的独特价值。

四、结论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于书院刻书的研究，有以下特点：

一是书院刻书问题从古至今皆有研究，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皆有涉及，江西、福建、关中、浙江、广西等区域多有论述，体现出时间和空间的广阔性。在讨论书院刻书问题时，宏观概括与微观分析相结合，文献考证与计量统计相结合，结论较有说服力。

二是从书院刻书的时代背景、刻书内容、经费来源、刻书与藏书关系、刻书机构、管理机关、版本特点、牌记、装帧艺术等进行研究，涉及面广。从书院刻书与官刻、私刻的关系入手，考辨书院本的性质与真伪，对认识书院本的源流很有价值。

三是分析书院刻书兴衰的原因，以及书院刻书对文化事业、学术流派的影响与作用，具备一定的文化史、学术史视角。通过对书院刻书的教育功能考察，分析了书院刻书对书院教育的相互关系，属于从教育史的角度探讨版本问题。

也应该看到，书院刻书涉及问题广，不少学者缺少书籍史相关理论的透视，对书院刻书的研究讨论并不深入，有的泛泛而谈，甚至因袭较多，在关键问题上绕圈子。书院刻书宏观讨论太多，微观细致分析特别是单个书院中单个刻本的个案考察不足，导致对书院刻书研究停滞不前。

英国学者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合著、何朝晖译的《书史导论》是一种讨论书籍理论的重要著作。什么是“书史”？“这里所说的书史，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在突破传统文献研究藩篱的基础上兴起的一门交叉学科。它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书籍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及其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是统合关于书籍的各种研究——编辑史、印刷史、出版史、发行史、藏书史、阅读史——的全面的历史。”[34]6作者还引用了达恩顿的“交流圈”概念：“从作者到出版者、印刷者、贩运者、图书销售商和读者的交流圈。这个交流圈在这些关键要素之间运行——这样就为诸如揭示读者得以影响文本生产的方式。”[34]29同时作者还讨论了“文本的社会化”问题，认为：“麦克盖恩所描述的‘文本的社会化’，即书籍作为人造物品从私人空间到达公共空间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一模式中，正如保罗·杜吉德（Paul Duguid）所指出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以下进程的一部分：‘生产一种公共产品并将其植入一个特定的社会圈。’或者，正如最近的一项重要调研所揭示的，如今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是这样一种‘书籍生产和消费活动’观念，它‘把主要元素去中心化，并使它们相互作用和彼此依赖：换言之，出版史即超文本（hypertext）’（Jordan and Patten，1995:11）。”作者还讨论了“副文本”问题：“热奈特的著作通过聚焦于印刷书的‘副文本’[用来控制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的阈限性（liminal）工具，如封面和封底、印在封套上的广告词、索引、脚注、目录等]而与亚当斯和巴克的著作相契合。这些传统目录学家通常所关注的东西（关于文本生产中的印刷技术和产生变异的线索），对热奈特来说并无多大兴趣。他所关注的，是这些副文本如何成为交流（transaction）的地带，‘一个语用学的专有领地，一种影响公众的策略，这种影响——无论是否得到理解、实际效果好与坏——都是为了使文本更好地被接受，更恰当地被阅读’（Genette，1997：2）。换言之，是洞悉文本生产策略，这些策略被用来确保‘文本的命运与作者的目的相一致’（Genette，1997:407）。”[34]31这些论述中的“交流圈”“文本的社会化”“副文本”等概念对人们深入思考书院刻书的流通与传播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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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ngraving of Ancient Colleges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LI Fu-y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The problem of the engraving of the academy is a common problem involved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academy and the study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version. In the past 40 years, many scholars have made a meaningful 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 of college engraving, which combined time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and space (North, South, Southwest, Northwest) in terms of dimension, macro-overview and micro-investigation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literature examination and statistics measurement as well as tracing source and testing research flow in terms of content. In spite of enormous achievements in this filed,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room for further research.

college engraving; academic history; review

G649.299

A

1009-9115(2021)02-0035-06

10.3969/j.issn.1009-9115.2021.02.007

江西省文化艺术科学重点项目（YG2018275I）

2020-07-26

2020-11-30

李福言（1985-），男，江苏丰县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文献学。

（责任编辑、校对：郭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