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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代儒学刻书

2017-07-07张若群

卷宗 2017年9期
关键词:行省刻书儒学

张若群

摘 要:元代刻书对宋代刻书有所继承和发展,展现出自己的风格。元代各路儒学刻书更是历代刻书的特有现象,本文旨在探索元代各路儒学刻书的社会背景、刻书方式、刻书内容,并分析其刻书特点。

关键字:元代;儒学;路;刻书

官刻书是元代图书出版的主要途径,官方刻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由中央机构刻印,二是由中央各部门、地方政府机构通过行政命令颁下到各路儒学刻印。儒学,元代政府在各路、府(州)、县等各级行政区设立的地方学校,分别称为路学、府学、州学、县学。因传授学习的内容多为儒学经典和学说,又叫儒学。有文献记载:“元时书籍,并由中书省牒下诸路刊行”,这里的“诸路”就是指各路儒学。

1 元代儒学刻书的背景

(一)学校的设立

元朝政府是草原蒙古贵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在其南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受到汉人尊经崇儒思想的影响,一方面,作为“王政之先”的兴办学校政策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青睐;另一方面元朝统治者也希望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减少对蒙古政权的抵制,稳固元朝的统治。元朝政府在建立之后加强全国各级儒学的建设,在全国各路、府、州、县普遍设立儒学。据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大司农司的统计,元朝建元不到二十年,“诸路学校凡二万一百六十六所,储义粮九万五百三十石”2由此可以看出元朝设立学校风气之盛。正是由于元代覆盖各级行政区儒学的设立,为元代儒学刻书提供了基本的刻书机构以及文化氛围。

(二)刻书经费来源

元朝政府为保证学校有足够的经费,每个学校都设有学田,所收全部由学校支配。并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命中书省议行贡举之法时,又令“其无学田去处,量拨荒闲田土,给赡生徒,所司常与存恤。”3于至元二十三年,元政府还改变了“江南学田昔皆隶官”的旧例,下令学田一律交给各学校,实行自理。“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命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其他先儒过化之地,明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4,后又用法律的形式明确 规定: “诸各处学校,为讲习作养之地,有司辄侵借其钱粮者,禁之。”5这样又从法律上保证了学校办学所必要的经费。元代这种文化政策给各路儒学校刻印书籍,提供了人力条件和经济基础.

(三)文化环境

元代政府为贯彻尊经重儒、兴学立教的文治政策,十分重视高等教育以及历代书籍的纂集与刊刻。政府这种宽松的文化政策的支持推动了刻书事业的发展。元代各路儒学刻书多是收国子监或者国家委派刻书,或者是刊印地方性图书、学校山长著作以及刊刻学校教学用书,广泛的刻书内容来源为元代儒学刻书的繁荣提供了重要保证。

2 元代儒学所刻主要书籍

(一)元代儒学刻书方式

元代刻书有从中央到地方严密的刻书体制,各路儒学承办刻书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皇帝直接下令给各路儒学编纂刻印书籍,比如杭州路儒学刻印《宋史》,牒文中“装潢完备,差官赴都解纳”的记载;

由集贤院牒呈中书省和礼部下行各路儒学刻书,如延祐五年集贤院呈请中书省,礼部议准,令江西等處行中书省所辖各路儒学,刻印郝文忠《陵川集》三十九卷。

国子监通过中书省将刻书命令下达给各路儒学,比如庆元路儒学刻印《玉海》就是国子监呈请中书省批准,下浙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后又分派庆元路儒学进行刻印的;

御史台通过中书省和礼部,下行省和各路儒学刻书,如至正八年御史台根据监察御史呈请,申报中书省,送礼部议准,下江浙行省,发各路儒学刻印宋褧《燕石集》十五卷;

由各道肃政廉访司发起,下各路濡学刻书:如至正二十五年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下平江路儒学,刻印鲍彪注《战国策》十卷。

从上面叙述来看,元代的官刻书籍从各个渠道而来,通向各路儒学,最终由各路儒学付梓刊印,这是元代出版事业管理体系上的特点。

(二)各路儒学所刻书籍

元代儒学刻书作为独特的历史现象,各路儒学所刻书籍在经史子集四部分都有涉猎,最为出名的是九路刻十七史,但是九路有没有完成十七史的刻书任务,历来存在有很大的争议,本文仅就明确刻书时间及地点的书籍进行归纳。

从上面表格中可以看出,相对于统治时间较短的元代来说,元代儒学刻书的数量是相当大的,刻书内容也涉及了各个知识门类。

3 元代儒学刻书特点

1、刻书时间:忽必烈时期儒学已经开始刻书,但是元朝建立之初由于各路儒学设立还不够完善,所以儒学刻书较少。到大德年间,九路入学开始刊刻十七史(十史)出现了一次儒学刻书的第一个小高峰。但是从武宗开始,对皇位的争夺更加激烈,从1312到1333年,二十一年时间中更换了七个皇帝。皇帝更换频繁导致皇室贵族内部的相互争夺残杀,统治集团四分五裂,并且给人民带来莫大灾难。到元惠帝时期,其在位时间比较长,社会环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刻书事业又走上第二个高峰。

2、刻书内容:元代统治前期,蒙古族统治者践行了“尊经重儒、兴学立教”的政策,所刻之书经史子集都有所涉猎,但多是史书、儒学经典等书。到元代后期刻书类型增多,出现《金陵新志》等方志类书籍、《金石例》等金石类书籍及《救荒活命类要》等专门救灾类书籍。可以看得出来元代两次刻书高峰刻书类型的侧重是有所不同的。

3、刻书地点:元代儒学刻书地点集中在了江浙行省和江西行省,河南江北行省以及湖广行省也有,但是极少。河南江北行省有扬州路及中兴路刻书,湖广行省仅有武昌路一路设置儒学刻书。江西行省有龙兴路、瑞州路、临江路、赣州路及抚州路等,江浙行省有集庆路、嘉兴路、饶州路、绍兴路、温州路、宁国路、池州路、信州路、婺州路、徽州路、广德路、温州路、庆元路、建宁路、扬州路等。综上来看,在元代儒学刻书中,江浙行省占了主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4、刻书版式的总结:元代九路儒学刻书因为是九路联合刻书,所以刻书特点比较明显,总体来说,元代第一个儒学刻书小高峰九路儒学刻史书大多版式采用左右双边或者四周双边、双鱼尾或者三鱼尾、多白口,细黑口也有出现、半叶十行,每行二十二字、书中钤有印记,框纵在二十一厘米到二十三厘米,框横在十五到十七厘米。元代后期儒学刻书的特点表现出多样化,总体来说儒学刻书黑口占大多数,而且每半叶行数以及每行的字数都有所减少,字较元朝前期有所变大。

4 结语

元代儒学刻书受到政府政策和经济两方面的大力支持,所刻印的书籍数量大、质量高,在元代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后世提供了许多翻刻、重刻的底本,对保存和传播古籍做出了很大贡献。

参考文献

[1]于敏中:天禄琳琅书目[M].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刷馆.1983

[2]《元史》,卷十四,《世祖本纪》转引自李致忠.元代刻书述略[J].文献,1981(12).

[3]《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二《兴学校》转引自:蓬瑶.简论元代九路儒学刻十七史及其历史价值[J].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1).

[4][清]孙承泽纂《天府广记》[M].北京:北京出版社.1962.30

[5] 《元史》卷一〇三,《刑法志二》转引自: 蓬瑶.简论元代九路儒学刻十七史及其历史价值[J].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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