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琳

摘要：娜拉自诞生之日，就被全世界女性奉为学习榜样。五四时期，启蒙者们高度重视娜拉精神，塑造了一批“中国式娜拉”，以此来促进中国的女性解放和个人解放。其中，《伤逝》中的子君形象最引人关注，被看做是娜拉在中国的镜像。本文试图从娜拉和子君所处的不同的权力话语体系，她们出走的不同动因，以及出走后不同的命运走向三方面，分析娜拉形象在子君身上发生的嬗变。

关键词：娜拉 子君 女性反抗

1879年，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创造了传世名作《玩偶之家》，其中的女主人公娜拉以“砰”地一声关门，震撼了全世界读者的心，成为了文学史上不朽的形象;1918年，《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对易卜生主义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并把娜拉奉为女性解放的先锋楷模，从而在五四新青年中掀起一股旷日持久的“娜拉热”，在许多人心中种下一个“娜拉情结”。作家们以饱满的热情，纷纷书写自己心目中的娜拉。一时间，中国文坛佳作频出，其中尤为注目的是鲁迅唯一一篇爱情题材小说——《伤逝》。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子君常常被拿来与娜拉作比较，被称为“中国的娜拉”，其大胆离家出走的行为亦被称为“娜拉出走”的延续。然而，当我们再次回归文本，以更深微的文学眼光去比较娜拉与子君的形象时就会发现，子君之于娜拉，绝不是一个单纯的镜像投射，而是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和社会背景中发生了嬗变，烙上了深深的“中国印记”;娜拉精神也没有被完整移植到子君身上，而是在鲁迅的反复思考和深沉忧虑下消解、转化，被赋予了一种可感知的历史真实。

一、不同的权利话语体系下的女性反抗及角色定位

易卜生创作《玩偶之家》时，挪威已经摆脱了瑞典在政治、经济上的压迫，资本主义获得了充足的发展空间，妇女解放运动也日益高涨，女性意识随之觉醒。他笔下的娜拉，是以男女平等这一价值观作为支点，对现代男权社会发起的挑战。娜拉嫁给海尔茂之后，主动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在海尔茂病危之时，她不惜违法来挽救丈夫的生命，此后更是节衣缩食、精打细算，独自承担还债的重任，从不向丈夫吐露其中的艰辛。同时，海尔茂控制着家中的经济支配权，一切生活开销都要经过他的批准，娜拉对此也从无怨言，她深深沉醉在幸福安定的家庭生活中，安心栖息在丈夫的羽翼之下，做他亲爱的“小松鼠”、“小鸟儿”。然而当娜拉伪造签名借钱的事情败露时，海尔茂立刻摆出一副大男子主义的姿态，不但没有表现出丈夫对妻子应有的感激和包容，反而对娜拉大加指责、恶言相向。娜拉仿佛从一场困顿的梦中醒来，丈夫的反应让她意识到，自己作为女性的声音长期遭到男性霸权的无情阉割，使得自己在婚姻中陷入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往日的亲切与温柔不过是男性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怜悯与同情。所以，她坚决地站在女性立场上，对海尔茂说：我是一个和你（男人）一样的人！这是最具权威性的女性话语，它不仅仅是对海尔茂一个男人的控诉，而是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整个社会机制的质疑和颠覆。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娜拉的行动得到了女权主义者的肯定和拥护，她也被视为女性自觉、女性解放的先锋。

然而，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五四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人”的解放，五四启蒙者关注的焦点不是男女关系的内部矛盾和不平等，而是子辈与父辈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他们将反抗矛头对准了以父权为根基的旧有体制，与“父亲”相对的“子女”都要努力争取自己为“人”的权利。在这里，“儿子”和“女儿”的性别意识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他们基于对自由和独立同样的渴望，结成了最可靠最坚实的同盟，一起向父权宣战。子君在出走时的最大阻碍不是来自以涓生为代表的男权文化，而是以父亲为权利中心的封建家庭的疯狂阻扰和无理干预。这就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卓文君反抗其父卓王孙，祝英台反抗其父祝员外，这些女性都义无反顾地站在了封建纲常伦理的对立面。子君尽管遗传了这些女性的反抗因子，但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身处五四新思想的浪潮下，她的反抗行为依旧没有摆脱传统模式，其身份也仍然是与旧家庭决裂的“逆子”。娜拉的反抗实现了人和女人的双重解放，而子君仅仅获得了个人人身的自由，却远远实现达到女性的精神自觉。众多像子君一样的五四女性，热衷于冲决传统，抗击世俗，却常常忘记把眼光收回，去关注女性自身价值，以及男女同盟内部可能出现的新的不平等现象。

二、不同的反抗动因驱使下的女性出走

正如前面所说，娜拉的出走代表了一种女性的“解放”，她从家庭狭隘的私人空间，大步迈进了社会的公共领域。在看到海尔茂虚伪、自私、无情的丑陋表演时，娜拉意识到，眼前这个男人并不爱自己，而只是把自己当做消遣的“玩偶”，继续留在家庭中，早晚会在压抑的泥沼中窒息。所以，她选择主动出走，尽管海尔茂一再挽留，她却依然决绝。娜拉如此坚决的深层原因在于，她不甘心在男女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永远地收敛起自己作为独立女性的光芒。她说：首先我是一个人，一个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她作为个体的生命意识被唤醒，她迫切地想要成为社会群体中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而不是男人手中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玩物。娜拉将自己作为“妻子”、“母亲”的身份统统抛弃，只为换来一个“人”的身份。正是这种对“人”的权利的追求，娜拉的出走才显得格外震慑人心。

相比之下，子君从旧家庭的出走，则显得很被动，带有强烈的不彻底性。她从小生活在优越的家庭条件下，学习得是礼教之言，信奉的是父母之命，即便偶有不满，也绝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直至以启蒙者自居的涓生出现，她才開始重新打量自己的生活。更确切地说，爱情的降临，涓生的诱导，给了她足够的勇气和过往的自己一刀两断。“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拼命捍卫的是自己“爱”的权利，她拼命想要成为一个完美的“女人”，而不像娜拉，争取的是做和海尔茂一样独立的“人”的权利。恩格斯说：“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社会中去。”所以，与娜拉的“解放”相比，子君的出走不过是一场“私奔”。子君从旧家庭中脱离，转而投入另一个小家庭的封闭空间，她依附的对象由父亲变成了丈夫，根本就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而子君的悲剧在于，她从未认识到这一点，只是自醉在“女性解放”的想象中，抱着“爱情至上”的单纯信仰，企图做革命的先行者，却不小心扮演了牺牲者的角色。

三、不同的命运走向下的女性生存

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一篇名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在思想最为进步的女子高等院校，鲁迅选择这样的题目是有其目的和意义的。他预设了娜拉的两种命运结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意在表明，娜拉作为“梦醒者”，自会去寻一条生路，但她除了带走一颗觉醒的心，其他什么也没有，免不了要回到“梦境”中来。且不去评判鲁迅的断言是否正确，我们回过头来，分析一下娜拉出走后可能遭遇的结局。我的看法是，挪威当时的社会条件是相对乐观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女性地位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所以娜拉可以找到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就像剧中的林丹太太一样，她在丈夫去世后，孤身一人在社会上谋生，虽然生活拮据，但也勉强过得去，甚至可以去银行谋职位，说明女性找工作并非不可能的事。所以就诞生了除“堕落”和“回来”之外的第三条路，即一个人独立生活。

但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状况，我们就能明白鲁迅的悲观绝不是子虚乌有。假如子君出走之后，不是投靠涓生，而是自谋生路，结局可想而知。中国的妇女千百年来生活在“三从四德”的束缚下，背负着“父权”和“夫权”的双重威胁，根本没有独立的生存空间，也就不可能掌握经济能力。那么，依靠了涓生的子君总该是幸福的吧？鲁迅又一次否定了这样的结局。子君在旧家庭中突出重围，其出走行为无异于“弑父”，但“弑父”之后父亲这一位置的空缺，很快由丈夫填补，她又重现陷入了家庭伦理的包围圈。子君曾经幼稚地以为，拥有了爱情，便拥有了整个世界，她放下小姐的身段儿，去操心柴米油盐的琐事，换来的却是涓生的不屑和冷漠。“无爱”的生活浇灭了子君刚刚燃起的生命活力，重新将她抛入冷酷的现实，她只能拖着遍体鳞伤的躯壳回到旧家庭的牢笼，郁郁而终。兜兜转转，子君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困兽之斗。鲁迅在这里敏锐地洞察到，杀死子君的不是涓生，不是旧家庭，而是社会环境从来就没有为女性提供生存的氧气，因此子君的悲剧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娜拉的出走带动着欧洲广大妇女勇敢地冲破家庭的藩籬，去争取作为女性的独立的社会地位。而子君的出走则昭示着，如果不从思想上根除对女性的歧视，并且给予她们应有的经济地位，那么一切反抗行为都只能铩羽而归，面临着悲剧的命运。鲁迅用哀伤的笔触，告诫女性，“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要义，一时的冲动，需要付出的可能是生命的代价，万不可重蹈子君的覆辙。

一个怀着对“人”的权利的渴望，挑战男权，争得了个人的独立;一个抱着对“爱”的权利的理想，冲破父权，却在现实的逼迫下陨落。娜拉和子君，同样用出走的方式反抗过去，却演绎出截然不同的故事。娜拉式神化，在中国的客观条件下，嬗变成子君式悲剧。易卜生和鲁迅对女性和个人给予的充分关注与思考，不仅仅让文学本身更有价值，同时也为历史和现实提供了反思和自省的空间。

（作者单位：威海市第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