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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辽兹《幻想交响曲》中“固定乐思”的技法研究

2019-03-27张文娇

神州·上旬刊 2019年3期
关键词:六度全曲二度

张文娇

摘要:在《幻想交响曲》中,柏辽兹首次运用了“固定乐思”的创作手法,即“单一主题旋律”贯穿全曲。本文以五个乐章中出现的“固定乐思”为例,分别从音程结构框架、旋律线等方面,尽可能详尽的探索“固定乐思”的技法运用。

关键词:幻想交响曲;固定乐思

“固定乐思”是柏辽兹用于表明(对恋人)“痴迷”乐思的术语。1830年,将其运用到《幻想交响曲》的主要主题中,这在法语中是一个全新的术语…

第一乐章“固定乐思”首次出现于呈示部主部主题中(谱例a),C大调,其特定的音程关系是构建这一“固定乐思”最重要的特征。在其音程组合模式中(谱例b),该“固定乐思”的音数为:0、5、5、9、0、1、1、0、2、2、0、1,最典型的特点是:纯四度上行跳进、大六度上行跳进以及小二度与大二度的上、下行级进。

该乐思首先由弱拍短音平稳进行到长时值的同音后,再以此连续上行跳进到节奏相对短促的高音,随后用长线条的缓慢上、下行级进来连接,从而分别形成了长短和疏密不等的时值与节奏,整个乐章的呈示部均由这一“固定乐思”发展而成。

谱例:a)第一乐章《梦幻与热情》

b)音程组合模式

第二乐章“固定乐思”共出现了两次,首次出现于该乐章的三声中部,F大调。该“固定乐思”与第一次呈示的音程组合模式完全一致。不同的是,该“固定乐思”节奏加快,节拍转为拍,整体具有圆舞曲的律动感,音符时值明显缩小,在长笛和双簧管的演奏下,音色变得单调。

第二次“固定乐思”同第一次构成了上四度的调性模进关系,恰与“固定乐思”中上行四度跳进相一致——这个上行四度跳进预示了“固定乐思”的调性发展特点。

第三次“固定乐思”出现在该乐章的尾声部分,A大调。该“固定乐思”由纯四度上行跳进直接呈示,倒数两小节中出现了半音化的级进下行,音数为5、5、9、0、1、1、0、2、1、1、1。

第三次“固定乐思”同第一次构成了上方六度的调性模进关系,恰与“固定乐思”中的上行六度跳进相一致——这个上行六度跳进也预示了“固定乐思”的调性发展特点。

第三乐章“固定乐思”出现在插部,bB大调。“固定乐思”同前三次具有完全一致的音程结构框架。该“固定乐思”始于弱起小节,速度同之前相比明显加快,音符时值缩小,旋律声部加厚,暗示了恋人情绪上的躁动与不安。

第四次“固定乐思”同第一次以及第三次均构成了上、下方二度的调性模进关系,恰与“固定乐思”中的上、下行二度级进相一致——这个上、下行二度级进预示了“固定乐思”的调性发展特点。

第四乐章“固定乐思”出现在尾声部分,G大调。旋律由纯四度上行跳进直接呈示,并且倒数两小节中亦出现了半音化的级进下行。音符时值变大,旋律的整体长度缩减,因此其音程组合模式也相应的发生了微变,音数变为5、5、9、0、1、1、1。

第五次“固定乐思”同第一次构成了上方四度的调性模进关系,恰与“固定乐思”中的上行四度跳进相一致,由此印证了上行四度确实为“固定乐思”的调性发展特点,同理,分别与第三次和第四次“固定乐思”所构成上方二度和六度的調性模进关系,亦印证了二、六度均为“固定乐思”的调性发展特点。

第六次“固定乐思”出现于第五乐章第一部分第一乐句,C大调,同前五次具有完全一致的音程结构框架。不同的是,此次旋律中加入了大量的装饰音,使气氛逐渐紧张起来,节拍变为拍,速度明显加快,在C调单簧管的独奏下,音色显得尤为单调。

第六次“固定乐思”与第五次构成了上方四度的调性模进关系,恰与全曲“固定乐思”中的四度跳进相一致,再次印证了上行四度的调性发展特点,还与第一次“固定乐思”具有相同的调性布局,恰又体现了音程组合模式中第一个同度的音数“0”,由此可以看出,全曲一首一尾相呼应的调性回归特点。

第七次“固定乐思”出现在第一部分第二乐句,bE大调,同之前具有相同的音程组合模式(微变的第三次和第五次除外),旋律中亦加入了大量的装饰音,造成气氛的紧张与不安。

该“固定乐思”分别同第三次、第四次以及第五次形成上方二度、四度、六度的调性模进关系,恰与全曲“固定乐思”中的二度、四度、六度进行相一致,再一次体现了三者均为“固定乐思”的调性发展特点。

下图直观地呈现了全曲七次“固定乐思”的调性发展特点与音程组合模式之间的密切联系。

由上图可以直观地看出:七次“固定乐思”分别呈现了上方四、六、二度以及下方二度的调性发展特点,这与音程组合模式中的音程结构框架完全一致,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柏辽兹往往运用转调的手法使每一乐章的“固定乐思”形成一定的对比,但另一方面又通过音程结构框架来安排每个乐章“固定乐思”的调性发展,因此使全曲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又兼具统一性。

《幻想交响曲》在依靠单一“固定乐思”贯穿全曲的基础上,极大保持了五个乐章戏剧思想的统一发展。“固定乐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变奏”手法,却又不同于以装饰为目的的古典风格的变奏。这种主题的变化是源于贝多芬以来的“动机贯穿”手法的新运用,后由李斯特的“主题变形”及瓦格纳的“主导动机”成为19世纪后期音乐技术的常见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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