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兵兵

内容摘要：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是清代汉学《诗经》学的代表性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因时代的局限性，此书中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文将敦煌《毛诗》写卷异文与《毛诗传笺通释》的相关考证相比较，既以之观敦煌《毛诗》写卷价值之所在，亦论马氏考辨之精审。

关键词：《毛诗》;敦煌写卷;《毛诗传笺通释》;考辨

中图分类号：G2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9）01-0101-08

《诗经》一书肇端久远而传祚绵长，始编于春秋，经秦焚书之厄，至汉以三家《诗》立学官，其后《毛诗》出，至东汉郑玄作笺兼采今古文，而后三家《诗》相继不传。然因辗转传抄千年之久，《诗经》异文杂出、诸义不明。在敦煌写卷被发现之前，人们所能见到的最早《诗经》版本是宋刻本。据统计，《诗经》305篇，敦煌写卷所涉及者达231首，其中完整的篇目有201首，占全书大半，且均属《毛诗》系统[1]。呈现中古时期《诗经》面貌，敦煌《毛诗》写本对后世《诗经》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清人多孜孜于通经考据，虽然缺少出土文献的佐证，考释多以传世典籍为据，但借助音韵、文字、训诂等方法，许多结论堪称创见，对今人的研究仍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如马瑞辰所著《毛诗传笺通释》（后简称“《通释》”）即是清代《诗经》学代表著作之一，其《自序》中称“以三家辨其异同，以全经明其义例;以古音古义证其讹互，以双声叠韵别其通借”[2]，大抵如是。此书兼采汉宋，征引颇广，可谓清代治《诗》之集大成，自问世以来一直为人所重。然受时代所限，该书亦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兹择取马瑞辰《通释》中的一些论断，结合敦煌《毛诗》写卷中的相关异文，分析考辨，以明其是非得失。

一 写卷可佐证马瑞辰所言《毛诗》本字

敦煌《毛诗》写卷为六朝隋唐时期抄本，保存着大量不同于宋元刊本的异文，而据之考索《毛诗》用字之原貌，是其重要价值之所在。有些异文正可为马氏《通释》所言之《诗经》本字作佐证。

1. 《郑风·东门之墠》：“东门之墠，茹藘在

阪。”{1}

马瑞辰《通释》：“《祭法》郑注：‘封土为坛，除地为墠。《说文》：‘墠，野土也。‘坛，祭坛场也。据《传》云‘除地町町者，是字作墠为正。《释文》及《正义》本作坛者，假借字也。”又：“据《华严经音义》引《韩诗传》曰：‘墠，犹坦。是知作墠者本《韩诗》也。定本及《唐石经》、今《正义》本作墠者，皆以《韩诗》改《毛诗》耳。”[2]277陈乔枞、王先谦亦皆以为三家《诗》有作“墠”，定本据以改字[3-4]。

阮元云：“唐石经、小字本、相台本同。案此定本也。《正义》云：‘遍检诸本，字皆作坛。又云：‘读音曰墠，盖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墠。《释文》云：‘坛音善，依字当作墠。考此，是《释文》、《正义》经字皆作坛，注同。唐石经以下依定本作墠。”[5]庄述祖《毛诗考证》、李富孙《诗经异文释》皆从之[6-7]。

案：《毛传》：“墠，除地町町者……男女之际，近而易，则如东门之墠;远而难，则茹藘在阪。”《释名·释州国》：“郑，町也。其地多平，町町然也。”[8]则《毛传》释“墠”为平地，与《韩诗》同。而据《经典释文》及《正义》，可知唐初《毛诗》诸本字均作“坛”而不作“墠”。考《慧琳音义》卷21《花严经》第8卷“坛墠形”条转录《慧苑音义》曰：“墠，常演反。《尚书》曰：为三坛同墠。孔注曰：筑土为坛，除地为墠。《韩诗传》曰：墠犹坦，言平地也。”[9]又卷83《大唐三藏玄奘法师本传》卷3“墠周”条：“上时阐反。《韩诗》：‘墠，坦坦也。《说文》：‘墠，野也。从土单声。案本传，土地平一也。”[9]1968可为马氏《韩诗》作“墠”补充一例证。又汉焦延寿《易林》卷2“贲之鼎”引《诗》此句，黄丕烈校宋本作“东门之坛”，注曰：“别本作墠。”[10]从《易林》一书版本观之，作“坛”较近古{2}。而《易林》所言“礼义不行，与我心反”，正与《毛诗序》“男女有不待礼而相奔者也”相合。胡承珙《毛诗后笺》引《易林》而曰：“正用毛氏得礼不得礼之说。”[11]可为《毛诗》作“坛”提供佐证。

“坛”“墠”二字对言则别，若单言坛，则坛亦墠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曰：“除地曰场、曰墠，于墠筑土曰坛。坛无不墠，而墠有不坛。”[12]徐鼒《讀书杂释》卷2“三坛同墠”条：“‘坛、‘墠均先除地，除地而筑土为封，则曰‘坛;除地而不筑土为封，则曰‘墠……盖坛、墠双举，则坛与墠别;若单举一字，则坛与墠通。”[13]向熹《〈诗经〉异文分析》亦持此说[14]。

案：《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舍不为坛”，《正义》：“服虔本作墠，解云除地为墠。王肃本作坛，而解云除地坦坦者，则读为墠也。”[15]臧庸《拜经日记》：“依汉儒易字之法，当有‘坛读为墠四字。王肃本作坛而读为墠，正用服氏谊也。杜元凯不识古文，轻好异于先儒，因改服、王之义作如字读，云封土为坛，谬矣。”[16]又考《楚辞·大招》“南房小坛”，王逸注曰：“坛，犹堂也。”[17]《楚辞·七谏》“鸡鹜满堂坛兮”，王逸注曰：“平场广坦为坛。”[17]257则古文中有字作“坛”而用如“墠”之例，徐、向所言当是。由此，《诗经》字作“坛”而《毛传》训如“墠”义，亦可也。

从以上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可知，此二字古多与祭祀有关。因此有学者将东门之“墠”释作由祭祀场所演变而成的民众交往的场所[27-28]，这是有道理的。《墨子·明鬼下》：“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属而观也。”[29]即言古各国有社，祭祀时男女聚合。而《诗经》中涉及“东门”的诗篇均是关于男女相悦，应当即是古风之遗存{3}。同时，如祭则应有坛。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有言曰：“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令民祷社稷山川……于邑东门之外，为四通之坛，方八尺。”[30] 由古礼（如甲骨文“于南门旦”）发展而来，而与《诗》“东门之坛”正相合。

因此，《毛诗》本字当作“坛”。敦煌文书P.2529字亦作“坛（壇）”[31]，与陆德明、孔颖达等所见本同，可证马氏之说。

2. 《唐风·绸缪》：“今夕何夕，见此邂逅。”

马瑞辰《通释》：“《郑风》‘邂逅相遇，《传》云：‘不期而会。此《传》云‘解说之貌者，《释文》：‘邂，本亦作解;逅，本又作觏。说，音悦。《广雅》：‘解，悦也。《学记》：‘相说以解。《传》盖以解有悦义，经作‘解觏，故释为解说之貌。其實此诗邂逅亦为遇合。《说文》无邂逅字，古邂只作解，逅只作遘，或作构及觏。《淮南子·俶真训》‘孰能解构人间之事，高注：‘解构，犹会合也。”[2]346

案：陈奂《诗毛氏传疏》卷10：“《说文》无邂字，邂逅当依《释文》作解觏。”[32]陈玉树《毛诗异文笺》卷4：“《说文》无邂，邂当作解。解，分也，会，合也。邂逅谓由分而合也。《说文》无逅，逅当作构……觏逅字通。”[33]陈鳣《简庄疏记》卷3：“《唐风·绸缪》云‘见此邂逅，《传》：‘邂逅，解说之貌。《释文》：‘邂，本亦作解。觏，本亦作逅。《韩诗》云：“解觏，不固之貌。”邂逅俱俗字，当作解遘，或作解觏。”[34]钮树玉《说文新附考》卷1：“邂逅通作解觏，亦作解构。”[35]胡承珙云：“‘邂逅字只当作‘解构，但为会合之意。”[11]528以上诸家虽然对《毛诗》本字持见不一，但均认为今本作“邂逅”为后起字。

又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7“两字对文而误解例”：“《诗·野有蔓草》篇‘邂逅相遇，《绸缪》篇‘见此邂逅。按：邂逅二字对文。《庄子·胠箧》篇‘解垢同异之变多，解垢即邂逅也。与同异并言，是邂逅二字各自为义。解之言解散也，逅之言构合也。《野有蔓草》篇传曰‘不期而会是专说逅字之义，谓因逅而连言邂也。《绸缪》篇传曰‘解说之貌，是专说邂字之义，谓因邂而连言逅也。”[36]

案：“邂逅”为联绵词，字无定体。《说文·艸部》“蔆，秦谓之薢茩”[37]，字作“薢茩”;《庄子·胠箧》“解垢同异之变多”[38]，字作“解垢”;《荀子·儒效篇》“逢衣浅带，解果其冠”[39]，字作“解果”。刘盼遂云：“薢茩为晓母双绵字。”“薢茩、解垢、解果、邂逅四词，并形异而音义同。”[40]对“邂逅”联绵词族的分析，具体可参兰佳丽《联绵词词族研究》[41]。而《郑风·野有蔓草》“邂逅”与“相遇”连言，《毛传》训作“不期而会”。本诗首章言“见此良人”，第三章言“见此粲者”，此章“见此邂逅”，即见此邂逅之人，马瑞辰释作遇合，当是。又王充《论衡·逢遇篇》：“邂逅逢喜，遭触上意，故谓之遇。”[42]“邂逅”与“遭触”“遇”义亦同。因此，“邂逅”义为不期而遇，二字不能分开作训，俞樾将之释作反义复词，是不确切的。

在语源上，“邂逅”或由单音词音变产生。沈兼士认为“薢茩即角之复音转语”，“角者二线相遇之名，故孳乳之语为邂逅”[43]。王云路则认为“邂逅”是“觏”的缓读或反切，引《豳风·伐柯》“我觏之子”为证[44]。案“角”为见纽屋部字，“觏”为见纽侯部字。“邂”乃“解”增旁后起字，从解得声。“解”为见纽字，“逅”为侯部字，正与“觏”声韵相同。《说文·角部》：“角，兽角也，象形。”[37]93又《见部》：“觏，遇见也。”[37]178从古文字字形来看，“角”像兽角有突出尖形之状，而沈兼士“角者二线相遇之名”的说法源自西方几何学，过于抽象，由此引申出“邂逅”相遇之义的说法很难成立。“觏”字从冓，《说文·冓部》：“冓，交积材也。象对交之形。”[37]83许慎“对交之形”的说法与古文字字形相符。而“冓”字增意符作“觏”表示遇见，的确义同“邂逅”。因此，无论从汉语古音还是造字的角度，“邂逅”为“觏”字音变的观点更加合理。

又“构（構）”、“遘”与“觏”同为“冓”的后起增旁字。构指架木为屋，字形最早见于汉碑[45]。而遘字甲骨文中已频见，如“遘又鹿”[19]3492（《合集》28337）、“遘雨”[19]3529（《合集》28701）、“其遘大风”[19]3557（《合集》28972）。《尔雅·释诂》：“遘、逢、遇、遻，见也。”[46]则遘有遇见之义，甲骨文材料可为其证。于省吾以为遘为冓之孳乳字，觏为遘分化字[47]，是也。至于“觏”字，出土的先秦文献中鲜见，但金文《五祀卫鼎》（2832）“伯俗父乃顜”[48]、《殳季良父壶》（9713）“用享孝于兄弟、闻顜、者老”[49]中有“顜”字，《金石大字典》以为乃“觏”字异文[50]，当是。则“觏”从“遘”分化出，或在西周以后。“邂”“逅”字先秦出土文献皆未见，应是汉以后才产生{1}。P.2529写卷字作“解觏”[31]460，当为《毛诗》古本字，可为马氏之说提供佐证。

二 马瑞辰之说可证写卷异文为误

写卷所存之异文情况非常复杂，有通假字，有同义字，也有抄写讹误，等等。马氏虽未能得见写卷之异文，然因为有些能从传世文献中找到线索，所以常有涉及而论断精妙之处，对今人整理、研究敦煌《毛诗》写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 《魏风·园有桃》：“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不我知者，谓我士也罔极。”

马瑞辰《通释》：“唐石经作‘不我知者，光尧石经同。‘不我知犹《论语》云‘不患莫己知，古人自有倒语耳。今本作‘不知我，盖因《笺》云‘不知我所为歌谣之意者而误。”[2]323

案：彭元瑞《石经考文提要》认为当从唐石经等作“不我知者”[51]。阮元《校勘记》云：“不我知者，唐石经、小字本同。相台本作‘不知我者，闽本、明监本、毛本同。案相台本非也。《笺》倒经作‘不知我者，《正义》依之耳，不可据以改经。下章同。”[5]213又《两浙金石志》卷8云：“此与《黍离》不同。《黍离》上云‘知我者，故下云‘不知我者，此盖涉彼而误倒耳。”[52]胡承珙[11]492、冯登府{1}[53]、黄位清[54]、王先谦[4]404等皆从之，以为《诗》当作“不我知者”，与马瑞辰所持之见相同。

马氏所言“古人自有倒语”，即古汉语中动词宾语前置的情况。如《周南·汝坟》“既见君子，不我遐弃”，《召南·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等等。因而作“不我知者”合乎古汉语语法。且郑玄在对这类经文作笺时，往往更改语序，如《邶风·日月》“宁不我顾”，《郑笺》云“曾不顾念我之言”;《大雅·桑柔》“天不我将”，《郑笺》云“是天不养我也”。此诗《郑笺》亦是如此。因此，无论从《诗经》用例还是石经异文而言，经文当作“不我知者”为是。敦煌文书P.2529、P.2669次章均作“不知我者”{2}，与相台本等异本同，而据马氏之说，可知敦煌本之誤。

又P.2529首章及P.2669{3}作“我不知者”[31]456，皆以“我”为主语，不合诗义，应该都是误倒。

2. 《魏风·伐檀》：“河水清且直猗。”

《伐檀》首章“河水清且涟猗”，马瑞辰《通释》曰：“漪{4}，汉石经作兮，《释文》本作猗。与《书·泰誓》‘断断猗《大学》引作兮正合，是知猗即兮也。《正义》释诗云‘猗皆辞也，亦谓猗即兮耳。”[2]328

案：刊本《伐檀》次章以“猗”字结尾，据马瑞辰说，亦即“兮”字，为句末语氣词。陈奂《诗毛氏传疏》亦曰：“猗，石经残碑作兮，同，语已词也。”[32]7《说文·犬部》：“猗，犗犬也。从犬，奇声。”[37]204“猗”上古音影母歌部字，“兮”上古音匣母支部字。影母、匣母发音部位分别为喉与舌根，古音相近，如蒦、蠖为影母字，而同从蒦的穫、镬等为匣母字，且古有相通例{5};支、歌二部古亦多合韵或通假{6}。因此，《毛诗》作“猗”确为“兮”借字。《郑风·狡童》“不与我言兮”，《郑风·缁衣》“敝予又改造兮”，阜阳汉简《诗经》S086、S093字皆作“猗”[55]，可为马氏、陈氏之说提供佐证。

敦煌文书P.2529、P.2669“直猗”皆作“倚直”[31]457。“倚”与“猗”同为影母歌部字，古多通用。向熹认为：“《诗》中不用‘猗的本义，而用它的多种通假义……又假为‘倚，《卫风·淇奥》：‘宽兮绰兮，猗重较兮。《释文》：‘猗，依也。《传疏》：‘猗当作倚。《荀子·非相》杨倞注、《文选·西京赋》李善注、《论语·乡党》皇侃疏引《诗》均作‘倚。”[56]则据马氏之说，可知写本作“倚”，当与“猗”同为“兮”借字，而写卷作“倚直”是误倒。

三 以《毛诗》写卷异文为例观马瑞辰

假借说之失

马瑞辰《通释》非常善于运用异文及上下文之文意推断本字假借字，但也因囿于《说文》、误取后世引文为证而有判断失误处。兹略取敦煌写卷中几处异文以观之。

1. 《召南·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阳。”

马瑞辰《通释》：“《文选·景福殿赋》李善注引《毛传》：‘磤，雷声也。《一切经音义》引《通俗文》：‘雷声曰磤。《广雅》：‘磤，声也。殷即磤之省借。”[2]91

胡吉宣《玉篇校释》以为“殷”字金文“象人手持槌击县（悬）鼓状”，“磤”为“殷”之后起字：“鼓以节众乐，为群音之长。大鼓县（悬）而击之，故作乐之盛称殷殷然也，亦摹击鼓声殷殷……状声字大都无定形，随所指而变易形声。”[58]“殷”字初文或可再作商榷，然“磤”当为“殷”后起增旁字。查考汉以前甲金文及出土简帛诸书，皆不见“磤”字。张慎仪云：“磤者后起之专字，古只作殷。《丧大记》郑注：殷犹大也。《诗》言雷声之大也。”[59]姜亮夫以为“汉赋家新增字也”[60]。《毛诗》，先秦作品，其原字应是作“殷”，S.789字作“殷”[31]482，存《毛诗》本字也。P.2529字作“磤”[31]431，已改为后起字。马瑞辰以“殷”为“磤”之省借，其说不确。

2. 《齐风·卢令》：“卢令令，其人美且仁。”

马瑞辰曰：“令即铃之省借，故《正义》即以铃铃释之。《广雅·释训》亦云：‘铃铃，声也。《说文》引《诗》作‘獜獜，云‘獜，健也，盖本三家诗。《玉篇》：‘獜獜，声也。亦作鏻。则獜与铃声义并同。铃借作獜，犹《秦风》‘有车邻邻，邻亦铃之借字也。”[2]308

柳荣宗《说文引经考异》卷8：“孔疏本作铃铃。《广雅·释训》云：‘铃铃，声也。此即毛义。是毛本有作铃铃者，令令其省假字也。许所引三家《诗》也。”[61]朱寄川《〈说文解字〉引〈诗〉考异》：“‘铃于《诗》为本字，则‘獜、‘令皆假借字也。”[62]皆同马氏之说。

案：《毛传》：“令令，缨环声。”《说文·卪部》：“令，发号也。”[37]187《说文·金部》：“铃，令丁也。”[37]296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丁宁、令丁皆状其声，急言之为铃。”[63]高田忠周云：“《说文》：‘铃，令丁也。从金令声。盖依器之鸣声得名也。令丁叠韵，依许当作铃丁，而注犹作令丁，此以古字释今字也。作铃或出周人。”[64]考西周早期成周铃字作“令”，而后之《番生簋》《楚王■铃钟》等铭文作“铃”，又《毛公鼎》或从金从命[65]。则高田忠周所言当是，“铃”为“令”后起字。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云：“（令）从亼人，集众人而命令之，故古令与命一字。”[66]《广雅疏证》卷8：“和銮、镯、铎、钲、铙、钟、镈，铃也。”[67]据《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 等[68]，则铃古代当有召告、号令之用。“令”的本义是发号而召集，因古人借助铃一类器物召告集众，遂以“令”名之，同时形容铃发出的声音。后增金旁分化出“铃”字，取代“令”表器物及拟声词的意义。因此，“令”为“铃”古字而非省借字，马氏所言误。敦煌文书P.2529、P.2669字俱作“铃”[31]455，亦是以今字代古字。

此外，“令令”还有异文作“獜獜”“泠泠”“重令”等。《说文·犬部》：“獜，健也。从犬，粦声。《诗》曰：卢獜獜。”[37]205“獜”属真部，“令”属耕部，真耕合韵，且二字均属来母，古音相近。故《说文》引《诗》作“獜”，当为借字。又《玉篇·犬部》：“獜獜，声也。亦作鏻。”[69]《金部》：“鏻，健皃。”[69]327陈乔枞认为：鏻与铃同，《玉篇》“鏻，健皃”、“獜，声也”之注当系互误。且《鲁诗》作“鏻”[70]。考“獜”字，《篆隶万象名义》训作“健也”[71]，又“鏻，力仁反，健皃”[72]。则原本《玉篇》亦当训“獜”为健，陈乔枞所言为非。《说文》无“鏻”字，字书训为声仅见《宋本玉篇》，故此字当为“獜”异体，非同“铃”。又《吕氏家塾读诗记》引董逌《广川诗故》云：“《韩诗》作卢泠泠。”[72]冯登府曰：“令泠义别，董氏之说不足据也。”[73]然王先谦云：“泠，又‘令之借字也。”[4]389赖明德《毛诗考异》：“泠为铃之假借，陆机《文赋》：‘音泠泠而盈耳。《韩诗》作泠泠，乃用假借字。”[74]董氏之前，文献中的确并无《韩诗》作“泠”的记载。《说文》：“泠，水。出丹阳宛陵，西北入江。从水，令声。”[37]226《玉篇·水部》：“泠，清也。”[69]348“泠”从令声，若《韩诗》字确作“泠”，亦当为借字。

至于《诗》有异文作“重令”之说，《白氏六帖事类集》卷98“重鐶”条：“《诗》曰‘卢重鐶，又曰‘卢重令、‘重鋂。令，狗鐶声也。”[75]张慎仪：“二章作‘重环，三章作‘重鋂，则首章或有‘重令之本也。”[76]李富孙《诗经异文释》“卢令令”条：“《正义》云铃铃，即是环、鋂声之状，《白帖》因涉下二章而误。”[7]1352《毛传》“令令，缨环声”，《白帖》释“令”与之同，作“重令”不合诗义，李氏所言为是。

综上，從敦煌《毛诗》写卷观《毛诗传笺通释》这一释《诗》之作，后者于考证所得之结论，多能以前者证成其是，充分体现出马氏从小学入手以求古音古义，同时兼顾义理与考据的治学特点。另外，马氏虽然未见得敦煌《毛诗》写卷，因其所引庞杂，其中往往涉及与写卷异文相同或相关的传世文献材料，所以根据马氏的论断，也能帮助今人对敦煌《毛诗》写卷的异文做出正确的判断。而在此过程中，也很能体现出马氏不囿旧说、兼采《三家诗》等治《诗》方法，值得今人借鉴。然而，马氏《毛诗传笺通释》也存在一些瑕疵。比如该书虽然征引丰富，但未能对引用材料作详细筛选和校定。如引《文选注》及《一切经音义》以证《毛诗》本字。古书传至今日，多非原貌，以之为据而下定论，不妥。另外，马氏《通释》对本字、借字的判断仍多迷信《说文》，因此常常误古今字为省借字。此亦为清儒无法脱离他们所处时代的通病。总之，尽管马氏《通释》虽有以上诸病，仍瑕不掩瑜。同时借助该书，我们对敦煌《毛诗》所存异文亦能有所理解，对其在《诗经》学史的地位亦能有更好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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