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北山第253龛地藏观音龛探析

2019-03-22李小强

敦煌研究 2019年1期

内容摘要：大足北山第253龛中，主尊地藏观音与十王的组合形式，在巴蜀地区唐宋时期十王造像龛中极为少见。左右侧壁造像复杂，出现了与敦煌《佛说十王经》图像近似的检亡人家功德的使者、两身道教特点的造像以及十一位王者。从造像题记等分析，此龛最初开凿与水陆会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大足北山石窟;地藏观音;十王;道教

中图分类号：K87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9）01-0062-09

大足北山石窟第253龛即地藏观音龛（图1），毗邻北山晚唐代表作观无量寿佛经变相龛，为穹拱形龛，高1.57米、宽1.22米、深0.86米。龛内正壁雕刻地藏观音两位主尊。龛左右两侧壁，对称刻六朵祥云，云内皆有人物造像。龕左外壁刻一则题记，铭文记载“□□弟子都知兵马使，前知昌元、永川、大足县事陈绍珣与室家黄氏”妆绘此龛，时间为宋代咸平四年（1001）二月八日，并修水陆斋[1]。

对于该龛造像，大多为简述其年代和主要题材的论述，对于地藏观音与十王组合出现的背景、意义和左右两侧壁十王细节等的研究，基本上未见论述，兹作此文论述如后。

一研究概况

对于北山第253龛年代，《大足石刻内容总录》判定为宋代[2]。黎方银、王熙祥《大足北山佛湾石窟的分期》将此龛判定为五代[3]。从第253龛所处的造像岩面来看（图2），此说可成立。第253龛左侧有晚唐开凿的第245龛，即观无量寿佛经变相龛;第253龛右侧岩面开凿40余龛造像，体量不大，多数龛还有五代年号，如后蜀广政十七年（第281龛）、广政十八年（第260、279龛）等。

对于该龛的介绍和研究，除年代的考证，主要集中在龛内主尊为代表的艺术价值上，有多种著述中的简略评述，如“龛像雕刻华丽，人物造型优美，是现存地藏十王图像的早期代表”[4]。而对于地藏观音与十王组合、两侧壁造像的具体情况等，基本上少有较深入的探讨。近有李小强认为该龛左侧祥云内有两身像“为道教神仙的可能性极大”[5]，受著述角度的局限，对其中造像身份的认识以及与水陆会的关系等，还有待深入探讨。

二地藏观音与十殿阎王组合形式

北山第253龛的造像题材，主要是地藏观音与十殿阎王的组合，这种形式较为独特。了解这一组合的来源及意义，必须对地藏观音组合和十殿阎王造像在此时的表现情况加以考察。

（一）地藏观音组合的流行

第253龛地藏观音组合形式，是唐五代时期较为流行的题材，其表现形式或为以阿弥陀佛为主，左右分刻地藏观音;或以地藏观音为主尊的组合。对于这种组合也不乏论文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1}。地藏观音组合形式如龙门石窟净土堂中有一小龛造像，造像记言“观世音菩萨一区地藏菩萨一区□□成就景云元年（710）”[6]。

不过，相对其他地区而言，巴蜀地区的这种组合造像龛较多。广元千佛崖第512龛内有站立二主尊，题刻记载唐代天宝十五年（756）造“观世音菩萨一躯地藏菩萨一躯”。这种组合造像在巴中、蒲江、丹棱、夹江等地都有雕凿。大足北山石窟自晚唐开始雕凿以来，地藏观音组合便成为一种流行的题材，至五代两宋存有22龛[7]，主要有晚唐第52龛（阿弥陀佛地藏观音，唐乾宁四年，897年）、第58龛（地藏观音，唐乾宁三年，896年）、第53龛（阿弥陀佛地藏观音，前蜀永平五年，915年），第244龛（地藏观音，后蜀广政八年，945年）等，这些实例表明，北山石窟造像中该题材较受信众喜好。因此，第253龛主尊地藏观音组合的雕凿，与这一组合题材的流行密切相关。

（二）十王图像演变角度的考察

晚唐至五代的十王组合像中，地藏观音与十殿阎王的组合较为少见，考察此时期石窟中十王与主尊的表现形式，很有必要。唐宋时期，巴蜀石窟造像中大致有如下几种组合：

A. 以地藏菩萨单尊像作为主尊，居于龛正壁正中。此为地藏十王龛像保存最多的形式，张总先生说：“从全国大部地藏十王经典图像来看，都是地藏统领十王。”[8]

巴蜀地区，此类形式遗存甚多。四川仁寿千佛岩有一龛，地藏菩萨站立居中，“两旁浅平雕十位王者，皆坐案后，身旁各有两胁侍者”，其年代不会距唐广明二年（881）太远[8]56。大足有北山第205龛（图3），五代时期作品，地藏居中，龛两侧的正壁和侧壁各有五朵祥云，每朵云中有一桌案，各有一王坐其后。这一表现形式在其后大足石刻中较为常见，如北宋绍圣三年（1096）的石篆山第9龛的地藏十王、南宋的十王殿石窟的地藏十王龛、宝顶山大佛湾第20龛地狱变等，皆是如此。

此外，广元皇泽寺第44龛{1}、内江圣水寺、翔龙山（2龛）[9]、清溪[10]、安岳圣泉寺[11]、云峰寺{2}和圆觉洞第80、84龛[10]195等地藏十王龛中，亦都是如此表现形式。

B.地藏菩萨与阎罗王作为主尊居于龛正中。目前可知有三例。分别在绵阳北山院、遂宁金马寺、安岳香坛寺。其中，绵阳北山院第10龛内分为6个小框，上层居中主尊为地藏菩萨与阎罗王，该龛造像年代据《绵阳龛窟》调查分析为“北宋造像风格”[12]。不过，该调查报告集中收录的相关论文则认为“此龛的时代为晚唐应该可以确定的”，其“年代约在乾符至中和年间，那么把此龛定为现存四川地区最早的‘地藏·十王·地狱变相应该是可行的”[13]。对于这类龛像的年代，张总先生认为绵阳此龛“虽然型式因素倾向五代偏早，但从诸直翅官帽式而观，可至五代偏晚，甚或北宋初的可能性也不排除。可定在10世纪末或11世纪初期”。遂宁金马寺、安岳香坛寺两龛，与绵阳北山院“年代也应接近”[8]58-59。

C.地藏与阿弥陀佛、观音三身组合（或地藏观音）居于龛正壁，作为主尊。目前所见，除北山第253龛之外，巴蜀地区可见于北山第254龛，其正壁即阿弥陀佛、观音、地藏三身像{3}。

由上述来看，北山第253、254龛在十王造像龛的组合形式上，在目前巴蜀地区发现近20例唐宋时期的十王龛中，自然显得有些特殊，它仅仅出现在五代时期的大足北山一地，从前叙地藏观音组合在巴蜀石窟的流行来看，其表现形式的出现与此有极大的关系。

一个令人感到疑惑的现象，地藏观音与十王的组合在敦煌也有体现。最为熟知的P.2003、P.2870《阎罗王预修生七往生净土经》中，开卷佛向十王说法图等，基本上未见地藏观音作为画幅主尊的现象[14]。关于地藏、观音与十王的组合，沙武田在分析敦煌地藏十王变构图形式时，提到“地藏十王变相与其他经变画结合共同画于同一空间”的现象实例较多：

如莫高窟第6窟甬道顶分别画地藏十王变与水月观音像;敦煌遗画EO.3580上下分别画净土变与地藏十王变;EO.1173上部画千手千眼觀音经变，下部画地藏十王变;EO.3644画面分两大部分，上部左右分别画十一面观音像与地藏菩萨像，下部画十王图等[15]。

这些实例中，地藏与不同观音作为组合出现，其与净土变的组合，似乎更能说明地藏与观音组合目的，在于拯救众生往生于净土。这其中，EO.3644（图4）值得一提，画上方左侧为披帽地藏，右侧为十一面观音，中部为十王，最下方为供养人像。此种组合形式，从地藏与观音的位置和人物比例来看，应居于整幅画主尊的地位。由此来看，敦煌也出现了与北山第253龛大致相似的组合图像。那么，敦煌、大足二地出现这种情况，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联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值得探讨。

三左右壁造像探析

在之前的著述中，基本上将左右壁识为十王和司官的造像。如张总认为：“左右壁各有祥云六朵，云上分别雕有十殿阎罗与二司官像，其姿态有捧笏、拱揖、骑马等等。”[10]188郭相颖认为“龛左右壁各刻六组云朵，云朵中分刻阴朝（曹）地府十王两司十二殿。民间称此为十王朝地藏”[16]。

据石刻图像的实际情况来看，左右壁造像的确是以十王为题材的造像，但是仍有其他相关的造像以及具有道教神仙意味的造像。

（一）骑马者

右侧壁（图5）上方，靠近龛内的祥云，虽有残损但图像基本可辨识。祥云内刻一官吏像，骑于马背上，手持一幡竿（图6）。从图像来看，马前蹄前伸作奔跑状，骑马者脑后幞头的幞脚、手中幡竿上的幡布，皆向后方上扬，可知马为疾奔状。

此祥云仅刻一像，与其他祥云基本上出现三身的情况相异，其身份应为敦煌文书P.2003《佛说十王经》中出现的“检亡人家造何功德”的使者。

P.2003《佛说十王经》载：

阎罗法王白佛言：世尊，我等诸王皆当发使，乘黑马，把黑幡，着黑衣，检亡人家造何功德，准名放牒，抽出罪人不逮！誓愿！赞曰：

诸王遣使检亡人，

男女修何功德因。

依名放出三涂狱，

免历冥间遭苦辛。[14]9-10

P.2003《佛说十王经》中还有一幅插图，描绘一位头戴幞头的骑马官吏，手持幡竿，幡布向后飘扬，马身作疾奔状，右侧有一小吏跟随疾奔（图7）。其图像表现的正是经文中“检亡人家造何功德”的使者。类似的使者形象，也出现在P.2870、P.3961《佛说十王经》经文的插图中，图像大同小异，如P.2870的骑马持幡官吏身旁有两位侍者，而P.3961则仅一身骑马持幡官吏。

对比敦煌本《佛说十王经》和北山第253龛右侧祥云中骑马者的形象，图像极为近似，可知北山第253龛右上侧祥云内的骑马者，表现的并非十王，而是“检亡人家造何功德”的使者。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个是经中记载使者“乘黑马，把黑幡，着黑衣”，P.2003《佛说十王经》图中皆是黑马、黑幡、黑衣，而大足北山第253龛内的此像，其马的色彩今可辨仍为黑色，此系其后宋初妆彩据经书而绘的效果，还是色彩氧化后的效果，值得进行颜料分析鉴定。

另一个在巴蜀石窟目前发现的十王龛像中，仅有此龛出现有“检亡人家造何功德”的使者形象，而且也与遥远的敦煌画稿如出一辙，这一现象，与前叙地藏观音和十王的组合，这其中是否存在经文传播等方面的联系，同样值得注意。

（二）十王

除上述使者形象的祥云外，其余祥云中亦雕刻人物。

兹先从左侧壁（图8）介绍如下：

上层：内侧祥云中，雕刻站立的三身像，关于此处造像详见后文论述。在云纹左侧有方形题榜，内刻“示广王”。外侧祥云刻像四身，前为主尊，左右各站立一侍者，后侧一侍者持长柄伞，伞盖置于主尊头顶上方，云纹左侧题榜刻“五官王”。

中层：内侧祥云刻像四身，主尊头戴盔，身着甲胄，腰间悬弓袋和箭筒。左右各有侍者，身后侧各站立一侍者，后侧亦有持伞侍者，云纹题榜刻“转轮王”。外侧祥云刻像四身，前为持朝笏的主尊，左右各一侍者，后侧侍者持伞，云纹题榜刻“太山大王”。

下层：内外祥云皆各刻像四身，布局与中层相同。其中，内侧云纹未见题榜，外侧祥云有方形题榜，刻“□□王”。

右侧壁其余五朵祥云，布局基本相同，皆是四身造像，前为一主尊，左右两侍者，后侧一持伞侍者，伞盖置于主尊头顶。值得注意的是，右侧壁祥云不但皆无题刻文字，而且连类似左侧壁的方形框亦无雕凿。

由上述榜题和图像来看，左右壁祥云内，应雕刻有十王的造像：一是出现有“示广王”“五官王”“转轮王”“太山大王”“□□王”等五位王者的名号{1}（图9），其中，“示广王”当为“秦广王”;二是构图基本类同，这十一朵祥云内皆有王者的形象，除“示广王”祥云外，其余图像皆是前为主尊，左右各一侍者，后侧侍者持伞，伞盖悬于主尊头顶，可见王者祥云内的构图是一致的;三是服饰。左右壁的多数王者皆戴冠，手持朝笏，唯转轮王为武将装束，这与敦煌P.2003、P.2870、P.3961《佛说十王经》的图像相同。由此来看，北山第253龛左右侧壁表现的是以十王为主的题材，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从造像身份和题记来看，左右侧壁出现了十一位王者的形象，详见后文。

不过，从现存的十王造像题记来看，营建者在十王的排序上，并非严格按照《佛说十王经》的顺序排列的，从图中可见，无论是从左侧壁开始排列，还是左右侧壁交叉排列，都体现出一种随意性。关于此现象，后文加以简述。

（三）左上层祥云内具有道教意味的造像

龛左壁的十王造像中，上层内侧祥云并列站立3身像（图10），头顶上皆有华盖。由内至外，第1身像，头戴冕旒，双手捧朝笏;第2身像，头有圆髻，髻后有束带，面有须，双手捧朝笏;第3身像，头有圆髻，髻后有束带，双手捧朝笏。

该祥云左侧刻有“示广王”，可知龛内有一像为十王之一的“秦广王”。从前述来看，十王除转轮王为武将形象外，其余形象大都相同，此祥云内，唯第1身像与其他王者形象相近，因此，该像的身份当为“秦广王”。

那么，另外两身造像，其身份为何，笔者认为应系道教一类较高身份的神祇。

一是可以肯定这两身造像，在左右侧壁中的造像中地位较高，不是属于侍者一类的。此可从两点可见：第一点是在华盖的配置上，从前叙来看，十王造像的头顶上方皆有华盖，并由一名侍者持伞，以表示该人物身份的不同，而十王身旁的侍者，皆无华盖。该祥云内两身造像头顶出现华盖，表明地位较高，也即不可能是“秦广王”的侍者。第二点是三像在布局上并列，与其他十王及侍者组合形式不同，表明此三像在地位上接近。由此可见，这两身造像的地位较高，应该是较重要的神灵。

二是在造像生理和服饰上。此二身像皆是头梳圆髻，手持朝笏，中间一像面有胡须，此类图像特点，在北山晚唐五代时期的造像显得颇为殊异，反而大多见于唐代道教造像中，如四川丹棱县龙鹄山第5龛中老君左侧的侍者，头梳圆髻，手持朝笏[17]。安岳玄妙观老君龛左侧一身像（图11），亦大多相似。其后的宋代大足石刻中，面有须、持朝笏的造像，多见于南山三清古洞、石篆山老君龛、石门山三皇洞等道教造像中。

由此，从这两身造像的布局情况、生理和服饰等特点来看，初步推断为道教石刻造像，而且是道教中具有一定地位的神灵，其具体身份待考。

（四）造像的疑惑

从前述来看，左右侧壁造像与唐宋时期的十王造像有一些不同之处，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第253龛内出现11位具有“王”者身份的造像，为何会出现此现象？

此或与对称的设计有关。龛的左右侧壁，为对称的祥云形式。类似的布局，在巴蜀唐代造像中较为常见，特别是千手观音造像中较为常见，大多分布在左右侧壁，造像处于祥云中。仅就北山石窟而言，晚唐第9龛千手观音造像，左右侧壁各有六朵祥云，分别刻天王、雷神、风神等，且遵循相近神祇在左右壁对称的布局。由此来看，北山第253龛左右侧壁出现祥云对称的造像布局，应是受到此时期较为常见的构图模式影响。

具体的雕刻上，营建者将十王分布左右壁，各为六朵祥云，这与实际数量为“十”的王者像，显然不一。前述可知，“检亡人家”的使者单独设计在一朵祥云内，余下的十一朵祥云，都出现王者，也就是出现了十一位王者。

这十一位王者的出现，也导致营建者在榜题上的不完善。左侧壁的六朵祥云中，有五朵可见王者身份明确的榜题，刻在方形石框内。而右侧壁，不仅未见榜题，连用以书刻“某某王”的方形石框都未刻出。这表明，该龛造像最后的榜题书写尚未完工。

唐宋时期的十王造像龛中，此龛这种十一位王者的造像是极为独特的。即使在绵阳北山院、遂宁金马寺、安岳香坛寺等龛像中，均表现出地藏菩萨与阎罗王居于龛正中，其他则为九身。那么，大足北山第253龛出现十一位王者形象的原因，很可能是营建者为了表现对称的布局，有意采取十一位王者的形象，在书刻王者的名字时，因与实际不相符合，所以仅雕刻出左侧壁的榜题文字。可见左侧壁的王者名字未遵循《佛说十王经》，也未遵循一左一右对称的书写形式，可见营建者在处理上还存在着自由发挥的空间。

四北宋咸平四年妆绘题记

第253龛左外壁刻一则题记（图12）：

□□弟子都知兵马使前知昌元永川大足县事陈绍珣，与室家黄氏为淳化五年草乱之时，愿获眷尚平善，常值圣明。妆绘此龛功德云，咸平四年二月八日，修水陆斋表庆谨记。[1]72-73

此则北宋咸平四年（1001）的妆绘题记，有两处值得注意：

其一是淳化五年“草乱之时”。

对此，有研究者认为“所刻镌记时间，查史籍正是北宋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994年攻克成都建立大蜀农民政权。县事陈绍珣称农民起义为‘草乱，可知王小波、李顺起义声势之大，振动东川昌州一带地区”[18]。此说与当时史实无误，不过，铭文明确提及到“淳化五年”的史实，查此次起义军相关研究，从淳化五年（994）正月到五月初，起义军分兵四出，攻打各地州县，其中，东南方向“先后攻打过广安军、合州、渠州、梁山”[19]，合州距离大足一地所在的昌州（州治大足）较近，当影响到昌州一带，而陈绍珣职务为掌管军政的官员，其更应熟知时局。所以，铭文中所指的“淳化五年草乱之时”，或更有可能为义军于此年分兵攻打至昌州附近的情况。

其二是水陆斋的情况。

水陆法会是佛教流传甚广的仪式。此题记的水陆斋修设，也是石窟中遗存较早的资料。为何选择第253龛像修设水陆会，其间还出现道教特征的图像，笔者认为，这与最初雕凿此龛像的目的就可能与水陆会有较大关系有关。

目前史料表明，唐代就存在有道教神祇融入到佛教水陆会的情况。宋代初期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记载唐代成都宝历寺水陆院就有道教的神祇：

僖宗驾回之后，府主陈太师（陈敬瑄）于宝历寺置水陆院，请南本画天神地祇、三官五帝、雷公电母、岳渎神仙、自古帝王，蜀中诸庙一百二十余帧，千怪万异，神鬼龙兽，魍魉魑魅，错杂其间，时称大手笔也。[20]

此则史料记载水陆院出现道教“三官五帝、雷公電母、岳渎神仙”等神祇，而且“蜀中诸庙一百二十余帧”，可见此佛道汇聚的水陆图像在蜀地传播较广。

相对时间较迟的水陆会史料表明，道教神祇在北宋大足水陆会的相关造像中也已出现。如大钟寺遗址出土的圆雕造像，其时间在咸平至治平年间（998—1067），有一尊道教中元地官像，其铭文有“水陆”，而且其他圆雕有“同修水陆斋”。这些造像表明，此时期道教造像在大足已经融入水陆会中[21]。其后，水陆会在大足一地修设较为普遍，如石篆山石刻与水陆会联系紧密。石篆山石刻雕刻于北宋元丰五年至绍圣三年间（1082—1096），由庄园主严逊主持完成。有学者认为“石篆山石刻造像可以说是雕在石头上的水陆画，是中国佛教水陆法会的早期遗迹”[22]。石篆山石刻中就有道教的老君龛，刻老君、法师、真人等。石篆山石刻中还出现十王造像。十王造像与水陆会有较为紧密的联系，在今流传的一些仪本中亦可见。近年来，有学者对北方水陆法会仪轨《天地冥阳水陆仪文》的研究中，认为其“成文时间推测约在北宋统治结束后到仪文刊行前（1296年）的南宋或者北宋统治结束后的北方金国”。该仪文中，就有十殿阎王[23]。

因此，在水陆会中出现十王和道教神祇的造像，在宋代是有据可依的。

另，再考察一下北山在陈绍珣妆彩之际的造像情况。北山石刻开创于晚唐景福元年（892），至北宋咸平四年之际，造像出现较多，主要集中在南段和北段两个区域，南段主要有晚唐时期的第5龛北方天王、第9龛千手观音、第10龛释迦牟尼佛、第51龛三世佛等，北段有第245龛观无量寿经变、第279和281龛药师经变等。这些造像的题记都未见有修设水陆会的记载。陈绍珣选择第253龛进行妆绘、修水陆斋，而不选择其他造像龛，或与第253龛最初开凿与修设水陆会有关。

因此，北山第253龛最初雕凿时，极可能与水陆会的修设有关，从而在其后选择此龛修设水陆会，这也是该龛中出现道教特点造像的一个因素。

北山第253龛以地藏观音为主尊并与十王组合的形式，在巴蜀地区唐宋时期十王造像龛中极为少见。龛左右侧壁祥云造像复杂，其中右侧上层一朵祥云内，刻有与敦煌《佛说十王经》图像近似的“检亡人家”功德的使者;左侧上层祥云内“秦广王”像布局与其他十王不相同，出现两身道教特点的造像;左右祥云内出现十一身“王者”形象。从该龛北宋初期陈绍珣妆彩题记分析，龛中出现道教人物造像，很可能与造像龛最初开凿与水陆会有较密切的关系有关。罗世平《地藏十王图像的遗存及其信仰》一文对北山第253龛有较详细的论述，其中也认为龛右壁上层内“骑马人物属地狱使者无疑”[2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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