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林

(西安科技大学，西安 710054)

传统家训，是指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形成和繁盛起来的关于治家教子的训诫，是以一定社会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内容作为教育内涵的一种家庭教育方式。传统家训是家长式教育、训诫子弟“修齐治平”的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其所具有的血缘性、传承性、亲和性等特征，无论在封建社会还是在当今信息社会都有重要的道德教化价值。追溯传统家训的生成路径，分析其功能特征和独特价值，对于我们重塑中华传统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一、家国同构：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生成的重要基础

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家国同构”的社会经济文化形态有着密切关系，并对传统家训的内容和价值导向产生着重大影响。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均以血亲—宗法关系来统领，存在着严格的父权家长制。

其一，“农耕经济”是中国家训文化生成的经济基础。中国封建社会主要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人们根据季节的交替、气候的变化规律从事农业生产，聚居而不迁，同心协力劳作，形成了以个体家庭为基本的劳作和消费单位，以家族作为协作与补充，以农业为主兼营他业的精耕细作、自给自足式、互帮互助和集体协作的小农性经济。农业已成为华夏居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手段，孟子提出统治者要“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汉文帝更是下诏“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小农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家庭经济，其要求家庭成员劳动的协作性、纪律性和统一性，使家庭不仅成为生活基本单位，也成为基本生产单位。在中国历史上，地少人多一直是很普遍的现象，在有限土地上养活众多的人口，使自然资源获得充分的利用，家庭和家族的优势得以更加彰显，家庭经济这种形式更加得以巩固和强化。为了保证家族家庭的延续，维护财富的增长，防止家族的衰败，传承优良的经验，制定一套家族行事规则来训示教育子孙，是很多家族家庭必然的选择，家庭和宗族也在经济生产中完成了政治和伦理的承担。

其二，“家国同构”是中国家训文化生成的社会基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祖先崇拜文化和天下国家的概念代代相传，使得国家一体，家国不分，形成了“家庭—家族—国家”的“家国同构”社会结构。国与家都是维护秩序，“家”维护的是“父父子子”的家庭秩序，“国”维护的是“君君臣臣”的政治秩序，“在家事亲”与“在国事君”是一致的，家与国也是同质联系的。“家国同构”模式把教化天下的任务分摊到每个家庭、家族中，家庭成为封建君王教化个人的组织机构。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实际上就是强调中国社会家庭和国家在内部构造机理上具有同质性，家庭秩序是国家秩序的前提和保障。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普遍认识。也正是为了保障国家的统治和家庭的秩序，中国传统社会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意识形态，通过法律、政策、教育等传输给家族家庭，家族家庭中有威望的长者通过家训对子女进行规勉教化，使得统治者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思想，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共同信仰。

二、家国同构：中国传统家训文化内容的重要体现

从先秦到明清，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家训可谓汗牛充栋。他们既重视个人经世致用、为人处世、民族气节等方面的培养，同时又将个人、家族、国家相互结合，进而将“家国同构”的教育理念进一步引向了深化。根据纂述者身份来看，家训可分为帝王家训、臣子家训、百姓家训三种类型，其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浓烈的家国一体意识。

1.帝王家训：家国天下。中国历代皇朝统治者都是“家天下”，帝王把国家当成一家的私产，世袭罔替。他们虽然自称“皇权神授、天命所赐”，但都非常重视君德的培养，主张对皇氏成员尤其是储君加强训导，要求帝王要不辞辛苦，勤政廉政，以身作则，通过“正身”来“率下”。曹操的《诸儿令》云“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儿各往督令之，欲择慈孝不违吾命，亦未知用谁也”。说现在寿春、汉中、长安三个地方，我打算先各派一个儿子前往督率治理。我想选择慈善孝顺不违背我命令的，也不知道用谁好。可见“慈孝不违吾命”是选派标准，儿子和其他将领的标准是一样的。唐太宗李世民的《黜魏王泰诏》说，“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是故为臣贵於尽忠。亏之者有罚；为子在於行孝，违之者必诛”。意思就是爱敬无极，唯有超过君主和父母双亲的。所以为臣的贵在尽忠，谁亏缺了就要惩罚；为子在于行孝道，违反的必然要遭到重罚。帝王之家父子关系中，首在君臣关系，次在父子，儿子一旦越过了君臣界限，便没有了父子亲情可言。清康熙的《庭训格言》训曰：“为臣子者，果能体贴君亲之心，凡事一出于至诚，未有不得君亲之欢心者。”又曰：“尔等荷蒙朕恩，作王、贝勒、贝子，各自分家异居矣。但当谨遵国法，守尔等本分度日可也。”在这里，皇子所有的待遇都是皇帝的恩赐，是国君对臣子的恩赐，所以必须要体贴君亲之心，安守本分。所以，综合来看，帝王训诫大多以治国理政为先，重视“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着重于国家治理经验、统御臣子方法、治国用人之道的传授和为君的道德修养，要求臣子必须服从君父，卑幼服从尊长，目的是巩固王朝的统治、江山的万年延续，帝王家训虽名为“家训”，实际上是为政之要的“国训”。

2.臣士家训：家国同构。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主张将个体的人生价值融入在民族和国家的奉献之中，所以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学而优则仕”，即使不能出仕，也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以在古代臣子和士子家训中，很多都是对为政的抱负和见解，家训在强调修身、齐家之后，仍然怀抱治国与平天下的崇高理想，修身齐家的训言一方面是为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同时也是为提升从政能力做准备。传统家训和封建法律中有“亲亲相隐”但更强调“大义灭亲”，有忠孝两全但是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忠于君王比孝敬父母更为重要，家训中有国家法律的影子。韦玄成《诫子孙诗》曰：“嗟我后人，命其靡常，靖享尔位，瞻仰靡荒。慎尔会同，戒尔车服，无嫡尔仪，以保尔域。尔无我视，不慎不整，我之此复，惟禄之幸。于戏后人，惟肃惟粟。无忝显祖，以蕃汉室。”韦玄成谆谆告诫，再三强调说，我的子孙，你们要知道天命五常，要考虑如何守好你们的职位，丝毫也不要懈怠，朝见天子时要小心谨慎，慎重你们的车服仪容，一定要严肃戒慎，不要辱没了祖先，要一心一意地藩卫汉家王朝。颜之推在其被誉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的《颜氏家训》开篇之序的第一句中就阐明“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意思就是圣贤的书，教育人们要忠于国家，孝顺父母，做到言语谨慎，行为检点，建功立业使名播扬，内容已经很完备了。可见无论是圣贤之书还是家训家规，都是要首先忠于国家的。朱熹在《朱子家训》中开篇便讲，“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许衡训子要“身居畎亩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济民”。张之洞在训诫子孙时说，要“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兄弟不可争产，志须在报国，勤学立品；君子小人，要看得清楚，不可自居下流。”可见，很多名臣士子的家训中，“修身、齐家”本身不是目的，实现“治国、平天下”才是最高理想。

3.百姓家训：家国并重。在中国传统社会，忠孝是一个家族得以延续的基本政治前提，没有忠孝因素的家训也是不可能得以延续和存世的。从内容看，百姓教训多为睦亲治家、为人处世和读书治学之道，为人处世要“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泛爱众、亲仁”；读书治学则是要读圣人之学，成为国之栋梁。安徽合肥卫氏家训说“所谓国家，有国才有家”；福建龙岩客家王姓家训曰“先国家，敦孝友，重丧祭，肃闺门，守耕读，务勤俭，戒斗讼”；陕西三原蔡王村胥氏家族的祖训是“以忠报国以德修身耕读传家光宗耀祖”；广东省河源司前村“吴氏家训”“一厚伦理，二尊王法，三救急难，四和乡里，五勤本业，六莫非为，七周贫乏，八谨祭祀”。浙江武义俞源村家规家训第一条就强调“不可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凡盗窃者，赌博者，不孝不悌者，犯兽行者，官司吏犯贼者，夫亡妇产子者，纳妾婢者，苟合微贱者，修谱不书，轻则宗祠责革，重者送公惩治，公惩治，断不循情以免”。浙江永康胡库下村胡氏家训则要求，“为人应以忠孝仁义为上，诚信为本；文明礼貌，努力上进。古人云：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当以家国为重，放眼天下，胸怀世界。培养人才为国所用，先忧后乐，鞠躬尽瘁”。所以，无论百姓家训中无论是忠，还是孝，都体现了家国同构的特征，这种家国同构，实际上是在家要孝敬父长，在外要效忠君王，“在国事君”与“在家事亲”在道理上是相同的。因此，忠孝不仅是帝王家训、臣士家训的核心内容，也是平常百姓家训的重要内容，也显现出了百姓家训家国并重的特点。

三、重塑再生：中国传统家训文化当代价值转换

与传统社会相比，“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模式在当代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家族的瓦解、家庭的独立以及个人享有的自由、平等权利的确立，使得从表象上看“家国同构”的模式已经被历史和社会所淘汰，没有也不可能有存在于当今社会的必要了。然而，家庭的独立、结构简化、人员流动也带来了家庭离婚财产赡养纠纷和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问题；经济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侵袭，也带来物欲的横流、金钱至上等思想的产生，自由和权利之下存在着社会公德缺失、社会价值观多元多变、国家核心价值观的信仰挑战。传统家训文化既包含着愚忠愚孝、男尊女卑、因果报应等腐朽思想，但也包含着洁身自好、宽厚待人、民族精神、天下为公等宝贵思想。优秀家训文化具有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和睦家庭关系、强化家国意识、凝聚社会共识等功能，对我们当前家庭、国家和政党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以优秀家训文化提升公民家国意识。随着国家的现代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及信息网络化，人的解放和个体意识在觉醒，部分公民的国家意识和观念逐步淡化，民族精神不断削弱。一些人甚至将自己装扮成“世界公民”的样子，轻视、无视本国本民族的利益，这是值得我们警醒和深思的。传统家训尤为注重治家，在事亲事长上强调“孝亲敬长，睦亲齐家”；在家务治理上要求“治家谨严，勤劳节俭”；在农事经济上注重“躬耕自立，应世经务”；在教育子女上“爱子有道，养正于蒙”；在亲邻关系上提倡“和待乡邻，助人为乐”。这些家训中所体现的优良传统美德，不仅调适了家庭成员的内外关系，强化了家庭的荣誉感和认同感，更能通过家庭教育使其在日常生活中落地生根，形成父慈子孝、夫妻和睦、勤俭节约的家庭氛围，构建出良好知“荣”明“耻”的社会风气和道德“磁场”，从而由家及国，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特别是优秀传统家训通过父母家长的口头训诫教育，生动形象记忆深刻，润物无声，具有亲和力和说服性，有利于帮助人们将个人修养与社会良知、社会担当融入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中，从而实现个人理想和社会需求、国家利益和自身利益的有机结合，在强化家国意识中为国家社会作出贡献。

以优秀家训文化涵养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家训是家庭的核心价值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传统家训中蕴含着讲仁爱、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爱家国等内容主题，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高度的价值关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理论渊源。习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德，既是个人之“小德”，也是国家之“大德”。传统优秀家训注重言传身教，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能涵养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维护民族团结、提升国家民族向心力、凝聚力、亲和力。要在剔除传统家训文化封建糟粕的基础上，汲取传统家训文化科学合理内容大众共鸣，用现代话语体系来阐释和表达，使得家训实现从“高贵”到“朴素”转变，在精神层面上“深入”，具体行动上“浅出”，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坚持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原则，赋予家训新的时代内涵，创新传承宣传方式，做到“百姓日用而不知”，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接地气”家庭工程，最终促进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

以优秀家训文化助推全面从严治党。家风正，则政风清。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人民取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必须要廉洁从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家风建设的重要性，提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首次将“廉洁齐家”列为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宏观角度来说，从严治党就是先齐“家”而安天下；从微观角度来说，“家”又是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后方堡垒。好的家训能形成好的家风，好的家风能引领好的党风。家教不严、家风不正，则能让国家和人民赋予的权力逐步异化，变为为个人谋财谋利益的工具。传统优秀家训非常注重从政廉洁教育，训诫子孙要立志清廉，至公无私。包拯《诫廉家训》曰：“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家训既拥有强大的内在约束力，又有着丰富的亲情感染力，通过优秀传统家训文化的传承，一方面能让党员干部自己加强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地位观、权力观、利益观，实实在在做人做事，慎独修身，廉洁齐家，廉洁奉公，遵规守法，在齐家规、正家风中砥砺道德追求和理想抱负；另一方面，通过家训潜移默化的影响，以无形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对子女亲属及身边人进行约束，让家人明是非、知荣辱，讲文明、促和谐，遵法纪、有道德，合力推进党风政风社风的向好发展，最终实现全面从严治党落细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