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刚，王 瑶

(东北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40)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且提出了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重要任务。城乡融合发展涉及城乡规划、一二三产业融合、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现代经济体系建立等多个方面，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并且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和谐稳定。在城乡融合发展上，毛泽东提出了农民工人化、农村城镇化，提出了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关系的思想，提出了建立城乡统一的商品市场、发展城乡贸易等思想。这些思想指导了当时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和“三农”政策的调整，促进了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初步形成了城乡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关系。

一、毛泽东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

建国后，毛泽东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布局不合理，城乡差别大、城乡矛盾突出等实际情况出发，围绕着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城乡空间融合、城乡产业融合、城乡居民融合、城乡市场融合、城乡社会融合等思想。

(一)城乡空间融合：平衡布局

建国初期，我国城市布局、工业布局极其不合理，并且大多数城市是消费型城市，城乡分割严重，城市对乡村的带动和辐射非常有限，工业大多集中在纺织、面粉加工等行业，远离原料地、资源地和销售市场。毛泽东认为，党的工作重心要放在城市，要在靠近原料、燃料和消费区的地方建立一批大中型城市，要建立现代型大工业，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同时要兼顾乡村，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紧密联系起来。毛泽东指出：“地方应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1]。在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能源资源比较集中的中西部广大农村地区新建了一批工业基地，新兴起了一批工业城市，新修建了一批极大缩小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差距的交通干线和城乡道路，优化了我国城市工业布局和交通设施状况，增强了城市与乡村的联系、加强了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针对城乡产业分离、工农身份固化的状况，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工业化、农民工人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消灭城乡空间分离、城乡差别和城乡矛盾，实现工农结合、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毛泽东明确指出，农业劳动力多，但是“不要涌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2]，“工人在城市里建设，农民在农村里建设，农民要和工人一面合作，一面比赛，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这才是真正的工农联盟”[3]。要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那么各公社都要有自己的经济中心。毛泽东关于公社工业化、农村城市化的思想突破了城市发展工业、农村发展农业、工农对立，城是城、乡是乡、城乡对立的陈旧观念，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不足，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平低，城镇化发展滞后等问题，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繁荣，支援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也为消除工农对立和城乡对立、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实现城乡平等和城乡融合创造了思想条件。

(二)城乡产业融合：优势互补

建国初期，我国现代性工业经济只有10%，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达到90%。毛泽东认为，现代性工业经济是进步的，是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要逐步地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工厂和合作社要成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工业要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现代性大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国防安全、工业体系独立、农业机械化、交通运输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重工业科技密集、资金密集，同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存在着资金、人才、资源上的冲突。毛泽东认为，农业关系到国计民生，可以为工业提供粮食、原料、市场、积累资金，农业能够提供出口商品、换取外汇、用来购买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因此，“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4]2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可以使重工业的发展基础更加牢固，同时还可以促进其投资规模。必须坚持“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坚持工业和农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中小企业等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毛泽东关于重工业优先、工农兼顾、产业融合发展的认识丰富了马克思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类按比例发展的思想，是我国在受到外部经济封锁、自身工业基础薄弱条件下实现工业化的正确的战略抉择，符合我国“一穷二白”的国情，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规律，为我国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避免出现苏联等国重工业畸形发展、农业轻工业严重薄弱等情况提供了指导思想，为改革开放后新型工业化道路理论、城乡关系理论的提出和形成提供了理论准备和思想来源。

(三)城乡居民融合：有序交流

建国初期，我国城镇化水平极低，城镇人口只有10%，农村人口高达90%。毛泽东认为，发展民族工业、建设城市，需要把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同时，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建设农村也需要大量的有文化的城镇知识青年。要根据国家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控制人口迁移、合理地配置城乡人口，逐步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实现城乡融合。毛泽东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5]我国有近十亿亩“荒山、荒地、荒滩”，仅“一五”时期就计划开垦一亿亩荒地，需要大量的青年劳动力；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农村也急需大量知识青年。毛泽东认为，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城市失业人员可以到郊区、农村、农垦区或者山区，参加农林牧副渔各种生产事业和农村的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锻炼有利于成长成才，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1968年，毛泽东在批示《人民日报》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时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6]通过城乡人口的合理流动和配置，满足了工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促进了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的健康发展，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毛泽东关于城乡人口合理配置、融合发展的认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和人口流动要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思想，为打破我国城乡、工农的身份固化、阶层固化，促进城乡人员之间的交流融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理论指导。

(四)城乡市场融合：平等交换

建国初期，城乡商品交换滞塞、商品市场分割、商业活动萧条，城市中工业品滞销、工业品农产品均供应不足。毛泽东认为，建立城乡统一市场、扩大城乡物资交流，可以打破城乡间的商业阻隔，促进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换，增加农民收入和国家税收，改善城乡居民生活，促进工农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扩大农副土产品的购销，不仅是农村问题，而且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7]。实施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后，城乡产品交换被纳入计划体系之内，城乡市场统一纳入国家市场。毛泽东认为，城乡商品生产、交换和流通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也要遵循价值法则，实行等价交换，不能“一平二调”、无偿剥夺。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4]3由于尊重价值规律、城乡商品实行等价交换，我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工农业生产发展、城乡购销两旺、人民收入明显增加的局面。毛泽东关于我国城乡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原则规律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城乡理论和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促进了城乡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物资交流，有效遏制了“一平二调”、“共产风”等违反价值规律的做法，对于发展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农村集市贸易，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五)城乡社会融合：公平发展

建国初期，我国教育医疗卫生人才、资源和机构等要素集中在大中城市，主要面向官僚富人群体，广大农村地区教育人才机构缺乏、教育思想落后、农村儿童入学率极低，广大农民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人民群众患病率、死亡率极高，城市内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社会差别明显，社会矛盾突出。毛泽东认为，教育医疗卫生事业远远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要大力发展新中国的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促进城乡社会事业融合发展、公平发展。针对城乡教育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失衡的状况，毛泽东多次指出，城乡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上的不平等是城乡差别的重要表现，同时又会扩大城乡差别、造成城乡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和工农联盟的瓦解。教育事业要坚持为工农服务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大力发展城乡中小学教育，通过知识分子同贫下中农相结合等途径促进城乡教育事业均衡发展。毛泽东指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要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加大对农村医疗事业的投入，不断满足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建立国家、省、市、县、乡各级卫生防疫站，为城乡居民免费接种各种疫苗，成立中央、地方和基层的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开展大规模群众性卫生运动。毛泽东发展城乡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事业的思想体现了社会事业为生产生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原则，体现了消灭“三大”差别、促进社会公平发展的原则，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开展，提升了我国城乡广大劳动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和身体素质，深刻地改变了我国人民的政治面貌、精神面貌和社会面貌。

(六)城乡收入融合：统筹兼顾

建国初期，我国城乡之间、城市各阶层、农村各阶层贫富差距比较大，社会分配不尽合理，并且社会贫富分化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毛泽东认为，经济制度决定分配制度，要想消除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8]。因此，要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9]、建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上。毛泽东认为，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4]4，要使国家税收、集体积累和个人收入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比例，并且经常地调节他们之间的矛盾。1953年，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提出“工人(生活水平)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水平)在九地之下”，这种观点在当时颇有影响。毛泽东指出，这种观点是不恰当的，工农联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工人和农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工人与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以及生活费用各有高低，因此单单地拿农民和工人每年的平均所得相比较是不适当的，更不能说工人特别得到了国家的优待。毛泽东关于国家、集体和个人收入分配关系的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对于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积累和消费、公平和效率、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整体利益和部分利益关系提供了指导思想，在保证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基本实现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社会公平。

二、毛泽东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现实价值

毛泽东城乡融合发展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反映了我国城乡建设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当前我国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重塑城乡关系、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协调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关系，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当前，我国城市数量不断增长、规模不断壮大、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虹吸效应明显，广大农村的人、财、物源源不断地从农村输向城市，使农村陷入空心化、留守化、老龄化、衰败化、贫困化的困境，农村成了“荒芜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目前，我国农村常住人口有近5.8亿，即使到21世纪中叶我国城镇化率达到80%，还会有近3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现代化的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这些人的生活福祉。没有农村现代化，我国就不可能有可持续的现代化。破解乡村衰败、实现城乡均衡发展，要正确处理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关系，一方面要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城市新兴产业和服务业，为进城务工经商人员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资金积累、技术支持和物资保障；另一方面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原则，引导优秀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回流农村，因地制宜地调整农村村落布局，建设一批具有发展前景的特色产业小镇，做大做强农业、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发展乡村旅游、促进农村美丽繁荣。

(二)发展农村新业态、新经济、新模式，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科技广泛应用，出现了种田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等新兴经营主体，产生了互联网+农业、种养加一体、小农户+社会化服务等新兴经营模式，出现了农村电商、乡村旅游、农业休闲、农业观光等新兴经济业态。农村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土地的规模经营和农业的集约生产、满足了城市居民对绿色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拓展了农业的文化传承和旅游观光等功能，促进了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和农村繁荣，并且带动了工业升级、增加了服务业的市场份额，初步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我国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空间广阔，对投资融资、新兴技术装备、专门人才等需求旺盛，迫切需要先进的指导理念、统一的发展规划和积极的政策支持。当前，农村新业态、新经济、新模式为代表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远远地超出了毛泽东领导的工农产业融合、优势互补的实践，但是毛泽东提出的工农产业融合发展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发展农村新业态、新经济、新模式，要充分认识到农业的基础地位，要千方百计稳定粮食产量，保证中国人的饭碗里盛着中国粮食，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要为农村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补齐“四化”中的农业现代化短腿；要充分发挥现代工业对农业和服务业的支持作用，为农村的种养加销一体化提供装备和技术支持；要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水平和层次；要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这个主要矛盾，坚持市场导向，因地制宜地发展乡村旅游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

(三)促进城乡人员双向流动，让流动人员进得来、留得下、生活得好

当前，我国城乡人员流动非常活跃，2016年有1.6亿农民工常年在城市居住务工经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7.4%，有近21亿人次去乡村旅游，近700万各类返乡下乡创业人员，但大部分进城务工人员还很难在当地城市购房实现安居乐业、均等地享有当地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很难从农村完全退出，大部分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还比较落后，乡村旅游者的感觉和体验还比较差，制约乡村旅游业的发展；逆城镇化进程中的各类返乡下乡创业人员面临着城乡二元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制约，面临着融资难、创业难、定居更难等问题。乡村振兴，人是最关键的因素。既要把大部分农民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又要吸引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专门人才投身乡村振兴。要创新流动人口管理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鼓励城乡人口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合理流动，要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公平地享有劳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社会救助等基本公共服务，使进城务工人员能够实现在城市当地安居乐业；要破解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机制，畅通城市向乡村输送人才、资金、物资、服务的渠道，振兴乡村农业、乡村电商、乡村旅游等产业、增加乡村就业创业机会，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使农村成为城乡居民创业的乐土、化解“乡愁”的精神寄托和日常生活的美丽家园。

(四)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资源均衡配置

当前，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管理体制有所松动，但城乡分治、产权分割的状况还依然存在，严重制约了农业投入、农村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城乡人口流动、工商资本下乡参与农业开发和新农村建设，导致了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现代化和其他非农产业现代化、农民不能公平分享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重滞后于城市。毛泽东提出的城乡关系实质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要尊重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法则等思想为当前重塑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借鉴。毛泽东这一思想提示我们要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增加农村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开发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促进城乡商品交换和劳动力、资金、物资、技术等生产要素双向流动；要彻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产权和市场分割，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要放开农村土地经营权和流转权，引导社会资金、工商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农业开发，形成全国统一、与国际市场相衔接的农业开发市场；要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放开宅基地使用权和流转权，要赋予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开发入市权利，建设全国统一的土地开发市场。

(五)加强农村教育、医疗等社会建设，促进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当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资源投入明显不足、农村义务教育水平同城市相比有较大差距，农村中小学合并撤点后，学生上学隐性成本费用高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村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比较简单，经费投入明显不足，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民需求，“小病拖、大病捱，病倒才往医院抬”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还比较突出；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后，农民基础养老金标准低、地区差异大的现象非常严重，大部分地区农民基础养老金远远低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甚至低于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线，并不能发挥养老金老有所养的作用。加强农村教育、医疗等社会建设，要坚持把“教育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原则，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引导社会资金和社会力量，优先补齐农村水电路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短板，补齐农村教育卫生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短板；要破解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制机制，逐步实现同一地区城乡基本养老金、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渠道、机构均相同，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

当前，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粮食主产区农民受生产成本上升、收储政策调整和国际市场供过于求的影响，收入出现下降；由于工业去产能、制造业升级、固定投资放缓等因素影响，外出务工经商农民就业困难，工资性收入减少；农民与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呈现扩大趋势，并且农村内部人群收入差距也在扩大，相对贫困人口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已经影响到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甚至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坚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收入的关系，坚持统筹兼顾的原则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国家财政、金融等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力度；坚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支持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要看到工业效率高于农业效率、务工收入高于务农收入，坚持就业优先政策，为广大农民提供更多当地务工经商机会，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绿色农业、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产业，推进农业机械化、科技化、信息化、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