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杰妮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弋舟是70后作家中备受瞩目的一位，他在近几年短篇小说创作方面成果颇丰，他以独特的创作风格、勤奋的小说创作为文坛带来了惊喜与收获。他在2017年出版了《丙申故事集》，这是第一部以中国天干地支纪年的方式撰写、出版的小说。2018年弋舟再出《丁酉故事集》，通过5个不同的故事，采用不同的叙事视角，细致地描绘出现代人复杂的精神世界。弋舟的小说多取材于现代都市生活，在悲凉意蕴下展露着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忧虑和精神困惑，暴露出现代生活中人性的复杂和内心的恐惧。弋舟通过作品以细致入微的洞察力展现了他对现实生活的独特感受和思考，并传达其现实忧虑与关怀。

一、现实生存图景的悲凉呈现

弋舟始终将目光聚焦于都市生活中的平凡人身上，在看似冷静的叙述中展示残酷的现实和现代人精神的创伤，直接将这种悲切的痛感熔铸于日常生活里，令作品在舒展的日常生活中呈现悲凉的生活底色。

首先，在环境和场景的叙写中始终营造悲凉的氛围。在《丁酉故事集》中，全书从“亚洲最大的居住小区”到“峰峦叠嶂的山区”，由“一只猫引发的逃离”到“两个中年男人去追寻十八年前的约定”，在这些看似荒诞的世间百态背后，隐伏着难以言说的痛楚与悲凉，这不仅是作者对作品环境和场景的切实叙写，更是其内心悲凉意蕴的真实涌动。在《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中，在家失业长达半年的主人公“我”，在生存境况十分糟糕的境况下却居住着北京繁华区的大房子，从这种鲜明的反差中可窥探出主人公难以疗治的精神颓败。小说的叙事基调忧郁阴沉，故事的展开和雨水有着密切的联系，雨水的降落不仅是自然的规律，亦是人物忧郁焦虑心情的真实写照，“雨虽然下得不易察觉，但落在窗子玻璃上依然形成了水渍，令这面窗子整体上看来都有些像是一张哭泣的猫脸了”[1]17。作品中的每个人和场景都仿佛氤氲在迷雾中，朦胧的世界中人与人的关系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亲密却又时而生疏，陌生的环境与迷离的情感共同营造出一种悲凉的氛围。在《势不可挡》中，作者描写了在未来世界中，被宣布为“无用者”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栖居在一个破败、萧瑟的废弃工厂中，这个地方成为他们心中朝拜的圣所；然而，“我们这群曾经自视颇高的家伙，居然把一个在街边摆了半辈子摊儿的女鞋匠视为被虔敬膜拜的圣母”。也正是这样一个中年女人重新燃起了“我们”生命的希望与活力……这些无用者们试图通过毫无意义的劳作行为来获得生命的肯定意义与生存价值，这不仅是属于个人的悲剧，也是属于一个群体的悲剧。

其次，重点描绘带有精神创伤的悲感人物形象。在《丁酉故事集》中，小说中的人物常面临着悲切、残缺的人生遭遇，有失业在家的中年寄生者，有目睹父母感情危机的无辜小女孩，也有因妻子抑郁自杀而孤独求生的男人，还有嫁给全城炙手可热的人物却直呼“我不需要有自己的人生”的女人。作者借用这些人物勾画出日常生活中晦暗、悲凉的生存现状，作者忧郁阴沉的叙事基调，无一不在向读者传达一种感伤的情绪，营造一种悲凉的氛围，投射出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的忧郁，令作品具有浓郁的悲凉意蕴。在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遭际下，呈现着完全不同的人生境遇与精神困扰，从而塑造出一些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

有家庭残缺的孤独者形象。在弋舟小说中，多以男性主人公内心独白的形式展开，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即内心孤独。在《丁酉故事集》中，中年丧偶的男主人公就有两位，妻子的突然离世令他们的生活变得灰暗孤独，为了摆脱困境，有一位选择拯救同样受抑郁症困扰的同学，另一位选择去打捞记忆中的美好以寻求心理慰藉……饱尝现实生活的孤独与痛苦后，他们选择去追寻曾经美好的初衷，由此来实现自我救赎，而在实现自救的过程中又流露出对普通人生存的忧虑和对现实生活的批判。也有颓败的寄生者形象，在《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中，主人公“我”是一位北京的“新型房奴”，在诺大的房间里寄生，一事无成，从过早离世的母亲那里继承了一个大房子，然而命运的过分优待却又令主人公时常“心怀恐惧的感激和感激的恐惧”，终日生活在“偷来的”不安与幸运中，从而陷入无尽的精神困境，直到这只叫巴别尔的猫“有预谋地”闯进了“我”的世界，使“我”对如此寄生的生存方式和“偷来的”不安感产生了全新的认识，并获得重构生活的信心。还有绝望的反叛者形象，他们各自挣扎于生活的泥潭中，借助不同的方式来摆脱现实生活的束缚与压迫。在《缓刑》中，目睹父母情感危机的小女孩独自游荡在机场里，她想送给父母一件“无限美妙”的礼物，这成为他们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情。在《势不可挡》里，则上演了一出黑色幽默剧，“我”是一个艺术家，既渴望保全自我，又希望被社会体制所认可，但讽刺的是，“我”却从最初的反抗者成为了新的专制者。在诸如此类的反叛者身上，作者将这种无能为力的绝望与悲切的痛感贯穿于小说中。

弋舟对日常生活的真实再现，展示出人们在痛苦生活的遮蔽下，艰难地探求生存的本质。弋舟的小说展现出现实残酷的时代背景，人们面临着各自不同的精神忧虑和生存困境，真实地呈现出他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里的困顿和痛苦挣扎，用一种哀而不伤的深沉诗性为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呼唤真切的关注，引起读者对所处时代的整体观照和沉思[2]。

二、现实的忧虑与人性的批判

弋舟从未掩饰自己对“先锋文学”的热爱，纵观他近几年创作的小说，虽然仍执守都市题材，但作品中蕴含着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忧虑与哀愁，小说以批判的叙事视角展现出都市人群真实的生存状况。近几年，弋舟开始偏重于创作短篇小说，从他的作品里能感受到他极高的创作天赋和创作热情，他运用大胆的想象来拓宽思想的广度，他用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狂热的创作热情来尽情展现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悟和思考。弋舟以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波涛暗涌的叙述语调，向读者揭露出潜藏在幸福假象背后的悲凉与丑陋，表现出对物欲横流的都市生活的忧虑与批判。

在日新月异的信息化时代，人们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寻求安身立命的机会是艰难的。作为一位富有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的作家，弋舟以敏锐的笔触来表达对所处时代的无尽忧思。

在《缓刑》中，他将目光精准地投注在一个小女孩身上，以儿童的视角观察俗世生活中的丑恶与虚伪。小女孩为逃避父母争执的现场而选择独自穿行在候机楼中，最终她或将遭遇不幸，她是众多不幸女孩中的一个代表，她们穿行在阳光下、田野里，但是她们同样脆弱易折[1]186，即使在阳光中也潜藏着很多难以窥视到的危险。虽然小女孩的行为有一定的抗争意味，但这也令作品在满含悲凉的氛围中透露出尖锐的刺痛感。《会游泳的溺水者》中，从妻子因为患抑郁症而自杀，到“我”渴望拯救同样有抑郁症的女同学，“我”在精神极度压抑的状况下艰难求生，心中的忧虑随着“群鸟”与“古希腊人站在海边，眺望着紫色大海”等多重意象同时出现，阴郁的叙事氛围将这种悲切的痛感与真切的忧虑贯穿于作品中，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对自我、对更普遍生活的忧虑[1]186，这亦是现代人普遍心理问题的投射，以此反映社会性的病因。《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中，主人公和女友小邵因为一只偷来的猫而仓促逃离，看似是一场狼狈不堪的“畏罪潜逃”，实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精神逃离”。在这只叫巴别尔的猫还没有侵入“我”的生活之前，“我”是一位“不合时宜”的失败者，却有幸从过早离世的母亲那里继承了北京城区内一套大房子，但命运的过分优待又令“我”时常陷入“心怀恐惧的感激与感激的恐惧”中，于是便将自己主动关进了这个“冠以了好运气之名的监牢”中，从此故步自封，与世无争，以表示对这种上天过分优待的臣服之情。

在作品中，作者通过展现“我”窘迫的生存境况与混沌的精神世界，揭露出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创伤和难以疗治的精神隐疾。急速膨胀的城市文明给都市人的生存带来巨大的变化与挑战，现实的都市世界是残酷的，造就了人性的阴暗无常。在城市文明拒斥的暗流下，都市人的精神世界与情感体验随之产生异化。弋舟通过一系列典型人物的塑造和生存体验的真实写照，展现了人们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如何艰难地探求生存本质及都市文明给人性带来的摧残与破坏，并以此传达作家对人性异化的批判。在《势不可挡》中，面对时代势不可挡的必然发展趋势，身为“无用者”的我们，每天在机械地重复着无用的劳作仪式，那仿佛是一种不肯忍让的妥协，渴望既保全自我，又能被社会体制所认可[1]184。然而，“最初的反抗者们又成为专制者”，于此便显露出潜藏于和谐表面下的对抗与厌倦，凸显出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对个体生命感觉的漠视与压抑。人性是如此的晦暗不明，作者对人性中自私、贪婪、暴戾的一面都给予一定的批判。作者在揭露人类自私卑劣的一面的同时，也对都市人精神堕落的生存状态投入了更多批判的目光。在《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中，主人公“我”由于对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学提不起任何兴趣，故失业在家长达半年之久，以致陷入生存困境中，最可悲的是自己深陷于难以疗治的精神堕落中却浑然不知。虽然自己总是“心怀恐惧的感激与感激的恐惧”，但又在这种“偷来的生存感”中苟且地生存着，企图通过浑浑噩噩的生活来淡化心中的不安，但又因缺乏身份认同感而丧失对抗生活的勇气，深陷于精神堕落的困境中却对其选择性地忽视，以求得内心的安宁。

弋舟的小说对当今时代的精神症候进行了深入挖掘和反思，带有明显的干预现实、批判现实的色彩[3]。弋舟将批判的锋芒直指这些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批判和暴露了现代人生存中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小说中的人物在作者的指引下努力摆脱各自的精神困境，亦是整个时代精神症候的逐渐自愈，从中体现出作者极富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关怀，传达了作家对人性的关注与忧思。

三、晦暗底色中的悲悯暖光

弋舟小说的底色是晦暗的，他以冷竣而悲凉的叙述语调为读者描绘出一幅晦暗而颓败的现实图景，营造出一种沉重的压抑感。在弋舟冷静的叙事节奏中，由于触摸到生存的痛楚，也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模糊的温情，由此达到在晦暗与温暖之间悲悯人生的效果[4]。作者的悲悯之心贯穿始终，他对人给予了多维度观照，为小说注入了些许暖色，在作品中探寻灰暗人生的微光，找寻生存的希望与初衷，并重构生活的希望。

弋舟小说于悲悯中流露出人道主义关怀。曹文轩认为：“文学的职能在于为人类社会的存在提供和创造一个良好的人性基础。而这一基础中理所当然地应包含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悲悯情怀。”[5]悲悯最初是作为由客体对象唤起的主体情感体验而被无意识呈现，而后随着作家的主体意识的历史形成，渐渐成为人类用来观照人生世相的一种审美方式[6]。悲悯作为人类一种独特又崇高的情感体验，它源自主体对感受对象的深切关怀，为现实主义小说注入了悲悯的关怀暖流。

在弋舟的小说创作中，作者以悲悯之心关注着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的生存窘境和精神困惑，并试图通过他人或他物有意无意的帮助，来帮助饱受生存困扰的人们通过自省或自救的方式实现生命价值的追寻，并以这种独特的情感体验方式来观照人世间的生存百态。在《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中，一场被精心策划的“偷猫事件”彻底唤醒了主人公心中消逝已久的精神力量，一场看似狼狈不堪的“畏罪潜逃”实则成为一次珍贵的治愈之旅。平日里习焉不察的生活怪象与生存悖论，在渐行渐远的旅途中却变得愈发清晰明朗起来，“在那座大城里，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的干着开饭馆的活儿，猫粮和干拌面一起摆在超市的货架上，人在微信群里满足着自己的虚荣心，刷手机刷出了腱鞘炎，许多人不敢生孩子所以只能去养猫，失业者在回笼觉里继续承受着匍匐在地的梦魇”[1]40。在幡然醒悟后，他选择勇敢地诀别精神颓败并重建全新生活，“我”对存在的本质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和思考，在浑浑噩噩地度日之后，勇敢地与过去做一次割裂，去找寻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由此实现从反抗绝望到重建生活的精神转变。除此之外，在《会游泳的溺水者》中，在经历了妻子因抑郁而自杀的悲痛之后，“我”渴望拯救同样患有抑郁症的女同学。在《如在水底，如在空中》里，同样遭受丧偶之痛的蒲维，时常收到妻子母亲的劝慰信，她鼓励蒲维从伤痛中勇敢地走出来。弋舟笔下的人物常常陷入猥琐无聊、浑浑噩噩的生存状态中，在可悲可憎的生存悲剧之下又饱含着作者的悲悯、怜爱之心，亦对这些困陷于生活泥沼中的人抱有一种同情，并试图替他们找寻生命中的微光以达到救赎的目的。这些满含温情的救赎，既是作者悲悯情怀的真情流露，亦是为饱受精神困扰的人们找回属于自己的精神微光，展现出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救赎意识。

弋舟作品中的人物于困境中找寻到自我救赎的方向。在悲凉的情感基调下，作品中人物的生活带有某种意义上的感伤性，无法抵抗的是平庸猥琐的俗世生活，难以疗治的是人物内心的意志颓丧与精神溃败，所以说悲感的生活造就了具有悲剧意义的人物。在灰暗颓败的现实境况渲染下，生命蒙上了灰暗的阴影。弋舟也曾说过，“有教养的作家不仅仅是揭露，更多是一种深情的关切，一种爱怜，而有担当的小说应该给予这个世界劝慰性的温暖，尽管这种劝慰看起来也许常常是无效的乃至是轻率的，但这种态度也是小说家‘教养’的体现”[7]。因此，弋舟在作品中充分体现了他的创作理念，他尝试通过寻求救赎的力量，令饱受精神困扰的人们获得精神上的救赎与解脱。其作品中的人物也通过自我救赎、自我觉醒的方式来诀别精神颓败并重建生活。在《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中，主人公在偷猫事件的影响下，发现一直以来困扰自己的根源竟是这种“偷来的”生存感，于是决定重建属于自己的新生活。在《会游泳的溺水者》中，主人公“我”渴望拯救同样患有抑郁症的女同学，这看似是一种拯救他人的善意之举，实则是一种更深层意义上的自我救赎。妻子因抑郁症突然自杀成为“我”心中难以疗治的精神创伤，它的存在又令“我”的整个生活显得失衡和无序。对女同学的救赎，是“我”在更深层忧虑面前进行的有限解脱，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的自我解脱与救赎。

弋舟关注那些被生活所围困的现代人，这些人在现代都市文化浪潮的席卷下艰难求生。作者将目光投注在这些苦苦挣扎的普通人身上，以一种劝慰性的温暖关怀来审视普通人生存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作者在小说结尾都给了一抹暖光，这是作者积极的写作选择，也为每一个普通人指引了走出困顿危机的方向，并展现出生命中的微光。

综上所述，弋舟通过悲凉的笔调书写出现代人普遍的生存窘相和精神困惑。在作者冷峻的叙事基调下营造出一种悲凉的氛围，呈现日常生活里人们普遍的忧郁，令作品具有浓郁的悲凉意蕴。作者执着于都市文学小说题材的创作，其小说蕴含着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无限忧虑与哀愁，暴露和批判了现代人生存中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作品中也注入了作者的悲悯意识，指引人们努力摆脱自己的精神困境，实现个人精神追求的蜕变与自我救赎，这亦是整个时代精神症候的逐渐自愈，体现出作者极富社会责任感及人文关怀意识，传达出作者对都市生活和人性问题的忧虑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