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光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漳州363000）

《道真契约文书汇编》（下文简称《汇编》）[1]，由汪文学先生编校，收录了不同类型的契约文书共计374件，时间跨度从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到1957年，整整二百年。其内容基本上是一个村庄几个家族两百年来土地置换、经济交往和人际关系方面的契约文书。一个村庄几个家族两百余年的契约文书能够如此完整地传承下来，如此规模地被发现，在全国不多见，在贵州更属罕见，所以弥足珍贵，极有价值。[1]1《汇编》的出版，对于近代以来贵州区域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因契约文书书写者文化层次相对较低，故而《汇编》中出现大量误字、漏字、衍字、俗字，整理者出版时已做了较为简略的校注，大大方便了读者理解。然因手写文字、方言土语的复杂性，该书中还存在一些字词方面的疏误。今择其要者，敷衍成文，以求教于方家。

1.“節”字误录为“即”字

《李桃周明仁古堰用水纠纷合约》：“故立一样两纸合约，二姓子孙永远遵依，再不得支节即心奢，有伤戚谊。”[1]3《李国超出卖得并之地与邹姓卖约》：“此系二家心甘意愿，并非中证押逼情即，自并之后，一并永并，永无翻悔。”[1]467

按：上揭二件契约录文中，二处“即”字皆误。据影印件，二契原件皆系毛笔书写，繁体竖排，字迹较为清晰。前件录文所谓“支节即”，原契实作，当释为“支節”，文义甚为契合。录文误拆一“”字为二“节即”字，误之甚也。近代以来的各地契约文书中“支节”用例甚夥，如《刘开虎出当房屋土地与龚仕友当约》：“自当之后，其有界畔脚踏手指为界，有树木恁随龚姓砍伐，不得另生支节。”[1]《9邹庆荣出调屋基与李园林调约》：“一掉永掉，永无翻悔，再不得别生支节。”[1]35《4民国二十三年（1934）潘国洋竹山找尽契》：“堂房兄弟子侄不许横生枝节，并不言三口四。”[2]94《光绪十二年（1886）吴亚德等园卖尽契》：“自卖尽之后，此园悉听叔边开基兴造向用，侄边并无内外人等复生支节。如有复生支节，侄边自行支解，不涉叔边之事。”[2]155后契录文所谓“情即”，甚属不辞，复核原契，所谓“即”字实作，即“節”字，“情节”文义甚安，当从。编者误录。参《周福禄周长厚父子将业地出卖与邹庆堂卖契》：“此系二家心甘意愿，并非中证押逼。”[1]29《6陈昌五等关于拨调条粮以便完纳之调约》：“此系二家心甘意愿，各就便益，并无押逼之情。”[1]312

2.“今手”不误，误校为“经手”

《周福禄向邹秀发借钱借字》：“立出借字人周福禄，今手借到邹秀发二爷名下铜钱三千文整。”编者校注：“今”，当作“经”[1]73。

按：“今手”不误，编校者误校。“今手”是“今天亲手”的缩略，为道真契约文书中的惯用语。他例如《周福贵抵借骆礼芳田钱借字》：“立出借字人周福贵，今手借到骆礼芳名下铜钱二千文正。”[1]26《周伯柱收取邹福林铜钱收字》：“立出收字人周伯柱，今手收到邹福林名下铜钱五百文整。”[1]63《周金榜向邹裘格借粮借字》：“立出借字人周金榜，今手借到邹裘格名下谷子六斗正。”[1]75《杜芳桂向邹德高借钱借字》：“立出借钱人杜芳桂，今手借到邹德高名下铜钱二千文正。即日凭中二家面议，对年对期加利谷二斗包谷二斗。”[1]201本书中“今”字还有他处误校之例，如《骆永贡向邹福林借钱借字》：“立出借字人周永贡今因无钱用度，今首借到邹福林二爷名下铜钱一千五百文正。”编者校注：“今首”，当作“经手”。[1]112今谓“首”校为“手”，甚是；校“今”为“经”，则是以不误为误。

3.“管业”不误，误校为“管理”

《李栋梁出名售出充公田产与邹裘格卖契》：“（其田产）请凭团内中证足踏手指，出卖与邹裘格名下子孙管业耕种。”编者校注：“管业”，当作“管理”[1]127。

按：“管业”义为“管理产业”，符合文义，当从。编者盖因不明“管业”词义而误校，以不误为误。“管业”一词，在道真契约文书中用例甚夥，如《熊席珍将业地出卖与邹启盛地价足领文约》：“业内树木石土等项，阴阴二宅不留，悉行名下一半，一并出卖与邹启盛名下管业。”[1]146《王茂祥将合买土地分一半与周伯衢拨契文约》：“自拨之后，各管各业，或耕或种，并无别言。”[1]166《岑老憧出卖土地与王甫强卖契》：“此田买主世代子孙永远管业，价足契明，永世不归。”[1]429近代其他地区的契约文书中“管业”一词亦经见，如《道光六年（1827）十二月二十二日阙其章等立卖仓屋并坪契》：“其屋与坪自卖之后，任凭买主修理受用，折废改造，永远管业。”[3]册1，140《民国六年（1917）钦浩竹山找尽契》：“自找尽之后，其竹山一听兄边照前管业改号，弟边叔伯兄弟子侄不许反悔之理。”[2]76《咸丰元年（1851）六月任联奎卖山契》：“（其山）自卖之后，任从管业，开割过户，输粮入册无阻。”[4]54

4.“灵旧”失校

《周福田福荣福禄弟兄领足邹德高交田价灵旧钱领字》：“立足领田价灵旧钱文字人周福田周福荣周福禄弟兄，情因先年周伯仲之业，弟兄出卖邹德成之名下所耕，于下除灵旧钱四千文正。至今弟兄出灵，追资邹姓德高补出钱四千文。弟兄今手亲收领足，并未下欠分文。日后周姓已在未在人等一不言及田价灵旧之资。今恐人心不一，出足领灵旧一纸为据。”[1]191

按：上契标题及正文中出现5次“灵旧”，该词不见于任何辞书，且于义无所取，当有误字。上揭契中“出灵”一词，《白话小说语言词典》释为“把灵柩从家里抬出去”，举例如《红楼梦》六十九回：“贾琏嫌后门出灵不像，便对着梨香院的正墙上通街现开了一个大门。”[5]159《汉语方言大词典》亦指出“出灵”义为“出殡”，见于中原官话、兰银官话和晋语。[6]1271他例如《南齐书》卷十《礼志下》：“有司又奏：‘昭皇后神主在庙，今迁祔葬，庙有虞以安神，神既已处庙，改葬出灵，岂应虞祭？’”《汇编》中有《潘王氏潘周氏婆媳钱物纠纷剖论文约》：“从此领明之后，不管潘姓家财多少，负欠账目多少，并死者坟墓灵柩追荐，概无媳邹氏之关系。”[1]427据“出灵”之词义，联系《潘王氏潘周氏婆媳钱物纠纷剖论文约》上揭语句中的“灵柩”一词，当可推知上揭契中“灵旧”为“灵柩”之同音误写或方俗讹字。“灵柩”文义契合，编者失校。

5.“田坵”误认作“因地”，并有漏字

《周长流将得并之地出卖与邹德高卖契》：“（其山）自卖以恁意邹姓开作因地，周姓永不得异言别□。”[1]195

按：前半句文意不谐，原因有二：一，漏录文字。原契影印件“自卖以”下有“后”字，文义顺畅，当从。二，误认文字。“开作因地”不辞，因为所交易的本来就是一块地，且“因地”不知所谓。今谓录文中“因地”原契影印件实作，当释作“田坵”，文从字顺，当从。至于“恁”字，则是“任”之方言记音字，编者已注。“任意”在道真契约中义为“任凭”。故前半句当重新释录为：“自卖以后，任意邹姓开作田坵。”近代其他地区的契约文书中也有“田坵”一词，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胡庭彩水田找尽契》：“田坵、四至原契分明，原价找过潘宅元照边为业耕种。”[2]《7道光二十九年（1849）新有水田找契》：“田坵、租数俱正契炳照，……今凭中出找祖会松公边。”[2]22《乾隆四十九年（1784）二月廿一日阙登生立卖屋契》：“土名坐落廿一都沟下，屋一栋。”[3]册4，7《民国三十五年（1946）十月二十三日阙成高立卖毛竹山字》：“土名茶铺小坑长田坵外各田上，山尾坳门。”[3]册4，147

6.“興”字误录作“与”字

《李世安与邹裘格土地纠纷议和文约》：“又况李邹二下虽云田土主客，兼属干亲友谊，理宜不听是非，以重戚谊之好。岂可相连田土，常与口角之争？将中就证，既劝和而悉和；父父子子，曾一清而百清。”[1]303

按：“常与口角之争”不辞，当有误字。复核原契影印件，录文所谓“与”字实作，即“興”（兴）字，契合文义，当从。编者误录。致误之由，当是因“興”“與”形近，整理者失察，又未细绎文义，故误认“興”为“與”，再简化为“与”。其实本契中“與”字出现多次，与“興”字形体有别。社会经济生活中难免有各种纠纷，这在契约文书中多有体现，如《光绪十二年（1886）二月五日张福文立分山骨石盘字》：“安着民田山骨一处，原因前款界至不清，两家混争至今，请托公人邻友房亲前来分拍，品搭均分。”[3]册6，28《5李栋梁与邹裘格经济纠纷调解和议澄清文约》：“后因邹姓云及李姓前借之账不清，向李姓取讨，因李姓由此起衅。”[1]18“4起衅”即挑起争端，与“兴口角之争”意义相近。

7.“存年”不误，不当疑作“去年”

《李天贵因条粮纠纷所立赎粮承字》：“立出赎粮承上文字人李天贵，因房叔李栋梁存年不法，凭州主将田业出卖与邹裘格以作公用。后李姓与邹姓具控生端，邹姓将一处地名大塆之水田退还李姓。后栋梁亡故，伊妻胡氏将业出并胞侄天清，天清又复并与天贵耕食，其业退还。”编者校注：“存年”，疑作“去年”[1]307。

按：在《道真契约文书汇编》的记载中，李栋梁最早一次参与经济活动是在道光壬寅年（1842），最后一次参与经济活动是在光绪戊寅年（1878）；所谓李栋梁“不法”（同治十一年（1872）三件契约中又称为“造逆“造反”）之事发生在同治六年（1867）以前，“凭州主将（李栋梁）田业出卖与邹裘格”之事发生在同治十一年（1872），而上揭《李天贵因条粮纠纷所立赎粮承字》的签订是在光绪壬寅年（1902）。故编校者所疑“存年”当作“去年”甚为无据。今谓“存年”当不误，据“后栋梁亡故”，结合此契语境及李栋梁生平，可知“存年”义为“生前；活着的时候”。盖因此义不见于任何现有辞书，且用例罕见，编校者不明词义，又未系统梳理李栋梁生平，故而误疑所不当疑。

8.“邹”误录为“周”；“私方钱”失校

《潘王氏潘周氏婆媳钱物纠纷剖论文约》：“从公剖得潘王氏潘邹氏婆媳之事，注明以免后日彼此翻悔生非。凡潘王氏慷慨将儿媳邹氏之私方钱，本利总有钱三百七十吊之一半，计数一百七十吊，给予邹氏亲手领回。”[1]427

按：上揭契约中有二处文字错误。其一，标题误拟。契约影印件及录文多处提到儿媳姓邹，如上揭语句，故编校者自拟标题中之“潘周氏”当为“潘邹氏”之误，盖因“周”“邹”音近而误拟。其二，文字失校。“私方”不辞，据文义及词义，原契“私方钱”显系“私房钱”之误。书手盖因“方”“房”音近形似而误书，编者失校。

9.“两无”误录为“两两”

《李光彩将耕食业地加当与邹道洪加当约》：“年限三春为定，依期退取，洋到田回，两两异言。今恐人心不一，故出加当为据。”[1]464

按：“两两异言”不辞，当有误字。查录文所谓第二个“两”字，原契实作，当释作“無”（无）。“無”的类似草写字形，古代书法作品中经见，如晋王羲之《司州帖》作[7]189，唐贺知章《孝经》作[7]191，可资比照。“两无异言”义为“双方没有不同意见”，契合文义，当从。编者误录文字。“两无异言”在道真契约中用例甚夥，如《邹庆堂将业地出当与杨相玉当约》：“自当之后，年限不定，日后邹姓依期还粮赎取，钱到土回，两无异言。恐口无凭，故出当约一纸与杨姓为凭。”[1]32《2邹道煊将业地出当与邹庆堂当约》：“自当之后，一当三春，依期赎取，钱到田回，两无异言。”[1]413又可作“两无别言”，如《李光彩加当土地与邹道洪加当约》：“自加以后，年限远近不拘，三春为定，本人依期退取，钱到业回，两无别言。口说莫凭，故出加当为用。”[1]47“0别言”义同“异言”。又可作“两无异议”，如《刘开虎出当房屋土地与龚仕友当约》：“年限不定，务要对期赎取，两无异议。钱到土回，恐口无凭，故立当约一纸为据。”[1]9“异议”义同“异言”。

10.“祖格”校为“阻隔”不确，当作“阻格”

《周陈氏母子向邹裘格借粮借字》：“倘若明冬不楚，将受分母子二人耕食田土作抵邹性[姓]耕栽，周姓不得异言祖格。”编者校注：“祖格”，当作“阻隔”[1]6。

按：编者校“祖格”为“阻隔”，仍未得确诂。“阻隔”义为“阻挡隔绝”[8]945，搭配对象仅限于空间范畴，与言语范畴无关。例如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今东京阻隔，而临安官司犹曰：‘行在某司’，示不忘恢复也。”[8]944明刘基《二鬼》诗：“两鬼自从天上别，别后道路阻隔不得相闻知。”[8]945今谓上揭例中“祖格”实当作“阻格”，义为“阻挠，阻碍”[8]944，适用于言行范畴，例如宋苏舜钦《闻见杂录》：“时相吕申公喻太常少卿梁焘，阻格不行。”[8]944元脱脱《宋史·礼志二十一》：“况往复俟报，必由中书，万一事干政府，则或致阻格。”[9]册4,2764清李光地《请兴直隶水利疏》：“中间更有旗民乡绅豪富之地故意阻格者。”[9]册4,2764此义施诸上揭契文中若合符节。

11.“阻滞”不误，误校为“阻止”

《陈见泽向邹武氏借钱借字》：“若友[有]亦[一]年秋收不楚，将自己耕食田土悉行作抵，恁随邹性[姓]耕种，陈性[姓]不得异言阻滞。”编者校注：“阻滞”，当作“阻止”。[1]213《邹庆堂向陈昌宇借钱借字》：“后欠不楚，邹姓愿将自己买得周姓之业地名猴子岩水田一段作抵，恁随陈姓或耕或佃，邹姓不得异言阻滞。”编者校注：“阻滞”，当作“阻止”[1]274。

按：除上揭二例外，本书中另外还有二份契约中“阻滞”被校作“阻止”，例不赘。今谓上揭例中“阻滞”义为“阻扰”[9]册4,2765，文义契合，不当改字。编校者以不误为误。笔者对本书中“阻滞”的用例进行了穷尽性调查，发现本书中“阻滞”一词凡24见，有4处被编校者校注为“当作‘阻止’”，其余20处编校者并未出注。由此可见，编校者对于此词的处理并没有学理依据，主要凭感觉。本书中原契作“阻滞”而编校者未出校注的他例如《江信高向邹秀发借粮借字》：“倘若秋收无谷相还，江姓愿将自己房业基（地）园铺悉行作抵，恁随邹姓或耕或佃，江姓不得异言阻滞。”[1]30《江信高向邹秀发借粮借字》：“若有一季子粒不清，自愿将祖父之业地名仲家沟大树子水田一全股作抵，恁随邹姓或耕或佃，李姓不得异言阻滞。”[1]451《石仓契约》中也有较多“阻滞”的用例，如《嘉庆十年（1805）四月二十九日阙学贤立卖田契》：“自卖之后为始，任凭买主前去当官[管]推收过户，完粮□□，起耕改佃，收租管业，卖人不得异言阻滞。”[3]册4，12《嘉庆二十三年（1818）九月十六日林克隆立换田字》：“其田自换之后，各管换业，任从换主永远管业耕种收租，换人不得异言阻滞[执]，恐口无凭，故立换田字为据。”[3]册6，139《光绪二十六年（1900）九月二十七日阙起贤立卖火房屋契》：“其屋自卖之后，任凭买主关锁门户，居住管业，卖人不得异言阻滞。”[3]册6，175

由上文内容可以看出，校勘整理契约文书这类地方写本文献，首先需要整理者对每一份契约文书进行认真审读，在此基础上，对该地同一时期全部契约文书的行文风格、用词习惯有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了解；其次，要求整理者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不仅要掌握扎实的文字学、词汇学、校勘学理论和方法，还要懂得当地方音俗写，甚至要了解当地的民情风俗，更甚而还要谙熟当地的一些历史掌故；最后，整理者还必须具备认真负责、心细如发、力求甚解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