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务正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芜湖241001）

桐城派既是文派，也是学派，在儒家经典的研究上，该派投入较多精力。然而与其他学派不同的是，该派比较注重儒家经典的文学性研究，代表者如方苞《左传义法举要》、刘大櫆《孟子评点》、方宗诚《论文章本原》等。至于《诗经》的研究，文学性更是关注的要点。然不同时段，其侧重的方面有所不同。吴闿生关于《诗经》学的研究有两种著作，一是《诗经大义》，一是《诗义会通》[1]513。前者似已亡佚，后者成书于1927年。作为一位传统学者，探讨其在此时如何从事儒家经典研究，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话题。

一、《序》与续《序》

解读《诗经》，绕不开《诗序》、毛传、郑笺、孔疏。传统学者于此大体尊之，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则欲弃之而后快。钱玄同于1921年12月7日致函胡适说：“我们是决心要对于圣人和圣经干‘裂冠，毁冕’，撕袍子，剥裤子的勾当的。那么打‘经字招牌’是很要紧的事了。”在儒家十三经中，钱氏认为“谁也比不上这部有文学价值的《诗经》”，因此，得先“赶紧请它洗一个澡，替它换上平民的衣服帽子不可”[2]104。其实胡适在此前就已经倡议“以二十世纪之眼光读三百篇”[3]60，早在1911年读《诗》时，就着手“推翻毛传，唾弃郑笺，土苴孔疏”，并“一以己意为造‘今笺新注’”[4]22。为此，他从好攻《诗序》的朱熹《诗集传》、姚际恒《诗经通论》、崔述《读风偶识》、方玉润《诗经原始》等著述中汲取学术资源，形成其研究成果[5]112-127。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其言论在当时产生极大的反响。

吴闿生少年时代曾留学日本，1912年以后还曾在新政府的部门中短暂任职，因此，其思想与桐城派传统学者有所不同。桐城前辈如钱澄之《田间诗学》“一以《小序》为断”[6]5，马其昶《诗毛诗学》“一以毛传为宗”[7]340，至于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更是恪守毛传，形成桐城的“毛诗学”传统。对于这一乡邦诗学路径，吴闿生并不十分满意。然而，对于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废序”之举，他亦不能完全认同，在《诗义会通自序》中他说：“笃守而信从之（笔者按：指毛序）者，非也。一切扫而去之，抑亦未为得也。”[8]1对于《诗序》与毛传，他既不盲目信从，也不一概废弃，而是以一种折衷的眼光看待。

吴闿生肯定《诗序》、毛传的作用，认为如果不通过二者，就很难读懂《诗经》。《国风·唐·椒聊》序云：“刺晋昭公也。君子见沃之盛强，知其繁衍盛大，子孙将有晋国焉。”朱熹否定小序“必为沃而作”的观点，吴氏又不赞同朱子的看法，肯定此诗刺昭“绝无可疑”，并说：“《序》末三语，尤能阐发诗人言外之意……末二句咏叹淫溢，含意无穷。忧深虑远之旨，一于弦外寄之。”由此，他感叹：“此等诗若不得《序》，则直不知其命意所在，埋却多少高文矣。”[8]101《小雅·沔水》毛传云：“疾王不能察谗”，吴氏赞赏其“能传其言外之意”，由此而云：“此经学大师所以为超卓。”[8]162在吴氏看来，毛公超绝之处在于其作为汉初大儒，“持论宏通，往往单言片词，能发诗人微旨”[8]自序，因此，其与《诗序》都有宗仰的价值。

不过，吴氏完全赞同《诗序》之处并不多见，而是往往持否定的态度。在十五国风中，他对《周南》各篇《序》深表不满，指出其弊端在于“穿凿”，在《自序》中他说：“《关雎》，三家皆以为刺诗。《芣苢》，鲁、韩皆以为伤恶疾。而《兔罝》‘公侯腹心’，自郤至已谓讥乱世之作，其不系于周初明矣。《序》乃委宛申说，悉以傅之后妃。此陋儒强经就己，以自逞其私臆者耳，曷足信哉。”具体分析中，逐篇批驳《诗序》。如《卷耳》，《诗序》云：“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对此，吴氏说：“《序》之不足信，于此最著。”并具体驳斥道：“《左传》以此诗为能官人，乃推衍而得之义……作《序》者取以说诗，又须牵合于‘后妃之志’，后妃不能官人，故必云‘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然于‘朝夕思念，至于忧勤’，终不能以强合也。复自解之曰：‘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其支离窘曲，可具见矣。”对于《魏风》七篇，他亦认为“《序》皆未得其事实”[8]95，且由《序》与诗意的不合而总结道：“凡《序》中无事实可指，推衍而为之辞者，多未足置信。”[8]94

对于《诗序》，吴氏否定更多的是所谓的“续《序》”部分。他将《序》分为两个部分，即首句与后续部分，称首句是古《序》，最能得诗之本意，而后续部分为续《序》，乃后人补作，其妄者多在于此。他的根据有三。一是《诗》之《序》有仅一句者。如《小雅·出车》之《序》云：“劳还率也。”《枤杜》之《序》云：“劳还役也。”二者均为一句，相当于《序》之首句。吴氏由此得出结论：“前人谓古《序》本止一句，续《序》与首句非出一人之作，于此尤信。”[8]146二是续《序》不符合史实。《秦·渭阳》之《序》以为康公之诗，而续《序》又云：“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诗。”吴氏认为重耳卒后七年，康公始即位，无缘复述此事。由此，他更加坚定地认为，“《序》固非出一手，妄人增为之也”[8]114。三是《序》与毛传不合。在《自序》中吴氏说：“《传》之与《序》，同出一原，必不容其有异，而今《序》《传》之不合者，往往有焉，此不独《序》之失正，即《传》亦未可尽凭。”他发觉二者不合的诗篇有《山有扶苏》《宛丘》《衡门》《泽陂》《狼跋》《四牡》《湛露》《酌》等。出现这种现象，说明毛传有后人窜入的可能，由此也可以见出《序》中存在的问题。

吴氏此种观念，有所渊承，一是家学。其父吴汝纶曾遍点诸经，《诗义会通》动辄引“先大夫”之言，可以看出家学所在。《曹·候人》之《序》云：“刺近小人也。共公远君子而好近小人焉。”曹共公与楚成王同时，然《晋语》楚成王享晋公子，即引此诗，则不可能是刺共公。因此，吴汝纶云：“此足见《小序》之诬也。”吴闿生由此引申云：“大抵《序》文非出一家，固难尽信。”[8]126可见吴汝纶否定《小序》，亦是指所谓“续《序》”而言。这启发了吴闿生关于《诗序》的认识。二是郑玄、苏辙等的《诗》学研究。《周颂·丝衣》之《序》云：“绎宾尸也。高子曰：灵星之尸也。”对于《序》中高子之言，孔疏引《郑志》答张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后人著之。”吴闿生据此得出结论：“则《序》为后人所续，康成已言之矣。”[8]290其后苏辙《诗集传》大张其旨，吴氏受其影响颇多，《郑·扬之水》吴氏案云：“《序》于《郑风》各诗，多指为刺忽，朱子讥之，良是……庄公之子至多，而诗称终鲜兄弟，其为非忽固至明也。自苏子由以来，学者多谓《序》惟首句可信，以下则后儒所臆加。盖此《序》亦然。”[8]80可以说苏辙的观点对吴氏的启发仅次于其父。

在这些渊承之下，吴闿生于“尊序”“废序”之外，提出折衷的观点，以适应新的时代学术研究的需求。正如他论诗既反对老师宿儒的“泥古”，又不满新学者“不窥简编，不究音律，侈口骋臆，欲以尽易古先之成法”的“颠冥”之举，而是主张在这“世运之发皇，为旷古所未有”之际，应“融液古今，创铸无前之伟业”，而尖锐批评“泥古者不化，颠冥者妄行”，“致使天地方昌之运，亦将有所蛰滞而不行”的后果[9]卷七。说的虽是诗歌创作，亦可通之于学术研究。总的来说，他的观点虽仍是属于“尊序”一派，以此对抗新文化运动者“打破《诗经》的经字招牌”之举，维护《诗经》的经学地位，但与“泥古”者也有很大的不同。

二、以文义裁《诗》

传统说诗者或以汉学的训诂考据释诗之义，或以今文经学的方式探究微言大义，此两种途径均是以释经之法解《诗》；而吴闿生释诗，“一以文意为主”（曾克耑《诗义会通序》），即从文学的角度体察《诗》之创作宗旨，是以文学与经学结合看待《诗》，桐城派于经学多采取此种研究方式。这种学术路径承自其父，吴汝纶研究诸子，“一以文义为归”，因为“舍文固无以见其道”[9]卷三。正因从“文意”来考察《诗》，故吴氏说经时，尽管也用训诂之法，结合史实细绎诗意，但最主要的还是从《诗》的文学表现进行品读。《邶·瓠有苦叶》之《序》以为“刺宣公淫乱”，朱熹也以“刺淫乱”释之，吴氏少有地一概否定，他通过“味其词”，得出此诗为“隐君子之所作”，因为“若以为刺淫乱之诗，则语意不符，而神理胥失”[8]29。在具体分析中，他指出首章“深则厉，浅则揭”是“遭时制宜”；次章“济盈不濡轨”是“喻涉乱世”，“雉鸣求其牡”是“喻小人各有仇匹”；三章“士如归妻，殆冰未泮”是“喻求仕以待天下之清”；而末章“以须友为词，婉言以谢之”[8]28。通过这番诗意品味与神理揣摩，从而认定此诗为隐士之诗，非刺淫之意。其大胆否定相沿已久的观点，正是以“文意”本身为基础。吴氏动辄以“详其词气”“详味词旨”“味诗意”“察其词”之语，表明他揭示诗旨的途径。

诗语中蕴藏潜在的含义，吴闿生称之为“微文”，揭示微文是他诠发《诗》旨的主要方式。《小雅·庭燎》传统的解释是“美宣王，因以箴之”，从诗本身看，美显而箴隐，吴氏说：“诗但写勤政戒旦之殷，而箴之之意自在言外，此所谓微文。《三百篇》及三代高文多如此。”[8]161显然，“微文”即是文外之意，在他看来，这是儒家经典最主要的表现方式。通过对微文的揭示，吴氏得出的观点有时与《诗序》相左。《大雅·崧高》之《序》以为“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复平，能建国亲诸侯，褒赏申伯焉”；《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序》以二诗美宣王亲诸侯、任贤能，而吴氏则以为，二者都是“讥宣王疏远贤臣，不能引以自辅，语虽褒美，而意指具在言外，所以为微文深远。《序》皆未能发其义”。而这一结论的获得，主要是涵咏诗意而来。《崧高》诗数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命申伯，式是南邦”“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遣申伯，路车乘马”，而之所以反复称“王命”，盖“深著王之远贤”，正如郑笺所云：“申伯忠臣，不欲离王室。”《烝民》亦屡称“王命仲山甫”，吴氏父子认为，立鲁戏、料民太原，仲山甫皆谏宣王，宣王疏远之，命其筑城于齐，所以此诗乃“深惜其去”，而非美宣王。诗之第六章语气“反复低徊”，正写出其“以直谏不容而出”的不舍之情[8]261-263。吴氏父子立足文本，从诗语中品味诗旨，揭示其中隐含的深意，在传统之见外别立新解。

当然，吴闿生通过微文，往往是为了印证《诗序》所阐发的意旨。“诗之微意，待《序》而后明”[8]50，但《序》简质，通过“微文”的方式可以为之疏证。《郑·大叔于田》之《序》以为“刺庄公”，不过后人多以此诗为颂诗。吴氏父子则以此诗是“亲爱太叔者之所为”“将叔无狃”二句乃“以微词深风太叔，非爱之之词”，作者将此句置于“献于公所”之后，“以故灭其迹”，而编《诗》者存此诗，自是刺庄之旨[8]69-70。《齐·还》序以为“刺荒”，吴氏以为“此序得诗之指”，在他看来，诗表面所写虽为“矜夸相得之词”，但“刺意自在言外”，这就是“微文讽喻”的手法[8]84。《秦·终南》亦是如此，《序》云“戒襄公”，朱熹驳之，以为是秦人美其君之辞，吴氏从微文称《序》是“得其意于辞旨之外”[8]111。以美为刺，《诗大序》称之为“温柔敦厚”，吴氏所要揭示的正是此旨。除此之外，通过“微文”能更好地理解诗的写法。后世学者在理解《鄘·二子乘舟》所写为二子已死或未死时有分歧，吴氏觉得若未死而忧念，则“其意甚浅”，而若明知二子已死，伤悼之时仍如未死忧念之言，“则诗人之所为微至也”[8]38，是一种更为深情的怀念方式。显然，这样的理解更能得诗之深处。

因为强调“微文”，所以吴氏父子对《诗》的言外之意尤其推崇。朱熹批评《诗序》解《唐·有杕之杜》为“刺晋武公”是“全非诗意”，吴氏赞同段玉裁以枤杜“特貌”阐释“武公寡特，故以起兴”，并说：“古人高文往往意在言外，如此者甚多。”[8]105《大雅·假乐》末章戒“百辟卿士”意在戒王，吴氏赞其为“古人用笔妙处”，意承其父认为的“戒王意，就朋友发之，妙远不测”，并自信地说历来解经者“皆未有明此义者”，而“古圣哲之微旨端在是”[8]243。吴氏将“微文”之妙视为“三代高文”，吕祖谦分析《齐·猗嗟》之“刺鲁庄公”云：“是诗讥刺之意皆在言外，嗟叹再三，而庄公所大阙者不言可见。”吴氏赞同此意，称此为“古人微文之妙”，而且不仅此诗，“三百篇妙处多如是”，甚至“三代以上高文大氐皆如是”[8]91。他将言外之意视为《诗经》等儒家经典最有特色的表现方式。

吴氏推崇《诗》之微文，应得自于研究《左传》的启发，他著有《左传微》《左传文法读本》等，并称此书是儒家经典中“微文”之至者[8]91。《左传微》就是“专以发明左氏微言为主”[10]1。诚如弟子贾应璞所说，经吴氏阐发，“左氏微言密旨乃得昌明于世”[10]1195。他将研究此书之法运用于《诗经》之中，属一以贯之的学术路径。

如果从《诗义会通》的成书背景考虑，则其重微文甚有深意。其时胡适等新文化运动者将《诗经》世俗化，由文而重其“情理”，彻底否定其中隐含有微言大义，俞平伯云：“说《诗》最要紧的是情理，而且比较有把握的也是情理……至于微言大义，不传者多矣，臆造者亦多矣，不起作者于九京，谁与定其是非哉！”[11]111因为否定微言大义，重视情理，不仅朱熹、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等定性为“淫诗”者被看作爱情诗，他们还搜集当时的民歌发表在《歌谣周刊》上，用民歌的眼光看待《诗》，由此认为：“《诗经》本来是歌谣，只有《雅》《颂》中的一部分是朝廷宗庙所用的乐曲。不幸给汉儒附会到美刺上去，竟弄成了政治的评论诗，失其歌谣的本色。”顾颉刚甚至想用歌谣去讲《诗经》，“说明起兴不必有意义”[12]70。对于这股将《诗经》往浅处说的思潮，吴闿生显然是不能赞同的，要维护《诗》的儒家经典地位，必然肯定其微文。在评析《小雅·小明》时，吴氏认为末章“无恒安处”是自慰之词，却“反若泛戒凡百君子者，此所谓‘深隐’，所谓‘微至’，正古人之高文也”[8]194，结合以上所论，他反复称道《诗》之微意是“三代之高文”“古人之高文”，推崇得无以复加，显然是针对新文化运动者的学术路径而言：他要将被拉下经典宝座的《诗经》重新扶上原位。

同时，“求微意”在吴闿生等传统知识分子看来也是一种经世致用的方式。其《重印古文读本序》云：“文之不知，则前人之微意莫得而明，前人之微意不明，则才识无自而开，而末由变通以为世用。”[9]卷三由文探知微意，开通才识，变通而为世用，这就是他研究《诗经》《左传》《孟子》等经典的真实用意。其弟子贺培新《后序》亦云，君子“生当乱世”，不得已而“掇拾补苴”“歌三代之余音，想黄虞之治迹，冀挽世风于万一，其用心亦苦矣”；而读其书者，“以究极乎古作者之微言奥旨，以冥会乎温柔敦厚、兴观群怨之精义，而求合乎雅颂韶武之遗音”，如此，“古乐虽不可复见，而吾夫子垂教救世之本恉”，则庶几存矣，可谓深得其师著述隐衷。吴氏引《六帖》之见，认为《小雅》中《四牡》《采薇》《出车》《枤杜》诸诗皆君上之言，而反托为臣子之言，“具道其明发之怀，仳离之恨，往来之众，思望之勤，臣下之隐衷伏虑，毕达于前”，这种“微文”的效果，“真足使人截脰碎首而不悔”。由此他不禁感叹：“文章之用乃能动天地感鬼神者，凡以此也。”[8]139文章通过微文产生经世致用之功效，所以微文成为他研究《左传》《诗经》等儒家经典的核心内容及学术取向，其用心亦可谓“微至”矣。

三、桐城文法的《诗》学印证

在西学东渐、传统文化受到冲击的晚清，为保存民族根本，吴汝纶极为重视“文”，他说：“鄙意西学当世急务，不可不讲；中学则以文为主，文之不存，周孔之教熄矣。”所说的“文”，指文学而言，是以姚鼐《古文辞类纂》及曾国藩《四象古文》两种古文选本为代表的古典文学，他赞赏在“世乱文字绝响”之际贺涛“独以古文立教”之举[13]353。作为华夏根本的儒家之道关乎种族的危亡存灭，而此又赖文得以流传，六经之文与“中学”息息相关。同时，在儒家经典被唾弃的时代，重视其文学价值也能为之续命，尽管这是不得已之举。在此情势下，“六经皆文”的观点成为晚近桐城派的共识，方宗诚、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吴闿生等人均从文法角度研究儒家经典。而六经之中，“《诗》独以葩艳丽则著”（曾克耑《诗义会通序》），其文学性明代以来就备受关注，晚近桐城派的《诗经》学研究，文法的分析是重要的方面，如方宗诚《说诗章义》、徐璈《诗经广诂》、马其昶《诗毛氏学》等即是如此，吴闿生《诗义会通》在这方面超过前辈。

作为桐城派后学，吴氏对《诗经》文法的分析也显露出宗派的色彩，正如蒋天枢所说，该书“所附‘旧评’及采用前人评语，尚未能脱去桐城派风范”[8]308，不仅如此，吴氏本人所下按语也是如此。兹举以下数例：

一章言车，而“驾我骐馵”豫以起次章之马。二章言马，而“龙盾之合”既以起卒章之兵；“鋈以觼軜”，又以蒙首章之车。三章言兵，而“俴驷孔群”复蒙上章为文。此章法错综之妙。（《秦·小戎》顾广誉评语）[8]109

三四章借朋友作衬，七八章借妻子作衬。二、三、四章言丧乱，六章以下言安宁。第五章承上起下。（《小雅·常棣》旧评）[8]141

首章始行，次章相宅，三章寄舍，四章燕劳，五章定居，六章作室。四章所言，乃初至时于庐旅饮犒耳，说者以为落成，非也。（《大雅·公刘》吴汝纶评语）[8]244

首章先述文王之神明陟降在天，先言此者，以诗为祭文王而作也。次章言文王能施，所以造周，而其子孙之所由盛也。三章言人才之盛，文王亦赖以宁。四章言文王之德在敬，因叹天命之遐远，商之孙子若是众多，命既有归，皆臣服于周矣。五章承上言，殷士归周者，祼将助祭，而犹服其黼冔，观此，足见天命之无常也。王所进用臣，得不念厥祖乎？厥祖谓谁？谓文王也。此明告成王之词，不敢斥王，因呼荩臣而告之耳。六章复申言之，谓不可不修德以永配天命，自求多福，无恃天命而骄，殷之未丧师，亦克配上帝也。大命不易，不可不鉴于殷矣。故七章遂结之曰：命之不易，无遏止于尔躬，宜宣昭令问，又思殷之兴亡，所以承于天者，天之祸福人，无迹象可求也，当善法文王，乃获为万国所归耳。反复深切，无一字泛设。古今诸家解释未有能条畅一贯者。（《大雅·文王》吴闿生评）[8]222-223

第一条评点者顾广誉为浙江平湖人，咸丰元年诏举孝廉，以战乱不获赴召试。晚年主上海龙门书院，甫三月而卒。著有《学诗详说》三十卷。其为古文词，“由桐城而上溯震川，以斟酌唐宋，而原本史汉”[14]5，与桐城渊源甚深。《诗义会通》引顾氏之语有26条，多为释经之言，可见对其经学成就的推崇。此条评诗之文法，注重章法的错综承接，正是桐城文章讲究“言有序”的传统。第二条为“旧评”，《诗义会通》于绝大多数诗后引“旧评”以点评文法，这些评语今虽尚未能考察出其来源，然就其用力处而言，当亦是桐城后学所为。至于第三、四两条，更不用说具有鲜明的宗派特色。方苞之“言有物”与“言有序”的义法论为晚清民初桐城派继承，姚永朴以“义法”为文学纲领之首，“法”是“极变化难测，特终归于有条不紊”[15]23。姚永概亦云“行文之序，不可紊也”[16]3，故在评析《孟子》文法时，极重其条理。吴闿生为姚永概弟子，乡邦之学自然贯穿在其学术研究中。

桐城诗派自姚鼐之后好以文为诗，亦偏爱以文论诗，方东树《昭昧詹言》体现得最为明显。吴氏父子论《诗经》文学成就时，也常以文法论之。上述行文之序的梳理，很能看出这一特征，又如用来评文的术语“峰断云连”也被用于评《诗》：

此（笔者按：指《小雅·斯干》）成室颂祷之词，而其文周密详备，无美不尽。后半特申祷祝之意，而由莞簟、寝兴、占梦蜕蟺而下，尤有蛛丝马迹，岭断云连之妙。古人之圣于立言也[8]167。

（《大雅·生民》）前五章盛称后稷功德，而推本于姜嫄。后三章叙郊祀之事。第六章由后稷递入祀事，语意一贯，无痕迹可寻。先大夫曰：以上叙后稷，以下叙祀后稷，即用降种贯下，是谓岭断云连。案：此古人文法之妙也。[8]238

“峰断云连”是用来评论《史记·田单列传》“赞”与正文之关系，归有光云：“赞后附出二事，承前淖齿既杀滑王于莒及燕长驱平齐，与《世家》相为跌宕，而著齐之所以转亡而为存也。史公此等，见作传精神洋溢处，昔人云峰断云连是也。”[17]吴氏对此法极为推崇，评语中不吝褒扬。

就技法来看，吴氏于《诗经》逆笔的分析值得关注。何谓逆笔？他在一封书信中说：“凡常人胸中无此接语，而能手乃为之者，皆为逆笔，退之所云‘口前截断第二句’也。”即出人意料之语。在他看来，这种技法在“六籍经传”中“比比皆然，不可悉数而尽”[9]卷七。在评点《孟子》时反复赞叹其行文“用逆之妙”“用逆笔之妙”，评点“矢人”章时云：“起句飘忽而入，令人不知，所谓用逆之妙，一至于此。”[18]此外，方宗诚、姚永概等在评点孟子时，也对这种笔法推崇备至。在这封书信中，吴氏以《诗经》中的三首诗为例谈逆笔之妙。第一首是《大雅·崧高》，他评云：“本赠申伯者，而先言‘崧高维岳’，此逆笔也。继言‘维岳降神’，又逆笔也。第四句始倒落申伯，又以生甫及申陪衬言之，亦逆笔也。”第二首是《大雅·烝民》，他评道：“本赠仲山甫，而先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此逆笔也。再接以‘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又逆笔也。再接以‘天监有周，昭假于下’，而后始倒落生仲山甫，亦逆笔也。”第三首是《周南·葛覃》，他于此诗逆笔评价最为细致：“归宁父母之作耳，因归宁而及污澣，因污澣而及绤，因绤而及葛覃，而其词乃从葛起，且纵极笔势，至于黄鸟灌木，其鸣喈喈，令人读之顿有高情远韵，几欲弃百事而往从游。其于归宁，则仅篇末一语及之耳。此其用逆之妙，为何如乎！”[9]卷七在《诗义会通》的按语中，除《葛覃》外，虽不用“逆笔”一词，但对逆笔之法的揭示随处可见，如《召南·行露》旧评云：“起势陡峭。”[8]1《5大雅·大明》吴氏评云：“首章先凭虚慨叹，神理至为妙远。‘天位’二句，借殷事作指点，以喝起下文，而恰与后半收束处密合无间，古今之至文也。”[8]225均特别点明诗的首句突兀而来，这其实就是逆笔。

关注逆笔，是与晚近桐城派论文重阳刚与阴柔融合的美学理想相关。吴氏之文，早期继承曾国藩及其父的主张，尚阳刚以药桐城古文偏于阴柔之不足，所以其古文“颇得气势之美”（吴汝纶评语），“真力弥满，磅礴雄浑”（贾佩卿评语）；而入民国以后，则践行曾国藩“合雄奇于淡远之中”的美学理想，求阳刚与阴柔的融合，故其文“时而风霆喷薄，时而云物夷犹”（武合之评语），“局势阔远，抟捖有力，尤妙含意深婉，非徒以才气见长”（刘际唐评语），追求以阳刚为主兼融阴柔之美的境界。吴氏认为《诗经》就具有这种美，他赞美《大雅·韩奕》“雄峻奇伟、高华典丽兼而有之，在三百篇中亦为杰出之作，更无论后人追步矣”[8]265，具有此种美，在他看来就是至高无上的典范之作。而欲实现此种美，逆笔的运用必不可少。此法可以制造陡峭的气势，有阳刚之美；文中之逆笔，打破行文的正常语序，形成语句及语意的断裂，而又通过内在的意脉将上下文贯穿，形成绵邈风神，又具阴柔之美。《诗义会通》评《葛覃》最能体现吴氏的美学追求：“此诗止言归宁一事。因归宁而及绤，因绤而及葛覃，而其词乃从葛起，归宁之意止篇末一语明之，文家用逆之至奇者也。黄鸟三句，于事外起兴，与本旨无涉，而神理乃益妙远，故为文外曲致。凡此情境，皆后代文字所无有也。”[8]3此诗可谓笔笔逆，“纵极笔势”，是谓阳刚之美；又逆入“黄鸟”一句，神理妙远，又见阴柔之美。逆笔造就此诗成为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字，吴氏对两种美学范式融合的向往及对逆笔的推崇于此表露无遗。

四、《诗经》的文学史地位

与“六经皆文”相关联的命题是“文本于经”，自刘勰《文心雕龙·宗经》将文体追溯至六经之后，这种观点深入人心。晚近桐城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不仅探寻文体之源，还将经典对后世作家作品的具体影响抉发出来，如方宗诚《论文章本原》、吴闿生《孟子文法读本》《左传文法读本》即是如此。这种理路的形成是在经学受到“废经”的时代思潮威胁之际，转而凸显其文学史地位，实现经学向文学的转化，为经学提供庇护所，从而维护其存在价值的学术方式。

吴闿生引用的“旧评”中常点明《诗经》某篇的文学史意义，他肯定此种评价，并且在按语中也常做出这类判断。《诗经》显然是后世诗歌的源头，在诗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如《召南·甘棠》旧评说是“千古去思之祖”[8]14；《王·大车》：“沉郁切至，杜公《三吏》《三别》所本。”[8]65；《小雅·北山》旧评：“连用十二‘或’字，开退之《南山》诗句法。”[8]192《小雅·白华》旧评：“后人‘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二语，从‘英英’二句化出。”[8]216从题材类型、风格、句法及技巧诸方面探究《诗经》对后世诗歌的典范意义。

在看似普通的评点中，展示了晚近桐城派的美学追求。一是吴氏较关注《诗经》在古文史上的地位，尤其是对《庄子》及韩文的影响。前者如评《小雅·鹤鸣》为《南华》之祖[8]163，《白华》旧评又云：“是篇之妙，在借喻意写正意，《南华》所祖。”[8]216《诗经》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为庄子提供了艺术资源。韩愈看重《诗》的“正而葩”（《进学解》），并以之作为创作的美学标准，吴闿生及书中所引“旧评”都关注此点，如《小雅·出车》旧评：“高壮激越，发扬蹈历，处处提唱天子。退之《祭鳄鱼文》祖此。”[8]147《大雅·抑》：“此诗千古箴铭之祖。韩退之《五箴》，曾文正公《五箴》皆导源于此。”[8]255《江汉》旧评：“通篇极典则，极古雅，极生动。退之《平淮西碑》祖此，而词意不及。”[8]266《韩奕》旧评云：“首章‘缵戎’以下，古奥如《尚书》，此退之得之以雄百代者。”[8]265《诗经》与古文看似不相干，吴闿生及旧评却从中发现其与韩文的关系，而且除庄子、韩愈及曾国藩外，并未提及后世其他古文家得益于《诗经》的启发，显然是文学趣味使然。

二是特别重视《诗经》对汉赋的先导作用。“赋者，古诗之流”，班固将诗与赋连接，这一观点成为诗赋关系的经典判断。如果说班固还是粗线条勾勒的话，吴氏及“旧评”则进行细致梳理。如他们寻找出《诗经》“开汉赋之先声”的所在，在于“铺张扬厉”（《鲁颂·閟宫》旧评）[8]300；“开词赋之先声”的是“文情俶诡奇幻，不可方物”（《小雅·大东》）[8]189。这是汉赋继承《诗经》的风格，汉赋阳刚与阴柔之美，均受益于《诗经》。又如篇章结构，汉赋往往“曲终奏雅”，以颂为讽，他们认为这与《诗经》笔法有联系，《大雅·常武》旧评云：“召公以德可常武不可常，故先言兵威以快其意，卒陈戒词，言乃易入。汉赋本此。”[8]268再如技法，汉赋最喜将平凡之物夸大为神异之物，吴氏以为此亦源于《诗经》，其评《周颂·振鹭》云：“以似为真，汉赋多学此种。”[8]280所论即此种技法。至于具体篇目，吴氏亦偶有触及，如评《小雅·斯干》：“旧评‘如跂’四句，古丽生动，孟坚《两都》所祖。”[8]167《车攻》：“‘四黄既驾’八句，尤为舂容大雅，王者气象，孟坚《东都赋》之所自出。”[8]159班固《东都赋》折以法度，颂扬王朝，在气象上与《车攻》有同工异曲之妙，二者间的渊源不言自明。

三是点明《诗经》与辞赋尤其是楚辞、抒情小赋之间的关系。如风格，《邶·绿衣》旧评：“哀艳，《离骚》所祖。”[8]22如创作心态及艺术风貌，《小雅·节南山》按语引何一碧评云：“此与《正月》《桑柔》等作，忠爱迫切，词繁不杀，苍茫百感，惝怳迷离，意无端绪，语无伦次，并是《离骚》之祖。”[8]171吴氏评《大雅·召旻》云：“贤者遭乱世，蒿目伤心，无可告愬，繁冤抑郁之情，《离骚》《九章》所自出也。”[8]271再如技法，《小雅·正月》旧评云：“正喻错杂，已开《离骚》门径。”[8]17《3小雅·大东》吴氏评云：“后半措词运笔，极似《离骚》，实三代上之奇文也。”[8]18《9邶·终风》引姚鼐评云：“后二章即屈原《渔父》《卜居》之权舆。”[8]25至于后世抒情小赋源于《诗经》，吴氏亦有所涉及，如悲情，《豳·东山》旧评：“‘果臝’六句，写凄凉景况，《芜城赋》之祖。”[8]13《4豳·鸱鸮》旧评：“通篇哀痛迫切，俱托鸟言，长沙《服赋》所祖。”[8]132如女性举止的描写，《卫·硕人》吴氏评云：“生动处《洛神》之蓝本。”[8]50《郑·有女同车》旧评云：“‘将翱’句，《神女》《洛神》诸赋所祖。”[8]74。

吴氏并未全面评点《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而是主要就其与辞赋及庄子、韩愈、曾国藩古文之关系立论，这显然受时代心理及审美取向的支配。

首先，时代心理。清朝灭亡，吴闿生虽曾在新政府中任职，不过这并不能消除其遗民情怀。在评析《小雅》诸篇时，不自觉地流露出亡国之悲，他反对小序以“刺幽”释《弁》，以为是“同姓宴乐之词”，并从末章体会到“忧危之旨”，由此断定此诗“为乱世悲愁之作”[8]204。他将《离骚》与《小雅》关联，主要是在哀艳之类情感基调上的相似。而这类情感，最能触动其作为遗民的隐忧。不过，根据“声音之道与政通”的理论，他对此类趋于阴柔的风调又怀有戒心。对于清代以来的宗宋诗风，他深表不满，因为“宋体诗以淡莫微眇相夸尚，英思壮采屏斥都尽，非不诡隽可观，而去质厚峻雄之境日远”[9]卷五。而若“壮往感激之意气”受挫，则“遭时多故，国势亦晻忽不振”[9]卷五。显然，一方面，《离骚》哀艳之情能打动其敏感的心理，另一方面，从国运出发，他又呼唤“质厚峻雄”“壮往感激”的篇什，因此在重视抒情辞赋的同时，又向往汉大赋及《庄子》、韩文、曾文的刚健瑰玮境界。

其次，审美取向。吴汝纶评析桐城文风得失，指出其特色在于“气清体洁”，而不足则是缺乏“雄奇瑰玮之境”，即偏于阴柔而阳刚不足。有鉴于此，曾国藩“以汉赋之气运之”[13]51-52，形成“宏肆雄放，光焰熊熊”[9]卷五的风格。因尚阳刚，故韩文亦受重视，曾选《经史百家杂钞》录韩文12篇，居诸家之首；《四象古文》太阳气势中选韩文12篇，亦居诸家之首；马其昶撰《韩昌黎文集校注》，均意在以韩文救桐城之阴柔。同时，桐城传统亦重《庄子》，钱澄之著《庄屈合诂》，姚鼐著《庄子章义》，曾国藩对此书情有独钟，吴汝纶谓“往时写藏曾文正《四象古文》目录，《庄子》中多节钞”[14]172，今本此书少阳趣味之下钞《庄子》五整篇及十小节。其“独嗜”《庄子》，在于“庄生之恢诡恣睢”[19]18，而“恢诡”正得益于比喻的运用。正因如此，吴闿生在其父教导下，于《庄子》、汉赋及韩文用功颇多，故在品评《诗经》时，能领悟到其对诸家的浸润之功。正如他所云：“桐城之义法，固不免隘矣。有志乎文者，要必源本六经，泛滥于周秦诸子，屈宋之骚，马扬之赋，左、《国》、马、班之史，瑰奇伟丽，汪洋恣肆，夫亦极斯文之大观也已。”[9]卷七从对《诗经》的评析中，亦能看出他的文学趣味所在。

综上所论，吴闿生《诗义会通》在《诗经》学史上虽算不得鸿篇巨制，但因其成书于特殊时代，对诗的解读中蕴含着特殊的情感与学术意旨，浓缩着桐城派的文学主张与审美趣味，因此，其书又不失为一部独具特色的《诗经》学研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