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伟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一、引言

灾害事件的突发性、社会破坏性、生命剥夺性等特征对生命造成不可逆的的损失。作为自然人，对死亡的恐惧极易摧毁个体正常的生命历程及心理功能，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通过对死亡恐惧科学合理的管理以达到个体的心理平衡，进而恢复到原有的生命状态，摆脱灾害所带来的心理创伤是十分必要的[1]。灾后心理援助系统的构建是未来灾害社会工作所要解决的重要议题，无论是现有的理论如社会支持理论、危机介入理论、任务中心理论、增强权能理论等，还是现有的灾害社会工作知识系统，究其本质，都不得不面对死亡恐惧的议题。本文希望通过对恐惧管理理论的梳理和引用，能够丰富灾害社会工作者理论价值和知识体系，使得灾后心理援助系统能够更加完善。

二、恐惧管理理论视角下的灾害社会工作

（一）恐惧管理理论

死亡恐惧及求生欲望是人类不可回避的自然本能。当面对来自外界现实因素或主观想象出来的恐惧时，个体会产生一系列影响自身正常生活的本能的情绪反应，导致心理机制失衡，即对现有环境或未知事件的恐惧。在伴随着死亡发生的带有一定提示性的情景发生时，个体由于紧张或恐惧情绪会引发一系列的包括心理、行为等方面的防御性机制和反应以应对灾害。但是，一旦这种防御机制被打破或者因为某些因素难以承受来自死亡的打击时，个体极有可能面临崩溃，产生身体或精神问题，甚至产生报复社会或者危机他人生命的行为，因此从恐惧管理理论视角去指导社会工作介入灾后心理援助系统的构建就很有必要。

恐惧管理理论认为，亲密关系是除了自尊追求和文化世界观这两种恐惧管理机制之外的第三重防御系统，且是更加具备本源意义的首选方式[2]。无论是个体在面对死亡提醒时表现出的对“自尊”这一心理机制的需求，还是寻找与自己具有相同文化价值观的“安全感”群体，再或是对亲密关系的依赖，实际上都是在强调应当注重灾后的心理援助系统的构建。基于以上三种恐惧管理机制，灾害社会工作在协助政府完成救灾工作的同时，更应从中获得启发，采取配套措施来缓解受灾者的死亡忧虑，为其提供独立的恐惧管理服务。而亲密关系的连结和建立、危机介入模式指导下的自尊心的增强、文化层面对受灾者自信心和抗逆力的提升，正是灾害社会工作的重要内容。因此，恐惧管理理论能够为灾后社会工作的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提供极具针对性的理论指导。

（二）基于恐惧管理理论的灾害社会工作的必要性

灾害往往伴随着经济损失、秩序紊乱、人心动荡以及死亡恐惧。当灾害来临时，受难程度一方面取决于灾害本身的影响力，这种危害在可控性上存在一定困难；另一方面取决于受害者自身心理素质和抗逆力，因人而异的心理创伤所带来的危害受个人价值观、认知水平等方面的影响，更加难以把控。不可避免的残酷现实迫使灾民面临人生阶段中的重大转变，人们的生命脆弱性以及心理防御机制就会受到挑战，尤其是在灾害发生时，自身生命受到威胁或者亲人生命被剥夺的受难者。社会工作在灾后救援过程中势必扮演者连接生者与死者之间关系的角色，如医院急救室及殡仪馆的社会工作、安抚家属丧亲的悲伤和孤单情绪、开展幸存者的心理疏导等工作[3]。

我国本土的灾害社会工作研究者多侧重与偏向于救援及复原的理论视角，由此衍生出诸如社会支持系统理论、优势视角理论、增权强能理论、以及灾害复原力理论等理论范式，以此来进行问题的界定和服务模式的建构。这些模式和方法虽然能够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工作在灾害服务中的角色和功能起到支撑，但是对于灾害社会工作需要直面或者说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死亡恐惧心理，尚未建立起成熟的死亡恐惧心理管理模式。社会工作在灾害情境中究竟能做什么？怎么做？重点工作是什么？种种问题，导致社会工作在应对灾害时，成为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要做，弱化了其专业特质性的服务，削弱了灾害社会工作心理援助方面的解构能力[4]，进而导致灾后社会工作服务呈现出专业性不突出、笼统化、对行政系统及政策依赖性强、灾民不信任的尴尬境地[5]。

专业社会工作在应对灾害时，更多的是作为协助者来帮助政府解决一些社会性问题；在医疗、经济等专业性领域，发挥的更多是一种资源链接作用；在灾民首选的求助对象中处于被边缘化的次选地位。因此，要想在解决社会问题、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被社会及民众认同，社会工作必须通过发挥其他行业或专业无法替代的作用，转“全面式服务”为“精细化服务”，如灾害社会工作在灾后心理援助和心理危机干预、临终关怀等方面能发挥其专业且独特的作用。尽管“灾害研究的重心已经从关注伤亡损失或弱势需求转变为灾后复原或灾后成长”[6]，灾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灾民的自我成长是未来灾害社会工作需要关注的焦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关于死亡的恐惧是亘古不变的。且随着生活水平及其所带来的损失度的提高，灾害所产生的死亡忧虑以及对大灾难的恐惧感就会更大。因此，恐惧情绪管理以及应对死亡忧虑的心理防卫机制的建立就需要灾害社会工作逐渐构建出一套科学合理的灾后心理援助系统。

三、灾后心理援助系统的构建

相关研究证明，在灾难面前，心理脆弱者往往会采用否认、退让、回避、攻击、自责等消极的自我防御机制，进而采取一些不恰当的应对措施来暂时缓解痛苦，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长期应对不当甚至会导致焦虑症、抑郁症等精神问题以及失眠、头疼等身体疾病[7]，危害身心健康。相关学者提出，应对灾害所带来的精神心理问题，非常需要为其提供精神慰藉，如引入眼动脱敏与再加工疗法（EMDR）可以有效地对其进行创伤干预[8]。针对目前我国本土性灾害社会工作在心理援助上的短板，通过对恐惧管理理论的研究，能够为本土灾害社会工作在心理援助系统构建以及心理危机干预层面提供新的思路。

（一）协助受灾者寻找或建立亲密关系

在灾害降临时，个体的无助感和能力的有限性，使得受灾者与原有社会支持系统之间的亲密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且对这种关系的需求度与受灾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在实务过程中，面对家园的毁坏、亲朋的离散，社会工作者应重视受灾者原有社会支持系统的重建以及建立系统内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新的亲密关系，这是人们对爱与归属感的需求。当出现难以建立亲密关系的情况时，社会工作者应针对受灾者的实际情况进行危机干预和输入希望，挖掘其内心的自尊追求及文化价值观念，秉持接纳、尊重、平等的原则，尝试与受灾者建立起精神上的信任，进而将受灾者的死亡恐惧降到最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社工应极力避免带有偏见的、怜悯的问题视角去看待受灾者；避免出现移情和反移情。

（二）帮助受灾者实现“高自尊”

恐惧管理理论认为，当听闻一些与死亡相关的消息或目睹灾难发生时，个体对自尊的追求就会更加强烈。而高自尊的个体在应对这些灾难时，往往更容易表现出更少的焦虑和恐惧。因此，社会工作者在灾后心理干预过程中，需要首先对受灾者的心理状况进行初步评估，如采用罗森伯格编制的“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SES）”进行初步的自尊心测量，然后视情况设计并引导受灾者积极参与一些能够增强自尊的活动，建立自尊感提升小组等，以此来缓解恐惧心理。当然前提是能够很好地挖掘和评估受灾者内心的重建动力和正向心理防御机制，同时受灾者基本心理素质良好且具有追求自尊的需求。

（三）关注案主及社工自身的文化价值观

关注案主及社工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很重要，为此，一方面，在对灾民进行救助时，我们往往将其看作是弱势群体，过分强调对受灾对象的需求满足和弱势回应，加上受灾者的自我弱化形成一种特殊的“灾民文化”，而忽略了个体自身潜能、精神动力以及自身存在的价值意义。恐惧管理理论指导下的灾害社会工作可以通过树立英雄典型、宣传科学的灾害知识、挖掘受灾者共同的价值观念、开展个案服务等方式，发挥文化价值对死亡焦虑的缓解功能。另一方面，由于跟受灾者的生命历程和突发性遭遇联系密切，作为自然人本身的灾害社会工作者在面对处在死亡边缘的受灾者时不仅要及时有效的做好案主的心理援助工作，从科学的角度解决心理创伤性问题，更要注重对灾害社会工作者在应灾时的心理素质培训，重视自身对死亡恐惧心理的管理。同时积极通过自媒体宣扬社会工作正面、积极的文化价值观念，避免网络舆情对灾民造成二次心理恐惧。

（四）正确处理“移情”和“反移情”

恐惧管理理论视角下的灾害社会工作使得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存在心理上的亲密接触和交融，极易使双方产生“移情”和“反移情”的心理依赖。经历过死亡威胁的灾民，正处于心理极度脆弱期，对给予其心理关怀和帮助的社会工作者产生依恋，将自己过去生活中对某些重要人物的情感投射到施助者身上，即“移情”，如将社会工作者当做过去的恋人。此时社会工作者首先要准确辨别移情的类型和自己被移情的对象，通过自我探索或者采取心理学中语义场的作用，促使案主修正其潜意识层面的移情。社会工作者在目睹到的死亡恐惧和内心所蕴含的的人道主义的双重作用下，容易将自身情感倾注到案主身上，即“反移情”，如社会工作者对孤儿表现出父母之爱。社会工作者之间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观察式参与及督导机制来及时有效地发现和修正反移情，注重对内心的自我探索，真正做到“助人自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