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垣平

在文明起步较晚，早期材料又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中国历史纪年的悠久与完整与埃及和两河流域相去不远，而且主要是依靠中国的史官传统保存到今天，已经是相当令人骄傲的成绩

传统认为，中国历史的确切纪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列表》中由共和元年始，编排到春秋末年，再继以战国秦汉的年表，写到司马迁本人的时代，此后二十四史相继，没有任何间隙地延续到今天。

再往前呢？司马迁还掌握了一些更早的材料，他在共和元年一栏中注明了各诸侯国的国君纪年，比如是年为鲁真公十四年，可以推出鲁真公即位于前854年。事实上，因为鲁国世系记载详尽，可以前推到前997年鲁考公的即位。另外在《周本纪》里，司马迁清楚地记载“国人暴动”发生于周厉王三十七年，下面紧接着讲改元共和，如果同一年改元的话，周厉王当即位于公元前877年。不过在此之前的四代周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都没有记载在位年份，学者推测当时发生了王室政变，局势相当混乱。中间一断掉，以传统的方法就很难再往上推算了。

本来在东亚范围内，这个纪年之早也足以令人骄傲，不过和其他一些古文明相比又似乎相形见绌。岳南在《千古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中提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务委员宋健出访埃及和以色列，发现古代两河和埃及文明的许多王朝纪年都远比中国古老，如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在位年份为前1792-1750年，埃及法老胡夫统治时间为前2589–2566 年，比中国的最早纪年早一两千年之多。这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触发点。

不过这个出发点，部分是基于误会。埃及和两河古文明的确切纪年（绝对年代）并没有十分古老，从绝对的确定性来说，不见得超过中国多少。

以埃及为例，最早的埃及历史传世记录来自公元前3世纪的埃及祭司马涅托用希腊文撰写的《埃及史》。马涅托的时代埃及文明早已衰落，不久后，连象形文字都失传了。两千年后，随着象形文字的破译，埃及学的兴起，学者才通过对大量碑铭、纸草书等原始文献的解读，重新梳理埃及的年代。埃及学中有多种年表，比如“传统埃及年表”、“修正年表”、“新年表”等等。即便在最主流的传统年表中，年代差异也非常巨大。以胡夫为例，20世纪初的埃及学权威詹姆斯·布里斯泰德定其在位年份为前2900-2873年，21世纪的《剑桥古代埃及史》则移到前2589–2566 年，差了三百年以上。

埃及人虽然很早就发明了文字，但没有连续的史官传统，王表、铭文等语焉不详，很容易被误读，比如早期埃及学家就犯了把同时代的王朝当成先后关系的错误，因此越往前年份越不可靠，到新王国时期，分歧较小，但往往也有十数年之差，如著名的拉美西斯二世在位年份按布里斯泰德的计算是前1292-1225年，另一位泰斗伽德纳认为是前1303-1237年，今天大部分专家相信是1279-1213，也有人认为是1276-1210……埃及历史上绝无争议的年份，恐怕得到公元前525年——古埃及被波斯帝国征服的那一年，那时候已经有古希腊的历史学家见证了。

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与埃及类似，不过精确度略胜一筹。公元前2000年以前，很难确定具体年代，此后历史记录逐渐丰富详实，但是在前1500年左右古巴比伦王国被赫梯所灭，历史记载发生了巨大断裂，导致此前一切年代都只能估算，因为当时有金星位置的天文学记录，让现代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天文学知识估算一些重要事件的年份，不过因为天体运动是按一定周期循环的，从而每种估算都有64年左右的差距，导致长年表、中年表、短年表等四五种主要模型。汉谟拉比的在位年份，按长年表是前1848-1806 年，中年表是前1792-1750年，短年表是前1728-1686年。一般书籍中只是按某一年表给出某些具体纪年而不说明根据，让人误以为这是确凿的定论。

在断裂时期以后，历史记录变得精确多了，但是仍然有数年的差异，威尔·兰格主编的《世界史编年手册》中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主要史事顺序，上溯到公元前十二世纪，其误差不出一两年。” 不过也很难说纪年什么时候从相对准确过渡到绝对准确的，其中一个最关键的节点是公元前763年的一次日食，正是这次日食可以让学者通过一系列铭文和残篇，上推到数百年前，而这已经是中国春秋初期了。

指出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年代学并非完全牢靠，当然并不是否定其历史的悠久。事实上，能否确定绝对年代，与文明的古老或发达与否没有必然关系。即使我们哪天能够确定夏商王朝的绝对年代，其文明的发达程度也无法与同时代的埃及或巴比伦相提并论。

不过早期多有模糊中断，准确纪年只能从某一较晚时代开始，是各古文明共有的问题。国人大可不必为此焦虑。事实上，在文明起步较晚，早期材料又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中国历史纪年的悠久与完整与埃及和两河流域相去不远，而且主要是依靠中国的史官传统保存到今天，已经是相当令人骄傲的成绩。其他文明，譬如说印度的历史，直到中世纪还有许多盲点。

另一方面，正如埃及和两河的古代年表有许多分歧一样，中国学者通过青铜器铭文、天象记录、遗迹测年等技术上推夏商周的年代，作为理论推算也难以避免争议，把绝对精确作为目标是不现实的。如但果放下对绝对纪年的执著，更多思考文明本身的意义，这些争议也许倒能够开启全新理解历史模式的契机。

（作者系学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