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帆



表述与记叙——评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

姜帆

（北华大学 师范分院， 吉林 吉林 132013）

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勾勒出关于延津的百年历史，出走也好，回归也罢，在跳跃的思维下彰显出当代人普遍的沟通困境，“说得着”与“说不着”之间纠缠轮回，与此同时，语言的意义又被无情的解构，而在表述语言的困境之中，作家真正所要记叙的却是万古千秋的刻骨孤独。

刘震云；小说；表述；记叙

当代作家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于2009年获得“人民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奖，又于2011年斩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此外还获得了2009年—2013年度《当代》“五年最佳”奖等其他奖项，成为当代文学评论中一个不可回避也不应回避的话题。作家或者作品获得某种奖项，即意味着其在某个参照系中得到了广泛性的认可与肯定，其可挖掘的文化意义是广义与多元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用将近四十万字勾连出百年历史，以极具个性化的表述塑造了百余个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人物，记叙了人与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彰显出人类普遍的交流困境。

刘震云小说的一个显著特质就是其作品思维的跳跃性，无论是《我叫刘跃进》，还是《一句顶一万句》亦或是《我不是潘金莲》等等一系列作品，往往是一个故事渐臻佳境，刚刚进入到叙事的核心，却突然话锋一转，讲述起另一个毫不相干的故事。这些个故事看似枝枝节节，枝蔓横生，最终却是百川归海，万法归一。此外，《一句顶一万句》中喷空的情节展示着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两人一呼一应，看似简单却需要另起炉灶，重新构思，成为小说中的局中局，每一次喷空都可谓是一场智慧的盛宴，令人着迷。在中国当代小说的构建中，许多作家都尝试着突破自己，丰富着当代小说的构成，毫无疑问，刘震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他借鉴了传统小说的叙述模式，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人物驳杂：喊丧、剃头、杀猪、唱戏、赶大车、弹棉花、卖老鼠药、贩葱甚至是贩卖人口……熙攘的集市隐约可以看出《水浒传》的余味，又似乎有鉴于《清明上河图》的影子。小说中充斥着二元对立的模式：就小说的结构而言，小说分为“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两个部分；而就人物划分来说，主要人物之的关系又可以大体划分为“说得着”和“说不着”两种情况，但这些二元对立自身也为矛盾所纠缠。“出延津记”与“回延津记”，一无所有的出走，一无所获的回归，看似一出一入，祖孙二人重合的人生轨迹形成一个轮回，却是一代人的出走与另一代人的回归，是祖孙两代人在延津相隔数十载的遥相眺望。与此同时，“说得着”与“说不着”两者之间也常常相互置换，成为一个无法拆解的悖论：看似因为“说得着”而投缘的两个人，却总是阴差阳错的“说不着”。杨百利和牛国兴都喜欢“喷空”，却也因“喷空”反目；吴摩西和养女巧玲“说得着”，巧玲却被人贩子拐走，二人余生再未相见。值得注意的是，二者不但弃置了自己原有的名字，连同姓氏也一并更换，这即意味着他们都将自己的宗族与伦理血亲弃之不顾，并与其彻底割裂开来。杨百顺活成了吴摩西，巧玲则化身成为曹青娥。在时间的褶皱里，人们彼此相遇，希图可以找寻到与自己精神契合的精神伴侣，如同太极的八卦图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不可分割，浑然一体。小说中的人物自觉的寻找着能够“说的着”的人，贯穿于整个小说的始终，一切的寻找都不过是痴人一个不切实际的梦，老汪说：“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即便是文明的推进大幅度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效率，人们的寻找方式由双腿发展成为自行车、汽车，这个梦却依然难以实现。在这个熙攘的世界中，精神的困顿是人类普遍的永恒的主体，

当代著名评论家孟繁华教授认为，“在当下的中国作家中，刘震云无疑是最有想法的作家之一”。[1]这个“所谓的方法就是寻找，寻找有力量的话”[2]。语言负载着厚重的历史，滚滚红尘中的芸芸众生依靠交流来慰藉彼此漂泊的灵魂。刘震云对于沟通与交流似乎有一种执念，小说《一腔废话》流露出他对语言功能的质疑；《手机》也展示了现代通讯工具之于交流的弊端；《一句顶一万句》似乎在探寻语言的真实意义，却发现即便一句可以顶一万句，却依旧无法排遣内心的苦闷与永恒的孤独，语言在现实面前是如此的苍白无力；在他的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一书中，众声喧哗的网络时代湮没了个人的表义存在，将人置于一场戏谑的狂欢之中，语言的意义被无情的解构了，可以说他“每部作品都是对它之前的作品的回应，每部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一切经验”[3]。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以极为丰沛的语言描绘着这个广阔的世界，小说超越了日常生活的表象，依靠语言饱满的汁液，渗浸到生活的深处，打捞出被光怪陆离的影像所遮蔽的人类普遍的生存境遇。小说中交流的方式是多元化的：有单向度的表达，语言成为其职业的一部分如罗长礼的喊丧、商贩的吆喝、老汪的授课、老詹的传教以及小韩县长的讲话，这些都可划分到同一个范畴中；亦有两个人的语言互动，有来有往，无论是吴摩西与吴香香的争吵，还是吴摩西与巧玲惠心的几句话，都是人物真实情感的表达，在语言共振中彼此平衡“在别人面前不会说话，但跟巧玲在一起，嘴就变利索了”（值得一提的是老史与苏小宝的手谈，二者交流虽然没有借助于语言，但是心灵的契合是也是共鸣的一部分）；还有一种情况是觉着对方是过心人，可以说交心的话，结果却往往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老杨对人说起朋友，第一个说起的是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老马背后说起朋友，一次也没提到过杨家庄卖豆腐也卖凉粉的老杨。”老杨向老马倾诉自己的苦恼，事事向老马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老马却总是敷衍甚至是捉弄老杨，自己的交谈被对方屏蔽在其世界之外，便使得二人的交流无聊甚至显得有些滑稽，牛爱国没想到“将知心话说给朋友，没想到朋友一掰，这些自己说过的话，都成了刀子，反过头扎向自己”；至于杨百利与牛国兴两个人的喷空，本是将天南海北莫须有的事扯在一起，没有实际的表述意义，却能够极大满足喷空人的心理需求，乃至成嗜成癖，以至于杨百利与牛国兴反目之后，他能自己在脑子里云山雾罩……小说用 “说话”将众多人物连缀在一起，有的人越说越近，有的人却越说越远。无论是杨百顺的出走还是牛爱国的回归，也都与说话有关。物质生活的困顿无疑加深了精神世界的痛苦，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一些“引车卖浆“之流，哪怕是县长，外国神父，也没有多少话语权。好在他们没有多少金钱的欲望，只求寻得精神世界的共鸣，唯一的方法便是“说”。“说”无论在我们亲历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在作家们构建的文学世界里，都是表述自身的最佳方式。《创世纪》第一篇就是一连串的神说，《论语》也是大篇幅的运用“子曰”的形式，这个世界通过言说被解释，被规训，大道至简，仿佛一切都可以也能够被言说。

无论是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还是在后期的作品《我不是潘金莲》中，小说的一个共同关注点就是得“有个说法”。讨说法，也就是要有个交代，这个交代不是对自己，更是对他人、对旁观者的交代。于是这个讨说法便有了申诉的性质。作为一个申诉者，势必会同苦难联结在一起，尤其是杨百顺，因为被父亲暴打，只能夜宿在草垛中，之后又做过多种行当：杀猪、染布、种菜、卖馒头……肉体的痛苦与生活的贫困或许可以忍受，精神的隔绝却是语言无法化解的，语言的力量无法穿透心灵的屏障，作者对日常生活中语言的表义方式表示了质疑，夫妻、母子、师徒、朋友，这些人际伦理关系都在人与人的隔绝中被解构，万古千秋的刻骨孤独成为了人类的最普遍生存困境。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如同底层生活的浮世绘，贩夫走卒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尽显于此。杨百顺的名字承担着老父亲对他未来生活的美好期许，而在他日后的生活中，却恰恰事与愿违，杨百顺经历了很多人没有经历过的磨难：父子关系失和，他毅然的离家出走，一个涉世未深的小伙子为了维持生计做过多种职业。这些职业并不是他年富力强、精明强干的明证，反而是杨百顺生活辗转，漂泊不定的无奈之举。在这个过程中，他同自己的师傅，师兄弟往往暗生嫌隙，最终不得不改投他行，另谋生路。他如同一个接力棒，被命运一次又一次的传递到他人手中。吴摩西（此时杨百顺更名为吴摩西）与吴香香的结合，准确的说是吴摩西“嫁”给了吴香香，二人考虑了除爱情之外的种种因素，都将这场婚姻算计到了骨子里：吴香香认为吴摩西给县政府种菜，这是个体面的工作，能为自己带来光彩；自己能够掌控吴摩西，可以为自己和老高偷情打掩护；吴摩西也做了一番切合实际的思考：入赘、改姓、吴香香是个带着孩子的寡妇、自己进了县政府……两个人仔细谋划，在天平上加减砝码，将婚姻当作一场交易决定下来。结婚之后的吴摩西便随之陷入到另一个无法摆脱的泥淖中，不但同吴香香无话可说，也没有什么自主权。吴香香与老高私奔之后，吴摩西在火车站无意中看到落魄的两人，起了杀意，但转念又不恨、甚至理解对方。自此，他完成了一次自我升华，在火车上改名罗长礼，离开延津，在陕西娶妻生子，融入到了家庭伦常，结束了自己孜孜不倦的找寻，这是对自我与原生家庭的双重叛离，是对过去生活的彻底决裂。吴香香离家后，吴摩西便同巧玲相依为命，两个说的着的人在一起去寻找吴香香。在寻找的过程中，巧玲被人贩子拐走，吴摩西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无论是父一辈、夫妻，还是子一辈，这些伦理上应该最为亲密的关系，都一次又一次地将他推向绝境，他无法言说，也无处言说。无形的力量将他包裹起来，他置身于茫茫人海中却无法触及，孤独将他和世界割裂为两个部分，他就如水中的一滴油，漂浮着却无法融入其中。无独有偶，与吴摩西没有血缘关系的外孙牛爱国，也有着相似的境遇：同他的母亲曹青娥（巧玲）和女儿也都无话可说，妻子庞丽娜也是因为和对方“说的着”出轨私奔，牛爱国不得不为了给他人交代而四处寻找。富有意味的是，吴摩西和牛爱国都有过杀人的念头，他们满腔怒火，奋不顾身，仿佛暴力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这种极端化的举动，显然是二人无法付诸实践的，仅仅是他们思想的狂欢。他们发现自己将对方的过错误认为是自己痛苦的根源，过后才发现这只是链条上的一环，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

不单是是主人公吴摩西、牛爱国感受到刻骨的孤独，其实每个人都是孤独的。铁匠老李从不记别人的仇，单单记他娘的仇，起因是他八岁那年因为偷吃一块枣糕而被老他娘用铁勺将脑袋打破，他的脑袋流着血，他娘却和别人嬉笑着去听戏，至此他一生都没有原谅自己的母亲。私塾先生老汪因得不到知音，只能在荒野中暴走以排解苦闷的心情。他对论语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的独到讲解，已将人类的孤独追溯到几千年前。至于外来传教者老詹，他同杨百顺探讨的问题始终围绕着“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种终极问题。他希望众人信教，信众却始终寥寥无几，他渴望拯救世人，世人却将他从教堂中赶出来；他的徒弟用自行车载着他各处去传教，实际上是为了报酬，顺便可以卖葱；他收留杨百顺，并将杨的名字改为摩西，渴望杨能成为一个忠实的信徒。杨百顺最初还知道自己是从哪来，到哪去，只是不知道自己是谁，后来竟然连这些问题也变得惶惑了，且白日的劳作使得他在老詹传教时总是瞌睡，使得老詹大为恼火；在同侪中，老詹也受到排挤，无奈的老詹只能在与亲人的通信中，用文字构造一个完美的世界。孤独就是如此，不限于时间，也不分国界，无始无终将人紧紧的禁锢在其中。

刘震云在小说中反复强调，“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现在这个时间概念被剔除在视野之外，现在一切的行为都将意义指归于将来，延宕的只是时间。人与人的隔绝似乎能够看到萨特存在主义中他人即地狱的影子。但是作者摒弃了其中颓废部分，代之以韧性的反抗，有如希绪弗斯永无休止的推石头般，这些挣扎在底层的小人物如同勇士一样竭尽全力的反抗绝望，生命不止，战斗不休。在小说里，刘震云以自己独特的表述方式，记录着底层劳动者的喜怒哀乐，记叙着亘古的孤独。

[1][2]孟繁华.“说话”是生活的政治——评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J].文艺争鸣，2009(8).

[3]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018—12—10

I2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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