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祚崑



范源濂与中国近代教育

张祚崑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00）

范源濂作为推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先驱，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在促进中国近代教育转型、建立和维持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制度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以教育救国为基点，提出了丰富而切实可行的近代教育理论，并对此进行积极实践，对改变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困窘局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范源濂；中国；近代教育

范源濂于1875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个普通的家庭，字静生。自幼受中国传统教育影响，立志建功立业。随着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深，范源濂有感于救国图强的重要性。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长沙组织时务学堂，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维新思想，使湖南成为当时全国最有朝气之省份，遂于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学习，以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东渡日本，再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有感于当时日本积极推行西方式的教育制度而臻于强大，而中国则暮气沉沉，衰落不堪，于是他从此坚定了其教育救国的理念。回国后，被清政府学部任命为学部主事。中华民国成立后，三任教育总长，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北京图书馆馆长等职，在这期间，他积极建设中国的新教育制度，并创立中国近代教育理论，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可以说，范源廉是清末民国时期教育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因此，范源濂的教育实践都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统一全国的教育方针和政策

范源濂早年入清政府学部任主事，有感于当时全国的教育制度尚以旧学为主的体制为基础，中央和地方的教育政策不能统一，极大阻碍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他曾说：“部务之划分，职责之分配，各省提学司使之任命，各级学校之规程，各地高中、小学校之分期进行，教育人员之考核”等事宜，应由中央统一政策而领之，方能成教育之大业。”[1]3民元后，受蔡元培举荐，任教育次长，主持全国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工作。1912年，全国教育临时大会召开，范源廉为进一步清除旧制度下“忠君、尊孔、读经”的教育指针，亲自拟定了新教育宗旨，并得到了全会的通过，规定：“今后我国当以道德教育、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和美感教育为教育之新根基。”[1]12并郑重宣布“教育宗旨及行政大纲，也由蔡总长宣布或规定，悉当遵行。”[1]17这一宗旨基本上确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方向和政策指针，为进一步进行近代化教育改革奠定基础。随即，在范源廉的主持下，民初教育部连续下发了《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学校令实行规则》《师范学校规程》《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大学规程》《私立大学规程》《实业学校规程》等教育规程，与同年9月3日颁布的《学校系统令》一起共同组成了较为完整的指导全国教育发展的学制系统，即被后世称为“壬子癸卯学制”。这一学制基本上确立了中国近代时期的学制规范，成为日后各中央政府所确立的学制蓝本。

纵观这一时期，范源廉所制定的全国教育方针和政策，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明确的反封建性，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其二，适应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力求为国家培养急需的各类人才。因此，范氏所制定的统一教育方针，反映了新教育发展的趋势，并为新教育理论的建立提供了相当的借鉴，具有深刻的时代进步性。

二、改革学制和整顿全国学务

学制的建立是促进教育发展的根本措施。范源廉在日本时以学习师范教育为主业，深知此中之重要性。上文提到，范源廉亲自主持并确定“壬子癸卯学制”，其中规定：“本新学制中，以初等教育（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段四级为基础，规定儿童从六岁入学至二十四岁大学毕业，整个学程为十七年。”[1]29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民初时期的教育学制的要求，与之前的“壬寅学制”相比，此学制将学程年限缩短，并更明确了教育等级下各学年的教育内容和任务，且废除了女子不得入学的规定，将男女受教育权放在同等的地位上，促进了近代女性教育的发展。并勒令教育部向各地方教育部门下发明文，要求地方应广设女子中学堂，小学阶段实现男女同校，不得出台歧视女性受教育的法令。同时，范源廉亲自制定专门法令，进一步明确各级学校设置的课程、相关管理制度和经费管理都应与新学制相符合，使当时全国各级学校都逐渐走上了规范化的发展道路，促进了新式教育在全国的进一步展开。

清末以来，全国的学务工作基本处于废弛状态，特别是科举制度废除后，由于新的教育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加之民元后，军阀混战和政出多门的现象较为普遍，使教育生态持续恶化。范源濂有感于当时教育部门中的各级领导及行政管理人员被各种势力支配的局面，造成的全国学务管理的混乱景象，决心对全国的学务工作进行彻底的整顿。他首先坚持“能者居任”的原则，规定“不分汉满回藏，亦不论有无文凭，惟以程度之如何为取录与否。”[2]5这一规定使全国的教育管理得以规范，提高了教育行政的效率。同时，他认为：“教育为神圣之事业，乃国家生命之所存。”因此，培养教务人员的优秀师德和提高其个人质素尤为重要，就此，他规定：“凡为学校管理员与教员者，于其职务，宜竭诚将事，以尽先知先觉之责。”[2]8这一训诫使当时的教育人员的素质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提高，对加强各级学校和相关教育行政机关的管理，都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效果，使当时的学风得以改善。而后，范源濂鉴于前清学部和民初教育部对学生的学业考察较为宽泛，造成了其学业不精，导致不能为国家造就有用之才的现象，范源濂亲自制定学生考核的标准，规定：“凡是有一门主科不及格者，不许毕业，只能留校补习，两次补考仍不合格者，即勒令退学。”[2]8这一措施使学生的质量得以提高，并使全国各级学校的考核机制逐渐形成。

总之，经过范源濂对民元后的学制改革和对全国学务的整顿，使这一时期的教育发展更为稳健，也使各种教育政策和法令进一步贯彻到全国各级学校，促使中国近代教育体系更为规范化和体系化，为日后的中国教育制度的全面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全面建立西方化教育体制

范源濂入长沙时务学堂时，开始接受西方的教育课程和理论，而后东渡日本，亲眼目睹日本因全面引入西方教育体制而迅速富国强兵，认为：“中国事事不及外人，群以为教育不发达之故，此诚为事实。”[2]9因此，他主张全面引入西方教育制度和理论对中国教育制度进行全面改革。据于他长期对西方教育理论和制度的研究，他提出了三个改革侧重，即发展义务教育制度、建立军国民教育体系和完善科学教育机制。

首先，建立义务教育制度。他认为：“当世列强，如英美法意日本诸国，莫不行义务教育之制。”可以说，范氏认为义务教育的作用十分重要，是教育改革的关键。其进一步说：“义务教育制度是立国之要图，决定存亡盛衰关键之所在。”[2]9在其所著的《论义务教育当规定与宪法》一文中，较为全面的论述了自己关于义务教育的认识。其中载：“义务教育云者，为国民必应受之教育，即所谓强迫教育也。义务教育强调的是义务，就此，在他亲自拟定的《小学校令》中规定：“城镇乡立小学校之经费，由城镇乡或学校联合担任之；其概目如下：第一，设备费及维持费；第二，职员俸给及其他给予诸费；第三，校内杂费。城镇乡立初等小学校，不征收学费，其补习科及高等小学校不在此限。”[3]22

其次，建立军国民教育体系。留日期间，范源濂深受日本的军国民教育的影响，认为：“方今时局艰危，竞争日烈，非崇尚武力不足以固国防，非晓畅戎机亦无以振士气。”[3]56因而，回国后，他极力主张在中国建立军国民教育体系，1916年，他向全国各级学校发出命令，称：“（一）凡高等小学以上之学校，均施行军事教育。（二）无论士农工商均寻入学，以期军事教育之普及。（三）各学校既施军事教育，而于文事教育亦需并行，总期文武兼备。（四）所有军国一切教育之制度，均参仿英、美两国。”[3]77从中可以看出，范氏所建立的军国民教育体系参照英美而设置，其目的为中国应务求自卫，并不为如日本一样为军国主义目的而设置，显示了范源濂的和平主义精神，也反映了其希望用其教育来唤起全国人民的尚武精神。范源濂的军国民教育体系的宗旨是建立在国家主义的基础上的，强调国乃家之前提，无国即无家的精神实质，目的在于增强国人的国家荣誉感和民族自信心，打破宗族社会的限制，以提高国民的公民意识和军事素养，使中国可以自强于世界。

最后，完善科学教育机制。范源濂两次赴欧美考察期间，对西方的科学主义教育的效果尤为关注，认为：“今之世界，科学世界也。交通以科学启之，实业以科学兴之，战争攻守工具以科学成之。故科学不发达者，其国必贫且弱；反之，欲救其国之贫弱者，必于科学是赖。”[3]89因此，他主张全面引入西方的科学教育机制，发展中国的科学教育，以提高国人的心智水平。具体来说，范源濂的科学主义教育机制，可分为两个层次，即教授科学和科学研究方法教育的贯彻。对于如何教授科学，他认为：“凡事都要进行详细周密的研究，做到有据可考，有资可证。”[3]101就是说科学是做严肃学问的基础，须进行实验和推理，方能认为为事物之真相，因此，他主张摒弃旧学中不重实际，空谈性理的学问，专注近代的观察、实证和归纳等科学意义的理解。而对于科学研究方法教育的贯彻，则认为“因为不求真，所以是非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致乱；因为乱，所以致贫，由贫而更乱，以致于无有止境。”[3]108因此，科学研究方法即是求真求实的基础，只有掌握和运用科学研究方法才能真正明白科学之含义。这样，当时全国的科学教育机制在范源濂的主持下逐渐得到完善，对日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实业教育与全国实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协调，为当时中国实业发展提供了比较重要的智力支持。同时，理论与实际的进一步结合，提高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为日后蓬勃发展的职业教育提供了基本条件。

四、结语

范源濂一生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不愧为促进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先驱。颁布和实行全国统一的教育方针和各种教育法令，改变了自清末以来，中央和地方教育政策难以统一的状况，使全国教育风气为之一新；全面改革学制和大刀阔斧的整顿学务，解决了中国教育发展秩序紊乱的问题，使全国的各级学校和管理机构能够各司其职，全面贯彻新教育政策；全面建立西方化的教育体制，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教育面貌，使之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必要之途。而他所建立的中国近代教育理论，则从相当意义上改变了国人的精神面貌，逐步改变了其自大虚骄的心态，开始虚心向西方理论进行系统学习，并让全社会开始重视教育的救国和改善国人心智的功能，使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开始从曲折中前进。

虽然其相关实践和思想具有一定历史局限性，例如，过分倚重西方教育理论，对中国传统教育中的有利部分刻意回避和忽略；对中国的教育环境评估不足的问题，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教育改革内容等。但这些却不能抹杀范源濂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所做出的努力，相反，他的这些不足恰好是日后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所应解决的问题，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1]欧阳哲生.范源廉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

[2]范源濂.整顿学务谈[J].教育杂志，1912.

[3]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2018—11—12

张祚崑 (1986—)，男，吉林长春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及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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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4564（2019）01-001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