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现代理论在西方现代、后现代话语中穿行，受到美欧国家学者的重视，并以机构的形式在美欧国家安营扎寨，其表面现象是本土话语的国际化，但深层原因却在于别现代理论对社会形态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精准概括，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作了全新的探讨，从而在本土现实中生成有别于西方现代、后现代的思想和理论。别现代的“别”与“后理论”“后真相”“复数的现代性”作了切割，具有复句和反转批评的功能。别现代从现实出发的理念和方法，构成解剖中国问题的一个切口，也因此而形成了中西对话的端口。别现代理论的实质性创新很多，但最主要的创新还在于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反思和批判伪现代的理论主张和求真的价值追求。

别现代理论已经产生了国际影响。2017年，美国佐治亚州西南州立大学成立了“中国别现代研究中心”（CCBMS），2018年底，欧盟成员国斯洛文尼亚普里莫斯卡大学已决定成立别现代主义研究中心（CBMS），这是空前的国际学术事件。因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尚无一人因为自己的某个观点而被西方学者自主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来加以研究的。这不能不说是理论创新、学派建设、国际话语权构建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学术事件，也是完全出乎预料的事件，是一种意外的收获。研究这一意外的收获，对于增强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创造本土而又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哲学和人文学科包括美学，走向世界，引领世界，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别现代何以成立

任何一种理论，尤其是本土性的理论，要想获得国际认同，并非易事。否则现实中我们就不会长期以来一直再三强调要理论创新。别现代理论之所以能与现代、后现代并驾齐驱，就在于以下原因：

首先，中国的社会形态不是后现代。后现代是西方后工业时代社会形态的表征，是资本主义进入高度文明后的社会形态。在物质、制度、思想意识上都具有为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望尘莫及之处。比如，中国尚有两千万人口没有脱贫。两千万人口是7个斯洛文尼亚这样的欧盟国家的总人口。再比如，先秦以来的户籍制至今仍在约束着中国人，尤其是对那些“北漂”“广漂”们，即户籍对数以千万计的外来务工人员构成实质性制约，使他们在就业、子女受教育、社会保险诸多方面受到限制。再比如，按中纪委和监察委通报的170多万被起案的贪官污吏的个人口供、忏悔录来看，不少犯案官员为了能有更多子嗣继承大位而拼命包养情妇、私生子女、繁殖后代，就是典型的前现代宗法制思想意识。以上三个方面难道是西方后现代社会形态？不是，绝对不是。因此，果断地抛弃用后现代来给中国社会定性的做法，就是实事求是，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而非跟着西方学者甚至跟着几个西方学说的贩卖者亦步亦趋的模仿。

其次，思想方法有别。后现代以反思和批判工业文明带来的人的异化、工具理性泛滥对人类的危害为己任，主张多中心主义和多元文化，倡导生态文明，解构权威、解构中心、批判理性、结束宏大叙事，以“千高原”否定高原，以“块茎”离散主干，以“生成”代替现成，以“延异”解构确定，以“星丛”取代唯一，等等，共同构成一种新的历史使命和新的思潮。这种历史使命和新思潮本身建立在真实性基础上，而非建立在虚饰、媚俗、媚权、媚威的基础上。相比而言，当代中国所谓的后现代除了在艺术手法上借鉴西方后现代之外，在现实生活中更多地呈现出伪饰、媚俗、媚权、媚威，伪劣虚假到处都是。这一点可以以国家“315打假日”或“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为明证，更有“全国电讯防欺诈宣传月”和“全国金融安全宣传周”为佐证，说明伪现代的大行其道和国家打假、防假的打不胜打，防不胜防，反证了我们与真正的后现代相去甚远。

再次，后现代对中国文艺的影响已经到了必须甄别的程度。后现代的理论在西方本来是反思批判的理论，是自反式理论，也就是自我批判理论，而到了中国却与前现代的思想和制度和谐共谋，产生了比前现代更前现代的社会理想、文艺思想、美学思想。尤其是西方后现代的解构中心、结束宏大叙事、反崇高的思潮被当代中国学者和艺术家利用后，成为反对共同价值，反对现代性，反对现代化的借口。最典型的就是张艺谋的蜚声海内外的大片《英雄》，以消解刺秦英雄，歌颂秦始皇为主旨，导演了一场前现代的甚至是反人类的“法西斯美学”［1］盛宴。其惨重的历史教训说明，后现代既可以被用来揭露伪现代，反对前现代，也可以被用来包装伪现代，复辟前现代，甚至与人类共同价值相背离。因此，当代中国的一切学说或理论建设就不得不首先考虑从社会形态出发，而非从西方的理论出发。从中国的社会形态出发，实事求是，就会以眼见亲历为思想的源头，就会从现实中感受到问题，进而思考、解决问题。相反，如果从西方理论出发，尤其是从被译介和过滤甚至改装过的西方理论出发，就会脱离中国现实，把西方的问题当成中国的问题，得出错误的结论和错误的导向。

最后，中国目前还不是现代社会，更不是后现代社会的定性也来自中共中央十九大报告。该报告认为，中国仍属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尚未实现现代化，直到2035年才有望实现基本的现代化。因此，抛弃中国是后现代社会和已经现代化了的谬说，是一次思想解放。这个思想解放必然会带来出人意料的收获。

别现代理论①是在“后理论时代”“复数现代性”“后真相时代”的理论包围中脱颖而出的。所谓后理论，即认为“理论已死”，我们已经进入不需要理论，也无法建构理论的时代。这一理论也许是对西方后现代社会理论生态的描述，但就中国来说却未必合卯。因为中国与西方不同，不是理论过剩，相反，而是理论欠缺。那些“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在中国”或“是中国美学还是西方美学在中国”的诘难以及所谓的“失语症”，都在说明当代中国学术真正缺乏的就是原创性的理论。因此，一个理论欠缺的国家跟着理论过剩的西方走，就必然会得不偿失。

就所谓的“复数的现代性”而言，别现代理论的最大创新在于，虽然也用了“现代”二字，但它根本上不承认现状是现代的，相反，它认为现状现代性不充分、不具足、真伪难辨，因此，别现代主义就是区分真伪现代性，然后建立真正的现代性。那种以“复数”来修饰全球各种各样现代性理论的做法也许对其他国家有效，但对中国而言却未必如此。理由很简单，一个连现代化都没有实现的国家，又怎么会属于复数现代性国家呢？

与所谓的复数现代性相似而不同，别现代的“别”是复句而非复数。复数的现代性之说很走俏，但别现代并非指某种现代性，而是似是而非的现代性或伪现代。别现代理论的价值不只在揭示现实的杂糅或似是而非，而在于对别现代的改造，即别现代主义对别现代的改造。因此，别现代的“别”不是一个字，而是一句话。不仅是一句话，而且还是复句，其中不仅具有别现代特征的杂糅和似是而非，而且还有在杂糅中区分真伪现代性，建立真正的现代性的主张，因而它是一个递进复句，具有无限的延展性和拓进性，任何将别现代纳入所谓复数现代性的理论框架的主张和学说都很难涵盖这种复句形式中区别真伪的真谛。

别现代理论与所谓的“后真相”理论相比，判若云泥。后真相借助现代媒体带来的信息遮蔽与覆盖，也借助“真相不再”的观点，起着混淆是非、扰乱信息、浑水摸鱼的客观作用，对于伪现代不仅不能起到揭露和遏制，相反，助纣为虐放大了虚假信息的合法性。而别现代主义就是要区别真伪现代性，建立真正的现代性。因此，别现代就是别现代，切勿用贩卖过来的后现代理论扰乱视听，将别现代理论遮蔽、扭曲、混淆。别现代主义是“拎得清”的理论，不会跟着所谓后现代理论去扰乱真相的，相反，坚信本真，坚信真相，坚信真理，因而自信、自定、自正、自行于康庄大道，而不瞻其“前”而顾其“后”。别现代就是一个字的学问。老子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别现代理论的一字之学恰巧就在于它的本体性、原创性、差异性。因此，别现代理论可谓真正的“一言以蔽之”之“言”——“别”。

别现代理论是一个涵盖性理论，虽然起始于英雄空间的解构与建构问题，但它从来都没有把自己仅仅捆绑在英雄问题上而不顾及其他问题。相反，而是首先探讨脚下的现实问题，研究社会形态，然后研究社会形态基础上的审美形态包括英雄形态，因此，它的成果就包括了英雄理论创新，如英雄空间理论、英雄空间膨胀理论、英雄空间分割理论、消费日本理论、欢乐神话理论等，但远不止于此，还有更为重要的基础性理论，如时间空间化理论、发展四阶段理论、和谐共谋理论、思想欠发达理论、别现代社会形态理论、审美形态理论、别现代性理论、别现代主义理论、跨越式停顿理论、切割理论、中西马我主张、后现代之后的回望理论、兑现主义理论、生命股权理论等，因而才有许多在英雄问题研究之外的意想不到的收获。

总之，从“后现代语境中英雄空间的解构与建构”到“别现代语境中英雄空间的解构与建构”的一个“别”字之改，实质上是时代之改，是中西之改，是社会形态之改，是历史发展阶段之改，是审美形态之改，是文学艺术的导向之改，是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之改。这一改非同小可，堪称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的“一”之改，是原发之改，是原生之改，是原创之改，既是涵盖性理论的现身，又是有别于西方的理论创建。

二、别现代理论如何在美欧国家安家立户

2017年5月12日，美国佐治亚州西南州立大学校长Charles E.Patterson致信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朱自强，告诉他该校已经自主（非中国官方批准和资助）成立了“中国别现代研究中心”（CCBMS,Center for Chinese Bie-modern Studies）。随后，同年10月在该校召开了“艺术：前现代 现代 后现代 别现代国际学术会议”，来自中国、欧洲和美国本土的40多位哲学家、美学家、艺术史家、艺术家、心理学家、文学理论家和博士生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期间，在佐治亚州杰姆斯·卡特艺术馆举办了“中国别现代艺术展”，展出了十数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别现代主义艺术作品。

2019年1月，笔者受邀参加斯洛文尼亚别现代主义研究中心的揭幕仪式并发表演讲。美国的和斯洛文尼亚的别现代研究机构，都以笔者首创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和著作中发表的别现代通用译法“Bie-modern”为其冠名。“Bie-modern”这个核心关键词，以汉语拼音“别”（Bie）和英语“modern”为词素，拼合而成。事实上，别现代一词已于2018年1月获得中国国家商标局注册，具有独立的知识产权。也就是说，目前美国和欧盟国家大学所建中国别现代研究中心（CCBMS）或别现代主义研究中心（CBMS）都是对笔者提出的别现代理论进行引入、研究、建构、应用、推广；也就是说，中国的别现代理论已经在美国和欧洲的大学安了家、立了户。这种情况在现当代中国学术史中尚无先例，从此结束了后殖民主义和东方学有关西方理论在东方旅行即西方哲学在中国而非中国哲学、西方美学在中国而非中国美学的历史。

为什么美欧国家大学要建立别现代研究机构？这也就是《上观新闻》2017年12月6日“天下”栏目中，《上海学者提出的哪种新理论，让西方学界反思自身理论盲点，还专门成立了研究中心》一文所提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西方学者表现得更为积极。著名美学家、前国际美协主席阿列西·艾尔雅维茨（Ales Erjavec）提到：“王建疆教授的问题触动了我思想意识深处的神经痛点，我们可以开始有意识地思考他提出的问题以及由他提出的问题所生发出来的更多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哪些与我们相关，怎样与我们相关，以及如何与我们相关，可能一时还不清楚，但我肯定他的问题一定与我们所有的人密切相关。”［2］

美国艺术史家、中国别现代研究中心主任基顿·韦恩（Keaton Wynn）说：“我认为，‘别现代’理论揭示了中国文人学者不愿意单纯追随西方理论，正在发展自己的创作的努力和趋势。这一努力和趋势不仅对中国而且对美国都有利。别现代理论可能会为我们美国的学者和艺术家提供更多的参考点，使我们对中国的了解更接近实际情况。”［3］（P2）哲学家、斯洛文尼亚别现代主义研究中心筹建发起人恩斯特·曾科（Ernst Zenko）也指出：“尽管别现代理论是为了使用于中国的特定语境而形成的，但它潜在的触及面，至少在美学艺术方面，毫无疑问是更加宽广，也因此更加重要的。”②黄海澄也认为，“‘别现代’在中国和世界、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到了一个聚焦点，提供了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有效的阐释视角，具有学术新范式的质素，它的适用范围应该不止于美学和文艺学问题。”［4］张法在别现代提出伊始就指出：“别现代是从现代性话语发展出来的一种思想形式。它是利用一种本土化了的现代性话语来重新解释中国现实，藉之审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4］

以上引述充分说明别现代理论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就在于它的问题域和涵盖面以及解决问题的有效性上，因而具有全球普适性，引发西方学者的专门研究。

笔者曾说过：“之所以引起国际反响，就在于别现代理论能够向世界提供一个真实可靠的中国问题、中国经验的视角，提供一个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切口。切口虽然不大，但却是深度考察、解剖的入口。别现代主义的切入点首先在于它的社会形态新理论，这个理论决定了一系列其他领域新理论的产生。”［5］也有学者认为：“别现代主义的区别真伪现代性和建立真正的现代性的主张，表现出在后真相时代对真的渴望和追求，构成了解剖中国问题的入口，这个入口同时也是进行国际学术对话的端口。”

笔者认为，社会形态的研究方法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既成的理论出发，因为社会形态的不同而影响到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从中国的社会形态出发，我们发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张往往与学术界对西方的亦步亦趋构成矛盾，从而形成两套话语体系。即独立于西方的话语体系和转借的西方话语体系。但问题在于这两套话语体系互不相干，从而掩盖了中国特色的实质，也使得西方话语体系并不能真正进入中国正统的话语体系，从学术话语相对于政治道德话语而言，一直处于边缘化状态，无疑造成了话语过度和话语无效的双重尴尬。因此，别现代理论之“别”，实质上是一种差异性哲学，即从事物的真相中发现自身的个性和差异性，从而区别真伪，自然发展，避免由于西方理论不符合中国实际而造成的方圆不周。西方理论虽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但也有许多与中国的现实无关的地方。比如说，从黑格尔到丹托，他们都在大讲特讲艺术终结论，但这种理论与中国当代艺术的欣欣向荣并不契合，相反，多所抵触。因此，研究中国的问题就需要找到一个或者发明一个符合中国现实的理论，而非机械地套用西方的理论。这一点，一有些外国学者也能看清楚。比如，美国的中国别现代研究中心主任基顿·韦恩就曾撰文《别现代时期相似艺术的不同意义》并指出，中国当代先锋艺术从西方后现代艺术中区分开来，发现中国当代艺术的独特价值，也就是说，尽管中国的先锋艺术借鉴了西方的后现代手法，但由于其所表现的内容是一种别现代，因而其艺术的底蕴和意义指向就不是西方的，而是中国的。进而言之，借用不同的艺术手法表现不同的价值观和思想内容，使得这种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它并不是对西方艺术的简单模仿，更不是剽窃。［6］基顿·韦恩的说法，显然不是要为中国当代艺术辩护，而是基于艺术史的经验之谈。事实上，艺术的发展都有一个形式和技巧的共享过程，但关键还要看艺术的内容和表现的意义。而艺术的内容和表现的意义就不是能够通过模仿其他国家的艺术而轻易得到的。因此，别现代主义就是一种本真主义，也是一种辨伪主义，它意在消除伪现代带来的思想混乱和精神困惑。

三、“无别而别”与“神经痛点”

由于别现代的“别”具有话语方面的多义性，因而会引起不同的解释和不同的联想，如不要现代，貌似告别现代，另一种现代性等。但实质上，别现代是对现代、前现代、后现代以不同占比的方式混合在一起的现状的担忧，并由这种担忧引发的要具足现代性，实现现代化的主张或主义。别现代理论从未承认别现代现实是另一种现代性（other modernity），或者所谓的混合现代性，因为在现代化实现之前，所谓的现代性是不充分的，占比不够的，是真假难辨的。因此，别现代有其特定的含义，它既不是现代，也不是后现代，更不是前现代。正是从对多种社会形态的占比分析入手，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复杂现代性或混合现代性的说法以及所谓的新现代性，复数现代性的说法都是不能成立的，原因在于现代性和现代化并不是编年史概念，也不是物质发达的概念。现代性和现代化是需要物质文明、制度文明、思想观念文明才能确定的。在这一点上，中国是理性的，也是清醒的。中国把自己的现代化放到2035年以后才实现，这也间接说明现代性和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目前正在紧张进行的脱贫攻坚战，全球唯一设立“315打假日”的国家行为，正在取消户口制的努力，等等，都说明，在现代化实现之前，别现代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只要前现代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还没有消失，只要整个国家数千万人尚未脱贫，只要制假售价习以为常，就不是真正的现代社会，也不可能在物质、制度、思想观念上全面实现现代化。

那么，别现代理论的提出有何必然性呢？

首先，中国现状、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构成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历史阶段，我们得正视这个历史阶段，不能无视这个历史阶段，也不能用不符合这个历史阶段的西方理论来硬套社会现实。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和后现代理论概括和反映了西方国家的现实，可以成为西方国家的精神指南，但用在别现代的中国现实，难免水土不服，甚至南辕北辙。就话语来源讲，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些术语，都来自于西方断代式发展的历史，与中国的现代、前现代和后现代杂糅所造成的空间并置的现实情况判若两仪，因而亟须合适的理论去解释现实，并对现实产生作用。别现代理论在此情况下应运而生，以其符合现实状态的理论描述和理论界定来重新解释中国的现实，引导观察和研究中国问题的思路，是历史的必然。

其次，别现代主义是话语权的表示和象征。长期以来，中国的学者习惯于用西方的理论和话语来研究中国的文艺和美学，好像一旦离开西方的理论和话语，我们就不会说话，就无话可说了。但殊不知，话语即权利，即话语本身具有对于言说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制约性，因此，一味地用西方理论和西方话语，就会失去自我和本体，失去学术话语权。这一点西方学者反倒看得比我们清楚。基顿·韦恩指出：“用‘后现代’来指称中国当下经验，其实质是把针对西方的叙述强加于东方经验上……我们需要提出一套新的‘主义’或理论话语，从而准确地描述与评估中国当代文化。”［7］虽然地方化和本土化与全球化构成了一对矛盾，但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去地方化和去本土化，也不意味着话语权不再重要，相反，话语权在全球化背景下愈发重要，这是因为民族国家的存在需要能够解决本国问题的理论和话语，而非简单地套用其他国家的并不适用于本国的理论和话语。本土化理论创新的阙如，或者只是跟着西方后现代理论言说中国的现实和当代文化，在替别人背书之余，是无从取得话语主导权的。

最后，理论需要不断创新，跟上时代的步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铁板一块已被外资和外企的进入，国内个体工商户的成长一一突破了；思想解放的大潮冲刷着前现代思想观念和文化行为。历史的巨变无疑需要新的理论维度。在理论的多维对比中才能形成张力，才会趋于真实，走向真理。别现代理论的维度在于找到解剖社会形态的入口，进而将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承接的西方关于现代和后现代的讨论带入当下现实，进行比照，从而能够从顺着西方讲，进入自己讲自己的话语创新阶段，从而获得话语权。这个话语权的获得就在于用古汉语之“别”对“现代”这个绕不开的关键词进行修饰，从而赋予“别现代”以区别真伪现代性的属性，具有了区别一切的可能性，从而将区别上升为一种哲学方法论。在这个哲学方法论下面，一系列的理论范畴涌现出来，构成了话语体系创新。如时间空间化理论、发展四阶段理论、跨越式停顿理论、和谐共谋理论、中西马我主张、文化艺术和学术上的切割理论、新审美形态论，等等，不仅是理论范畴的创新，更是思想方法的革新和文化精神的凸显。当人们有了自觉的区别意识的时候，张扬个性，培养天才的教育制度就会横空出世，取代填鸭式的同质化教育；就会鼓励原创，鼓励专利，从而极大地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别现代理论有哪些实质性的创造？

尽管别现代理论的实质性创造涉及许多方面，但概括起来，无非两大部分三个方面。两大部分是指本体论和方法论。就本体论而言，包括本体性出发点、主体性立场、差异性思维三个方面。所谓本体性出发点，即指自开天辟地、人猿揖别，都离不开一个“别”字，因此，“别”，是哲学本体论，是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所谓主体性立场，即我同化别人而不被别人所同化，因此，“别”，是主体性哲学，主题价值论。所谓差异性思维，即“个个有别，别为思先”，因此，“别”，就是建立思想市场，而非思想的饲养场。就方法论而言，别现代的别就是“别中之别，一别到底”；既是“为别而别”，又是“不别而别”；是“无别而无不别”。具体而言，就是作为涵盖性理论，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相别；提出时间的空间化理论以有别于西方的空间理论；提出跨越式停顿的思想从而与跨越式发展相区别；提倡艺术流派和学派建设中的切割理论以别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通变”说；提出中西审美形态之别；提出中西马我格局与“中西马”和“西马”格局相区别。但“别有所则”，反对借助别而否定、遮蔽和改造人类共同价值观，相反，提倡自然本真，主张普遍同情，坚持共同进步。认为“不别而别”和“无别而无不别”才是根绝了主观妄为的本真世界，是真理的自行显现。但面临伪现代，还不得不有别而别，为别而别。别现代的“别”，就是在这种自然与社会、真实与虚伪、历史与现状的悖论形式中的新哲学。就普通表达而言，别现代理论的“别”就是别现代社会形态与别现代主义之别，是现实现状与价值倾向之别，是杂糅混同于单一纯粹之别。

别现代理论与一般的文艺学、美学理论不同，与艺术实践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也许是艺术创作本身就需要“别”吧。2016年、2017年、2018年分别在中国和美国举行了别现代国际学术会议和4场别现代艺术作品国际展，引起了国内外观众的普遍好评。美国中国别现代研究中心主任基顿·韦恩在其参与主编的《别现代：作品与评论》（中英文）一书的前言中说：

我相信，这个Bie现代作品集的出版将吸引国际上的关注，它将吸引更多的艺术家对Bie现代主义表示同情和回应。中国艺术家已经证明了这种可能性，例如：孟岩、陈展辉、旺忘望、要力勇、刘向华、曹玲、关煜、伊灵、左义林和年轻的早熟的易琪为等别现代艺术家采用一系列策略在各种媒体上发表了声明，以表彰和支持别现代理论……我衷心希望这种文化声音能够继续按照自己的条件发展。中国艺术受到别现代理论的命名和发展的启发是很重要的。只有通过发展本土批评的声音，世界才会认识到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实力。［3］（P4）

从艺术史的角度看，艺术家群体对于某一种理念或主张的认同和支持，往往会成为形成艺术流派的先导。因此，别现代理论带来的成果可能是当代艺术家所渴望的中国艺术流派的建立，是别现代理论本身的意外收获。

除此之外，别现代理论已经与当代中国先锋艺术创作联系在了一起。美国艺术史家基顿·韦恩运用别现代主义理论为在国际艺术市场上饱受西方攻击的中国当代先锋艺术辩护时指出，由于存在“别现代时期相似艺术的不同意义”，从文化背景和创作意图以及实际接受效果看，这些中国当代先锋艺术作品是别现代艺术，而非西方的后现代艺术，也不存在剽窃的问题。［6］西方学者是否在运用别现代理论为当代中国先锋艺术辩护，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现代理论已经与当代中国先锋艺术关联在了一起，这对中国美学和艺术学理论而言，是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比美欧国家成立别现代研究机构更加重要的是美欧哲学家和艺术史家对于别现代理论的评价。阿列西·艾尔雅维茨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6篇学术论文与笔者辩论主义和别现代问题，用西方的“声言二分”理论质疑中国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和美学能否走在世界的前列。但他与笔者经过多次辩论后指出：“在过去的几年中，我认为王教授开启了一个重要的议题，尽管摆在他与他的理论前面有不少的困难，但我也认识到其中确有许多可以赞美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崛起从而使中国进入他所说的“世界哲学四边形”并成为一边。哲学四边形大意是说，除了德国、法国、英美这三个“哲学帝国”外，由于中国的加入而构成的哲学四边形。［8］另一个“赞美”就是他在最近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直言不讳地说：“简单地说，所有这些意味着，我们永远不知道何时人文学科这个非常的领域将拥有它自己的拿破仑，他也许诞生在最糟糕的情况之下。可能另一个美学的拿破仑正行进在他的道路上，他将颠覆美学、哲学和人文学科的大厦。”②尽管存在话语缠绕，但话语权往往就是在话语缠绕中生成的。话语缠绕的不确定性也说明了理论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具有思想的张力。

罗可·本茨指出，著名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的“哲学时刻”说，非常接近别现代主义理论。若按巴迪乌的说法，那么，别现代主义应该是继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当代法国哲学之后的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又一个或者是第四个哲学时刻（philosophy moment）了。［9］尽管罗可·本茨的判断尚需别现代理论来印证，但也不是空穴来风。笔者最近出席了欧盟成员国斯洛文尼亚普利莫斯卡大学的别现代研究中心的揭幕活动，从一些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传媒学家和市长、孔子学院负责人的言谈中，也确实感到了别现代理论给欧洲人带来的精神交汇。

哲学教授恩斯特·曾科将法国著名哲学家朗西埃的平等哲学用在了评析别现代理论上。他认为，别现代理论与西方哲学之间没有师生关系，而是平等关系和交往关系，是距离中的平等和平等中的距离。别现代是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置的哲学概念和思想。［10］这种说法无疑是对国内学者有关别现代理论无西方师承的指责的有力辩护，而且导致话语反转，即西方学者的肯定，反倒使得国内这种本来用于批评的话语，无须反驳却在无意中自动反转为赞美的意思。我们讲原创性，不就是走自己的路，而非跟着西方走吗？所以，与西方哲学之间无师承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褒扬。

艺术史家基顿·韦恩认为：别现代主义是在全球发声，是一种在广大地缘政治中彰显自己的主张。［6］别现代在创意产业中尤显重要，因为它抓住了创意产业的核心关键，这就是命名权。别现代通过主义的创新，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在知识产权、文化特征方面都有自己的识别标志，从而很难被西方文化所同化所掩盖所混同。［7］可以说，一语中的，非常中肯。与庄子时代的“名者实之宾”相反，现代文化产业本身就是由商标、品牌、冠名主导商品的“实者名之宾”反转。这种反转就意味着话语权的微妙的信息。另外，美国艺术史研究者玛格丽特·理查森也认为，别现代作为艺术流派和方法，其“别”的理念和主张，是对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艺术中普遍流行的折中主义或中西杂糅主义的批判和改造，具有艺术史上的重要意义。［11］（P378-411）朱迪·奥顿认为，美国的中国别现代研究中心的成立和别现代以汉语的方式成为美国的别现代机构的标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同化力。［12］（P451-467）

以上评价并不是说别现代理论如何如何高大上了，但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中国人文学科话语权空缺或“失语症”带来的焦虑。如果再高看一点，倒也可以说，它已经在涉及中国学术话语权问题了。

然而，西方学者如此高的评价却为哪般？阅读西方学者对别现代的评论，不难发现，他们对于别现代理论的兴趣和关注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新的理论，而且这个新的理论来自当代中国。同时，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发现，别现代理论是对中国现实的真实描述和高度概括，具有可信度和真实感。这种可信度和真实感大概使得他们不得不承认这是真正的中国人自己的理论，而且具有原创性，因此有必要予以基本的关注。另外，接受别现代这一中国的新理论往往就要告别西方的某些旧理论。比如说，别现代的时间空间化理论就更符合中国的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彼此纠结缠绕的现实，而西方的空间理论充其量只能做一种参照；别现代的消费日本理论就点破了中国人消费是对“物美价廉”的追求的实质，而与西方的符号消费理论相距尚远；别现代的四个发展阶段理论，就使得苏联的五个发展阶段理论漏出来破绽；别现代的审美形态理论，揭示了中西方完全不同的审美形态体系。③正是这种对中国现实的真实描述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理论概括，使得西方学者感到震惊、眼界大开。正如阿列西·艾尔雅维茨这位熟知中国当代文艺现状的大学者说过的“王教授已经触及了我思想意识中的一个神经痛点”［13］，应该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表达，并非故弄玄虚，而且也并非没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大概也是西方学者会对别现代高度评价的一个原因。

注释：

①别现代理论产生于2014年底，在一次由中央编译局、俄罗斯文化部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举办的中俄高层文化论坛上由王建疆提出的。

②详见上海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所、（美国）中国别现代研究中心（CCBMS）共同出版的《跨越时空的创造——别现代理论探索与艺术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中，（斯洛文尼亚）恩斯特·曾科的论文《别现代理论语境中的当代艺术》，（斯洛文尼亚）阿列西·艾尔雅维茨的论文《写在新书发布之前》。

③详见王建疆的论文《别现代：时间的空间化与美学的功能》（《当代文坛》2016年第5期）、《消费日本：欢乐神话与英雄空间的解构》（《中国文学批评》2017年第2期）、《别现代：人生论美学的学科边界与内在根据》（《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