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本土化四十年经历了从附带引介、重点研究、全面关注、对话反思和自觉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等多个发展阶段，提出了异常丰富复杂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命题，呈现出动态与静态关注结合，结构、文本与文化兼顾，符号政治、经济与文化并重等本土化线索，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展开符号学维度的理论审思，为全球化、信息化、符号化时代背景下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提供了理论借鉴与参照。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符号学这两股著名思潮曾在世界范围内发生过多次激烈的交流和碰撞，涌现了阿尔都塞、布尔迪厄、鲍德里亚、霍尔、詹姆逊、克里斯蒂瓦，巴赫金、洛特曼、乌斯宾斯基、穆卡洛夫斯基、沙夫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学者，形成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复调与对话理论”“语义符号学”“结构文化符号学”“消费符号学”“文化表征理论”“社会象征（符号）行为”“意识形态幻象理论”“女性主义符号学”等异常丰富复杂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形态，对世界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研究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积极引介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全面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从符号学维度的理论审思，极大开阔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视野，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本文主要梳理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状况，探寻其本土化的历程及核心命题，接受的线索及特征，并指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的成绩及不足，以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

一、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进程及核心命题

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历经附带引介、全面关注、深度研究、对话反思与自觉建构等阶段，形成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符号权力”“符号消费”“符号表征”“交往行为理论”“复调理论”“对话理论”“语义学符号学”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形态，提升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时代阐释力与理论活力。

（一）在附带引介中持续扩大影响（1980—2000）

这个时期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关注总体是附带性的，中国学者在大量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附带性地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纳入理论关注的视野，引发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一些国外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如阿尔都塞、戈德曼、巴赫金、洛特曼、沙夫、穆卡若夫斯基的符号学思想受到重点关注，并形成一些理论研究专题。

一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最早受国内学者关注，徐崇温在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重点介绍了阿尔都塞学派，包括阿尔都塞、马歇雷、戈德曼等人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启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研究的先声。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身份引发了国内学界的诸多争论。李青宜撰写了国内第一部关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专著，深刻解读了“症候式阅读”“多元决定”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和方法。冯宪光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符号美学思想作了专题解读，在他看来，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思想与意识形态理论在符号性特征上体现出惊人的一致性。此外，马歇雷“离心结构”、戈德曼发生结构主义在国内学界也多有关注。

二是复调、对话与狂欢化理论。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对话理论、狂欢化理论在这个时期受到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夏仲翼、钱中文等率先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发掘出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独特价值及其重要特征，引发国内学界的关注和对复调归属问题的论争。张杰撰写了国内第一部关于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研究著作，深刻揭示了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本身及其话语分析方式，有里程碑的意义。董小英撰写了国内第一部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研究专著，试图在巴赫金理论基础上建构一种普遍适用的文学对话理论，代表了国内研究的新动向。钱中文、刘康等倡导在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走向对话的文学理论”，推进中国文论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夏忠宪撰写国内首篇及首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研究论文和著作，认为其理论本身有未完成性和多义性，超文学意义巨大。

三是结构主义文艺符号学。苏联塔尔图-莫斯科学派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受到关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因洛特曼的去世引发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凌继尧、周启超认为，塔尔图-莫斯科学派已进入全面总结时期，要想了解国际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就必须关注该学派。孙静云、张冰、黎皓智、黄玫等深入解读了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结构主义诗学观、符号艺术模式、艺术文本、电影符号学理论等。还有邓鹏、佟景韩、郑利民、陈国球等关注以穆卡若夫斯基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符号学思想，诸如其“凸显”、艺术意向性与非意向性等概念，让人耳目一新。

四是语义符号学理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波兰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沙夫的语义符号学就译介到中国。燕宏远、陈道德、章士嵘、袁晖等国内学者，集中从结构主义、符号意义、社会历史和政治心理等维度解读沙夫的语义学理论，认为沙夫的“结构主义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固有方法之一”［1］(P14)，极大丰富了国内学界对沙夫语义学的理论认知。于润洋从音乐美学角度的研究也涉及沙夫语义学的大量探讨，并对波兰另一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卓菲亚·丽莎的音乐符号学思想作了较多引介。

（二）在全面关注中系统整理（2001—2010）

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全面推进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研究整理工作，除继续关注阿尔都塞、巴赫金、洛特曼、穆卡若夫斯基、沙夫符号学思想外，还把理论视野延伸至布尔迪厄、鲍德里亚、德拉·沃尔佩、霍尔、克里斯蒂娃、哈贝马斯、马尔科维奇、赫勒等国外重要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形成了大量理论专著。

一是符号权力话语理论。布尔迪厄的语言交换经济理论、符号权力、符号暴力、语言权力、语言暴力等受到多样化关注。张意撰写了国内第一部研究布尔迪厄社会符号学的理论专著，深刻讨论了符号权力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赵杰、苑国华、朱国华等学者深刻透视了布尔迪厄语言经济理论对语言与权力关系的探讨，并从语言与权力的各种关系中发现了语言背后隐藏的象征性符号暴力。还有更多学者应用布尔迪厄的权力话语理论，对政治仪式、红色文化、城市空间、奥运圣火等现当代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现象中蕴藏的符号权力进行具体解读。

二是消费符号学理论。波德里亚、列菲伏尔的消费符号学在当代中国形成了一股研究的热潮。孔明安发表了国内第一篇研究波德里亚消费符号学的论文，梳理了从物消费到符号消费的发展历程；仰海峰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关于波德里亚的消费符号学理论专著。盛宁、张一兵、韩欲立、汪正龙、傅其林等学者，分别对波德里亚消费符号学中的伪消费背后的需求幻象、商品拜物教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将其消费符号理论运用于社会分层、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具体问题解读之中。

三是文化表征与符号传播理论。霍尔的文化表征、符号传播理论也引发了当代国内学界研究的热潮。王磊、邹威华、邹赞、张碧等国内学者，大量关注霍尔的文化表征、符号传播等理论，涉及电视话语制码解码、接合、文化霸权、语言符号观等概念或理论，形成了霍尔研究的热潮。更多学者把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运用于文化景观、工业产品、地域诗歌、身体写作等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民俗现象解读当中，呈现出多元化解读方向。［2］

四是其他符号学话语理论。这个时期对德拉沃尔佩的语义学美学、詹姆逊的“社会的象征（符号）行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卓菲娅·丽萨的音乐符号学、齐泽克的意识形态幻象理论等也多有关注。阿尔都塞、巴赫金、洛特曼、沙夫、穆卡洛夫斯基的符号学思想继续受到关注。将有关理论纳入宏观背景、历史渊源、发展影响、异同比较、批判反思中予以解读，诸如巴赫金研究纳入超语言性、大众文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宏观背景下考察，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纳入了语言式、文学式的异同对比研究等。

（三）在对话反思中主动建构（2010—）

这个时期加强了理论反思，提出了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构建中国话语理论体系等宏大愿景，并注重加强国际性的对话交流，着力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活力和在国际上的理论阐释合法性、影响力。这个时期的许多学者在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建设上达成了共识。

一是傅其林全面审视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普遍存在的缺失符号学维度批判以及集体性失语等问题，提出要在多元本土化实践中持续深化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碰撞交流，在大力借鉴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建构，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阐释合法性。

二是唐小林、饶广祥倡议：“当下我们应当思考如何将符号学引出书斋，引入当代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以及如何将批判性的符号学转化为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统一的符号学，这就要求必须建设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开掘符号生产力，这是符号学这门学科能否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关键问题。”［3］(P28)

三是张碧指出，在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同时要多关注中国符号学理论的发展现状及其理论模式更新，加快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发展建构。

四是胡易容、陈文斌等学者主编《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潮文选》，该书是国内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为书名而编选的文选，其中收录了彼得·艾维斯、奥古斯托·庞其奥等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的系列论文，具有开创意义。

五是这个时期一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如 “洛特曼符号学理论的研究”“马克思批评理论的符号学研究”“当代符号学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等选题得以立项，四川大学还成立了符号传播中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心，对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融合新趋势、新变化进行研究和展望，正在全面组织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理论建构。一些以往较少受到关注的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如马尔科维奇、赫勒、马尔库什的符号学思想受到关注，甚至列宁、卢卡奇、马克思本人潜藏的符号学思想也被发掘出来，提出了“辩证意义论”“交往符号学”“形式美学”等特色符号学理论命题。

二、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的重要线索及特征

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本土化经历了从关注阿尔都塞式静态符号学模式，到关注巴赫金复调、对话、狂欢化等动态符号学模式；从关注结构符号学、文本符号学到关注文化符号学、艺术符号学，从关注符号政治、符号权力、语言权力到关注符号消费、符号经济、符号资本，从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到关注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本土化历程。

（一）从巴赫金“复调”“对话”“狂欢化”到“走向对话的文学理论”

如果说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让中国学界主要感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关注文本细读、静态研究的一面，那么对巴赫金的“复调”“对话”“狂欢化”理论的接受，则充分彰显了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从动态视野展开研究的理论魅力。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本土化，就是从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静态符号学模式，到关注俄苏马克思主义的动态符号学模式，再到受巴赫金理论启示提出加强国际对话交流、建设“走向对话的文学理论”的过程，奠定了现当代中国文论转型发展的基础。

巴赫金符号学理论对当代中国文论发展极富现实意义和启发价值。在他那里，对话无所不在，浸透于整个人类生活关系、语言及其表现形式等有意义的事物之中。复调、狂欢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对话，而且是更大意义的对话。近四十年来，巴赫金的“复调”“对话”“狂欢化”“多声部”“参与性”等诸多理论命题，已成为国内人文学界耳熟能详的基本话语，被广泛运用于国内外文化社会现象解读及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中，显现出强大的理论解释力。面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文论的强势冲击，“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4］(P52)。

正是在这种理论匮乏的背景下，以钱中文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积极从巴赫金“复调”“对话”“狂欢化”理论得到启示，提出了“走向交往对话”和重建中国文艺理论话语的倡议。钱中文指出：“东西文学理论的相互关系不是跟着说，甚至不是接着说，而是对着说，对着说则是真正的对话的理想境界。”［5］(P1)这种加强中国与西方对话交流的做法，正与巴赫金符号学理论的精神息息相通，对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及其文论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张素玫认为：“巴赫金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对话’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精神有共通性，这使得巴赫金理论和中国问题之间具有了一种解释上的适洽性；……巴赫金理论适应了中国文化转型的当下的需要。”［6］(P1)宋大图、张杰、黄玫、刘康等学者主张突破文本对话局限，将其纳入作者与读者、作者与时代的对话框架中考察，视其为一种文化转型期的重要理论，也深刻反映了巴赫金的理论与中国文论发展转型这一重大变化。

（二）从关注结构、文本、上升到研究后现代、文化、历史

这组命题反映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理论视野的拓展。由只关注“结构”“文本”研究切入“后现代”“文化”“历史”维度研究，揭示了中国学界近四十年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接受的心路历程，与世界符号学发展史特别是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发展历程暗合。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革命性、实践性，曾激烈反对过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理论主义，从而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老死不相往来”的假象，使得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中国较长一段时间内鲜被提及，影响微乎其微。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学术氛围的活跃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需要，阿尔都塞、巴赫金、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穆卡若夫斯、沙夫等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得到大量引介，使中国学者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复调小说理论、对话理论、狂欢化理论等异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念产生浓厚兴趣，同时也让他们意识到推进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维度审思和学理性探讨的重要性、必要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不少学者关注结构文本符号学研究而非文化、社会符号学研究，体现出一股强烈推进学理研究和去意识形态化的色彩。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解构主义、殖民主义、对话诗学、女权主义等系列现代与后现代思潮陆续引介到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也出现了新的发展动向。特别是后现代思潮，推动马克思主义积极关注跨学科、边界、差异、个性等方面，基于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开展多元化、无中心解读，构建了丰富繁盛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形态，涌现了一些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思潮结合研究的论文，诸如对马歇雷后结构主义特征的分析等。塔尔图-莫斯科学派从结构、文本研究到历史文化研究的发展轨迹对本土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其结构文本符号学、艺术符号学、文化符号学同时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这些对重新推动国内学界从关注结构文本研究到关注历史文化研究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三）从关注符号政治、符号权力到研究符号消费、符号经济

符号政治、符号经济、符号消费等命题鲜明体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关注当下、关注现代性的重要特点，呈现出与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转型发展的高度关联性。20世纪政治文化运动的空前高涨和21世纪经济全球化、商品符号化、知识信息化的大趋势，为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持续提供了新的结合契机。在这种背景下，布尔迪厄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波德里亚、列菲伏尔的消费符号学、克里斯蒂瓦女性主义诗学等理论思潮应运而生，深刻揭示了当代社会从物消费到符号消费的演变历程及隐藏在贤能统治、善良仁慈外衣下的隐形符号权力等，对世界符号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推进了一系列改革开放和转型发展，高度契合了世界经济与文化的思潮，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波德里亚的消费符号学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被引介到中国，但在21世纪初就已经在国内学界掀起了研究的热潮。盛宁、张一兵、韩欲立、牛云芳等众多学者高度评价了波德里亚的理论贡献。盛宁指出，鲍德里亚“提出一种把握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的新视角:‘消费’：‘生产’=‘能指’，‘所指’”［7］(P28)。张一兵认为，波德里亚彻底颠覆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基础，造就了一场新的政治经济学革命。列斐伏尔的消费符号学也备受关注，张碧认为：“列斐伏尔是首位将成熟的符号学方法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同时其理论获得了较大反响的文化社会学家。”［8］(195)布尔迪厄的符号权力话语引发了国内学界对符号政治的关注。苑国华、张意、赵杰、朱国华等学者讨论了布尔迪厄语言符号权力话语中制约实践隐藏的权力机制问题，即语言与权力的关联使语言市场产生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权力关系，背后隐藏了大量的象征性符号暴力。国内学界运用有关符号消费、符号权力方面理论解读现当代社会、政治、文化等现象，探讨其背后蕴含的符号消费与符号权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四）从关注西方、苏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拓展到关注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

这组论题体现了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视域不断拓展的事实，由大量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苏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拓展到全面关注西方、苏俄、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的过程。

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关注集中在“点”上，主要是对阿尔都塞、巴赫金、洛特曼、沙夫、穆卡若夫斯基等一批重要学者的符号学思想展开研究，那么，21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地化就逐渐呈现为“面”上的研究，建构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三足鼎立的本土化格局。最早受到关注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其次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但对两者的引介最早都是附带的，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接受，徐崇温最早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引介到国内，全面介绍了阿尔都塞学派的结构主义特征、方法论及其依“症候式”阅读，“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而对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最初关注，也是在国内学者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同时不断切入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结构问题的讨论，进而“引起了国内的兴趣，巴赫金及其思想的独特价值开始显示出来”［9］(P95)。有关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也较早得到引介，但一般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介绍，像冯宪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两本著作中，就把以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实践派”纳入其中考察，较少单列出来解读。

21世纪以来，随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研究的兴盛，这种状况有了明显变化。特别在衣俊卿、张一兵、周启超、傅其林、朱涛等学者的推进下，东欧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学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对沙夫、穆卡若夫斯基、赫勒、齐泽克、马尔科维奇、马尔库什等东欧马克思主义重要学者的符号学思想也逐渐有了更多专题讨论，开辟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的新阵地。

（五）从大力引介、积极肯定、批判反思到发展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

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的接受态度经历了部分肯定、全面肯定、对话反思，再到积极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历程。正如前面所说，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习惯于从意识形态角度思考和接受国外理论，像在徐崇温、胡万福等学者那里，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被视为一种“破产”的理论或对辩证法否定的尝试，体现出较强的理论批判色彩。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深入，中国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兴趣和学理性思考在不断提升，有关意识形态批判色彩也在逐渐减弱，这时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本土化态度就有了明显改观。钱中文、刘康、孙静云等学者纷纷把巴赫金、洛特曼的符号学思想引入中国文论的转型发展研究，开启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在此基础上，钱中文还有意识、有目的地推进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符号维度建构，影响到一代学者的研究。张一兵、庞晓明等对阿尔都塞哲学理论也给予充分肯定，认为阿尔都塞独特的理论视角可以为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尝试性理解引入新的理论分析模式，其结构主义复杂结构的运行原则体现了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特性。

21世纪以来，不断有从形态角度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论述。冯宪光根据国内学界研究实际提出“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审美意识形态的文本分析理论”［10］(P35)的构想。近年来，结合中国实际加强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研究的批判反思在不断增加，像傅其林、唐小林、万资资、张碧等学者就强调，21世纪人类全面进入符号化、信息化时代，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结合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有必要充分借鉴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成果，辨析优劣，加强世界范围内的对话与交流，持续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创新活力以及在国际上的理论阐释合法性，这标志着当代中国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问题的新一轮研究转向。

三、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的理论贡献

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本土化研究成果显著，关注和提出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命题，诸如“复调与对话理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消费符号学”“文化表征理论”“交往符号学”等，既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维度的理论审思，也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提供了理论准备。

（一）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审思的符号学维度

中国马克思主义从早期拒绝符号学维度的审思与阐释，到改革开放以后逐步接纳并推进有关理论反思，到近年提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和建构中国话语理论体系的宏大愿景，思维经历了较大的转变过程，体现了中国学者强烈的理论创新精神与勇气。

正如前面所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关注革命实践和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反对形式主义而拒绝符号学维度的阐释，但缺乏深入的理论批判、反思与学理性的阐释和思考，从而也限制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视野。

20世纪80年代以来，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结构文本符号学等国外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成果得以大量引介到国内，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无法结合研究的固有成见及思维定式，使中国学者感受到从形式主义、符号学维度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加强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研究的可能。国外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结合的一些经典案例深刻启发了中国学者，激发了他们的理论热情和创新精神。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学界充分肯定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重要成就，以钱中文、周启超、凌继尧、张一兵、张杰、傅其林等为代表的数百名学者积极参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引介和讨论，研究阵容极其盛大，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及其命题有数十种之多，并屡次在国内掀起研究的热潮。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的进程中，中国学者不仅推进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维度的审思，而且发现了马克思主义本身蕴含的符号学批判特征。赵毅衡指出，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研究动力，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在他看来，“符号学本质上是批判性的，它把符号的意指看成编织社会话语权力网，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精神上契合，‘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潮流”［11］(P169)。有关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及研究方法被大量接受，像阿尔都塞的“问题式”“症候式”阅读法受到张一兵的肯定，并将它用于人文学科研究；巴赫金符号学理论大量用于中国文论话语的建构，提出了“走向对话的文学理论”。波德里亚的消费符号学、布尔迪厄的语言交换经济理论等被频繁用于解释现当代社会人文科学的重要问题，回应当代理论关切，解读日常生活现象等，展现出了强大的理论与话语阐释力。

（二）构建与世界马克思主义对话交流的平台

唐小林强调：“随着人类进入全面符号时代，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已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之一。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或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并非某些人的迷思，也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时代发展的产物。”［12］(P1)21世纪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符号学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结合已成为一种新的历史潮流，显得更加自觉和紧迫。赵毅衡甚至认为：“与符号学结合最顺理成章的是马克思主义。两者结合首先推动了符号学的社会学研究。”［11］(P171)应该说，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对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转型过程出现的系列现象和问题作了大量解读，掀起了一次次本土化研究的热潮。可以说，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搭建了与世界马克思主义交流碰撞的研究平台，为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结合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

20世纪90年代，波德里亚、列斐伏尔消费符号学、布尔迪厄符号政治权力、霍尔文化表征及符号传播等符号学理论在国外研究如火如荼的同时，也在中国学界引发巨大反响，并在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作了较多变异和创新。对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接受也是如此，正如严志军所说：“中国学者在接受苏俄文艺符号学的过程中，做出了自己的改造，尤其是在方法论上表现出明显的创新性质。”［13］(P199)近四十年来，中国学界通过留学、访学等形式，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符号学界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邀请许多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学者到国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甚至合作，推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向着纵深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三）为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体系注入活力

近四十年有关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成果极为丰硕，形成异常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理论形态、理论命题及其研究文献。像有关巴赫金“对话”“复调”“狂欢化”的国内研究文献就多达2300余篇，其他如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符号权力”“符号消费”“文化表征”“符号表征”为关键词的研究文献也分别有数百篇之多。这些本土化研究为建构中国话语理论体系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未来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现方法论上的自觉，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和方法论，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号学理论，以此为指导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话语体系。”［3］(P128)

唐小林强调，在当今高度符号化的时代必须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进一步整理和检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及其问题，持续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时代解释力。他指出，建设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应当正视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明确文化劳动为商品生产增加符号含量和文化价值等几个原则，为下一步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指明方向。

四、结 语

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经历了从附带引介和部分肯定、充分肯定和重点研究、全面肯定和系统整理、对话反思和加快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等多个时期，建构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消费符号学”“复调与对话理论”“文化表征理论”“交往符号学”等异常丰富复杂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命题，呈现出从静态符号学模式到对话交往符号学、从文本结构到文化社会、从符号权力到符号消费、从西方和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延伸到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本土化脉络和线索，加快树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符号学思维，彰显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理论创新活力，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与反思借鉴。

不过，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本土化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一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译介多源自英语世界，像布尔迪厄、阿尔都塞、列斐伏尔、波德里亚、哈贝马斯等学者的著作多从英美等国转译而来。随着21世纪以来懂多门外语学者与留学访学人数的增加，这种状况有所改善，但在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等小语种译介上仍存在较大难度。二是尽管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译作及论文增加很快，但部分译作在翻译质量和部分论文在讨论深度上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三是在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维度的深度审思仍然偏少，在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话语阐释力等的理论创新和办法不够，特别是在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上，还缺乏在全球化理论视野下与国外学者从容对话、深度交流甚至交锋的理论视野与气势。这些问题和不足，留待下一步在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实践过程中具体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