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效果是多重叙事框架交叉叠加所共同塑造的。在底层叙事的舆论场中，理论阐释与大众呼应的相互蕴含赋予苏区故事更深层次的政治伦理意义；在情感叙事的支撑下，自我宣传和他者言说的相互补充勾连起国内外民众共通的心理情感；在图像叙事的联结中，话语驱动与形象建构的相互接洽建起异质文化彼此对释的空间桥梁。

对外宣传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和战略任务。它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感召力、影响力和塑造力。抗战初期，在针对国际社会的抗战动员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争取一切可能的外援”作为对外宣传工作的中心环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英译本序言中指出：“在伟大抗战中，基本依靠中国自力胜敌。但同时，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需要外援的配合。”[1]（P19）鉴于当时国民党实行残酷严格的舆论封锁政策，要想成功地争取国际外援，借助海外华文报刊是一条可行的道路。本文尝试以中国共产党主办的驻法华文报刊《救国时报》为研究中心，以叙事学为讨论框架，试图从理论与大众、自我与他者、话语与形象等共生因素的互动关系中，透视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准确清晰地将自身的抗战理念传输给国际社会的。

一、底层叙事：理论阐释与大众呼应相互蕴含的舆论场

“底层”来源于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所使用的“Subaltern Classes”一词。“Subaltern”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意义下的广大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在革命年代的叙事话语中，“底层”的外延更加广泛，它囊括了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基层群体。例如，宗教团体、女性主义群体等。“底层叙事”作为一种叙事框架，主要是用来阐释农民等基层社会群体对自身境遇的发声和表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底层大众越来越多地受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政治启蒙。在这样革命式的启蒙过程中，底层民众通过叙述苦难，颠覆了传统的伦理秩序观。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讲述幸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认识到自身在国家社会中的主人翁地位，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并愿意为共同的目标奉献终身”[2](P36)。作为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外创办的、从事抗战宣传的主要报刊，《救国时报》在对外宣传过程中，对底层民众的幸福叙事进行了细致、生动、连续性地宣传和报道，使理论在人民大众中得到充分响应，书写了人民和组织同心同向的社会图景。从而，使国际社会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感召力，扩大了中共抗战理念在国际社会中的积极影响。

（一）理论阐释

叙事实践的生成和发展需要在正确历史观的引导下进行展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历史，是一部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力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但是在严峻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对于刚刚过去的和正在发生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编撰和整理工作无法顺利持续地开展，整个社会弥散着多样化的历史观和意识形态倾向。因此，在诸多的宣传方式中，“理论阐释”是被摆在首位的。只有在正确的理论引导下，人民群众才能在新型价值观的构建中寻求精神力量，进而在对外宣传中形成大众呼应之势。《救国时报》中的理论阐释主要是刊载中共中央文件和开辟“社论”、“民族出路问题论坛”等专栏。例如，在“社论”专栏中，先后发表了《再论民主问题》《论陕甘宁边区的民主选举》《从“二七”说到抗战中的工人阶级》等一系列文章，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战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道路、策略等问题均有所涉及。

通过理论阐释，一种新的审视历史的思维处理机制逐渐形成。然而，这种充满“革命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共抗战政治理论很难获得以西方世界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的接受与认同。这是因为在西方世界中，早有一套关于中国这样的“东方社会”的评价标准和系统。在西方人眼里，这一时期的中国已不再是美好的千年文明古国，而是每况愈下，沦为“落后、停滞、野蛮、苦难”[3](P163)的代名词。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符合西方社会固有的社会价值观，要求他们修正原有观念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在抗战初期的对外宣传中，中国共产党并非只是通过简单的理论阐释来影响国际社会的对华舆论走向，而是通过微观叙事层面的渗透，使“大众呼应”成为“理论阐释”的延展场域。这种方式在《救国时报》的对外宣传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二）大众呼应

在《救国时报》中，“大众呼应”式的“底层叙事”主要体现为经常刊发反映中共政治理念的连载小说、回忆录、旅行通讯、随军日记等稿件。主要有《肤施纪行》《抗日红军大学访问记》《西北新区旅行拾谈》《江西苏维埃区域的回忆录》《抗日红军在西北大汇合》《雪山草地行军记》《由甘肃到山西》《一个蓝衣社员之自白》等。以旅行通讯中的《西北新区旅行拾谈》为例，作者生动描述了前往陕北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肤施的所见所闻。在前往肤施的路上，“到处碰到的农民，不论老幼，都要来向我们宣传抗日，打日本鬼子。这在苏区以外是知识分子说的话，这里是手足胼胝的农民说出来的。初次见到这样情形，似乎很不惯和奇异”。到达肤施后，“我们像踏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样贫瘠偏僻的地带，没有一个乞丐和失业的人，人人都有饭吃。在这里政治人员的生活非常朴素，无论毛泽东、朱德抑或是一个最下级的工作人员或士兵，他们的着装、食费、津金一律相同。更奇怪的是，在这样清苦的物质生活中，大家都是兴高采烈”。[4]

在对外宣传中，这种具有大众呼应性质的底层叙事与凸显情感细节的故事性报道，拥有超越国界和文化的强大冲击力，从而能够跨越意识形态鸿沟，实现与国际社会的有效沟通。具体地说，1935年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德意日法西斯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动了侵略战争，世界各国人民纷纷团结起来谴责和抵制法西斯的侵略行径。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反对侵略、实现和平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心理情节。而以《西北新区旅行拾谈》为代表的“苏区故事”恰恰蕴含着积极抗日、实现和平、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这些理念在当时的世界各国具有普遍的意义，能够在对外交流和宣传中获得较大范围的理解和认可。一言以蔽之，讲述苏区故事是大众呼应的体现，它为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提供了内在的情感动力。中国共产党将讲述苏区故事引入对自身政策主张的对外宣传，实现了理论阐释和大众呼应的相互蕴含和彼此说明。这一方面使中共政治理论从学理维度得到宣传，另一方面又使抽象的政治理论实现生活化和具体化的表达，从而成为国际社会都能理解的普化经验。

总的来说，“底层叙事”为“理论阐释”和“大众呼应”共同建构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中的“客观叙述”创造了舆论场。在理论阐释和大众呼应的结合过程中，二者互为支撑，缺一不可。具体表现在理论阐释为大众化呼应构建了学理支撑，而大众化呼应为理论阐释提供了道德归宿。以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为例，第六十八期的《救国时报》刊载了两篇理论文章，《红军西征中的宗教与民族问题》《共产党与宗教》。文章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源头、宗教发生的历史、追求的共同目标等角度，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实行信仰自由的原则，尊重人民的一切风俗习惯。第九十七至九十八期则刊载了《一个信基督教的医生在中国红军内的经验》，信仰基督教的傅连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样本，讲述了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对基督教徒的政策。他分别谈到了在汀州时期、北上抗日长征中以及在陕北苏维埃区域时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所率领部队的相处经历。他指出：“我感到我是属于一个受压迫的民族和受压迫的阶级。从多年的经验中我清楚地认识到，红军是为国家和人民事业奋斗的真正的最有纪律的人民军队。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经常地受到红军、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保护和尊敬。说红军因为信仰不同而迫害基督徒是不正确的，那只是反动者之造谣。”[5]

从对宗教政策的理论阐释和大众呼应中可以看到，信仰自由的政策让很多基督徒从对共产党的怀疑到同情以至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基督徒眼中，中国共产党是基督博爱和人道主义教义之实践者，革命胜利后的新社会正是他们所向往的。这种共情式的宣传激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为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提供了一定的外来物质基础和政治保障。

二、情感叙事：自我宣传与他者言说相互补充的支撑体

在抗战初期的对外宣传中，情感纽带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在由民族社会所构成的世界体系中，民族共同体具有特定的情感倾向性。外国记者作为西方社会中的一员，必然与西方民众之间分布着拥有共同情感的关系网络，必然有一种共享的道德规范和文化价值。在“情感叙事”的框架下，这种到处弥漫的、软性的、联结在一起的主观体验使国际社会更易实现对中共抗战理念的接受和理解。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是有关人类救赎与解放的事业，是对腐朽资本主义的反叛和超越，是实现人类自由的必由之路。斯诺等外国记者正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念基础，对中国人民的不幸遭遇深表怜悯与同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满怀希望和热情。这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指出的：“一些人的天赋中存在这样的本性和情感，即他热衷于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事情。”[6](P5)在这样的思想情感指引下，斯诺等人开启了西方人讲述中国故事的全新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为代表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全新形象，对西方社会传统的“西方中国观”解释框架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一）自我宣传

“自我”是带有主体性意识的内部统一的系统。“他者”相对于“自我”而存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指出：“‘自我'以对立面的存在作为自身存在的条件，并以自我的能动自知性发挥着‘统摄对方'的主体作用。”[7](P115-116)这也就是说，在中共的对外宣传过程中，自我要率先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建构自身话语体系，牢牢掌握宣传过程中的话语主导权，以实现对他者的有效导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精英是进行抗战宣传的核心主体。这一时期，国民党严格控制对外新闻舆论宣传，对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区域新闻宣传进行严密封锁。在其出台的一系列新闻出版法规中，均严禁一切进步革命书刊的出版发行。1929年1月10日发布的《宣传品审查条例》明确规定：“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者之宣传品为反动宣传品。”[8](P75)宋庆龄对此曾评价道：“国民党对新闻报道宣传实行严密的审查。同时，它又花费大量的金钱来涂抹一张抗战的画皮，把我国的实况按照它的版本予以宣传。”[9](P376)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以中共领袖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作为最有威望、最具影响力、最能代表中共政治理念的那一部分人，是向国际社会传递自身话语的最有效“传声筒”。

因此，在抗战初期，面对复杂的国际宣传形势和日益严峻的抗战形势，为了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以在海外创刊的《救国时报》为载体，通过大量刊载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理论文章和政治报告，主动面向国际社会发声，使国际社会更为真实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及相关思想理论。《救国时报》上先后发表了体现毛泽东政治观点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人民外交委员长王稼穑最近谈话》《毛泽东氏发表关于停战抗日之重要谈话》《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毛泽东氏与北方青年的谈话》《中共领袖毛泽东先生在中国共产党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及结论》《毛泽东先生宣称必须更加团结坚持抗战》等报告和文章，涉及毛泽东对抗战时期的政治民主、革命前途、统一战线等问题的看法，这些观点成了日后被概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救国时报》还刊载了王稼祥的《中国第八路军的胜利与抗战的光明前途》，林伯渠的《由苏维埃到民主共和制度》，洛甫的《关于十年来的中国共产党》《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彭德怀的《战略与战术》《论游击战争》，等等。这些抗战政治观点的对外宣传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加强了彼此在国际战线上的团结，使国际社会主动发出“中国的事业就是我们共同的事业”之号召。

（二）他者言说

固然，自我宣传在国际宣传中具有自身的客观优势。然而，要真正争取到国际外援，除了需要官方的权威宣传外，情感叙事框架下的他者言说也是增强对外宣传效果的重要途径。抗战初期，外国记者等国际友人深入红军，深入陕北苏维埃区域，通过自身所见所闻，生动而翔实地描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民众面貌。这种以外国驻华记者为主的他者言说，能够将其在苏区的所见所闻以他国受众习惯的接受方式表达出来，进而使苏区的抗战革命情绪顺利转化为世界反战人民的集体情感。由此，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逐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接受。

通过梳理《救国时报》刊发的相关文章，发现他者言说主要是以外国驻华记者的第三视角，对陕北苏区革命实践进行观察，并以此为基础举办演讲活动和刊发国际通讯，进而加快对外宣传的进程。以斯诺为代表的驻华记者深入苏区，翔实地记述了红军队伍发展状况，涉及苏区红军数量、武装配备、服装给养、作战经验、纪律建设、领导力量等。此外，还记录了苏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包括邮局、银行、医院、抗日剧团等社会事业的建设状况。在对苏区的情形和生活进行深入观察和了解后，斯诺等驻华记者积极在北平等地开展演讲，“听者之中外籍人士约百五十人”[10]。在演讲中，他们生动描述了红军纪律之严明，抗日情绪之高涨及其反对内战、坚决抗日的意志和决心，使外国人士对中共抗战政策有了更加清醒而深刻的认识。

除此之外，《救国时报》还刊载了数量众多的国际通讯。例如，第七十五期至七十六期转载了原登载于英文版《字林西报》上的《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第九十六期转载了原发表于英文版《华北明星报》上的《美联社驻华记者李夫氏述陕北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情形》一文。这些面向国际受众的国际通讯谈道：“中国共产党有纯洁的操守，有坚决的意志，他们经过千辛万苦，解决了一切困难的问题。红军所至之地，绝对没有贪污抢掠的事件，他们总是努力于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11]“在苏区并没有遇到所谓的‘赤匪'和‘盲徒'，实际上遇到的是最谦恭、最文明和最客气的人。这种人是我自到中国以来从未见到过的。”[12]这种基于实地观察而撰写的国际通讯，向国际社会有效传递了中共政治理念治下的苏区真实面貌，有效推动了中共抗战理念在国际社会的宣传。

从总体上看，“情感叙事”为“自我宣传”和“他者言说”共同书写中共抗战理念在国际社会的“实效表达”，搭建了支撑体。在情感叙事框架下，自我宣传和他者言说是兼济互补、共生共荣的关系。自我宣传传递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理念的核心话语、终极价值和政治意义。他者言说优化了语意共享和话语交往的路径，避免了异质话语间的解释冲突。斯诺等外国驻华记者所主导的情感叙事使诉诸理性的概念表达和真理信仰，在情感互动的空间内得以被澄清和揭示。同时，情感叙事力量的介入，使中共抗战理念的对外宣传方式更加契合外国民众的话语谱系、表达习惯、思考模式和认知能力。情感叙事克服了理论的抽象和冷硬特性，实现了跨国主体间情感的有机融合，促成了不同主体间思想的有效交流和情感的共鸣。这种情与理的有效转换使思想的宣传呈现出理中蕴情、情中有理、情理交融的美好景象，使宣传收到良好的效果。

在《救国时报》中，斯诺等驻华记者对话中共领导人是情感叙事框架下自我宣传和他者言说的典型体现。《救国时报》第七十三期《毛泽东先生论抗日救国联合战线》记录的是斯诺与毛泽东的谈话，其中涉及日本帝国主义问题和联合战线问题。毛泽东在谈话中对抗日战争的前途、依靠力量、战胜条件及联合战线中的政党关系、政治制度、土地问题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说明。在与毛泽东的对话过程中，斯诺得到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疑问的权威解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有了深刻的了解。在这种对中国革命事业报之以同情和支持的情感体验中，他者言说将体现中共抗战理念精髓的言论聚集起来，通过积极的情感互动和情感激发，有效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接受。

三、图像叙事：话语驱动与形象建构相互接洽的黏合剂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图像是指“画成、印制或摄制的形象”，像绘画、照片、剪贴画、电影等均属于图像。“图像叙事”强调以图像为主要载体，清晰完整流畅地来叙述一系列事件和故事。图像作为叙事承载物之一，是表情达意、传递信息的重要媒介工具。在文字产生以前，图像是人类解读信息的核心手段。直到今天，远古洞穴中的原始图画依然是人们理解史前史的可靠依据。文字产生之后，图像和话语便共同构成叙事媒介中两种最为重要的“精神武器”[13](P32)。不止于此的是，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图像优于话语，优于所言。海德格尔就曾指出：“哲学的传统一开始就把‘看'定为通达存在者和通达存在的首要方式。”[14](P171)不得不承认，图像的形象性、具体感和鲜活性，是话语文字在跨文化宣传中所不可比拟的。在《救国时报》中，图像叙事通过在空间范围内建构视觉形象来抒情表意，通过具体可感的画面语言与受众之间形成一种双向的交流互动，由此引导受众以直观的“像”去感知隐藏其后的思想和理念。

（一）话语驱动

话语驱动主要是利用富有逻辑性的语言文字来进行深层意义的表达。然而，在跨文化宣传交流的过程中，受众无法对异己性质的语言文化代码进行顺利解码。因此，话语驱动的有效展开要借助图像空间的直觉经验，使文字符号实现从抽象到直观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发生依赖于感觉的挪移，即在语言文字所呈现的“语象”中使受众产生“心象”。具体来说，就是使受众通过语言的描绘发生联想，创造性地在自己的意识世界中建构形象，形成对深层意义的总体概观式把握。正如心理学家鲁·阿恩海姆所指明的：“所有的表达媒介都在发生着相互渗透，尽管每一种媒介在依靠自身最独特性质时发挥得最好，它们又都通过与自己的邻者偶然联袂为自己提供新的活力，灌输新的力量。”[15](P119)这种“跳出本位”的“出位之思”借助想象的力量使逻辑与直觉有效结合起来，从而使受众形成对异质文化的完整思维和整体把握。在《救国时报》中，以敌后抗日根据地社会面貌和群众面貌变化为例，语言文字摆脱了表面字符的局限，使具体可感的画面呈现在受众的头脑中，进而使中共抗战理念深入受众的内心世界。

从苏区社会面貌发展来看，《延安商业概略》《陕北的民众生活》以及《陕甘宁特区国防教育设施之片段》等文章，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建设成就进行了全方位地展现。例如，《延安商业概略》对陕北苏区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人民生活大改善，苛捐杂税一律废除，实行统一累进税制，贸易繁盛商贾云集”[16]。《陕北的民众生活》则从民主选举、经济发展、民众教育、妇女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客观描述，向国际社会展现了抗战时期苏区社会新风貌。从群众面貌变化来看，在中共干部的帮助和教育下，昔日旧社会的土匪之流逐渐转变为积极参加抗战的战士。陕北历来属于贫瘠偏僻地带，土匪横行。自陕北苏区设立后，苏区便没有所谓的土匪了，起初的一些都被解散和教育化成了良民。进入陕北苏区的美联社记者都不禁感叹道：“陕北素称最贫瘠落后之区，但在苏维埃政府的治理下，陕北顿改面貌，焕然一新。居民无论男女老少，纷纷读书学习，文化大大提高；戒烟运动，进行甚为顺利；鸦片已完全根绝，土匪绝迹。”[17]这一转变彰显了中共抗战理念在改造人上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传统社会中的“德性”得到有效捍卫，同时也内化为新社会的伦理指向。中共抗战理念指导下所展现出的群众新面貌，无疑颠覆了国际社会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刻板印象。这些富有画面感的新旧差异对比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接受态度的转变，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共抗战理念的理解和认同。

（二）形象建构

形象作为一种叙事媒介，是比语言文字更为具体、更为丰富的现实替代物。《救国时报》中的形象建构主要集中于具象层面的政党形象建构。这种具象层面的建构在实践层面有力回应了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使抽象的抗战理念实现了可视化表达和内涵化表达的有效融合。在《救国时报》中，主要是以漫画、新闻照片、人物肖像图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图像来进行形象建构。据统计，除了缺期和破损空白的《救国时报》，现有可观察到的各类图像达900幅。其中，新闻照片主要聚焦全民抗战，着重传递前线状况和各界人士的抗日爱国运动。漫画则主要揭露日寇侵华真面目，宣传日本侵华政策的必败性，鼓舞民众抗敌的信心。人物肖像图多刊登方志敏、尹奉吉等抗战英雄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照片，同时配有相关的理论解读。通过图像的空间性张力，《救国时报》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英勇抗战形象和苏区的民主、进步、抗战风貌。全新形象的建构展现了中国政治在苏区的新转型，展现了中共在遵循自身政治理念的基础上，造就了中国抗战和苏区各领域发展的新面貌，成功地在国际社会中塑造出国家解放者的光辉形象。

以人物肖像为例，立体的人物形象和丰富的人物故事无疑比单纯的政策文本宣传更容易让人印象深刻。中共的领袖人物作为国际社会中的公众人物，对其行为和形象进行生动刻画，有利于对国际社会的质疑进行有力回应。《救国时报》多次刊登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袖人物的照片，并以文本辅助的形式对其人物形象进行生动通俗的刻画。在第九十期和九十一期上分别刊载了《一个非常的伟人》和《少年的长征》，着重描述了中共重要政治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例如，《一个非常的伟人》是这样描述毛泽东的：“他代表着千百万人的利益——那些赤贫的、受剥削的、不识字的，但却是良善的、革命的、勇敢的，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正是在这个深刻精要的意义上，毛泽东成为一个非常的伟人。”[18]在领袖人物的塑造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保卫者，是抗战理念的忠实实践者，党的正面形象通过领袖人物故事得到集中展现。

综上所论，“图像叙事”为“话语驱动”和“形象建构”共同塑造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中的“立体影像”提供了黏合剂。在图像叙事框架下，话语和形象是相互依赖、相互吸收借鉴的关系。二者作为叙事媒介中两大核心的符号系统，经常联合起来表达事物背后的品格和内涵。尤其是在跨文化交际的背景下，二者的联合更多地体现在话语文字突破其在空间表现上的天然缺陷，向图像所主导的空间形象建构靠拢。这种趋向符合异质文化间人类认知活动的基本规律。因为面对文化的鸿沟，语言文字的抽象叙事无法真正使中共政治理念被国际受众所理解。由此，以“看”为主获得的直觉知识在对外宣传中显得尤为重要。正如黛安娜·阿克曼在《感觉的自然史》中所指出的：“抽象思维是从眼睛对看到的东西竭力进化理解中而来的。”[19](P250)空间性、视觉性、图像性的直觉知识赋予了受众对于事物框架的总体把握，这种把握使受众与事物的意象之间形成一种空间范围上的联结，进而为受众理解更为复杂的语言文字叙事过程做好铺垫。

四、结 语

在抗战初期的对外宣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救国时报》中对外宣传策略的持续性和创新性运用，全方位地向国际社会宣传了自身政治理念，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从对外宣传机构来看，超越了“底层叙事”的人际宣传框架，开始构建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延安交际处以及南方局外事组等为主的组织宣传体系；从对外宣传群体来看，除了借助国际友人的“情感叙事”构建自我形象外，开始着手通过国统区爱国报人群体和港澳地区进步新闻人士增设对外宣传桥梁；从对外宣传载体来看，增加除报刊以外的抗战文学、戏剧、电影、漫画、音乐等“图像叙事”媒介。在对《救国时报》叙事形式的继承与超越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工作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特点。即在坚持党性和组织纪律性原则的基础上，以灵活多样的对外宣传策略，紧紧围绕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进行充分动员。中国共产党于对外宣传工作上的重视，不仅在国际社会上充分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和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同时也使得国际友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对外宣传工作。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对外宣传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而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经验，无疑对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国际宣传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第一，积极拓展宣传渠道，实现道理与事实相结合，着力促进政治渠道、学术渠道、民间渠道的相互借力和相互发展。官方机构、主流官方媒体以及学术界要做好理论的宣传和阐释，把道理讲实说透。同时，要重视民间社会中可有效反映大历史的小细节和小片段。要主动选取现实生活中典型的人和事，通过借助鲜活的人物、生动具体的案例、富有人情味的中国故事传递新时代的新思想。第二，充分利用国内外多样化的对外宣传群体，实现自身发声与他者发声的有机结合。鉴于中外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差异，在做好自身发声“走出去”的同时，还要在“走进来”方面下大功夫，花大力气。要注重与国外媒体的合作宣传，主动邀请国外主流媒体来华进行联合采访和报道。“请朋友替我们发声”可有效跨越地域、民族和文化的障碍，精准捕获他国民众的信息需求，创作出符合他们日常认知习惯的、真实的、具有说服力的新闻报道。第三，构建多元化的图像体系，充分利用电影等视频媒介大力宣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成就。这些成就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精神层面的提升，要通过展现伟大成就来塑造党和国家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以期在实践视觉层面为外媒提供更为丰富的实证材料，使外媒眼中的中国形象更加趋向全面和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