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27日，《先锋报》刊发第一则长征报道，这则报道比范长江、陈云、斯诺、薄复礼、董健吾和长征亲历者的长征报道都要早。两年的时间里，该报持续刊发了145篇相关报道和9张图片，以多角度、多体裁的形式再现了一幅立体、动态的长征图景。《先锋报》上的长征报道具有重要的历史功绩：它打破了国民党政府长期对红军和苏区的新闻封锁，有效地建构了红军的正面形象，同时也广泛宣传了长征精神，较早地概括出长征精神的内涵；宣传“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使红军长征师出有名，并为中共在艰苦条件下开展对外宣传报道积累了宝贵经验。

红军长征是伟大的历史壮举，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其铸就的革命精神，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强大精神动力。不过，关于史上是哪家媒体或者何人率先报道了长征,学界仍有争议。而对长征早期海外传播及其影响的认知，也存在很多不足，尚需进一步探讨与厘清。这对后人准确认识历史和弘扬长征精神有着较为迫切的现实意义，以免今后在长征的宣传报道与研究中再出现以讹传讹的情况。

一、长征早期的海内外传播考据

究竟是谁或者是哪家媒体最早宣传报道了红军长征？这个问题在学术界还存在多种声音。

（一）关于最早报道长征的七种主要说法

对长征最早的宣传报道认知，目前学术界至少存在以下七种不同的说法：

范长江是报道红军长征第一人。1935年7月14日，范长江作为《大公报》的特约通讯员，从成都出发，深入西北采访，沿途撰写了大量旅行通讯，发表在《大公报》上。第二年8月，这些通讯以《中国的西北角》之名被结集出版，方汉奇认为：“该书首次客观而真实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1](P183)持此观点的还有方晓红[2](P188)、杨师群[3](P178)、丁淦林[4](P198)等人。新华出版社1980年出版《中国的西北角》，在《编辑前言》中特意指出是范长江“第一次公开如实地报道了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2016年，国内诸多党报发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的报道，继续支持上述观点，如5月3日的《兰州日报》宣称，1935年9月13—14日天津《大公报》上的范长江通讯《岷山南北剿匪之现势》，“打破了国民党宣传机器所散布的红军即将被消灭的谎言，第一次向社会大众公开了红军长征的真相”[5]。《解放军报》也发文宣称“世界上第一个公开如实报道红军长征……的是我国现代著名记者范长江”[6](P11)。

陈云最早报道了红军长征。徐兴学认为，从时间上来看，陈云是“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7](P58)。而钱承军也认为，1936年3月在《全民月刊》上发表《随军西行见闻录》的作者陈云（化名“廉臣”），“成为第一个向世界报道红军长征的中国人”[8](P81)。该书是“最早向世界介绍红军长征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与红军领袖的书籍”[9](P189)。2014年，《中国国防报》赞誉“陈云成为第一个向世界报道红军长征的中国人”[10]。

斯诺率先向世界报道了长征的真实情况。斯诺于1936年6月进入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考察，由此完成了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写作。1937年10月，该书首次在英国出版，后来以《西行漫记》的书名译介到中国。暨南大学刘家林认为：“斯诺对陕北红区的报道，特别是《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突破了国民党政府对红区整整10年的严密的新闻封锁，最早向全世界详细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11](P593)“在这部书中，斯诺第一次向世界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12](P12)《对外大传播》的特约记者张道晔等称赞“埃德加·斯诺给了世界第一双了解中国革命的眼睛”[13](P6)。而尹韵公称“斯诺第一个也是第一次向全中国、全世界正面报道了中共高层领导人和处于艰难奋斗中的中国工农红军”[14](P91)。

薄复礼最早报道了红军长征。1936年11月，薄复礼在伦敦出版了英文版长篇自传体回忆录《神灵之手》，回忆了自己随红二、六军团“长征”的经历。该书的出版比斯诺的《西行漫记》早了一年。因此有人认为是“外国传教士薄复礼最早报道红军长征”[15](P23)。他也被称为“第一位披露中国红军状况的外国人”[16](P12)。

“幽谷”是第一个较详细介绍红军长征的人。幽谷是董健吾的笔名。《中国商报》报道：“最先全面披露红军长征胜利的是上海一家文史掌故杂志——《逸经》。”“在1937年7月出版的《逸经》杂志第33期和第34期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署名‘幽谷'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17]这篇《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是目前所见的当时国内第一篇比较详细地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18](P83)。

《红军长征记》一书是长征的最早记录。该书由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编印，红军长征亲历者于1937年2月创作完成，并于1942年出版，是“一份关于长征的最早、最真实、最珍贵的记录”[19](P38)。国内媒体曾报道，《红军长征记》是“记载长征史实的最早文献”[20]。《北京日报》曾以《最早长征记拨开尘封见真迹》为题，重申上述观点。

《红星》是唯一原始记录长征历程的报纸。《解放军报》认为是《红星》报“对长征历史作了最早的原始记载”[21]。2011年6月28日，《重庆日报》在第A13版的《惟一记录长征历程的〈红星〉报》一文中，继续把《红星》报誉为“惟一记录长征历程”的报纸。

上述说法中，把范长江或陈云推为“宣传报道长征第一人”的作品最多。多数长征纪念性报道、新闻史教材和专著都把“首次公开宣传报道长征”的赞誉送给了范长江，其中不乏新闻传播史研究方面的名家。而党史类专著和论文多把“报道长征第一人”的标签贴在陈云身上。

（二）《先锋报》是正面、系统报道长征的重要报纸

事实上，上述七种说法都或多或少存在偏颇。笔者通过考察，发现美国哈佛大学馆藏的《先锋报》（影印版）对长征作了长达两年的报道，其长征报道比范长江、陈云、斯诺、薄复礼、董健吾和长征亲历者的长征报道几乎要早1—3年。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先锋报》就在10月27日第131期的《紧要新闻》栏目下，刊发了第一篇与红军长征相关的报道——《八万红军进攻广东》。一周后的第132期接着刊发《四省红军大联系声中 赣南粤军全线溃退》，披露红军在信丰、安远打赢了长征的首仗。之后两年里，《先锋报》持续对长征中的红军行踪进行了报道①，刊发了相关文字稿145篇，图片9张，以多角度、多体裁的形式为国际社会构建了一幅立体、动态的长征图景。可以说是《先锋报》率先在海外社会正面、系统地报道了长征的真实情况。

除了《先锋报》之外，当时其他各国的报刊基于刊物定位、新闻价值的考量等，并不太关注红军长征，只有少数报刊偶尔报道一下长征中国共两党的军事冲突。美国著名的 《纽约时报》，在1934年11月份之前，都没有长征的相关报道。10月下旬才刊发了两篇中国新闻稿，一篇是《南昌行营加强禁烟管理》，一篇是《蒋介石坚持抗日》，都与长征无关。苏联报刊虽然对长征作了正面报道，不过目前并没有发现有比《先锋报》更早的长征报道，更遑论长达两年的系统报道。

在国内，当时的《申报》《大公报》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等报纸，从国民党“剿匪”的视角多次报道了红军长征。《申报》在1934年10月22日刊登了第一篇长征报道《瑞金会昌间残匪准备突围》，称“瑞金古城会昌间，现集残匪五六万人，拟突围而走，长汀已无匪主力”。23日，该报又刊发《赣匪弃巢西窜》一文，继续关注长征：“赣匪因石城与兴国失守，知残局不能再支，朱毛彭等股约八万放弃于都、瑞金老巢西窜。”《大公报》20日在《剿匪军各路告捷》中报道了长征红军动向：“赣匪势促，确拟窜川，川与陈济棠李宗仁商议会剿。”25日，在 《蒋委员长昨抵北平 杨永泰等专车今日到匪犯赣南经粤军截击》的消息中称：“赣匪以石城兴国已下，难立足，图弃巢窜川，已开始行动，朱德任中路，毛泽东任左路，彭德怀任右路，向西南进袭，二十二日与南路军接触。”29日，《匪集于都企图西窜》一文声称：“匪溃退后，信丰有土共二千余投诚，匪现集于都、企图西窜，陈济棠拟一日赴韶督师……瑞金匪多移向于都，伪都边瑞金西南四十里。”1934年10月22日《中央日报》刊登《蒋鼎文巡视前线 督师前进直捣汀瑞》一文，声称：“瑞金古城会昌间，现集残匪，拟突围而走，长汀已无匪主力。”11月2日，该报又在《伪都瑞金屏障已失 东路军昨午克长汀城 赣匪西窜大部抵大余上犹间》的消息中透露：“赣匪西窜，现大都已抵赣西南大余上犹之间。”因地缘优势，这些报纸有关长征的最早报道，都比《先锋报》要早几天。不过从内容上来看，这些报道客观上向外界传递了长征红军的动向，但主观上属于对长征和红军的“污名化”报道，中间还夹杂了大量的虚假报道。

值得一提的是，《红星》上最早的长征报道也比《先锋报》上最早的长征报道要早。《红星》作为一份跟随红军转移的报纸，在报道长征上有着天然的优势。它自1934年10月20日开始推出长征专号，但该报出版至翌年8月的长征专号第28期就停刊了，对长征的记录并不完整。另外《红星》报只发至连队，属于长征队伍内部的传阅，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中，几乎没有对外发行，其国际影响力更无法与《先锋报》相提并论。而作为长征亲历者的陈云，虽然只走到了金沙江，但他根据半程长征经历，写出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也是对长征的原始记录。此外由数十位长征亲历者完成的《红军长征记》，也对长征作了原始记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星》并不是长征的唯一原始记载。

二、《先锋报》中的长征报道及其不足

在两年的时间中，为什么《先锋报》会一直关注并持续报道红军长征呢？这与该报的性质与宗旨密切相关。

（一）《先锋报》的创办与宗旨

1927年，中国共产党党员、留美学生施滉等人在美国三藩市成立了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为了宣传中国革命，消除国民党在美所办反革命报纸的影响，当年底大同盟在三藩市创办了不定期油印机关报《先锋》。创刊之初，该报把“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宣传口号印在报头上。1928年，大同盟总部迁至纽约，并最终成为美共中央中国局领导下的外围组织。该局由留学生施滉、冀朝鼎于1927年3月在旧金山成立。

1930年4月初，《先锋》正式改为周刊，铅版八开八版，由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承印。一年后，因经济拮据改出半月刊。从1934年第128期起，报头改为“先锋报”，恢复八开四版的周报。不过偶尔为了某个纪念日会出六版，如第176、183、208、213期就出了六版。自130期起，该报基本固定在星期六出版。至1938年7月28日第323期，该报停刊，人员、设备都并入由法国迁至美国出版的《救国时报》。半月之后的8月13日，《救国时报》复刊，至1939年10月完全停刊。

该报的主要栏目有（以第131期为例）：头版的《社论》和《紧要新闻》，第二版的《中国新闻》与《世界新闻》，第三版的《美洲新闻》，第四版的《文艺》和一些书讯、特载等。此外还有其他的不定期栏目，如《问答》《编辑室的话》，后期还增加了《我们与世界》《一周国事述评》等。报纸内容，前期以揭露国民政府的反革命罪行，报道中国苏维埃运动、“反围剿”、长征和东北抗日等革命斗争，反映国际劳工运动和华侨支持国内革命为主；后期主要宣传抗日救国。正是因为《先锋报》属于中共指导创办的刊物，所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报道红军的革命斗争也就成了该报的题中应有之意。

（二）《先锋报》对长征的立体勾勒

《先锋报》对长征的报道持续了近两年。在本文统计的101期样报中，《先锋报》总共刊发与红军长征相关的消息、评论、通讯、通告等文字稿145篇，平均每期刊发文字稿约1.4篇；总共刊发新闻图片9张。从稿件的分布来看，第200期之前，几乎每期都有长征报道，有时某一期甚至多达三四篇；第200期之后，相关稿件锐减，几乎隔一期才发一篇。而从1936年7月11日到10月14日的13期报纸里，才发了三篇相关报道。

在这145篇文字稿中，消息稿多达126篇，其余的是“问答”1篇，新闻评论7篇（3篇社论、1篇述评、3篇时评），4篇通讯，深度报道性质的“特载”2篇，新闻公报（宣言稿）4篇，大事记1篇。这些文字稿的字数，大多在几十字到二三百字之间，也有一些通讯、连载稿等，长达四五千字，甚至超过一万字。

《先锋报》有关长征的第一篇报道，是在中央红军出发后的第17天推出的；1934年11月下旬，长征红军占领道县，穿过永明，该报在12月1日第136期又刊发了《红军逼近梧州卅英里》的消息，称“大队红军克湖南永明”。12月29日第140期，该报又以《红军冲破蒋粤桂“包围”后之伟大胜利》，对战役细节进行补充报道：“红军冲破了蒋粤桂等匪的大包围，占领永明、宁远、道县。在道县一役，蒋军周浑元部阵亡六千，被俘虏者四千以上，缴械约一万，飞机被击落二架。红军于十一月廿六日占领湖南的重镇永州，消灭白军李觉部二千人，红军夺得步枪五千余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新闻的时效性已经非常强，它们比范长江和陈云对长征的宣传报道早了近一年或超过一年，且直接在美国印刷，面向国际社会发行。这些报道让《先锋报》的读者相对及时地了解长征红军的动向，感受到长征的艰苦卓绝。该报曾多次刊发毛泽东、朱德和红军战士的照片，让国内外读者对朱毛和红军有了更直观的认知。

下面是几篇代表性报道原文：

1934年10月27日第131期的《八万红军进攻广东》：

香港二十四号讯：在广州之北二百英里的地方，中国工农红军八万人进捣国民党军队防线。陈济棠派轰炸机往前线抵御，但红军声势浩大，粤北农民游击响应，其锋不可挡。广州全城震动。

1934年11月3日第132期的《四省红军大联系声中 赣南粤军全线溃退》：

十月廿九号香港讯：赣南信丰安远相继入红军之手。而湖南红军又陷坪石。南雄韶州被两路红军威胁。南韶官眷纷逃广州，广州监务警备队调往前线，可见陈济棠手忙脚乱之一斑。现赣，湘，黔，川四省红军将打成一片。黔滇当局纷向粤陈乞援，但彼已在自顾不暇之情况中。

1935年3月9日第149期的《红军主力在遵义大胜利》：

联合社二月五号香港电：贵州共产军又向南进，在遵义县予政府军队以重创，又有重渡乌江威胁贵州省城贵阳之势。

按红军主力已占领黔之赤水，川南之合江，纳溪及泸州，赤水有兵工厂，其他二县均为要镇，因此红军主力军备充足，有撼动成都及重庆之势，与川北红军联系之目的，行将达到，在贵州追击红军者，为蒋介石派遣入黔之薛岳部队，薛部初徘徊于贵阳，夺取地盘，促王家烈至前线督战，最近薛始率队北上。

1935年4月20日第155期的《中国红军进取成都同时经略云南贵州》：

莫斯科四月十六日本报专电：在四川的红军自将蒋介石所谓模范军击破后，已向成都前进，同时在贵州的红军消灭国民党头等军队至八旅人之多。包围贵阳并向西方前进，已渡过四川赤水河，入四川境与北部红军联合。同时上海电载刘湘亲率川军开往宣汉堵截红军，红军在四川胜利，是不可掩的事实。

……

这回江西红军西行的经过……工人日报说得好：

“什么一种的军队！六万红军带着四万余的劳苦民众，其中有老有幼，有妇女，一路血战前进，经过三千多里，打破了无数的国民党匪军，和战胜了无数天然的险阻，如大泽，河流，丛莽，峻岭等，终能达到西进的目的。”

红军的胜利，国民党匪军的失败，都不是偶然的呵！1936年6月27日第215期的 《中国苏维埃政府与红军领袖五月五日发表宣言再次号召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

……但据上海廿八日电，大美晚报，红军仍驻扎于晋陕交界广大区域内。廿九日北平电，各报载，毛泽东部下红军六千人，进占肤施北二十公里之安塞，向保安前进，有入绥势。……据北平五月二十五日电，中央社讯，贺龙及萧克部下红军已与朱德及徐向前部下红军在西康会师，现集中兵力于金沙江一带。……

《先锋报》上各种体裁的配合报道，让读者从多维视角中感受到红军长征的波澜壮阔。这些报道立体、动态地勾勒了红军长征的行进路线及其遭遇的重要战役，有效地宣传了中共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刻画了红军英勇、亲民、团结、友爱的形象，展现了红军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社会凝聚力。

（三）《先锋报》中长征报道的不足

虽然《先锋报》对长征进行了持续两年的报道，不过这些报道也并非无可挑剔，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第一，许多报道鲜有作者署名，或者以“某报讯”或“某社电”替代个人署名。这样《先锋报》上最早的长征报道，“作者是谁”就基本很难考证了。第二，一些报道有夸大或不实之处。如在《红军最近在陕甘川湘之进展》一文中，称徐向前、朱德、毛泽东的联合部队有“十二万人”，明显夸大了红军人数。而第137期的《赤都瑞金异常热闹》一文称：1934年11月7日，有工农群众二十万人以上到了首都广场参加纪念庆典，瑞金异常热闹，毛泽东和朱德都作了讲话。这显然不对，此时他们正在长征途中，想方设法突破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只能说这样的报道，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是一种战时宣传策略，为了迷惑敌人，牺牲了新闻真实性原则。第三，对一些重要的事件没有记录。遵义会议、懋功会师这样重要的历史事件，该报都没有作及时、详细的报道，只在个别报道中用一句话带过。而陈云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红军和苏区情况的活动，也没见报。第四，无法派记者亲临新闻现场采写，长征报道以转载、改写其他媒体和通讯社的稿件为主。虽然如此，但经过《先锋报》编辑的认真把关，该报对长征的报道是“瑕不掩瑜”，总体上是真实的，值得信赖。

三、《先锋报》中长征报道的历史功绩

《先锋报》利用其处于纽约的独特地理位置，向世界广泛传播了红军长征与长征精神。在红军长征的早期宣传报道中，尤其是海外传播中，《先锋报》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功绩。

（一）积极宣传“北上抗日”，使红军长征师出有名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民族矛盾持续上升。中国民间反日群情鼎沸，工农、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都要求积极抗日，国民党阵营也发生了分化，一些有民族正义感的将士，都心系抗日。抗日是时代赋予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抗日更是民心所向，已成为凝聚民心的黏合剂。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大势，适时地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先锋报》紧跟党的宣传形势，积极对外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主张和行动。它把自己的办报宗旨和立场，自第91期起就一直印在报眼位置：“先锋是美洲华侨劳苦群众唯一喉舌，只有先锋彻底抗日，拥护中国民族革命战争。”并将之脚踏实地地落实到每期报道中。纵观《先锋报》的报道史，读者能发现整个报纸的重心，始终落实在“彻底抗日，拥护中国民族革命战争”上。如果非要为《先锋报》所有的报道理出一条主线的话，那这条主线就是红军的革命斗争——在这条主线两旁，一边是红军与国民党作殊死斗争的报道，一边是中共北上抗日宣传与斗争的新闻。在两年的长征报道里，《先锋报》有机地把红军北上抗日和长征结合在一起。

1934年11月3日，《先锋报》在头版头条以“特载”的形式，刊登了9月22日中国工人通讯社的一篇稿件——《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关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之谈话》，揭露了日本“宰割”中国的阴谋，详细指明北上（长征）的目的，即“目的在使全国民众明白红军是全中国内真正抗日的军队，红军的主力虽因国民党五次‘围剿'挡住了北上的路，正在也只有在彻底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之后，才能大举北上，却在此时派出了自己的先遣部队”。

1935年3月2日，《先锋报》强调“红军西征及北上先遣队之胜利，以及满洲热河义勇军活动之复炽，是站在一条战线”。8月3日，它在头版报道长征红军在天全会师，“实现百万抗日讨蒋的红军”。当天在头条位置，该报还推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日帝侵占华北宣言》，揭露日本宰制中国野心和国民党的卖国行径，指出“红军能够举起红旗向西南远征”，“得到许多伟大的胜利”，号召民众支持红军抗日反卖国贼。10月12日，它还推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强调“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艰苦奋斗”，号召各军队联合抗日。

1936年第212期，《先锋报》宣称北上抗日救国让红军所向无敌：“朱毛部红军入川后，蒋军严防金沙江一带天险。然卒不能阻止萧贺红军之行动，可知为抗日救国而北上之民众武力，其所向无敌，非偶然也。”7月4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北方局为抗日救国宣言》一文中，《先锋报》阐明“中国工农红军为实现自己北上抗日的目的，曾克服未曾前有的艰难困苦，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到达作为华北人民抗日根据地的陕北苏区。并在粉碎蒋介石对于陕甘抗日根据地的三次进攻之后，渡过黄河，以继续过山西，出兵河北平津，实现自己抗日救国的目的，直接对日作战，与全国爱国人民联合一致保障中国领土之完整”。8月29日，《先锋报》刊登“选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一文，指出：“（红军自）福建政府失败以后，更进而组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并不惜抛弃经营数载之主要根据地，而经过赣，湘，桂，粤，云，贵，川，康，青，甘，陕，绕经十余省之区域，数万里之长征，以达北上抗日之目的。”而在第223—225期，《先锋报》连载了王明的《十五年来的中国共产党》。每次编辑都会在文前加上一则编者按语：“从共产党为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努力的成绩——迭次宣言号召各党派联合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合军，苏维埃红军不怕万里长征北上抗日——看来，中国共产党的确能够言行相符，为全体中国利益而奋斗。”

要抗日，就要到东北前线去；要到东北前线，就需要离开中央苏区，突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进行长征。《先锋报》对红军长征以实现“北上抗日”政治主张的宣传报道，客观上在国际社会为中共的战略转移提供了合理性、正义性解释，使红军长征师出有名，也置国民党的“围剿”于不义之地，揭露了南京政府的阴暗与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同时还把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无奈选择，转化为主动出征的战略抉择。

（二）在海外构建了长征红军的正面形象

国民党的宣传机器，长期针对中共开展“污名化”传播，其所辖新闻媒体，甚至包括《大公报》《申报》这样的知名民营报纸，都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描写成无恶不作、心狠手辣的“共匪”，把中共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称之为“伪政府”，严重“妖魔化”中国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而海外各国官方媒体，也基本沿用国民党的“官方”话语体系，报道中多以“匪”来指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海外读者心目中建构了一个“污名化”的负面形象。如1934年10月23日、11月1日和2日，《申报》《大公报》与国民党《中央日报》分别以《赣匪弃巢西窜》《东路军进攻长汀 赣闽残匪图西窜川湘》，以及《伪都瑞金屏障已失 东路军昨午克长汀城 赣匪西窜大部抵大余上犹间》为题，报道了红军开始长征（西征）的消息。三篇报道，都是以“残匪”来构建长征红军的落魄形象与非正义性行为，以“伪都”来解构红军军事行动的合法性。

针对国民党及世界各国媒体对长征和红军的“污名化”报道，《先锋报》进行了长期的正面、系统报道，在海内外广泛宣传红军的革命斗争活动，传播中共的政治主张，包括从道义上积极建构长征的合法性——“北上抗日”，树立了红军和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正面形象，在国际社会以正视听，不断洗刷“残匪”的“污名”。

《先锋报》的145篇长征报道，每篇都是对红军的正面报道。它用消息、新闻评论、通讯、特载、新闻公报和新闻图片等多种体裁，从多个角度立体地建构了长征红军的正面形象。如第163期报道红军占领四川要隘打箭炉：“同时朱德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红军亦自云南分两路入川南，一路占据庆符，进逼叙州。其他一路主力，在武定一带渡金沙江，川南宁远、会理等城均被红军包围，指日可下。蒋介石电刘文辉部堵截朱毛红军，但刘部被徐向前部击破后，多数士兵，投入红军。因此红军在川南所向无阻。”这些短消息及时反映了红军的行军动向和获得的一个个突围胜利，简笔勾勒了红军不畏艰险、英勇善战的形象，也破除了“红军全军覆灭”的谣言。而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同志小史》《朱德的故事》这样的长篇通讯，则细腻地刻画了红军和蔼可亲、团结友爱、信念坚定的形象。

《先锋报》让国外读者看到与国民党报纸和西方主流媒体中截然不同的军队形象，还原了长征红军的真实面貌：“六万红军带着四万余的劳苦民众，其中有老有幼，有妇女，一路血战前进，经过三千多里，打破了无数的国民党匪军，和战胜了无数天然的险阻，如大泽，河流，丛莽，峻岭等，终能达到西进的目的。”[22]

（三）打破了国民党政府长期对红军和苏区的新闻封锁

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一边对红军实施军事“围剿”，一边在宣传上对红军和苏区实行严格的新闻封锁，企图以舆论战孤立红军和苏区，达到辅助军事进攻并最终彻底消灭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阴谋。长期以来，史学界都认为“十年内战期间中国红色革命的信息得不到传播”[23](P22)。不过事实证明，国民党的这些手段最后都失败了——红军通过长征，跳出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中国共产党通过在海外创办《先锋报》《救国时报》等，把红军形象和长征精神传播到海内外，获得世界人民的关注与同情。历时两年的长征报道，也让《先锋报》成为海外正面、系统报道长征的重要报纸。

《先锋报》从国外撕开了蒋介石在国内长期构筑的新闻封锁局面。“因为它立论新颖，在华侨报界中独树一帜，所以为不少人所爱读。”该报原主编张报在他的回忆中坦承：“《先锋报》的影响不能简单用印数来估计，它的发行地区远远超过其他华侨报纸。除美国和中国外，在加拿大、拉美、欧洲各国、东南亚、澳洲，甚至非洲，都有它的读者，而且都通过读者的互相传阅、可以说一份顶好几份。”[24](P156)

《先锋报》不仅影响了它的读者，它还积极影响着美国其他媒体对红军长征和中国苏维埃的报道。比如《八万红军进攻广东》的报道，就以Kuomintang is pressed by red army为题，刊登在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上。《先锋报》原主编张报的回忆可以印证上述观点：“中国同志们经常把从中共文献中得到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消息提供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及用少数民族语言出版的党报如《前进报》等报刊去发表。”[24](P152)

1935年5月11日第158期出版的《先锋五周年纪念特刊》也总结过该报的影响力：“一年以来，先锋的影响，不独及到他直接领导下的少数群众，而且使美东销路最大的报纸（商报），正式接纳他所提出的抗日反蒋联合战线。古巴，加拿大，大埠，致公堂，宪政党的机关报，在群众要求之下，不能不转载先锋的社论。这些证明先锋及其所代表的革命成分，已成了美洲许多重要华侨社会中不可侮的势力。”“先锋对于加拿大，古巴及其他美洲各地华侨群众的影响和领导，和其在菲律宾，欧洲，中国之流行，表示该报的深切国际意义。”

国民政府早已关注到《先锋报》的社会影响，一直想方设法加以查禁。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曾函告缉拿《先锋报》主要编辑施滉、徐永瑛：“函饬职部与驻美公使会商取缔美洲共产党分子及制止其出版物《先锋》。”[25](P253)“1936年，《广西省政府公报》发表《训令各县府转饬查禁美洲先锋报等刊物以杜流传》”[26](P89)，此举对远在大洋彼岸出版的《先锋报》徒劳无益。

（四）广泛宣传了长征精神，较早地概括出长征精神的内涵

红军在长征的过程中所形成的长征精神，成为党和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精神是以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勇往直前、独立自主、百折不挠、力挽狂澜、依靠人民、践行宗旨、严守纪律为内容与特征[27](P156、P159、P162)。201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把长征精神概括为：“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28](P47)

《先锋报》在报道长征、建构红军形象的过程中，实质上也把嵌入红军形象背后的革命精神一起广泛传播开来，这种革命精神就是长征精神。虽然当时有很多刊物或正面或反面地报道了长征，但是最早明确总结并报道了长征精神内涵的两份刊物，当属《救国时报》和《先锋报》。《救国时报》由中共于1935年12月9日在巴黎创刊。1936年7月25日，该报刊发社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一文，把长征精神概括为“我国人民伟大的奋斗精神”，而“艰苦卓绝之精神，坚定不移之意志，特别是团结力量之巩固”，就是长征精神的具体表征。在此之前，国内外还没有公开出版物明确总结概括出长征精神的内涵。一个月之后的8月29日，《先锋报》在第224期上，以“选论”的形式转发了这篇社论。因此《先锋报》也成为最早总结长征精神内涵的报纸之一。

（五）为中共在艰苦条件下开展对外宣传报道积累了宝贵经验

《先锋报》办公经费捉襟见肘，编辑部远在美国，记者远离新闻现场，国内还要面对国民党严格的新闻封锁。在如此艰苦的办报条件下，《先锋报》又是如何采集长征资讯、传递党的声音的呢？通过考证，笔者发现《先锋报》的长征信息来源主要有五个：

由共产国际供稿。据《先锋报》原主编张报回忆，《先锋报》“还经常登载通过党组织得来的有关中国苏维埃红军的‘特讯'，这些消息很受欢迎和重视”[24](P156)。由中共党员创办的《先锋报》受美共领导，服务于中共，听命于共产国际，与国内中共组织联系，基本都要通过共产国际安排。报社编辑在美国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是通畅的。王明当时撰写的有关时局和长征的稿件，也经常通过共产国际转交该报刊登。比如第155期《中国红军进取成都同时经略云南贵州》一文中，有一个电头为“莫斯科四月十六日本报专电”，说明该消息是由莫斯科专门提供给《先锋报》刊发的。

转载或编译其他通讯社和媒体的报道。这大概占了该报对长征报道发稿量的60%。比如，“联合社二月五号香港电：贵州共产军又向南进，在遵义县予政府军队以重创，又有重渡乌江威胁贵州省城贵阳之势”[29]。这些长征报道，素材虽然来源于中西报刊和通讯社，但都经过编辑的严格把关，过滤了各种“妖魔化”内容，只留下相对客观的新闻事实。

中共领导的通讯社供稿。当时主要是中国工农通讯社，它于1931年春成立于上海，“到1935年，工农通讯社由于负责人被捕而遭到破坏，不得不停止发稿”[30](P197)。从报道的电头可以看出，中国工农通讯社等给该报的供稿量，整体上占比很小。所以在它遭到破坏无法供稿时，《先锋报》的长征报道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编辑部自行采写。这样的稿件通常以评论或者深度分析为主。

通过各地通讯员和读者供稿，如《问答》和《读者通讯》栏目的稿件，都是读者的来信。这一点在该报《先锋五周年纪念特刊》一文中可以得到佐证：“系统的发展个人及团体的通讯和投稿，群众团体根据各自活动范围的需要，为先锋起草社论，向先锋寄送，再由编辑部综合全体形势，斟酌损益的发表。这是群众担任编辑几个极简单的例。”

正是有了这样独特的长征信息采集体系，才能保证《先锋报》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有效地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及时传递中共的政策、主张，建构长征红军的正面形象，出色地完成中共的对外宣传报道任务。《先锋报》为中共在特殊时期开展对外宣传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四、结 语

1934年10月27日，《先锋报》刊发第一则长征报道，这则报道比范长江、陈云、斯诺、薄复礼、董健吾和长征亲历者的长征报道要早1至3年。作为中共领导下的海外报纸，《先锋报》是正面、系统报道长征的重要报纸。它利用自身独特的地理位置，在纽约对历时两年的长征进行了持续报道。但囿于条件的限制和认识的局限性，《先锋报》上的长征报道鲜有作者署名，记者也无法亲临新闻现场采写，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没有记录，不实报道也在所难免。

《先锋报》上的145篇长征报道，打破了国民党政府长期对红军和苏区的新闻封锁，有效地表现了红军英勇、亲民、团结、友爱的形象。读者们惊奇地发现：在中国竟有这样的队伍，虽食不果腹，身处险境，却凭借着矢志不移的信念、艰苦卓绝的精神、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团结友爱的品质，翻雪山过草地，创造了人间奇迹。连一向傲慢的《纽约时报》驻华记者亚兵也承认：“红军对粮械充足之政府军多次攻击之有力抵抗，共产党员在信仰目的坚强下的誓死团结，足证以‘共匪污蔑'之无稽。中国苟能以共产军长途西征，穿山越岭之坚决与理想贯注于其巨量之军队，则日本在中国境内野心之实现，将受几乎不可克服的阻碍。”[31]《先锋报》积极宣传中共“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使红军长征师出有名，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先锋报》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领域最先竖起的旗帜[32](P97)，它打破了国民党严格的新闻封锁，及时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共的政策、主张，出色地完成中共的对外宣传报道任务，为中共在特殊时期开展对外宣传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历史功绩值得铭记。

注释：

①本文对长征报道样本的统计时间，基本限定在长征期间，即从1934年10月14日第129期到1936年10月31日第233期，但因为样本缺第147、153、171和206期，所以总样本数只有101期。此外样本没有计算《先锋报》对红军先遣队、留守中央苏区红军、萧贺红军与刘志丹陕北红军长征出发前的各种报道等。

②此文虽然不直接与长征有关，但当时能让读者较详细地了解红军领导朱德的情况，侧面满足了国内外读者对长征红军的认知，构建了红军的亲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