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勇良

浙江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研究员

新体制已走了40年，已经壮大，但阻碍因素依然，再不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进改革，势将影响发展

2018年11月底在北京参加中国体改研究会年会，深感改革人永远年轻。7位演讲者平均年龄68.9岁，中位数63岁。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争取用五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企业等改革。如今，整整一代人的职业生涯即将过去。至于改革，可以用吴敬琏老师给这次论坛发来的视频标题形容，“改革尚未有穷期，面临任务仍艰巨”，令人感慨万千。

高尚全老师的身体比前更好了。这位89岁的改革不老松，稳步缓缓走到演讲台前，中气十足，不用稿子讲了20多分钟。他把浙江的“四千精神”又加了“千头万绪抓根本”，“五千精神”说得一字不差。高老师的秘书小陆是桐庐人，我们两人共同感慨“仁者长寿”。

现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高培勇，最早听他演讲时是财贸所副所长。他在会上说，上个世纪80年代财税体制的基本格局，是“取自家之财，办自家之事，区别对待”。当时，财政收入的86.3%来自国有企业，所以财政主要也是办国企的事。目前财政收入的50%来自民企，转型成为办众人之事。家长赚来的钱是一家子都可用的，国企赚来的钱居然只是自己用，这种体制当然必须改。

张文魁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在工业企业当过工程师。根据他的研究，当前国企产值占23%、贷款余额占近70%。为什么金融机构如此偏爱国企？张文魁说，是因为“相信这些企业还不出来（对自己）也没关系”。这些现象司空见惯。但如此简练表达，直击要害，仍不免震惊。

1995年我曾发表“体制外发展与增量改革”一文。20多年过去了，樊纲在会上也讲了这个内容。20分钟的规定时间，他只讲了17分钟。樊纲讲到改革的两大难点“不愿改”和“不会改”时提出，“保住既得利益先发展新体制”。

樊纲的换车史，或许也典型反映了新体制的从零起步。樊纲刚从美国回来时，小车尚是体制内身份的象征。樊纲说，他有一次开着他自己买的长安小面包车去美国驻华大使馆开会，站岗的武警战士盯着他看，觉得很惊奇。1999年做市场化课题时，樊纲开白色的尼桑车带我们一起去吃饭，后来听说他换了白色帕萨特。“白色帕萨特可是不多的”，樊纲当时如是说。

不过，樊纲坦言，前面说的这个逻辑同时也可以证明，“改革会出现逆转”。如果原来的既得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法截取利益，将使得新体制增长得慢、旧体制增长得快。这里应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新体制已走了40年，已经壮大，但阻碍因素依然，再不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进改革，势将影响发展。

曾与江小涓20年前在日本的一个会上相遇。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位小巧文静的女学者，日后官至国务院副秘书长。她刚刚出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在会上提出，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时代，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企业家精神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导致了市场与政府边界的移动。江小涓虽曾是高官，却不脱女学者的率真。演讲中途，她问台下的主持人，“我的时间到了吗？”大家一阵笑声。

王战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上海参加浦东开发开放研讨会时认识的。这次论坛，他是惟一来自北京以外的南方演讲者，现任上海社科联主席。王战演讲题目原本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几个实际问题”，临时改成“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路径分析”。他讲了10大路径，民营经济是第10个路径。这类排序也有“潜规则”，放第一的位置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放在最后的位置，有时也是最重要的，王战在演讲中也作了类似的强调。

宋晓梧前会长是那天上午会议的主持人。他即兴串词，使得严肃抽象的改革论坛不时有愉快的笑声。他介绍江小涓为“中青年学者”，顿时让我觉得年轻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