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注定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也是承载全新发展使命的一年。省委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新一年，浙江要把握新时代重要战略机遇，扎扎实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如何将这些战略布局落到实处？六位专家学者给出的关键词，或将为我们带来新一年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指引。

长三角一体化

应积极发挥浙江之长、扩大浙江优势，形成差异化发展和互补性发展格局，共同引领长三角发展

当前，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正进入新高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提出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提出了长三角一体化将在引领发展新理念的落实、更高水平地推动改革开放、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引领和配合长江经济带以及“一带一路”、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发挥重要作用。这为包括浙江省在内的长江三角洲三省一市提出了努力前行的方向。

2018年是浙江省以实际行动呼应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大力推动进“四大”建设并获得成就的一年，杭嘉湖和甬台温地区经济继续快速增长，成为引领浙江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门户和先行区。

展望2019年，浙江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在推动和引领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长三角一体化大背景下，浙江应积极发挥浙江之长、扩大浙江优势，形成差异化发展和互补性发展格局，共同引领长三角发展。一是要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大格局下，继续推动“四大”建设。二是要在更高水平更高起点的改革开放中发挥先锋作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双创事业，鼓励企业家走出去、引进来，增强浙江经济发展新动能。三是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推动杭州打造数字经济第一城，推动浙江成为数字经济引领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高地和产业集群高地。四是要加快杭州、宁波等大都市圈的建设，形成特色鲜明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同发展格局，对接上海和长三角其他城市，共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大都市群。

产业数字化

聚力产业数字化，是全面建设数字经济示范省的主战场，是增强发展新动能的加速器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化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努力在产业数字化和融合创新上实现新突破。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主体，2017年浙江2万亿元数字经济规模中融合部分占比达到76.4%。数字产业化与人才、技术、平台等资源的关联度很高，而产业数字化则不是那么突出，这使得区位条件相对不利的地方一样可以大力推进。聚力产业数字化，是全面建设数字经济示范省的主战场，是增强发展新动能的加速器。

以数字化转型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制造业是浙江的立省之本、强省之基，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领域。要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加强特色工业互联网平台和应用体系建设，促进先进制造业与互联网创新融合发展。深入推进“企业上云”行动，推进“机器人+”，推动生产方式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变。探索创新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数字化资源共享机制，大力推广协同制造、协同研发、协同采购等“互联网+制造”新模式。

以数字化转型提升现代服务业水平。推进研发设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检验检测服务、供应链管理、商务咨询、节能环保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发展数字文创、新零售、智慧旅游、智慧健康、智慧养老等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满足数字化智慧化生活消费需求，引领消费升级。紧抓“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契机，发挥跨境电商综试区作用，加快发展数字贸易，打造全球电子商务核心功能区和“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战略门户。

以数字化转型推进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推动农业生产模式和经营模式的数字化，加快发展精准农业、设施农业、效益农业。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适销对路的数字化农业服务，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系统，构建农产品网络销售体系。加大数字乡村建设力度，支持26个加快发展县因地制宜发展数字生态经济，积极推进数字技术与生态资源深度融合，推动精准扶贫，培育区域发展新动能。

拓展国内市场

拓展国内市场要从畅通流通渠道、推进供需对接、优化消费环境三方面着手推进

2019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国际市场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大力拓展国内市场对满足消费升级、应对贸易摩擦、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重点应突出以下几方面：

畅通流通渠道，做到“有得买”。不断健全流通网络，进一步优化城乡商业网点布局，完善便民消费设施供给，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有序发展城市综合体、购物中心、社区商业中心，鼓励发展连锁专卖店。加强重点商圈、步行街等的改造提升，培育杭州湖滨等具有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高品位步行街。推动互联网龙头企业设立实体店和体验中心。创新流通方式，大力发展新零售、新业态、新模式，推动百货商场、大型超市、商业综合体等实体商贸零售企业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全面改造业务流程，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

推进供需对接，做到“买得对”。鼓励各类企业加强现代供应链建设，促进产销对接、供需匹配，以提升经济运行效率、降低供给价格水平，并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消费需求。鼓励推动产业互联网建设，大力推进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在产业供应链体系中的集成应用，实现采购、设计、制造、物流、销售、管理等各系统的无缝连接和智能管控，实现协同设计、敏捷制造、精准营销。鼓励企业推进产品研发、设计的数字化，引导企业由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向柔性化、个性化定制转变。

优化消费环境，做到“放心买”。探索构建以信用为核心、以大数据为支撑的新型监管机制，建设重点消费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加大线上线下质量监督抽查力度，推动建立健全企业“黑名单”、惩罚性巨额赔偿等制度。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严格实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通过专题培训、质量认证、品牌注册等，提高知识产权意识和品牌质量观，推动重点商圈“放心示范店”认证。借鉴国际消费维权模式，构建监管维权新机制，完善消费维权处置机制，推动消费维权诉求处置的智慧化、便利化。

全面开放新格局

要按照“四大建设”总体部署全力优化省域开放布局，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形成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重申了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再次向外界表明了中国坚持走开放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对外开放再扩大，努力谱写新时代对外开放新篇章是实现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当前，在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沉渣泛起，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仍需按照既定部署和节奏，坚定不移地推动扩大开放。

展望2019年，应根据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新机遇，牢牢抓住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变化的倒逼机遇，谋划实施一批最体现浙江资源禀赋、最契合国家战略的重大开放举措，培育开放发展新优势，重塑增长新动力，积极推进浙商全球价值链新布局，适应供给侧改革需要，积极引入国际先进要素弥补省内发展短板，以对外开放倒逼改革有效提升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为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和坚实支撑。

应进一步落实好扩大开放的各项重大举措，充分发挥“四港”融合、国际经贸、跨境电商、新金融服务、全球浙商等综合优势，按照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总体部署全力优化省域开放布局，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形成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一是创建一流国际营商环境，切实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和效益。二是加快谋划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2.0版，探索创建自由贸易港，打造层次更高、环境更优、辐射更强的开放新高地。三是更加积极主动扩大进口，为实现进出口平衡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要素支撑。四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优化推进多元化出口和投资，通过全球范围合理配置生产环节，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生产网络，努力培育一批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

大都市区引领

新时代，相对此前的都市区战略，大都市区战略既是其自然延伸，需注重和响应三大新变化

浙江发展已进入大都市区引领的新阶段。特别是随着浙江经济进入转型攻坚关键期，数字经济、美丽经济等新经济不断涌现成长，亟待大都市区积累提供优质丰富的人才科技金融信息等资源要素，以及富有活力的创业创新环境；进入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现代富庶多元包容生态健康等美好生活向往亟待形成“大都市区+小县大城+乡村振兴”的城乡一体化生态体系。

都市区化本质上是新型城市化的升级。一方面，浙江人多地少，城镇较为密集，加上快速交通网络完善与经贸往来深入，特别是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等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科技金融人才等资源要素，及其要求的专业化分工细化拓展与服务半径不断扩大，传统城市已难以满足，需要把城市主形态拓展升级为都市区。另一方面，“传统县城+中心镇+中心村城乡结构”正随着基于城乡一体化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不断纳入都市区范畴，使乡村生态产品、物流配送以及所需科技金融服务等可直接对接都市区。

新时代，相对此前的都市区战略，大都市区战略既是其自然延伸，也需注重和响应三大新变化：一是把全省作为一个大都市区来规划建设，更加注重各城市间的网络化、节点化建设与科技、人才、产业、市场等交流合作，更加注重大都市区内市场规则、文化、习俗等的一致化，及其市场监管、执法、仲裁等的一致化建设；二是进一步发挥杭州都市区的引领作用，包括相关理念、经验的借鉴推广、绍兴台州嘉兴等都市区新建，也包括支持杭州都市区有序扩大范围，分类推进杭金义、杭金温、杭绍台一体化，增强杭州都市区对其它都市区的辐射融荣；三是在积极参与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中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这也是浙江参与长三角一体化的主路径与模式，以增强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综合效益、能级提升。

保障就业

就业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是转型升级和动力转换带来的，部分人群的就业难和部分领域的用工难并存

2019年，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形势下，保障就业对持续改善民生和保障社会稳定的意义更显突出。近年来，我国新增就业人口稳步增长，浙江部分外来劳动力随着中西部发展而回流，城市拆违整治提高了居住成本，也强化了这种趋势，缓解了部分行业去产能和企业外迁带来的再就业压力，也有利于我们应对经济下行带来的就业压力。但我们面临的就业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是转型升级和动力转换带来的，部分人群的就业难和部分领域的用工难并存。在就业人口向城市特别是一二线城市集中、以寻求更多更好就业机会的同时，服务业在城市经济中的比重持续提高，就业需求、就业愿望和就业人口的素质发生明显错位。不仅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型服务业缺乏足够的合格劳动者，一些传统服务业也存在着从业人员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以致用工成本提高导致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提高，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需求难以满足。这不仅影响着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强烈愿望的实现，而且使不少在职人员背负了沉重的家务负担，降低了工作效率。公共服务和社会化生活服务的某些短板成为百姓安居乐业、吸引和留住各行各业人才的突出障碍。

针对这些突出问题，我们不仅要根据社会需求的实际变化，加强对就业愿望的引导，加强对新就业人员和再就业人员的适岗培训，特别是大跨度转业的培训，而且要针对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和客观存在的薄弱环节，大力发展公共服务事业和服务产业，放手发展提供公共服务的专业化社会组织，大幅度增加服务领域的就业岗位，完善相关政策，鼓励和扶持劳动者在这些并不高端的行业创业和灵活就业、新形态就业。切实缩小不同编制和不同就业方式人员之间在收入、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方面的差距，提高就业的稳定性，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并能从省外、国外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