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包弟》虽然烙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但从其表层意思来看，这是一篇不难解读的散文：文章叙述的是作者在“文革”期间无力保护自己家中的小狗免遭劫难的一段恨事。小狗“包弟”因乖巧温顺、懂事忠诚等深受作者家人及来客的喜爱。但是“文革”来了，它却成了家中的一大包袱，因为它的叫唤可以随时引来抄家的不速之客。目睹邻居被抄家的惨状，“我”终于决定把养了七年的包弟亲手送上医院解剖台，供科研人员做实验用。小狗包弟从此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但“我”的良心一直遭受熬煎，还时常怀着悔意刻骨铭心地想念它。

一、巴金在创伤中负罪

细读文本，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惑：为什么巴金一定要把小狗包弟送上解剖台，让它承受剖开肚皮的痛苦？在文中，作者明确地解释了原因：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这个晚上附近小孩几次打门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来乱叫，也没有给捉了去。这是我六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抄家，人们拿着东西进进出出，一些人在大声叱骂，有人摔破坛坛罐罐。这情景实在可怕。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按照作者表述的意思，是因为“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又因为“我”亲眼看见邻居被抄家，这种情景是“我”活了60多年来第一次看见，于是“我”在“胆战心惊”“实在害怕”的心理驱动下，亲手将包弟送上了医院的解剖台，让它忍受剖开肚皮的痛苦。

抄“四旧”，源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它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在这场政治风暴中，红卫兵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名，对一切外来和古代的文化进行了颠覆性的扫荡。巴金作为一个60多岁的老人，且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人生阅历应该非常丰富了，但是这样的抄“四旧”事件却让巴金感叹“这情景实在可怕。”正因为这样，巴金为了自保，也为了保护家人，最终将包弟送上了解剖台。但联系实际，处理包弟的方法显然不止这一种，比如将包弟放去流浪，让它成为流浪狗，或者将包弟送给乡下人家等，对于“送走包弟”这一设想，巴金在文中已经给出了解释：“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不是毫无他法，而是巴金并没有付出实际的行动将其送走，试想，如果以这种方式处理包弟，有可能给包弟留下一线生机，但巴金却亲手将包弟送上解剖台，这实则已经设定了包弟的死亡结局。

认真研读文本，巴金的邻居被抄家是有原因的：他是“年老的工商业者，原先是某工厂的老板”，属资产阶级行列，是“四旧”之一。而巴金的家也可能会被抄，因为他的“宠物”包弟很有可能给他带来灭顶之灾：包弟是“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并且“我”的日本朋友对它感兴趣，此外，包弟还上过日本通讯社的电视片。所以，包弟的“身世”极其敏感，它与外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让包弟留在“我”身边，在不久的哪一天，包弟肯定会让“我”也背上“里通外国”的罪名，给“我”带来灾难。

所以，巴金亲手将包弟送上解剖台，除了牺牲包弟，进行自保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意图，即在图表现，表态度：包弟与外国有牵连，正是因为包弟的特殊、敏感身份，“我”选择将包弟亲手送上解剖台，以此表明“我”對狗的大义灭亲，与“资本主义势力”“外国友人”划清界限。

在那个非人的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扭曲，人性已经变异，人们相互告密、出卖、划清界线等现象更是司空见惯。小狗包弟在巴金家生活了七年，在一定程度上，包弟已经成为了巴金家的一份子，但巴金为了保全“人”的家人，“不要让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迫不得已将包弟送上解剖台。保护一条小狗，还是保护全家？如果二者必选其一，只要稍有人性的人，都会选择后者，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巴金的选择合情合理，即使在现代人看来，这种选择也无可厚非。从人性方面来说，巴金不必为自己的选择而歉疚和忏悔。倘若巴金认为自己的选择是错的，当初不该把小狗送上解剖台，那么结果就是让自己的全家“堕入地狱”，如是这样的话，巴金就不仅仅是忏悔，而是成为全家的罪人了。但巴金却因将包弟送上解剖台一事，心灵受到极大的熬煎，他说：“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牺牲包弟的性命，保全家人的生命，是在特殊年代发生的特殊事件，社会、读者可以理解并原谅他，但巴金却在文章结尾郑重地写到“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二、巴金的忏悔对象

高中语文必修I《教师教学用书》将本文的主旨概括为“它讲述了作者家中的一条可爱的小狗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那个疯狂时代的惨无人道的现实;文章描写了小狗的悲惨遭遇留给作者心中永难磨灭的创痛，表达了深重的悲悯、歉疚和忏悔之情。”从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将课文的主题理解为：反映那个疯狂时代的惨无人道的现实和对小狗表达深重的悲悯、歉疚和忏悔之情。

《小狗包弟》选自巴金的散文集《随想录》，李存光先生在《巴金传》中评论到“《随想录》的独特之处，《随想录》的价值，主要在于他是一个受害者的严肃反思，一个正直心灵的痛苦自审，一个最无责任者对自己责任的拷问。”但是，巴金在文革期间真的是一个“最无责任者”吗？他真的只是在向小狗包弟表达忏悔之情吗？

巴金在《随想录·遵命文学》中，谈及自己批判老朋友柯灵的电影《不夜城》一事，在《随想录·怀念胡风》中，他也详细地反省了自己为了明哲保身而不惜对朋友罔顾事实的上纲上线的批判、表态，巴金反思了自己牺牲正义、出卖朋友之事等。

巴金为了表态度，杀害了小狗包弟，我们说这是在特殊年代里发生的特殊事件，从人的本性方面来说，是可以理解与原谅的，但是，巴金却为了所谓的“生存机智”或自称的“做人太老实”，对老朋友口诛笔伐，批判电影《不夜城》，批判朋友柯灵、胡风等，他的各种批判犹如火上浇油，无疑会给朋友带来巨大灾难。在政治的压迫下，巴金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听到文革的风声时，企图以牺牲小狗来自保，这是在纵容恶，向邪恶势力妥协;在文革进一步蔓延时，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背叛朋友、出卖灵魂的知识分子，从本质上来说，这是对罪恶保持沉默，屈从邪恶势力，因而巴金已经成为了罪恶势力的帮凶。

那么在此期间，巴金本人是否真的免于“文革”灾难呢？

在课文《小狗包弟》的“研讨与练习”板块，教材编写者为我们提供了以下链接材料：

1968年8月，巴金被监禁;9月，被抄家，并经受各种形式的批判斗争;1970年到上海郊区劳动改造;1972年8月，妻子萧珊病逝;1973年回上海，在四平方米的小屋翻译大量的作品，直至“文革”结束。

所以，在1968年到1976年的8年时间里，巴金也遭受着“文革”的巨大迫害。

巴金也曾说：“有过很短时期我曾想到自杀，……但是想到今后家里人的遭遇，我又不能无动于衷。想了几次我终于认识到自杀是胆小的行为，……在那样的日子里我早已把真话丢到脑后，我想的只是自己要活下去，更要让家里的人活下去，于是下了决心，厚起脸皮大讲假话。”由此可以看出，巴金对自己有着坦白的自审，而《小狗包弟》中的忏悔“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也不仅仅是对狗的忏悔，更有巴金对其朋友的忏悔。

三、巴金以《小狗包弟》为标题表达忏悔之情的原因

谢冕先生在推荐意见中说：“《小狗包弟》是一篇因小见大，通过小动物讲大时代的具有巨大概括力的文字。”既然《小狗包弟》这篇课文的背后讲了大时代的具有巨大概括力的内容，但是文章为什么以“小狗包弟”这样看似比较轻松的语言为标题呢？

课文的落款日期是1980年1月4日，相比于“文革浩劫”发生的十年，1980年距离“文革”结束还不到四年，因此，巴金在写这篇文章时，外在的浩劫余波还没有彻底结束，内在的心灵创伤也无法暂时消弭，使得巴金在课文中反复强调“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

写《小狗包弟》的时间是1980年，在“文革”一结束，巴金就以忏悔者的态度明确表达对包弟的忏悔，用隐含的方式表达他对曾经伤害过的朋友的忏悔，因此，文本中既有对“狗”的忏悔，还有对“人”的忏悔。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巴金也并没有做到他在《“豪言壮语”》中说的“要讲话就得讲老实话，讲自己的话，哪怕是讲讲自己的毛病也好。”因为在《小狗包弟》中，巴金隐瞒了他的最本质的忏悔对象——人。

课下注释①写到“《小狗包弟》原载《芳草》1982年第3期。”也就是说，巴金在1980年写的这篇忏悔文章，在两年之后才得以公开发表，从1978年底到1986年8月，巴金用了8年时间带病写“随时随地的感想”，辑成《随想录》，课文《小狗包弟》属于他感想中的极小部分，不仅表达着巴金对小狗的忏悔，还隐含地表达了他对朋友的忏悔。但在“文革”浩劫的余波下，作者不敢公开写自己对人的忏悔，只能以看似轻松的“小狗包弟”为标题，让读不懂的读者以为只是在写狗，让能读懂的读者理解作者要表达的内在含义。

已经经历了十年浩劫，时代给人造成的心灵创伤不会完全平复，从巴金开始执笔写作《随想录》的1978年开始，到1980年写出的《小狗包弟》之际，浩劫是否会卷土重来？人们不知道，巴金也不知道。所以在当时，浩劫暂时消退，巴金写出《小狗包弟》，从本质上来说是在自责、忏悔，但我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說他是在浩劫退潮之后的再一次表态度，进行新一轮的“自保”。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文革”残余势力和新时期文学交替之际，面对人祸带来的惨剧，巴金在《小狗包弟》中没有像绝大多数人一样，高喊“我控诉”！而是思考自己作为一个受害者与帮凶对灾难应该承担的责任。在文学界，他率先进行自我解剖与忏悔，巴金在《给李济生的信》中也写到：“我不想认错，但不表态不行。害怕事情闹大下不了台，弄到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所以连忙下跪求饶，只求平安无事。为了保全自己，我只好不说真话，多说假话。昧着良心说话，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可悲、可耻的事情了。”因此，在1980年写作的《小狗包弟》中，“可耻”就成为76岁高龄的巴金老人自我解剖灵魂后发现的病灶。

在巴金去世后，作家余华为巴金写了悼文《巴金很好地走了》，在文中，余华写到“我时常觉得《随想录》就是巴金对自己思想和生活最完美的修改。所以我要说：‘巴金很好地走了。”余华用了“修改”一词，也就是说，在文革中，巴金跌倒过，他的灵魂曾经有过污点，他出卖过自己的灵魂，但是现在，通过写《随想录》，他将这个污点用橡皮擦擦干净了，他修改了他灵魂的画面，所以他“很好地走了”。因此，说了真话、进行了自我灵魂解剖的巴金，还是一个美好的巴金。

陈思和教授说：“巴金先生严厉地批评自己，无情地自我解剖，是站在一个很高的精神立场上进行的‘忏悔，巴金是二十世纪中国的良心。”

《小狗包弟》向我们展现的是巴金深深的自责与无尽的忏悔，反映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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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彩红，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