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茂旺

（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 四川成都 610041）

“南路边茶”专供青藏高原居住的以藏族为主体的人群使用，主产区为四川雅安、荥经、名山、天全、邛崃，其茶叶经过特殊工艺加工成茶砖后，以打箭炉（康定）市场为集散地，沿着康北和康南两条线路输入康藏各地。中国历史上，中央王朝充分利用汉藏间农耕经济与畜牧经济的互补性，推行了官营茶马贸易和商营边茶贸易。宋代始，就将其纳入官营茶马贸易的专属物资，相沿上千年，交易规模大、市场范围广、影响程度深，促进了汉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密切互动。

清朝初期，在西北和西南推行了两套截然不同的官营和商营贸易制度：面向甘青藏区，在西北继续沿用宋明时期的官营茶马贸易，由政府经营，自乾隆初年才予以废止；面向康藏地区，则确立商营边茶贸易，康熙年间在打箭炉（康定）开辟边贸市场、设置榷关管理。由政府颁发茶引、征收茶税，茶商自由营运。打箭炉作为清代南路边茶商营贸易的唯一榷关和主要市场，有一套独特的人事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1]促进了打箭炉榷关的顺利运行。由此，打箭炉便成为了南路边茶输往康藏的集散地，推动整个康藏地区的商业皆因茶而兴，促使汉藏贸易重心逐渐南移。清政府为何于康熙年间在打箭炉设置榷关，正式实行南路边茶商营贸易？其确立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本文拟作一初步探讨。

一、康熙年间确立南路边茶商营贸易的背景

（一）清初南路边茶产地的社会状况

宋明两代的官营茶马贸易相继实施了茶引制和开中制，将茶商推向了汉藏茶马贸易的前台，出现了官茶商运、官商分利的局面，打破了官营茶马贸易时期由政府专属垄断茶利的格局，为茶商专营边茶的特权地位创造了条件为官营向商营贸易过渡奠定了重要基础[2]。

明末清初，不仅西北官营茶马互市地区受到了战争的破坏，南路边茶主要生产基地的川西雅属区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史载：“蜀省洽侟罹惨劫之后，民无遗类，地尽抛荒，”[3]“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4]“大军所至，田舍一空。”[5]明末清初，由于四川战乱酷烈，呈现社会残破、经济凋弊、田野荒芜、人烟断绝等惨状。明末清初的战争破坏了南路边茶产销区的市场、社会秩序，表现为“缘蜀中产茶之处，强半出于西南，而川北仅产巴、通二处，且自兵焚之余，产主沦亡，茶株皆蔓草莽，复无富贾大商贸籴来其间，故虽有茶法，无所用之。近有失业贫民，披荆剪棘，每乘初春摘采零卖。不谓此利一开，奸猾豪民，擅据中梗，而贫民小贩卒无所利，惟无茶法以稽之，故利未兴而害随见如此。”[6]川北园户因战争沦亡，茶园无人管理，荆棘丛生，尽属荒芜。茶叶的生产困难重重，茶马贸易受到严重影响，“茶产于川湖，彼中尚为寇据，非迟之二三年，茶必不能来。”[6]

清朝势力于顺治九年（1652年）七月开始涉足川西地区，以天全六番、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土司向清廷上缴明朝印信为起点，“天全六番、乌斯藏、董卜、黎州、长河西、鱼通、宁远、泥溪、蛮彝、沈村、宁戎等土司各缴前朝敕印以降。”[7]但紧接着，顺治十三年平西王吴三桂势力退守到此一区域，以雅州为中心，并给予天全六番招讨司颁发敕印，之后在顺治十六年清军才肃清南路边茶产区的南明军残部。[8]据档案记载：“顺治十六年天全六番招讨司缴印投诚，并呈报拒贼（吴三桂）功苦及受害惨情。顺治九年三月自投，见平西王吴三桂后，遭伪藩刘文秀、伪将军狄三品、祁三升等复据雅州，百端生害，罚饷征兵。称卑司归向于清朝，心怀异志，更古制，经历为税官安拨害民，土人仅存皮骨，十室九空，死徒载道委设靳洪玉守炉（打箭炉）。断截卑司，历来抚赏茶包以古今为新路，诬抚赏为私茶，大悖历朝制度，又设毛伪官占据卑属下五乡天台山、白岩等处地亩及抚番茶斤。致僧人远徙大半，道路不通。本年正月内奉监军道差官传奉卑司联络各土司尽力固守堵截余贼，……先后在沈村、大坝、冷碛交战，并传谕炉（打箭炉）内各支候令同马安抚司，蛮庄七姓紫眼共出黎州断贼归路。卑司属民卑贼捉掳者不啻数千有零。今职全家投诚赴谒缴投逆贼续颁伪印。……查蜀中诸司惟跻泰所辖地方独广……”[9]

从天全六番招讨司缴印投诚的档案资料来看，顺治十六年前，清朝势力未能在南路边茶主产区实行有效统治。同时，南明军势力以雅州为中心，并派靳洪玉控制打箭炉，采取了设置官吏、征兵、税收等一系列措施。可见，南路边茶产销区的社会环境受到了战争的破坏，导致茶园无人看管，茶道不畅通，商人无法经营，南路边茶的凋敝亟需重振。

（二）清朝势力深入打箭炉

顺治十六年后，当清朝势力逐步渗入川西藏区后，一段时期内清政府围绕吴三桂在康区的活动以及准噶尔渗入西藏作为治理康区的着力点，开始在此区域设置塘汛，布置兵力，开辟边茶互市口岸，最终把康藏地区纳入清的统治。为南路边茶商营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

康熙十九年（1680 年），清廷派人赴打箭炉侦查防御情况，并搜寻吴三桂与五世达赖喇嘛相互往来的书札[10]。说明此时吴三桂的势力仍在打箭炉一带活动，清军尚未完全控制打箭炉。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达赖喇嘛奏请于“打箭炉交市”。[11]清政府派遣四川巡抚于养志会同西藏喇嘛营官查勘打箭炉地界，并准番人贸易[12]。并对地方行政事务的管理做了详细分工，“番人”事务以文本的形式告之达赖喇嘛，使晓谕营官遵行管理；涉及土司之事，由土司管理；内地商人由清廷派员管理。[13]打箭炉市场由清廷、土司与西藏喇嘛营官三方共管。

不过，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西藏派驻打箭炉营官第巴昌侧集烈杀害了明正土司，不仅占领了明正土司居住的地方，而且扩大到大渡河以东的乌泥、若泥、凡州等三处，并窥伺嘉庆擦道[14]。康熙迅速将驻防化林坪的清军调往打箭炉，杀死第巴昌侧集烈、大冈营官笼送。[15]后当地番民、商贩、喇嘛、木鸦头目等归顺。恢复明正宣慰司，并于康熙四十年派遣化林营五百余官兵驻防打箭炉。同年，打箭炉设榷关，派差部院员外郎一人监督税务。[16]打箭炉设立榷关作为南路边茶商营贸易的具体管理机构，是以川西藏区的稳定为前提，并将经济控制权收归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打箭炉政治、经济与军事的直接管理。

（三）塘汛的设置

清政府最初在化林坪(今四川泸定县境内)设塘汛站[17]。“康熙二年(1663年)改汛为营，官兵增至五百八十三员，设守备，马步兵丁二百名，康熙三十四年(1695 年)设参将。”[17]，这是清廷在川西藏区早期的兵力布置。“康熙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兵分三路攻打箭炉，杀蛮兵五千余人，斩磨西营官喋吧昌侧集烈及大冈营官笼送等。”[18]清军越过大渡河西进打箭炉，但因军事供给等多方面的原因，次年便撤退至化林坪，并将内地驿站自邛州(今邛崃县)延伸到打箭炉。[19]后来，打箭炉以西的塘站设置与驱逐准噶尔势力有关,“准噶尔五百人已至叉木多地方，现今里塘有察罕丹津所遣之寨桑居住，与准噶尔暗自通谋。又据护军统领温普密信云：‘窥探堪布之心，尚在未定，理应准备。’臣等酌议飞咨温普，在打箭炉挑选满兵一百名，令前锋参领伍林帕等带领，再选绿旗马兵一百名、鸟枪兵三百名，令化林协副将赵弘基等率领，一同前往里塘弹压，相机擒剿。”[20]随着准噶尔势力在察木多、理塘的活动，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派兵前往理塘、巴塘,一并招抚察木多(今西藏昌都)、乍丫(今西藏察雅县)等地，便在打箭炉至理塘间设驿站10 处,每站备马6匹。随着清政府势力向西推进，从打箭炉至拉里(今西藏嘉黎县)共设塘站66 处，塘站对清军进驻西藏、粮饷供应、公文传送、驻兵防守、畅通交通具有重要保障作用。“自打箭炉至蓝墩安设塘站，递送文书、奏章，原议于里塘、巴塘各设千、把总一员，带兵稽查管束，但塘务所关紧要，千、把皆系微员，若无总理稽查之员，恐于塘务不无遗误。应于大员内酌派一员，每年前往稽查一、二次，始为有益。”[21]同时，“自打箭炉至后藏，设立了理塘、巴塘、察木多(昌都)、拉里(嘉黎)、拉萨、扎什伦布寺等粮台，以资军粮转运，这些粮台后来发展成为市场。”[22]

塘汛、粮台设置后，川藏一线商贾人员往来较多。正如《川藏游踪汇编》所记载，康区沿途除塘汛驻军、商贾外，极少见到其他汉族人的身影。这也说明汉商在乾隆至咸丰间，足迹也遍于川藏线南路。[23]直到民国时期，汉商在康区的活动，也主要集中在自康定到西藏的南北两路沿线地区。可以说，康区的塘汛是清代内地驿传系统与绿营军制向藏区的延伸，汛防分守防御与塘站相配合，客观上有助于维护沿途社会的安定，保障汉藏商贾在康区来往的安全及其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23]

二、康熙年间确立南路边茶商营贸易的原因

汉藏茶马贸易不论是唐之始、宋明之兴，还是顺治重建，其重心都位于西北地区。直到康熙年间确立南路边茶商营贸易后，汉藏边茶贸易的重心才开始由西北转移到西南，促使经济地理格局产生重大变化。这一转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其背后有何原因？考察历史发现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第一，入藏官道重心由青藏道向川藏道的转变。元朝时期在藏区设置乌思藏、朵甘思及朵思麻三个行政区管辖。同时，开始铺设入藏驿站，据《汉藏史籍》记载：“自萨迦以下，可视道路险易、村落贫富，选择适宜建立大小驿站之地，仿照汉地建立驿站之例，立起驿站来，总计设置有二十七个大驿站，其中朵思麻七站、朵甘思九站、乌思藏十一站。”[24]元代入藏路线一般认为分北线和南线，南线由“算木多”城南行或由河州东南出宁河驿，①今甘肃和政县境。沿甘南藏族自②今果洛西北的玛多县境内。治州，经松潘、茂州，与四川入藏之北线汇合，过甘孜、德格，然后与北线合并。[25]北线自“算木多”出发后，向西抵达朵思麻宣慰司所在地河州后，经黄河河曲、贵德州、黄河沿，进入朵甘思，沿玉树、德格，跨金沙江，过藏北，最后抵至萨迦。从元代驿站布局来看，无论是南线还是北线都以西北为起点，其重心也在西北，只不过经过了川西藏区的甘孜、德格等地。

明朝建立后，继承了元朝的疆域，对藏区采取“多封众建”和“朝贡互市”制度。明朝规定藏区僧俗首领的朝贡路线：“第一、阐化、阐教、辅教三王贡道自四川入。四川自黎州或天全，自陕西洮州出境。第二、长河西鱼通宁远……，自雅州入；朵甘思……，亦自黎州入焉,董卜韩胡……，如朵甘思。第三、成化3 年（1467 年），命进贡番僧自乌思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径赴洮、岷，著为例。第四、成化6年（1470年），由四川路入。”③参见《明史·食货四·茶法》卷八十；《明宪实录》卷六九，成化五年七月丙戌条、成化六年四月乙丑条；《续文献通考》卷二九；《四译馆考十卷》。

从明代的朝贡路线来看，至成化三年后，西藏僧俗首领的朝贡路线不得经甘肃的洮州、岷州，改由四川道，说明了藏区的僧俗首领朝贡路线主要由四川出入，恰好雅州、天全、碉门、黎州是必经之道，也是南路边茶主产区。明朝赏赐藏区僧俗首领的茶叶也存放在黎、雅，且与川藏茶马古道相吻合，均以昌都为起点，北线经江达、德格、甘孜、炉霍、道孚抵达打箭炉，南线则向东经察雅、左贡、芒康、巴塘、理塘、雅江抵达打箭炉，南北二线在打箭炉会合后，经雅安，[26]然后过名山、邛州、新津，经成都，[27]前往明朝首都。反之，明廷派遣的入藏使臣也走川藏道。可见，明朝时期，川藏道逐渐代替青藏道，成为入藏正驿。清朝出入藏区虽有青海、四川二路，但青海路出河源之西，“未入藏前，先经蒙古草地千五百里，又不如打箭炉内皆腹地，外环土司，故驻藏大臣往返以四川为正驿，而互市与贡道亦皆在打箭炉。”[28]因而，清朝时期川藏道亦是官道。从元以来，川藏道逐渐取代青藏道，成为入藏使臣、朝贡僧侣的主要通道，不断对道路进行整修、完善及道路安防的保护，为汉藏边茶贸易重心由西北转移到西南创造了条件。

第二，趱湖茶入西北易马。宋明时期主要是川茶、汉茶（陕西汉中）入边易马，还有部分湖茶（湖南、湖北的茶叶）。“川茶自隆庆三年题改折价，彼中抚按酌议开征。汉茶自万历十四年题改折价，所有茶园茶课见在催征册报辰下见行，每岁招商散引前往汉南及湖襄收茶转运，官商对分，以供招中耳。顾汉南州县产茶有限，且层岩复岭，山程不便，商人大抵浮汉江于襄阳接买。”[29]因明代陕西汉中茶叶产量有限，道路崎岖,运输艰难，于是政府每年招商散引，渡汉水往南进入茶叶产量丰富的湖广行中书省襄阳府辖区购茶，再转运入西北易马。其验收关卡，转辗路线由茶商将引单号簿持至湖广宝庆府转发新化县，收买茶叶后运回西北茶马司。在明代，湖襄茶被作为易马的补充。

顺治年间，湖南茶法未能通行，陕商统聚襄阳收买，在商人不无迁延短贩诸弊。[29]在急需马匹和茶叶的情况下，地方茶臣姜图南于顺治十年，“躬至兴安叮咛催督，幸得及时转运，然衙门相隔动越数千里，湖襄督催盘验自不容已。除汉中、巩昌两刑官于湖茶照常盘验外，其襄阳收茶处所，应如道臣所请，岁给官商引单号薄一册，于该府执对盘验稽核，责有攸归，此所谓湖茶宜趲也。”[29]因茶臣姜图南实地查看，发现县界的盘验所相距太远，以至于湖襄水贩店户将茶斤专卖别省无引私贩，官商有引却无从收买。又据“万历十三年西安、汉中凤翔行小引茶至今，仍有小茶商运茶中马，而延（延绥镇）、宁（宁夏）等处路途遥远，茶法久已绝响矣。”[30]同时，延绥镇、榆林及延安府等地的官员向茶臣姜图南议行茶法，“拟照旧小引例，引茶百斤量入官茶三十斤、额定每斤折价一钱三分，报交延镇官库，所过关津一体盘验，计榆、延二处可行茶二十万斤。”[30]。茶臣姜图南考虑到可以买茶达二十万斤，既以便民，又复裕国。于是果断决定向户部尚书固山额真臣噶达洪题请将湖茶尽快纳入边茶系列，“为裕茶法事，酌趱湖茶并行边茶。”[29]

户部同意了湖茶入边茶易马的措施，扩大了入边茶叶的采购范围。并规定“延、宁二处，商茶每引百斤量入官茶三十斤，额定每斤折银一钱三分，报交官库，相应著为定例，将收过数目汇报茶臣稽核，以备军需”。[30]同时，湖茶入西北主要通过水路运输，可以优于川茶陆路人力背负。于是，在清初西北易马的茶叶主要以湖茶为主，以至于南路边茶专销往川藏边茶向西挺进的销路，迫使南路边茶在专销川藏线投入主要精力，而这促进了川西藏区汉藏边茶贸易的兴起。

第三，康熙治国理政的重商思想。明末清初战事频繁，商业破坏较大。同时，执政者加重工商业税项来增加财政开支。康熙亲政平定三藩之乱后，认为阻碍商业发展的政策不利于国家的发展，而采取革除种种弊端，“重困商民，无裨国计。种种情弊，莫可究诘。朕思商民吾赤子，何忍使之苦累？今欲除害去弊，正须易辙改弦。所有现行例收税溢额，即升加级纪录，应行停止。”[31]另外，还改变了传统王朝士、农、工、商阶序格局。将农、工、商三业并重，提升了商人地位。“商民是四民之一，富民亦国家所庇，藏富于民，不在计此铢两。以后有首告，应不准行。”[32]康熙重视农业而不压抑工商业的思想首先体现在视工商业为正业而非“末作”[33]。体现了康熙注重商业的发展，强民富国的理念。康熙并谈到：“设立榷关，以通商贾。”因此，康熙治国理政的重商思想也促使了南路边茶商营贸易的确立，通过在打箭炉设置榷关专管南路边茶商营贸易。

第四，清初重整西北官营茶马贸已初显成效。顺治初年，因官营茶马贸易凋敝，又因急需战马。清军占领西北后立即着手整顿和恢复因战争破坏的官营茶马贸易。

一是对违反茶政的茶马官吏的整顿。首先，整顿私自动用官茶赏番的官吏。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户部尚书巴哈纳题报甘肃巡抚等人私动茶篦事本中，对抚臣黄图安、张尚，镇臣刘有实，按臣魏琯没按清初茶法规定，私自动用原供中马茶篦赏番，分别给予了处罚。据载：“原任镇守甘肃等处地方总兵官都督佥事刘有实奏，窃臣于顺治二年四月蒙恩简镇甘肃，于七月初三日抵甘任事矣。独黄番脱受，番僧卓尔只，海彝古什娘子等，心怀叵测。臣即宣布皇上圣武神威，仁民爱物，仰仗天威，各番彝俱来投诚向化。臣查先年赏规，皆动茶篦。惟是臣方敢赏赉，以安反侧。其赏过茶篦数目，记忆不真，节经具疏上闻讫臣实为封疆而用，未敢私动矣。”[34]

“原任甘肃巡抚互调宁夏巡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今革职为民黄图安奏，顺治二年十月间，正河西初创之时，番彝未定之际，虑此远人无知，惟利赏赉，若轻易谢绝，必至跳梁作梗。但路途遥远，行囊如洗，势不能自为措处，又不能别为借代，惟有库中茶篦。彼时茶院未设，官守无人，稍动些须，权行扶赏，以鼓番彝无穷之欢心。今亦不记得动过确数，就茶臣苏京题明，同按臣魏琯、镇臣刘有实有共动茶三十六篦，照数分析，图安应赔补一十二篦。”[35]

因上述几位官吏仍按明朝茶法惯例，私自动用茶篦赏番，违反了清初茶法，并进行了处罚，“查动用各官，抚臣黄图安已革职，张尚已降调，镇臣刘有实已离任，按臣魏琯已回道，惟镇臣刘良臣尚在耳。”[36]并要求各官照数赔补茶斤，见任者罚俸六个月的薪水。

其次，整顿私买马匹的军官将领。清军入主中原所依赖的主力部队是以骑射善长的骑兵为主，所以军中需要大量马匹。在进征南方的战场中疏报朝廷，要求解决严重缺乏战马问题。如进征四川的部队疏中指出：“今大兵入川，进剿所需马匹，刻不容缓。”[37]为了补充马匹，平西王吴三桂奏请市马和定南王孔有德私派专人前往西北各地买马，都被清廷拒绝。

另据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户部尚书巴哈纳题严禁定南王孔有德私自运茶易马事本记载：“十一月二十七日据西宁兵备道臣孙启贤呈，据监收厅回称，据店口曹印、苏成美结称，十月初九日，定南王差官张云凤、郭九锡、马弘基、卢万钟，雇脚八百三头，驮茶一千九百零五包，至西宁秤重九万五千斤，具报到臣。该臣看得征南需马，自应请命于朝廷，而以茶易马，尤为法纪之明禁。今定南王自楚载茶入秦，既未奉有部文，显属违禁之举。此端一开，是藩王先不遵朝廷之功令，而又何以责境内私贩之奸民也。除一面檄行西宁道臣，羁留候旨外，伏祈皇上、皇父摄政王救部查核施行。”[38]

上述史料表明，顺治八年，定南王孔有德未经清政府批准，派人私运湖茶九万五千斤至西宁易马，而被茶马御史没收用于易马，其买茶用过银两，于湖广额赋银内，照数给还，脚价不必议，违例载茶易马本应议罪，新奉恩赦免议[39]的处罚。同样，平西王吴三桂奏请市马，也未被准行。[40]

二是整顿民众私贩茶马。清初不允许军官将吏私自贩茶易马，而对民间大众也不例外。据档案记载：“据按察司呈，西安府长安县人张亮，于顺治七年四月内，纠合他人，在汉中府兴贩私茶四十一担，携带弓矢，发运别地货卖。另凤翔府人王守才亦不合兴贩私茶四担。亮等伙内因索包搅银，两相嚷将情互禀马坞镇防守高友义拘审间，比亮等各又不合称有固山票文，及至验看，并无票文。严审得，张亮等各招称，往汉中买茶共四十七担是实。”[41]

上述案情中，不同籍贯的私贩携带武器并无茶引，先后私贩四千八百六十七斤八两的茶叶，给地方社会带来严重影响。根据清朝当时的律法，私茶有兴贩夹带五百斤者，照见行私盐例押发充军，其处罚如下：

据此。看得张亮等客商，尽是乌合，而又无票文，乃敢诈称汉中将官，兴贩私茶，挟带弓矢，扰害地方者，岂止一处为然。二罪并论，法难轻纵者也。各犯发巩昌府羁监，将情移会巡茶吴御史处……律云：私茶有兴贩夹带五百斤者，照见行私盐例押发充军。[42]

三、结语

综上所述，清初对茶马贸易市场的恢复与整顿，已初显成效。因而，在西北袭明代官营茶马贸易。在四川则确立南路边茶商营贸易，采用“课纳于园户，税出于商人”的征税制度。清王朝势力深入川西藏区后，逐步以打箭炉为中心建立了有效统治，然后恢复塘汛，开通打箭炉边茶市场和设置榷关。不仅与西北官营茶马贸易的恢复初显成效、入藏官道重心由青藏道向川藏道转变、康熙治国理政的重商思想以及趱湖茶入西北易马相联，且与清政府的政治经济战略布局有着密切关系，已经超出了简单的经济和集市范畴，并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和深厚的社会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