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布

（西藏大学文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1716 年底，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调集军队，派策零敦多布亦称大策零敦多布)统帅6000 余人的军队，从南疆和田出发，翻越昆仑山脉，远征西藏，并于1717 年夏到达纳仓()地方。拉藏汗一方面征集卫藏兵员到达木，准备迎战，[1]另一方面又邀请班禅额尔德尼·洛桑益西等高僧到达木，试图居间调停。[2]在准噶尔军的强势进攻和宣传鼓动下，拉藏汗军士气不振，节节败退，拉藏汗本人也在撤回拉萨后兵败身亡，和硕特汗廷在西藏的统治就此土崩瓦解。

这一事件不仅在藏族史、蒙古史、蒙藏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清前期经略西部边疆的历史上也举足轻重。策妄阿拉布坦对西藏的军事远征不但出于其扩张权势的政治野心，同时也跟西藏格鲁派寺院集团与和硕特蒙古上层的矛盾日趋尖锐，进而引发“真假达赖之争”，使整个青藏高原地区政教局势动荡不定，从而给觊觎西藏已久的准噶尔势力以将触角伸向西藏的极好机会，有着密切关系。

然而，孤掌难鸣。仅凭准噶尔方面的政治野心，和他们获得实现这一野心的可能的机会，并不足以对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令人信服的说明，也难以解释清准噶尔军队能够顺利攻入拉萨并彻底消灭拉藏汗势力的原因。实际上，西藏的格鲁派寺院集团求请并为准噶尔军队引路是这一事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要素，而格鲁派集团与准噶尔各自目标的差异，又导致这一事件无可挽回地走向对双方均属灾难性的后果。

一、“真假达赖之争”

“真假达赖之争”的发生，显然与蒙藏联合政权内部的政教权力博弈及其日趋紧张有着密切联系。西藏格鲁派寺院集团与和硕特蒙古上层之间，其实早在建立联合政权伊始就存在着互相较劲的暗流，但直到顾实汗去世之前，一方面由于顾实汗和五世达赖喇嘛各自在政治、宗教上的崇高威望，另一方面也因联合政权建立之初尚面临许多敌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亟须同心合力以巩固新政权而同仇敌忾，配合默契。顾实汗去世后，蒙藏双方在联合政权内部的权力分配开始打破原来的平衡，矛盾日显。特别是在桑杰嘉措出任第司后，由于五世达赖喇嘛的特别关照，和桑杰嘉措自身的出众才华，西藏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获得巨大发展，甘丹颇章政权对前后藏、康区等地的管理和控制得到极大加强，从而“把西藏政府转变为真正有绝对权力的政府”，[3]使蒙藏上层之间的权力关系进一步失衡。另外，按照蒙藏联合政权建立之初的权力分配格局，第巴乃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的行政首脑，与联合政权无涉，但五世达赖喇嘛在委任桑杰嘉措为第巴时给蒙藏僧俗各界发布的文告中，明确宣称桑杰嘉措是因五世达赖喇嘛本人无暇承担日常俗务而令其代为掌理的，“他所做之一切，均与吾所做无异，众人须谨遵奉行，不得说三道四，争论不休。”[4]这样一来，桑杰嘉措不仅代为掌理西藏甘丹颇章政权政教事务，而且还以达赖喇嘛代理身份，在联合政权总体事务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并掌握相应权力。于是，作为联合政权军政首领的和硕特汗被架空的趋向越来越明显。这显然是他们所无法接受的，从而也导致了蒙藏上层之间的权力博弈日趋明朗化、白热化。

桑杰嘉措出任第巴的第四年，即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使得以第司·桑杰嘉措为代表的格鲁派寺院集团面临一个严重的局面，因为当时蒙藏上层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而且西藏反击拉达克侵扰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当中。如果此时公开五世达赖喇嘛圆寂的消息，不利于蒙藏联军的军事行动，影响战局的进展，同时也不排除和硕特蒙古上层发动事变，取消第巴之权，强力左右五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工作，使之成为和硕特汗王手中的傀儡，[5]从而使格鲁派寺院集团失去一切既得权势。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保证五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和认定工作得以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按历史惯例和宗教定制进行，从而确保格鲁派寺院集团保持和发展既得权势地位，第司·桑杰嘉措遵照五世达赖喇嘛临终告诫，采取“匿丧”措施，[6]宣布五世达赖喇嘛“入定修行”，“入定”期间一切事务均委托第司·桑杰嘉措转达和办理。

这样，桑杰嘉措以达赖喇嘛的名义掌管西藏甘丹颇章政权内外政教诸事，甚至以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干预青海和硕特诸部事务。相反，作为蒙藏联合政权军政首领的达赖汗只是“偶而从青海莅临拉萨，出席宗教庆典，发放大量布施”，而“没有任何真正的干涉政务的行动”，[7]以致成为一个“被人忘却的、死气沉沉的”[8]人。尽管格鲁派寺院集团在联合政权框架内蒙藏上层之间的权力博弈中占据优势，但他们因五世达赖喇嘛的圆寂而面临的困局也越来越严重，不得不另作筹划以破局。为此，桑杰嘉措一方面继续加强同噶尔丹势力的联系，试图借准噶尔势力来牵制和硕特蒙古；另一方面又通过争取清朝中央政府的封赐和支持，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权势和地位。

1696 年（康熙三十五年）清军在昭莫多彻底击败了噶尔丹，康熙皇帝又获知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去世十五年的消息，使桑杰嘉措及格鲁派寺院集团面临了新的困局：一是格鲁派寺院集团依凭噶尔丹势力钳制和硕特蒙古贵族的希望落了空；二是担心西藏方面因匿丧并支援噶尔丹之举惹怒康熙皇帝，招致严责叱问乃至惩罚；三是不排除和硕特贵族借此启衅，制造事端。

因此，桑杰嘉措诚惶诚恐地向康熙皇帝奏报五世达赖喇嘛圆寂情形、匿丧原由，以及寻访认定转世灵童即将坐床等详细情况。尽管清廷斟酌各方情形后承认既成事实，没有深究第司·桑杰嘉措之罪责，但和硕特贵族怒气难消。在和硕特贵族看来，如果说顾实汗逝世后五世达赖喇嘛以崇高威望与巨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联合政权之状尚可接受，那么桑杰嘉措隐匿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之事，并以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架空和硕特汗王则是难以接受的。拉藏汗就早已“对于和硕特首领处于无权的状况再也不忍心看下去”，[9]而一心“想要复兴其祖先为本家族取得的统治”[10]。因此，拉藏汗于1703年登上汗位后，他和第司·桑杰嘉措之间的矛盾迅速趋向白热化，最终酿成武装冲突，桑杰嘉措命丧九泉。

消灭第司·桑杰嘉措后，拉藏汗立即派人到北京向康熙皇帝呈报事变经过，并称第司·桑杰嘉措所立的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为“假达赖喇嘛”，不守清规戒律、酗酒好色，请求皇帝降旨废黜，另寻五世达赖喇嘛的真正转世。康熙皇帝本就对第司·桑杰嘉措多有不满，甚至有所戒备，既然拉藏汗已经将桑杰嘉措除掉，控制了西藏政局，这对清朝政府加强对西藏的政治影响来说，未必不是好事。因此，康熙帝认可拉藏汗的一应措施，派遣使臣“往封拉藏为‘翊法恭顺汗’，并令拘假达赖喇嘛赴京”。①《清圣祖实录》，卷二二七，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丁亥条。

除掉桑杰嘉措并得到清廷加封，如愿恢复蒙古和硕特汗王对西藏的控制，对拉藏汗而言不啻是个巨大的胜利，蒙藏上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似乎也因此告一段落。然而，拉藏汗极力否定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正当性，要求废黜仓央嘉措之举严重伤害了以三大寺为主的全藏僧俗信徒的宗教感情，使蒙藏政教双方的矛盾以另外一种形式趋于激化，却又不得不遵旨拘押仓央嘉措赴京，这让拉藏汗左右为难，举步维艰。

无论病故、被杀，或以法力遁去，仓央嘉措终归在押解途中于青海湖附近告别了纷争扰攘的西藏政治舞台。拉藏汗遂认定拉萨甲波日（）寺的年轻僧人白嘎增巴（）②关于此人的身世，在文献中有不同的说法。一说他是康区擦绒（）地方流落拉萨的乞丐所生，见阿旺丹白坚赞著《政教史水晶明鉴》（藏文），载《西藏史籍五部》（藏文），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03页；一说传闻他是拉藏汗的私生子，见西藏噶厦政府文书《导盲》（藏文），载《西藏历史重要资料选编》（藏文），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据伯戴克著《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L.Petech,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XVIIIth Century,Leiden, 1972）第二章注四十四，意大利传教士文献中亦认为是拉藏汗的私生子。为五世达赖喇嘛的真正转世，并经清廷批准，于1707年2月正式在布达拉宫坐床，取法名为阿旺益西嘉措（）。

然而，以拉萨三大寺上层喇嘛为首的西藏僧俗各界只承认仓央嘉措而不承认益西嘉措是六世达赖喇嘛，“决心一有机会就驱除拉藏汗和这个新的达赖喇嘛”，[11]并根据仓央嘉措生前所作“洁白无暇的仙鹤，请把翅膀借给我，不去遥远的地方，转过理塘就回”这首诗，以为预言，在理塘找到并认定格桑嘉措（）为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使拉藏汗的处境非常被动。

更为难堪的是，一心想要恢复和硕特在西藏的统治地位的拉藏汗，在这种危机中不但没有得到青海和硕特本部诸台吉的支持，反而与他们处于一种彼此敌对的尴尬状态中。如果说，拉藏汗登上汗位后的一系列夺权斗争不仅仅出于他个人政治野心，尚有恢复和硕特汗廷对西藏的控制权的意味，因此，青海台吉们虽心存芥蒂，但也不明确反对他的独断专行。那么现在，拉藏汗竟如此草率地干预和处置神圣的达赖喇嘛，显然越过了“想要复兴其祖先为本家族取得的统治”的界限，并践踏了达赖喇嘛在包括和硕特人在内的全体蒙古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甚至可能危及青海和硕特诸部的未来命运。因此，他们不但不支持拉藏汗的做法，反而在得知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在理塘降生的消息后，立即表示拥护，派遣使者前去理塘拜谒并要求妥善加以保护，[12]继而派出代表前去迎请格桑嘉措到青海，向清朝康熙皇帝奏报“理塘地方新出胡必尔汗，实系达赖喇嘛转世，恳求册封”，并指出拉藏汗所立益西嘉措是假达赖。③《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三，康熙五十四年四月辛未条。

如是，“真假达赖之争”越出西藏，波及整个青藏高原。尽管清朝在这一事件过程中始终支持拉藏汗，但青海和硕特本部与拉藏汗做法相左，各尊一个达赖喇嘛，不但使青藏高原地区政教局势趋于动荡，而且让觊觎西藏已久的准噶尔势力趁机将触角伸向西藏，引起整个西部边疆地区局势的动荡和混乱。

二、策妄阿拉布坦的觊觎

青海和硕特本部的倾向和做法，不但使拉藏汗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而且使整个青藏高原地区政教局势变得动荡不宁。是时，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势力已经得到相当的发展，正试图通过笼络、结盟甚至利用达赖喇嘛在蒙古民众中的巨大精神影响力来扩大自己的权势。“真假达赖之争”引起的青藏乱局，正为策妄阿拉布坦提供了将触角伸向西藏的极好机会。

包括准噶尔在内的卫拉特蒙古与西藏格鲁派发生关系较之东部蒙古部落稍晚，正式开始于十七世纪初叶卫拉特各诺颜每人出一子入藏学佛。[13]十七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和硕特蒙古首领顾实汗在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鼎力相助下挥师东进，先后消灭青海却土汗、康区白利土司和卫藏地区藏巴汗，帮助格鲁派解困破局，并建立甘丹颇章政权，确立了格鲁派寺院集团在西藏的统治地位。自此以后，尽管格鲁派寺院集团与卫拉特蒙古的关系更多地聚焦于与控制青藏高原的和硕特蒙古势力之间的关系，但包括准噶尔在内的其他卫拉特蒙古与格鲁派之间的供施关系也依旧保持不断。后来和硕特蒙古与格鲁派寺院集团之间基于权力争夺的政治博弈日渐激烈，关系出现裂缝时，格鲁派寺院集团扶植和帮助准噶尔噶尔丹建立和壮大势力，并与之联盟，就是这种关系的典型表现。

策妄阿拉布坦离开噶尔丹建立自己的势力后，休养生息，予民利益，扩充实力，势力日渐增长。据相关文献记载，到1693 年（康熙三十二年）时，“厄鲁特大半附策妄阿拉布坦”①《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八，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己丑条。，“卫拉特人尊称他为桌里克图珲台吉”[14]。于是，他也开始谋划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势，并对笼络、结盟甚至利用达赖喇嘛及其领导的格鲁派在蒙古民众中的巨大精神影响力产生越来越迫切的需要。

然而，当时西藏的政教局势的发展却与策妄阿拉布坦的愿望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作为联合政权军政首领的达赖汗在西藏徒拥虚名，无力过问西藏内外事务，第司·桑杰嘉措则以达赖喇嘛的名义操持着西藏的政教大权，并试图借助噶尔丹的力量摆脱和硕特汗廷的控制。

这一状况让策妄阿拉布坦无机可乘。但是，他的野心并不因此而消弭。

1696 年清朝军队彻底消灭噶尔丹势力，五世达赖喇嘛早已圆寂而桑杰嘉措匿不发丧之事也终于显山露水。这给策妄阿拉布坦提供了机会。于是，他一方面无端地指责第司·桑杰嘉措，[15]另一方面向清朝揭发桑杰嘉措“诈称达赖喇嘛之言，以混乱七旗喀尔喀、四厄鲁特。好事乐祸，正未有己”，并“祈皇上睿见，俾法门之教无玷，使众生争自濯磨”，②《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七，康熙三十七年正月庚寅条。试图利用康熙皇帝对桑杰嘉措的不满，寻求插手西藏事务的机会。

拉藏汗引发“真假达赖之争”后，策妄阿拉布坦立即派人到拉萨，试图迎请仓央嘉措到准噶尔讲经传教，③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七《西藏要略一》。但因康熙皇帝的准确判断和迅速行动而落空。不过，策妄阿拉布坦的这一举动深孚西藏格鲁派集团僧心，“西藏人，特别是僧人，有的写信，有的派出代表向独立的上鞑靼(准噶尔)汗王呼吁”[16]。这一状况又为策妄阿拉布坦进一步染指西藏事务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于是，策妄阿拉布坦便与三大寺上层通信联系，“向他们吐露他要打倒拉藏汗、恢复合法的达赖喇嘛圣职的意图”，[17]以在西藏民众中造成一种认可和支持他的行动的舆论氛围。同时，策妄阿拉布坦宣称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拉藏汗公子，以迷惑拉藏汗，不使他觉察自己的阴谋。

准备就绪后，策妄阿拉布坦便调集军队，于1716 年秋冬之际派策零敦多布统领六千余精兵，经南疆和田向西藏进发。同时，又派一支约三百人的小分队到青海，试图抢夺在塔尔寺的格桑嘉措，请往西藏，在喀喇乌苏与大策零敦多布的军队会师，一同以护送格桑嘉措的名义进入拉萨。据时人记载，听到有军队向西藏进发的消息后，西藏地区出现了各种猜测性传闻，有的认为是准噶尔人，有的认为是上部霍尔（）人，也有的怀疑是青海和硕特蒙古故意犯藏，故意兜圈子绕道西部阿里地区以制造假象，等等，人心因惧怕战争而慌乱。[18]实际上，阿里总管康济鼐已经将听说准噶尔军队六千人离开本土向西藏进发的消息报告给了拉藏汗，并请示是否需要前往边境戍守，但没有引起拉藏汗的重视。[19]拉藏汗犹疑不决之际，策零敦多布军队已经抵达纳木错湖边。尽管派到青海的准噶尔军小分队被清朝军队消灭，会师无望，更遑论迎请、护送格桑嘉措到拉萨。但是，策零敦多布军队已入藏境，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们遂一面骗说他们是来护送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到西藏的，一面坚持正面进攻，一路打到拉萨，攻城掠地，杀死拉藏汗，终结了和硕特汗廷在西藏的统治。

三、准噶尔军进藏

准噶尔方面一直宣称他们将迎请并护送格桑嘉措到西藏，策零敦多布也一路声称他们是替无依无靠的西藏人着想，来护送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到西藏的，并表示岱青和硕齐带领的小分队很快将达赖喇嘛转世灵童迎请到藏。藏人信以为真，满心期待圣驾光临。然而，岱青和硕齐带领的小分队已经被清朝军队打败并彻底消灭，劫持、迎请和护送达赖喇嘛入藏无望。准噶尔人的许诺成了无法兑现的谎言，再也不能指望得到广大藏族僧俗民众的支持，“撤兵而回，亦无生路”①《清圣祖实录》卷二七四，康熙五十六年十月乙巳条。。在进退维谷中，策零敦多布召集西藏僧俗上层，装模作样地重新讨论拉藏汗所立益西嘉措是否为五世达赖喇嘛的真正转世，试图迁延时日，等待准噶尔本部派来援军。然而，西藏僧俗各界翘首期盼的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没有随准噶尔军来到拉萨，这一事实本身让准噶尔前此宣称的谎言不攻自破。

在进退维谷、败局已定的情况下，策零敦多布等孤注一掷，打算“用更大胆的计划，强袭西藏，完全用恐怖的手段征服西藏”[20]。准噶尔军队开始在全城范围内搜捕拉藏汗家眷亲属及属下官员，抢掠城内居民、寺院、神殿中的贵重财物，包括布达拉宫及宫内达赖喇嘛寝宫、灵塔中的金银珠宝等均被洗劫一空，[21]并派出更多的人到西藏四处抢掠搜刮，甚至山南、日喀则等地一些比较偏远的农村、牧区及寺院也遭到准噶尔军抢掠、洗劫，比如远在塔布地区的岗布寺（在今山南地区加查县境内）就遭到准噶尔士兵的袭击和抢掠。[22]与此同时，策零敦多布又根据哲蚌寺果芒札仓堪布洛桑平措（）的鼓动，实施打击、迫害宁玛派教法的政策，②松巴·益西班觉：《青海史》(藏文)，衮隆寺木刻版，第8页。1718年8月，四川总督年羹尧、护军统领噶尔弼在上疏朝廷奏报侦察准噶尔军入藏后的情形时，提到“有郭芒喇嘛，系策零敦多卜之弟”，应该即是指此人。见《清圣祖实录》，卷二八四，康熙五十八年六月壬戌条。使得多吉扎寺（）、敏珠林寺（）、塔巴林寺（）、桑阿强曲林寺（）等卫藏地区主要宁玛派寺院均遭毁坏，并大肆监禁、杀害宁玛派各大寺院堪布、上师，[23]强行驱走布达拉宫南杰札仓所有僧人，毁弃一切与宁玛派教法相关的法器、佛像、佛经等，并下令不许再修习宁玛派教法。[24]由于五世达赖喇嘛家族世代信奉宁玛派教法，他本人生前还曾大力支持敏珠林、多吉扎等宁玛派寺院的发展，并提倡和弘扬宁玛派教法，策零敦多布遂以“重整教规”为幌子，粗暴干涉格鲁派寺院事务，甚而无中生有地提出五世达赖喇嘛的真假问题，说阿旺洛桑嘉措（）戒律不清，作为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的转世存在问题。据统计，当时受到准噶尔破坏的格鲁派寺院有550 多所。[25]如此，准噶尔军“在1718 年整整一年只一味对西藏人实施前所未闻的暴行”，[26]整个西藏为准噶尔军的野蛮行径而惊惧战栗，陷入“地狱般黑暗的水深火热之中”[27]。

策妄阿拉布坦出于其巩固和扩大势力的需要，急欲笼络、尊崇达赖喇嘛，派军入藏的初意也不外借机抢夺并护送被“保护”在青海塔尔寺的格桑嘉措到拉萨，以此推动建立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势力与达赖喇嘛及其为核心的格鲁派寺院集团的供施关系。因此，从他们的原初动机来说，准噶尔军到藏后没有理由实施这一系列前所未闻的暴行。然而，历史的延展自有其轨迹，并不为任何力量的一厢情愿所能左右。因此，策零敦多布得知岱青和硕齐小分队被清朝军队所灭后信心顿减，又听不到任何准噶尔本部派来援军的消息，而清朝已经大规模组织军事部署以驱准稳藏。这一切都令策零敦多布如困兽般陷入绝境，做困兽之争，试图以极端手段、残暴行径抢掠西藏，使西藏社会遭受了空前劫难。

西藏各种史籍中，一般都将这一事件记载为准噶尔军队阴谋窜入或武装侵入，并因他们的野蛮暴行而将他们前此所宣称的一切都认定为虚伪的谎言，而策零敦多布则更被认定为陷西藏于“地狱般黑暗的水深火热之中”的罪魁祸首，唾沫四溅。

四、格鲁派的吁请

但是，如果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比考察各类文献的相关记载的话，如此将罪责全然归咎于准噶尔军队的欺诳与残暴，显然有失偏颇。尽管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扩张势力的野心日涨，为此而急于寻求与以达赖喇嘛为核心的西藏格鲁派寺院集团结成供施关系，将他们在蒙古民众中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力笼络、吸收到自己一边的动机与需要亦可谓昭然若揭。与此同时，格鲁派寺院集团与和硕特蒙古之间的权力博弈日渐激化，乃至引发“真假达赖之争”，从而使整个青藏高原地区的政教局势趋于动荡，为准噶尔势力将触角伸向西藏提供了机会，亦似乎毋庸讳言。然而，格鲁派寺院集团与和硕特蒙古联合建立的政权，在建政之初即与清朝政府建立了联系，清朝政府也分别给五世达赖喇嘛和顾实汗封号赐印，承认并确立他们在青藏地区的政教权力，以此间接管理青藏地区事务，并一直关心、关注着联合政权内部蒙藏双方关系的走向及其对青藏地区局势的影响。噶尔丹反清事件后，清朝也密切关注着准噶尔势力的动向以及他们与西藏格鲁派寺院集团之间关系的走向，防范俨然。因此，策妄阿拉布坦难得的机会抓起来也很难，康熙对准噶尔迎请仓央嘉措的防范，以及准噶尔派往青海劫夺格桑嘉措的小分队被彻底消灭等，就是最好的说明。

实际上，策妄阿拉布坦派军入藏，并在没有多少阻力的情况下相对顺利地攻入并占据拉萨，与西藏格鲁派寺院集团个别重要高僧的举动有着密切关系。

拉藏汗除掉第司·桑杰嘉措后向康熙皇帝奏报仓央嘉措为“假达赖喇嘛”，并请求降旨废黜，另寻他童，严重伤害以拉萨三大寺为首的格鲁派僧俗徒众的宗教感情，令他们怒不可遏之际，策妄阿拉布坦派使臣到拉萨，欲迎请仓央嘉措到准噶尔传法布道，并与三大寺喇嘛通信联系，“向他们暴露他要打倒拉藏汗、恢复合法的达赖喇嘛的圣职的意图”[28]。这似乎给满腔愤怒而又无力无助的格鲁派寺院集团提供了一线希望。于是乎，“西藏人，特别是僧人，有的写信，有的派出代表向独立的上鞑靼(准噶尔)汗王呼吁”[29]。格鲁派寺院集团认定出生在理塘的格桑嘉措为仓央嘉措转世灵童，并得到青海和硕特蒙古诸部头领的认可和支持后，“终于决定不再推迟他们同独立上鞑靼汗王的阴谋计划”，并“秘密派遣了一批年轻力壮的僧人到上鞑靼去”，加入并迎来准噶尔远征西藏的军队，为他们做向导。[30]拉藏汗虽然在犹疑、仓促中布兵阻击，但是，一方面由于准噶尔军队极力宣称他们是来护送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到西藏的，使很多藏族士兵信以为真，无心战斗；另一方面，拉藏汗军队中的蒙藏官员、将领不能同心协力、同仇敌忾，导致军心浮动，缺乏战斗力，从而节节败退至拉萨。准噶尔军队进抵拉萨近郊后，三大寺僧人们“带着粮食、武器和弹药欢呼迎接”，并且有“一批全副武装的年轻人加入他们的军队”，[31]里通城内居民，“凭借城内的情报，只倚仗城外的少量军队，就攻占了拉萨城”①《旅居西藏、尼泊尔的意大利传教士文献》，第一卷载多米尼哥·达·费诺于1718 年5 月29 日发自拉萨的信。兹转引自L.Petech,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XVIIIth Century,Leiden,1972,P46注一。。

如此看来，西藏格鲁派上层不但吁请准噶尔派军相助，而且在准噶尔进军西藏的过程中给与了多方支援。不用说，这是准噶尔军队顺利进入并占领拉萨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之一。格鲁派方面之所以如此举动，一方面显然是出于他们虔敬的宗教情感和维护格鲁派寺院集团既得政教利益的考虑，这也毋庸讳言。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格鲁派上层如此一厢情愿，也说明他们对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势力的动向和野心，以及对当时包括青藏地区在内的整个西部边疆地区局势和清朝国势发展缺乏起码的了解和把握。因此，隆布鼐在清朝驱逐准噶尔军出西藏后“不无悲切地反复说‘如果不是三大寺，特别是郭莽札仓和下密院，西藏一定会平安无事’”[32]。此言大有深意，须细思详审。

五、历史的面相

那么，拉萨三大寺，尤其是郭莽札仓和下密院等格鲁派寺院部分上层，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故意引入准噶尔军队让拉萨城乃至整个西藏都陷入“地狱般黑暗的水深火热之中”的吗？显然不是。他们之所以如此举动，与当时西藏的政教局势、僧俗两界各自在这一格局中的位置，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立场和诉求有关。

自十八世纪伊始，蒙藏联合政权内部蒙藏上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拉藏汗诛灭第司·桑杰嘉措并引发“真假达赖之争”更使矛盾变得异常复杂和激烈，及至水火不容。尽管从总体上来说，作为血脉相连的世俗支持者，西藏贵族理当与格鲁派寺院集团命运休戚，同舟共济。然而，随着甘丹颇章政权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在五世达赖喇嘛的至高威望和桑杰嘉措强有力运作下，宗教势力的地位不断趋高，权力和影响日渐扩大，而世俗贵族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始终受到极大限制，僧俗权利失衡，从而导致西藏世俗贵族对格鲁派寺院集团政教力量的发展心怀不满。与此同时，和硕特蒙古出于抗衡格鲁派寺院集团势力的特殊需要，从顾实汗时期开始便对西藏世俗贵族采取笼络政策，有选择地给予特殊关照和扶植。拉藏汗独占权柄，掌舵西藏后，贵族们更成为拉藏汗的臣属，即使内心里不认同拉藏汗的做法，也不敢明确反对和直接违抗其意志。在准噶尔军队步步进逼之际，西藏贵族也积极参与抗击斗争，而不像格鲁派寺院集团那样，明里暗里帮助准噶尔军队，必致拉藏汗于死地而后已。

这是我们从隆布鼐不无悲切的说词中获知的历史面相之一。

要想搞清楚格鲁派寺院集团在准噶尔军远征西藏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仅仅凭借格鲁派寺院集团在甘丹颇章政权中所享有的特殊地位和权利是不够的，还须深入考察哲蚌寺等卫藏地区格鲁派核心寺院与安多各大寺院之间，以及它们与青海和硕特蒙古的关系，青海和硕特蒙古与拉藏汗、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三方关系，郭莽堪布嘉木央协巴一世的地位及其立场的变化等众多因素。据第司·桑杰嘉措所著《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记载，十七世纪末安多地区众多格鲁派寺院中地位较高、影响较大、僧徒规模超一千人的寺院主要有三座，分别是衮隆寺、塔尔寺和赞布寺，都是在十六世纪后期以来格鲁派寺院集团与蒙古势力建立供施关系以后修建起来的，而且此三座寺院所学显宗经典和密宗仪轨均依哲蚌寺郭莽札仓和下密院经典、仪轨为范。[33]因此，以这三座寺院为首的安多地区格鲁派各寺院与哲蚌寺郭莽札仓、下密院之间关系密切，而这三座寺院主要都由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供养，包括和硕特在内的卫拉特四部蒙古僧徒入藏求法学佛也都进入哲蚌寺郭莽札仓和下密院。由此可知，哲蚌寺郭莽札仓和下密院是联结格鲁派寺院集团与蒙古卫拉特四部的重要桥梁，格鲁派寺院集团的立场和诉求也都通过这一桥梁传布到卫拉特蒙古诸部。

因此，当拉藏汗消灭桑杰嘉措并引发“真假达赖之争”时，西藏格鲁派寺院集团便通过前述渠道与青海和硕特诸部及准噶尔蒙古联系，寻求支持。青海和硕特诸部本与拉藏汗同属顾实汗后裔，血脉相连，但拉藏汗对达赖喇嘛圣职的轻率处置，伤害了他们的宗教情感。因此，在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方面他们站在了支持格鲁派寺院集团、反对拉藏汗的立场上。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则早就觊觎着通过干预西藏佛教事务以扩大自身势力和影响，格鲁派方面向其寻求支持对他而言乃是难得之好机会，遂积极响应，做好应势而动的充分准备。

在西藏格鲁派寺院集团与青海和硕特诸蒙古及准噶尔部的联络活动中，第一世降央协巴·阿旺尊追，和哲蚌寺郭莽札仓堪布洛桑平措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不宜夸大个人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但也不能无视个别关键人物在历史发展的某些关键节点所起的重要作用。当初拉藏汗与第司·桑杰嘉措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之际，身为哲蚌寺郭莽札仓堪布的降央协巴·阿旺尊追帮助拉藏汗治愈了食物中毒之疾，并且在第司·桑杰嘉措谋划逮捕拉藏汗时，以“王（指拉藏汗——引者）的亲属羽翼都在青海，担心他们对我们不友好”为借口退出谋划现场，即使不算支持拉藏汗，至少也不与之对立相抗。[34]然而，随着拉藏汗野心的膨胀，甚至对达赖喇嘛圣职都敢随意拨弄，轻率处置，降央协巴·阿旺尊追也感到失望与愤恨，遂逐步拉开距离，应青海和硕特噶尔丹额尔德尼济农父子之请，前往青海弘法传教，并与青海和硕特诸部头领一道，承认降生于理塘的格桑嘉措系仓央嘉措之转世灵童无误，反对拉藏汗。与此同时，他还派人到准噶尔部与策旺阿拉布坦联系，商议谋划共同维护和发展格鲁派教法及其根本利益。[35]降央协巴·阿旺尊追转赴青海传法之际，还对他的继任者洛桑平措①有关他的身世，不同文献的记载略有不同。朵喀夏仲·次仁旺杰著《颇罗鼐传》（藏文），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年，第302页说他“来自准噶尔”，松巴堪布·益西班觉著《青海史》（藏文），衮隆寺木刻板第8页、降央协巴·晋美旺布：《第一世降央协巴传》（藏文），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97页说他出生于准噶尔王室后裔，《清圣祖实录》卷二八四则说，郭莽喇嘛洛桑平措乃准噶尔将军策楞敦多布之弟。显然，这些文献都认为洛桑平措来自准噶尔，而这一身份与他请兵准噶尔关系密切。做了明确交代，并且在得知准噶尔军队入藏的消息时，只是淡淡地说“王（指拉藏汗——引者）可能要被准噶尔取代了。当额尔德尼台吉表示要带军队前往援助拉藏汗时，说‘你到达之前战事可能已经结束’，劝他勿去。”[36]

然而，此时维护格鲁派教法及其正常秩序的斗争已经突破卫藏、青藏高原、或蒙藏关系的范畴，波及扩展到整个西部边疆地区，政教局势与相应的战略布局也在犬牙交错中发生着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缺乏全局考虑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如愿奏得实效。而且，西藏格鲁派集团与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各自所追求的目标并非一致，清朝对准噶尔的觊觎之心早有戒备，也使准噶尔的如意算盘落空，从而使进藏准噶尔军陷入孤立无援、进退维谷之困境，举措全无。在败局已定、回天无力的情况下，他们遂垂死挣扎，展开一系列惨绝人寰的烧杀抢掠活动，在消灭拉藏汗势力的同时，也把整个西藏推进苦难的深渊。

这是我们从隆布鼐不无悲切的怨词中获得的另一历史面相。

实际上，对于准噶尔军队入藏及其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不但隆布鼐等世俗贵族不满和怨恨，而且当时格鲁派集团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同样表达了深切的不满：“本派一些不明就里的僧人，胡乱与青海和准噶尔蒙古暗渡陈仓，曾经引起过纷飞战乱，这次又引来洪台吉派策零敦多布率部进藏，荼毒生灵，罹难藏众。”[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