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俊 沈传衡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西安 710119）

敦煌文书P.3885 号所含的几件文书中，《前大斗军使将军康太和书与吐蕃赞普》与另一份文书《前河西陇右两节度使盖嘉运判廿九年燕支贼下事》[1]被抄写在一起，部分文字有残缺，为时任河西大斗军使的将军康太和写给吐蕃赞普的一封挑战书。根据第二份文书的时间信息及盖嘉运任职河西、陇右两道节度使的时间可知，两份文书反映的史事皆为开元二十九年唐蕃之间发生于河西、陇右的一场战事。该年吐蕃赞普统军亲征，在攻入河西大斗拔谷以后，因唐朝大斗军的抵抗，前进受阻，见无机可乘，便回军南下，作为大斗军使的康太和随即派人向吐蕃赞普送去了一封极具挑战和嘲讽意味的战书。书信中作者在给对方发动战争的行径予以谴责的同时，还极尽挑衅嘲讽之能事。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作者还适时对自己的身份作了炫耀。所谓“太和拱（恭）奉阶，侍卫天子。但缘边隙，勒此镇守。”这里康太和自称天子近臣，因为边鄙有战事方受天子委派前来镇守此镇，但对此人其他信息无从得知。

过去遗憾的是，康太和两唐书无传，其事迹传世文献鲜有记载，可喜的是今由康太和本人墓志的出土，不仅提供了其生平事迹的详细资料，而且提供了有关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唐蕃战争的军事地理、人员调整等方面的可靠信息，尤其对于准确理解开元二十九年唐蕃石堡城之战的有关信息大有裨益，对于补充和印证赤岭石堡城的准确位置十分关键。兹将墓志录文移录如下①录文根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图版照片，并参考其录文略有增补。图版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74.：

大唐故左羽林军大将军康府君墓志铭并序

公讳琮，敕改太和，字金砖，汲郡人也。其先承颛顼之苗胄，周文王之胤绪，康叔之后，象贤崇德，兰芬桂芳。原乎炎汉大魏，洎乎北齐西晋，畴庸率职，国史家谍详焉。属随（隋）季乱离，官僚紊叙，高祖怀，祖锋，武威郡磻和府果毅，以才调班，以文从政，莅蜀郡城都县尉，蹑南昌之令誉，佇东閤之嘉征，景福不昌，遽从物化。考庆，负淮阴侯之智策，蓄傅介子之奇谋。威武驰声，佩豭申勇，擢授武威郡磻和府折冲。公以弈代鹰扬，将门骁果，解褐补洮州赤岭戍主，转扶州重博镇将，员外置同正员，从班例也。戎幕无点，防御有功，超升右威卫鄯州柔远府左果毅、上柱国，赐绯鱼袋，内供奉射生。力用可甄，阶级方进。拜游击将军、右领军卫扶风郡通济府左果毅，转安定郡蒲川府折冲，授定远将军、纯德府折冲，赐紫金鱼袋。又转明威将军、左卫扶风岐山折冲。又授忠武将军、右卫京兆仲山府折②脱“冲”字。。又进大明府折冲，并准前供奉。警卫忠谨，爪牙勤恪。又授左武卫中郎将。又转左司御率府副率，充大斗军使。勋效过人，部伍超众，拔授忠武将军、大斗军使、河西节度副使、右清道率府率。又云麾将军，充河源军使。天宝二载，授右骁卫大将军、关西都知兵马使、都虞候、河源军使、节度副使。五载，授左羽林军大将军，留宿卫。竭诚奉国，殊赏见优。特封姑臧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皇上以六叶开元，五圣垂裕，相兼伊、吕，将列韩、彭，轮桷不遗，夷夏同用。公宿卫卅载，历职十五迁，铁石居心，松竹标性，颁赐稠叠，朱紫繁荣，莅职清平，福祚圣贞，家室以之昌宁，宗族以之元亨，得不谓从微至著，善始令终乎？噫！否泰无恒，倚伏奚准。以天宝十二载十二月四日遘疾终于昭应县行从私第，享载六十。敕别赠绢一百匹，粟一百石。即以十四载乙未二月十二日壬寅葬于京兆咸宁县崇道乡之原，礼也。白马驰送，朱旒晓引。九原之路，堙景增悲；三春之衢，雨泪多感。夫人太原阎氏，辅佐君子，郁有声芳。嗣子承奎，历任有功，授咸宁郡长松府折冲，赐紫金鱼袋、上柱国；次子承宥，武部常选；少子承业，武部常选。并绝子思之浆，同泣高柴之血。相与策苴杖，饰桐棺。访儒术以昭志，卜宅兆以辛酸。车马饯别以云郁，缟素悲泣以林欑，镌翠琰以表德，缵鸿烈以纪官，俾贤门之英胄，绍元勋兮不刊。其铭曰：海变山移兮四序催，地久天长兮万象回。惟达人兮符命合，奉明君兮封禄开。魂灵归兮掩东岱，胤息衔恨兮泣南陔。子孙子孙兮袭宠禄，枝枝叶叶兮氛埃。

一、康太和生平与其职任迁转

志文起首句称：“公讳琮，敕改太和，字金砖，汲郡人也。”康太和原名康琮，字金砖，称“敕改太和”，结合下文其生活年代的考述，说明其“太和”之名还是唐玄宗御赐。至于志主家世源出，志文称康太和“汲郡人也……周文王之胤续，康叔之后”，其实这应该是一种攀附。汲郡属于卫地，可以正好配合“康叔之后”的说辞。根据随后追述的康太和家族数代人都任职河西武威的情况来看，志主出身应该是典型的汉化粟特人，所谓“高祖怀，祖锋，武威郡磻和府果毅”“考庆……擢授武威郡磻和府折冲”，“果毅”与“折冲”都是府兵制下的基层武官。而“磻和”，又称“番和”，从字面意思理解，应该也是商胡聚居之地。据《新唐书·地理志》凉州天宝县，原名番和县（约今永昌市），应该是唐前期境内设府兵，但晚唐沙州归义军控制凉州之际设镇，敦煌文书P.4660《康通信邈真赞》有“番和镇将”。结合康太和后封“姑臧县开国伯”，可见其家族世居河西武威之地。而河西武威自北朝以来就是包括粟特人在内的西域胡人聚会之地，康姓又为粟特大姓。另外，尽管志文前面标榜志主为卫康叔之后，但志文后面所谓“皇上以六叶开元，五圣垂裕……轮桷不遗，夷夏同用”的有关描述，也在无意中透露出其确为汉化粟特人的事实。

康太和的父祖皆为折冲、果毅都尉，按照唐制，他本人也应该走府兵制下的武官迁转之路，康太和以洮州赤岭戍主入仕，“宿卫卅载，历职十五迁”，官终正三品的左羽林军大将军。父祖并非高级将领，但康太和却能从基层武官做到禁军大将，足见其本人颇有才智，且屡立边功而步步升迁，深得朝廷信任。康太和从基层做起，志文云：“解褐补洮州赤岭戍主，转扶州重博镇将，员外置同正员，从班例也。戎幕无点，防御有功”。此“洮州赤岭戍”之记载，具有补正史书之讹的重要作用，下文详论。而扶州位于剑南道北部，北接陇右道的叠州、洮州，西连今若尔盖地区，为唐军抵御吐蕃的前沿阵地。而扶州重博镇，不见于传世文献，但另见于《唐张全礼墓志》①《唐宋州虞城县上柱国张全礼志》收录于《光绪虞城县志》卷10《杂记》，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南府县志辑32》，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734.，其中记其“应募从戎，勋当柱国。去调露中应诏明敡，制授扶州重博镇副，境荒徼，地迩吐蕃，迥绝孤城，每被侵扰。君竭忠义苦战贼党而灭亡，事乃一朝，名流万代。以开元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于县之西郭门二百步”。可见扶州重博镇位于扶州唐蕃边境，常为吐蕃进犯，康太和在此任镇将，肩负防御吐蕃的重要职责。

康太和从赤岭戍主转任扶州重博镇将，皆为唐军防御吐蕃进犯的边疆前哨。正是在扶州任上“防御有功”，康太和才得以“超升右威卫鄯州柔远府左果毅、上柱国，赐绯鱼袋，内供奉射生”。

对于鄯州柔远府，张说《神兵道为申平冀州贼契丹等露布》中记有参与战斗的“右豹韬卫柔远府长上果毅吐火罗决斯”[2]一人，右豹韬卫即为右威卫②左、右威卫……光宅元年改为左、右豹韬卫，神龙元年复为左、右威卫。参见:唐六典(卷24)[M].北京:中华书局，2014:621.，可惜此露布未言柔远府在何处。今有《康太和墓志》，另参考《张奉璋墓志》可知，柔远府实际设于鄯州，可补史阙。《张奉璋墓志》记曰：“初，国家西蕃有事，大索戎车，公仗一剑之任，出千夫之特，驱除果决，应变如神。诏授鄯州柔远府左果毅。”[3]“柔远”即“怀柔远境”的意思，其设置与抵御吐蕃密切有关。康太和早期的多次迁转，都在陇右一带，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开元年间，唐军与吐蕃在河西、陇右一带战事频繁。

此后，志主因功一度迁转至内地，志文云：“力用可甄，阶级方进。拜游击将军、右领军卫扶风郡通济府左果毅”。扶风郡通济府史籍无载，清人劳经原的《唐折冲府考》和今人张沛的《唐折冲府汇考》皆无收录，此亦补史阙。无独有偶，笔者在《权顺墓志》中发现有“公……授凤翔通济府果毅，摄成州长道县令”③引自《唐故将作监丞权府君（顺）墓志铭》。参见：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贰上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286.的记载，权顺是安史之乱时收复京师，后又随唐代宗逃往陕州的军士，其生活年代较康太和稍晚。扶风郡本为隋代旧郡，唐武德元年改为岐州，天宝元年复名扶风郡，至德元载更名为凤翔郡。[4]可见两处通济府所指为一，属右领军卫遥领，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境内。

此后，志主又“转安定郡蒲川府折冲，授定远将军、纯德府折冲，赐紫金鱼袋”。安定郡也是隋代旧郡，唐武德元年改名为泾州，[5]天宝元年又称安定郡。可知开元年间，蒲川府隶属于泾州。但另据劳氏《唐折冲府考》所引《唐李汪墓志》云“贞观十七年改任宁州蒲川府果毅都尉，随班例也”，④劳经原：《唐折冲府考》卷二，清道光二十一年劳氏丹铅精舍刻本，第21页。蒲川府又隶属宁州。泾州与宁州地理位置毗邻，我们推测，蒲川府的隶属关系在贞观至开元年间发生过转移。纯德府位置史籍无载，由其他出土墓志可知，纯德府应由右领军卫遥领，位于泾州境内。[6]

之后，志文又曰：“又转……左卫扶风岐山折冲。又授……右卫京兆仲山府折冲”。两处军府位置明确，扶风郡下有岐山县，县有岐山，在县东北十里，[7]岐山府当位于此处。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云阳县……折冲府……仲山府。在县西北四十里”，[8]京兆云阳县境内有仲山，仲山府应该位于该地。

前文提及，康太和两唐书无传，其名仅见于《文苑英华》收录的樊衡所撰《为幽州长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该文详细介绍了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四月，薛楚玉率军与契丹大战的经过，也记录了参加这次战役的将领名称，其中就有康太和。据记载时任“供奉长上折冲康太和”[9]与其他将领作为右翼掩进，前后夹击，最后取得了大胜。不过，据《资治通鉴》记载，这次薛楚玉遣郭英杰与契丹的战斗，“唐军不利，（郭）英杰战死……余众六千人……尽为虏所杀”[10]，面对契丹连年的侵扰，“赵含章、薛楚玉皆不能讨”，[11]直到继任张守珪到官才屡败契丹，斩契丹王屈烈及可突汗。不过，此露布有可能反映的仅为整个战役之一次战斗，还是为我们了解康太和生平事迹提供了一重要线索。

那么，康太和是以何种身份参与对契丹的战争呢？我们推测，应为《为幽州长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里的“供奉长上折冲”。前面康太和因功超升柔远府左果毅后，已经被选“内供奉射生”。“内供奉射生”属于天子禁军，《新唐书·兵志》云“（至德二载）肃宗……又择便骑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厢”，[12]其后称左右英武军，代宗时射生军又改称“宝应军”，德宗时改称“左右神威军”，皆属北衙禁军之列。由此可见，早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就已经着手组建射生军了。“长上折冲”所指应为负责宿卫京师的折冲都尉，对此《唐六典》有载：“凡应宿卫官各从番第。诸卫将军……并长上折冲·果毅应宿卫者。”[13]康太和与契丹作战，时在开元二十一年，结合墓志记载可知，康太和成为“内供奉射生”定在此之前。康太和自从因为善于骑射被选为“内供奉射生”后，其迁转之地便从陇右转移到了京兆附近，以便于赴京师宿卫。在充任大斗军使前，他任大明府折冲都尉、左武卫中郎将，大明府是位于京兆万年县的一个军府①大明府位于京兆万年县，有墓志可证。参见：雍州万年县故大明府校尉墓铭[G]//吴钢.全唐文补遗(第三辑)，1996：380；雍州万年县大明府校尉刘氏妻之墓志铭[G]//吴钢.全唐文补遗(第六辑),1999：243.，左武卫是唐十二卫之一，都位于京师之内。“并准前供奉”，即表明，他的身份还是属于禁军，正所谓“警卫忠谨，爪牙勤恪”。可见，敦煌文书《前大斗军使将军康太和书与吐蕃赞普》中“太和拱（恭）奉阶，侍卫天子，但缘边隙，勒此镇守”，并非虚言夸大。

志文又云：“又授左武卫中郎将。又转左司御率府副率，充大斗军使”。大斗拔谷地当祁连山脉东段，自古为今青海、河湟地区通往河西走廊的便捷通道。大斗军属河西节度使统辖之大军，驻防于凉州西境的祁连山大斗拔谷，《元和郡县图志》记：“大斗军，凉州西二百里。本是赤水军守捉，开元十六年改为大斗军，因大斗拔谷为名也。管兵七千五百人，马二千四百匹。”[14]在大斗军建成前两年，吐蕃大将悉诺逻曾率军攻占大斗拔谷，进犯甘州“焚烧市里”，[15]后被唐军击败于青海湖之西。

而正是志主这次任职大斗军使期间，发生了吐蕃赞普统军亲征大斗拔谷事。根据前引两份敦煌文书可知，吐蕃大军在攻入河西大斗拔谷以后，遭到了康太和率领的唐朝大斗军将士的坚决抵抗，见无机可乘，只好回军南下，途中又接到了大斗军使康太和派人送的那份极具挑战和嘲讽意味的战书——《前大斗军使将军康太和书与吐蕃赞普》。因结合正史有关记载与此文书来看，吐蕃大军进攻大斗军的时间大约在开元二十九年六月前后，则康太和出任大斗军使的时间应该就在此前不久。这样，志文与文书互印互证，对于搞清楚康太和职任履历的具体时间大有裨益。

应该说正是在这次吐大军进攻大斗拔谷的过程中，康太和组织得力，抵抗吐蕃有功，所谓“勋效过人，部伍超众，拔授忠武将军、大斗军使、河西节度副使、右清道率府率。又云麾将军，充河源军使”。志主因防守大斗拔谷有功，所以一再加衔，散官衔从左司御率府副率（太子属官）升至忠武将军（唐为武官的第十级），再升至云麾将军（武官第七级），而职位由大斗军使调任河源军使，调任至抵御吐蕃的最前线，委以重任。

大斗军属于河西节度使，河西节度使治所在凉州；河源军在鄯州城西一百二十里，与鄯城县同治，约位于今西宁市，属于陇右节度使。该时期，为了有效抵抗吐蕃，唐朝廷将河西、陇右节度使几度整合。盖嘉运正是在这期间兼任河西、陇右两道节度使。开元二十八年六月，盖嘉运因西域平定突骑施之功调任河西、陇右节度使，“使之经略吐蕃”[16]。而志主也在开元二十九年五六月至十二月之间荣升“云麾将军，充河源军使”。但随之石堡城失陷，史书记载，该年十二月，“吐蕃又袭石堡城，节度使盖嘉运不能守，玄宗愤之”。[17]石堡城失陷以后，盖嘉运被罢黜，朝廷改任皇甫惟明为陇右节度使，而据志文志主亦于“天宝二载，授右骁卫大将军、关西都知兵马使、都虞候、河源军使、节度副使”，可见石堡城失陷以后，唐朝廷于天宝元年与二年分别任命二人为陇右节度正、副使，显然是为了重新任命和部署将领，以重新夺取石堡城。

此后，史书记载，至天宝四载“九月……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与吐蕃战于石堡城，为虏所败，副将褚誗战死”；[18]天宝五载，“正月，乙丑，以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兼河西节度使”。[19]从皇甫惟明的职衔来看，开元二十九年石堡城失陷以后，盖嘉运的两道节度使被罢黜，继任的皇甫惟明仅为陇右节度使，直至天宝五载正月，再度将两道合并，令陇右节度使兼任河西节度使，显然唐朝廷还是为了夺取石堡城而继续在为将士加官进爵和增援力量。但是，从随后的史事来看，唐玄宗对于皇甫惟明等原陇右将帅的表现还是极为不满，因继合并陇右、河西二节度之后，对其将帅再度做了大的撤换调整，《旧唐书》记载：“（天宝五载）正月，河、陇以皇甫惟明败衄之后，因忠嗣以持节充西平郡太守，判武威郡事，充河西、陇右节度使。”[20]史书将皇甫惟明的这次遭贬归咎于李林甫，称皇甫惟明随后遭李林甫等人谗言所伤，被贬播川太守。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其陇右败绩，不能及时实现唐玄宗夺取石堡城的愿望。

巧合的是，同年志主亦被调离，志文谓“五载，授左羽林军大将军，留宿卫”。此前志主为右骁卫大将军，乃十二卫大将军之一，为正三品，而左羽林军大将军为唐朝北衙禁军左羽林军统兵长官，也是正三品。而且左羽林大将军虽为禁军大将，但对于边将而言却并非荣耀。如后来继任的王忠嗣，唐玄宗命令王忠嗣攻下石堡城，王以石堡城坚固，贸然进攻会使将士伤亡惨重为由搪塞。李光弼也劝王忠嗣遵从圣意，王则认为石堡城没有必要用数万将士生命去强攻，自己不愿意这么做，并说“今受责天子，不过以金吾、羽林一将军归宿卫，其次不过黔中上佐”[21]。可见边将受责，做禁军将军宿卫京师，只是比远贬边州好一点而已。至于后来“特封姑臧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也仅仅是其军旅生涯至晚年享受的一定待遇。显然当时作为皇甫惟明副手的康太和也是同样受到牵连，受到惩处。而且从此以后，直至天宝十二载去世，志主职位再无升迁，说明昔日的惩处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

康太和天宝二载至五载间，担任右骁卫大将军、关西都知兵马使、都虞候、河源军使、陇右节度副使，随后在王忠嗣主政河西、陇右期间，接替他职位的便是名将哥舒翰，史载，“天宝六载，（哥舒翰）擢授右武卫员外将军，充陇右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22]。可见，康太和调任京师之后，哥舒翰完全接替了他的位置，而在此之前，哥舒翰为王忠嗣手下衙将、亦曾任大斗军副使，也可见志主康太和确实曾为唐朝河西、陇右将帅中的一中坚力量，几乎与王忠嗣、哥舒翰等一代名将比肩。而此志文的确可补史阙，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的陇右战局和唐蕃关系大有裨益。

二、洮州赤岭戍与石堡城、唐蕃道的关系

对于志主初仕，志文谓“公以弈代鹰扬，将门骁果，解褐补洮州赤岭戍主，转扶州重博镇将，员外置同正员，从班例也。”唐前期洮州属于陇右节度使辖州，戍与镇为唐代设在边防的基层军事防守机构，分别分上、中、下三个级别，戍主为正八品下至正九品下的武官，镇将为正六品下至正七品下的武官。戍主上去是镇将，“镇将、镇副掌镇捍防守，总判镇事”，而“戍主、戍副掌与诸镇略同”[23]。

这里引人注意的是“洮州赤岭戍”，因为赤岭为开元二十二年唐朝与吐蕃划界立碑之地，而且在唐蕃战争期间，因其位近唐蕃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石堡城而闻名。但对于赤岭与石堡城的位置，史书错记于鄯州之下，以至于贻误后世，千载之后，方有我们多次撰文辨正。[24]但目前学界尚有人坚持旧说。

对于石堡城与赤岭的相对位置，《新唐书·地理志》卷40 鄯州西平郡条记：“鄯城。中。仪凤三年置。有土楼山。有河源军，西六十里有临蕃城，又西六十里有白水军、绥戎城，又西南六十里有定戎城。又南隔涧七里为天威军，军故石堡城，开元十七年置，初曰振武军，二十九年没吐蕃，天宝八载克之，更名。又西二十里至赤岭，其西吐蕃，有开元中分界碑。自振武经尉迟川、苦拔海、王孝杰米栅，九十里至莫离驿。又经公主佛堂、大非川二百八十里至那录驿，吐浑界也。”[25]按此所记，以上地名似乎都在鄯州西平郡境内，而且称天威军即石堡城。但我们根据唐前期的民族关系、军事地理、唐蕃战争的行军路线及战争进程等信息，尤其结合出土文物与实地调查，考证得出：《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唐蕃道陇右段石堡城以下者多在唐洮州境，史书《新唐书·地理志》所记是将二道混淆为一乃误记。其所记石堡城以上的地名与路段的确在唐鄯州境内，但石堡城及其以后的尉迟川、苦拔海、王孝杰米栅、莫离驿等地名，均可确定在洮州至河源道上，这一段应为一南道，为唐蕃往来的驿道。正说明《新唐书·地理志》把本在洮州境内的石堡城及以下的多个地名一并记在鄯州西平郡下确为误记。

今由康太和墓志明确记载的洮州赤岭戍，不仅为以上观点提供了可信的证据，还为石堡城以下的各地名的确定提供了新坐标。而且已经证明，位处鄯州西境的天威军就并非石堡城，根据史书文献的记载，唐石堡城开元十七年被玄宗命名为振武军，天宝八载改为神威军，始终无见曾名天威军的记载。

唐军最初占有石堡城的时间，史书记载为开元十七年，该年“（三月）甲寅，朔方节度使信安王祎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据之，侵扰河右，上命祎与河西、陇右同议攻取。诸将咸以为石堡据险而道远，攻之不克，将无以自还，且宜按兵观衅。祎不听，引兵深入，急攻拔之，乃分兵据守要害，令虏不得前。”[26]又有记载曰：“十七年，朔方大总管信安王祎又率兵赴陇右，拔其石堡城，斩首四百余级，生擒二百余口，遂于石堡城置振武军”[27]。石堡城为唐军攻克以后，史载：“自是河陇诸军游弈，拓境千余里。上闻，大悦，更命石堡城曰振武军”[28]。

唐军占领石堡城以后，为了争夺河西九曲之地与该战略要地，唐蕃战争不断升级，一度在金城公主的斡旋之下，于开元二十二年唐蕃双方为划界树碑于赤岭，但至开元二十九年十二月石堡城再次陷落吐蕃，直至天宝八载，在唐玄宗的威逼之下，哥舒翰率军再次夺得石堡城。

今按照康太和的生平计算，他从军宿卫近三十年，初任即任赤岭戍主，则唐军设置赤岭戍的时间至迟在开元十七年。开元二十二年唐朝又与吐蕃划界于此，应该是赤岭一线至迟自开元十七年以来，为唐军控制该地区的最西线。中经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七载，石堡城为吐蕃占领，唐军赤岭戍自然不守。但自天宝七载以后，史载：“七载，以哥舒翰为陇右节度使，攻而拔之，改石堡城为神武军。”[29]又称：哥舒翰“遂以赤岭为西塞，开屯田，备军实”。[30]收复石堡城，唐军进而又以赤岭为边疆前哨，继续在这里与吐蕃对抗，可见赤岭乃继石堡城之后，唐军阻止吐蕃大军东进、北犯的又一战略据点，也是确保河西九曲之地大部分为唐军控制的保障，所以唐朝方面很长时间在此设戍防守。

《新唐书·地理志》所记石堡城与赤岭的相对位置，也是与《新唐书·吐蕃传》的有关记载一致的，后者保留有中晚唐刘元鼎出使吐蕃的行记，其中记：“元鼎踰成纪（今甘肃秦安县西北）、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隳，兰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至龙支城（今青海民和县南），耋老千人……密问之，丰州人也。过石堡城，崖壁峭竖，道回屈，虏曰铁刃城。右行数十里，土石皆赤，虏曰赤岭……距长安三千里而赢，盖陇右故地也。”[31]这里也是清清楚楚，刘元鼎一行经过兰州西出以后，在今永靖县炳灵寺一带向南渡过黄河,到达龙支城（今青海民和县南），继续南下便到达石堡城，过了石堡城“右行数十里”，也就是向西数十里，便到达赤岭，与前引《新唐书·地理志》“又西二十里至赤岭，其西吐蕃”[32]的表述方向基本一致，而且仅至赤岭的东西距离大致也就是二三十里。而且其整个行程所取道路的走向与今天这一带的道路的南北走向基本一致，大约经今积石山县、临夏县，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迭部县、玛曲县等。

石堡城遗址的具体位置为今甘南卓尼县的羊巴古城，具体在今甘肃省卓尼县喀尔钦乡，洮河南岸有一古城遗址，当地人称“阳巴城”“羊巴城”或“羊坝城”。过去由该城遗址出土的《石堡城战楼颂》，以及据我们考证发现于碌曲县拉仁关西乡的道格尔古碑乃唐蕃赤岭划界碑等文物，已经从文物的角度证明该遗址就是唐代赤岭石堡城遗址。

至于赤岭，汉语中“山岭”一般指具有一定走向的高山，并为集结在一起的连绵山系。经考察，今位于甘南临潭县、卓尼县以西，碌曲县以东，纵贯洮河两岸，包括洮河南岸的额尔琼山、道格尔桑尺郭山、杰姆则雅杂山、道格尔玛格山，乃至北岸的浆红山、西凤山、麻日山等，方圆几十里土石皆赤，应该正是唐代赤岭所在。

位处赤岭的洮州赤岭戍，应该不仅为戍守边界的军事据点，应该也是唐蕃道路上的交通驿站，具体位置不见文献记载。今自卓尼县阳巴城西行，向西南翻越额尔琼山，可抵达发现道格尔古碑的碌曲县拉仁关乡玛日村的夏季牧场，而同在道路一线的拉仁关乡唐科村有一古城遗址，出土有砖瓦等建筑材料，应该是古代的驿站，古代遗留下来的两条车辙经过这里，自东北伸向西南至今清晰可见，许多路段为石砌路基，“唐科村”是否即“唐客站村”的音传，因唐代位于边界的道路驿站也往往是军戍，赤岭戍是否在这里，待考。

唐代的赤岭戍前后存在的时间应该很长，直至晚唐吐蕃占领河西、陇右以后，途经该地的使臣仍然几次提到。敦煌文书P.2555《唐人诗集残卷》收录有佚名诗59首，根据这些作品的内容可知，作者在敦煌陷蕃后，被押送往吐蕃设在大夏川的东道节度使本部，途经吐谷浑与吐蕃境。其中《夜度赤岭怀诸知己》中有“驿使□靡歇，人疲马亦劳”[33]一句，说明直至中晚唐赤岭还设置有吐蕃官方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