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武， 向芷君

(1.邵阳学院 文学院, 湖南 邵阳 422000; 2.湖南省会同县教育局, 湖南 会同 418300)

套话是比较文学形象学中描述异国异族形象(他者)的一个术语，是一种特殊而又大量存在的形象。从先秦《山海经》到古近之交魏源的诗文，在古典性中国文学的“形象”发展史中，人们习惯于用“夷”来概括异域、异族及异国形象，即形象学中的“他者”。魏源诗文中有众多的“他者”形象，比如“西洋”“洋艘”“洋琴”“夷女”“节旄”“米利坚”“英吉利”“瑞士”等，这些可以通过“夷”的套话来加以概括。“他者”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魏源诗文中也有大量的“自我”形象，比如“山水”“河川”“古迹”“师友”等。国内外关于魏源诗文的研究，主要是从题材、主题和文艺观及诗文语言等方面来进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从形象学的视角对魏源诗文中“夷”的套话进行探索和研究。因而，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视角论析“夷”的套话，对魏源诗文中“夷”的套话进行分类探析，并结合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语境，探索魏源的文化担当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魏源诗文中“他者”形象的分类

魏源(1794—1857)作为清末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著述丰富，有文学、史学、经学、佛学等多种著述存世。2005年5月岳麓书社出版的《魏源全集》，是迄今为止较为完整的魏源著作集。魏源的诗文主要收集在《魏源全集》第十二册中，包括《古微堂内外集》《古微堂诗集》《补录》等，体裁包括诗、词、散文、序言、表章、书信、传记、读书笔记、奏议文章等。[1]此外，他的史地学巨著《海国图志》，以不足九万字的《四洲志》为基础，由当时搜集到的其他文献、书刊资料和魏源自撰的很多篇论文加以扩编而成，他自撰的这些论文也可以归入魏源的诗文范畴。处在新旧交替时期的魏源，以睁眼看世界的文化视野，广采博纳，在其诗文中呈现出众多的异域、异族及异国形象，并以“夷”来进行概括。魏源诗文中的“夷”实质上是众多“他者”形象的集合，即形象学中的套话。可以从魏源的文化选择立场对它们加以区分,有作为文化精华、魏源主张学习的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等“他者”形象，也有作为文化糟粕、被魏源排斥与痛恨的诸如“侵略者”“鸦片”等“他者”形象。

(一)作为西方文化精华予以吸收的“他者”形象

在魏源所描述的众多“他者”形象中，魏源予以肯定和借鉴的西方文化精华主要表现在“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这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以美国、瑞士、英国为代表的“制度文化”。魏源把它们作为西方文化精华予以吸收和借鉴，通过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以改革晚清弊政。

魏源在他的著述中，较大篇幅地论述了作为“他者”形象的西方政治制度，对西方政治制度予以高度肯定。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曾写到瑞士“至于朝纲，不设君位，惟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民政上“皆推择乡官理事，不力王侯”，更是称赞瑞士为“西土之桃花源也”。而关于美国他则说：“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谓不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能，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2]1601从魏源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美国、瑞士等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属于“师夷”的范围，魏源持肯定的态度。魏源还认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即国会),公议乃行。”[3]1917赞同西方国家普通民众对国会的影响，普通民众并不是被排除在外的，统治者应该团结民众、了解民众，民众也是有权力决定国家事务等的。魏源主张学习美国、瑞士、英国为代表的政治制度，并深受启发，以此来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宣扬民本思想、批判科举制等。在他的相关文章中，他肯定百姓的力量与智慧，对于君主专制持批判态度，他否定“天子受命于天”，反对“君权神授”的思想。

魏源《默觚·治篇十二》第一条：“天下其一身欤？后元首，相股肱，诤臣喉舌。然则孰为其鼻息？夫非庶人欤！九窍、百骸、四支之存亡，视乎鼻息。”[4]67国家其实可以看作一个人的身体，君王是头脑，宰相就是手足，而大臣就是喉舌，那么最重要的呼吸器官呢？九窍、百骨、四肢的存亡，全靠鼻息，魏源认为百姓就好比鼻息。一个人要想延续自己的生命，口可以终日闭着，但呼吸却是片刻也不能停的，就好比一个国家要想延续就要注重百姓的问题，要善于听取百姓的意见，懂得倾听百姓的呼声，了解百姓的疾苦。《默觚·治篇八》第四条：“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倾厦非一木之支也，决河非捧土之障也。一肖何而助之者良、平、信、越……而孔明自将以出祁山：身曳轮也。哀哉！”[4]55众人拾柴火焰才会高涨，独自举重很难举起来，众人一起赶路就会走得快些，要倒塌的大厦不是一根木头就能支持得住的，决堤不是一捧泥土就能堵塞好的，一个国家单靠君王、大臣是不会发展、长久的，君王要懂得依靠百姓的力量，要团结百姓。对于百姓的智慧、力量，魏源是认可的，就像在鸦片战争中，百姓自发组织的抵抗运动等，都是正确、值得支持的。

反观在封建专制统治的数千年里，君权一直被认为至高无上，西汉的董仲舒更是鼓吹“君权神授”，认为天子是上天命定，君权是神授予的。魏源在《默觚·治篇三》第四条、《默觚·治篇十二》第一条中，则对“君权”进行大胆的冲击，否定君权神授，认为天子也不过是从众人之间产生的，将矛头指向了清朝统治集团，揭露和控诉他们对内强取豪夺、剥削百姓，对外屈膝媚敌的丑恶行径。这样的专制与美国、瑞士实行的分权统治、相互制衡、设官长管理事物相比，魏源应是更倾向于后者的。在认同以美国、瑞士、英国等为代表的政治制度的同时，魏源更是抨击了清朝的科举制度。都知道三代时实行的是分封制、世袭制，寒门子弟即使满腹经纶、心怀壮志，也难以得到重用，更别提做官。相比较而言，科举制的实行，不仅给了平常百姓一个入仕的机会，也给统治者一个招揽人才的机会，但是实行到清朝，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科举制的弊病也彻底显露。在《都中吟》里，魏源写到：“小楷书，八韵诗，青紫拾芥惊童儿。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5]576大意为只要能够写出漂亮、端正的小楷字，能胡编乱造几首八韵诗，那么高官得来毫不费力，能够骑在人民头上。又因为清朝当时的规定是考不上翰林的官，就入不了阁，死后也不能谥文，所以那些考中的人会不停往上爬，考上了举人就想考进士，考上了进士就想进翰林。魏源当时多次参加顺天乡试、礼部会试，甚至在道光二十四年的礼部会试被当权者以试卷不工整为由，罚停殿试一年，空有满腹经纶、满腔抱负，却没有发挥的地方，是其莫大的遗憾。仅仅小楷写得好，会做诗就能得到官位，而像魏源、龚自珍这些真正有才的人却得不到重用，“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所以魏源在作品最后更是讽刺：大河决堤，应该派会写桃浪诗的人去治理；前线告急，应该派能写檄文的人去御敌。魏源对当时科举把小楷书、八韵诗作为人才选拔的重要标准进行了批判、讽刺，认为这与从政没有一点联系，其实也是从侧面反衬出魏源自身深受科举制度的毒害以及他对美国、瑞士等西方政治制度的一种认同感。

魏源还揭露和抨击了清政府时期的吏胥政治。当时清政府财用不足，因此实行纳资捐官制度，此例一开，不但使官吏队伍更加混杂，还加剧了官场的贪赃枉法，使得贿赂公行。在《都中吟》中，魏源痛呼：“吏兵例，户工例，茧丝牛毛工会计，全恃舞文刀笔吏。”“缺可补，可不补；级可去，可不去，翻手覆手敢予侮，能令公喜令公怒。”[5]576官缺能够补充，官级可以去除，这全凭当政者的喜怒。而有的胥吏能掌控选官之权，甚至是中央核心部门的官位也能捐纳，彼时的捐纳制度弊病显露，魏源却只能以诗歌呼吁痛斥，以此来引起人们的注意。魏源还说到“开科开捐两无益”，可以看出他是极力主张废除这两项制度的。

另一方面，以“坚船利炮”“洋琴”等为代表的“器物文化”，这些是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代表，魏源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西方文化艺术，以改良风俗并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魏源诗文中“夷”的套话包含着异国政治制度，他通过对异国政治制度的探析，提醒统治阶级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以改良封建弊政，逐步实现政治文化的自我觉醒。此外，魏源还主张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达到改良风俗并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在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用炮舰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而清政府用刀箭进行的反抗显得那么脆弱；更甚者，火药本是中国最早发明的，但是在战争中却被西方的炮弹打得毫无还击之力。魏源认识到清朝腐朽的本质和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在所著的《海国图志》中详尽地介绍了西方等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在火器和战舰的生产使用方面作了介绍。在书的序言中，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要“窃其所长，夺其所恃”，认为学习“夷之长技”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6]1在《俄罗斯国总记》中，魏源记载：“及于此达王……，微行游于严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仅优于他国。……迨至今日，……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7]1457可以看出，魏源对于俄国彼得大帝出行访问，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行为是非常认同、赞叹的。他认为当时的晚清政府要想由弱变强，也要像俄国彼得大帝一样，主动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不是闭关锁国，认为天朝至上。当时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中国，就是因为他们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坚硬的船舰、锐利的炮弹，他们能够去学习他国的先进技术。所以，魏源也主张晚清政府应该要建厂制造船舰、炮弹，引进人才，并且要培养、训练技术人员等。

魏源看到了晚清逐渐衰落的原因主要在于晚清政府的弊政，因而其主张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要有开放的政治环境。每当看到由于内忧外患所导致的晚清政府满目疮痍的局面时，魏源痛心疾首，却无从改变。于是，他还把目光转向清初康乾盛世，期待从文化“自我”中挖掘良策以挽救晚清羸弱之势。魏源赞叹可称之为“壮潮”的清初时期，“壮潮”一词出现在魏源的《钱塘观潮行》中，这是一首七言古诗，写于鸦片战争后的一八四二年。“江逆飞，海立起，天风刮海见海底，涌作银涛劈天驶”[8]618，天风将大海掀开，露出海底来，汹涌的银白波涛劈天疾驶，世界上再瑰丽奇绝的美景都不能与之相比，短短的几句话，却写出了钱塘江潮的壮观。“潮如百物有壮老，少壮春雷草怒芽，老后秋风弩穿缟”[8]618，魏源眼中的“壮潮”实指的是开国初期的清王朝，他赞扬清初的文治武功。清朝开国初期，气势如虹，百万骑兵涉水疾驰都不用船，统治者也懂得用人之道、民心所向；与之相对应的，“老潮”则象征了鸦片战争后的清王朝，当时统治者的腐朽破败，百姓的痛苦哀怨，外敌的侵略，无一不显示着清王朝即将走向灭亡，而诗中“天朝昏”更是对清王朝腐朽虚弱的本质进行了大胆深刻的揭露。由此可见，魏源“师夷”中的“夷”不仅包含制度层面的“他者”，也包含着作为器物层面的“他者”，而且，魏源在“师夷”的同时还主张“师古”，不仅内外求索而且上下求索，可谓用心良苦。

魏源还主张学习以“洋琴”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艺术。作为西方文化艺术的典型器物，“洋琴”是在《澳门花园听夷女洋琴歌》中所提到的。对于当时那种环镜而言，外敌入侵，不管是官员还是平民百姓，都对西洋人很排斥、痛恨，不管是他们的人，还是物品。对于当时清王朝的百姓而言，西洋人的一切都是可憎的，但是魏源却不是一味的否定，他赞叹外国人的智慧，欣赏他们的勇气，也认同他们的建筑、音乐、乐器等。魏源在《澳门花园听夷女洋琴歌》中尽情抒发了对西洋音乐的感受。[8]630可以说“洋琴”所代表的音乐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整个西方的艺术文化，魏源并未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去否定他们的艺术文化，相反，魏源对此持肯定的态度。他有远见，有自己的进步思想，能够看到西方艺术文化的闪光点，进而提倡要去学习他们的长处，也有了他的“为以夷制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7]1，想要战胜敌人，首先要去了解他的文化、他的思想。为此，魏源当时主张清王朝去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技术、建筑等，主动地去了解，取其之长，避其之短，以此来挽救衰败的晚清。

由上可知，魏源“师夷”可以说是较全面地学习西方，从“制度文化”到“器物文化”，其直接目的在于达到“富国强兵”的状态。其诗文中“夷”的套话内涵非常丰富，不仅有作为文化精华加以学习的“他者”形象，也有作为文化糟粕予以排斥的“他者”形象。

(二)作为文化糟粕予以排斥的“他者”形象

魏源以“睁眼看世界”的眼光，了解西方的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但绝对不是一味地予以吸收和借鉴。他作为地主阶级改良派，深切地感受到西方侵略者带来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一方面，他排斥西方列强的鸦片贸易，支持林则徐的禁烟主张。另一方面，对因鸦片贸易而引发的鸦片战争更是深恶痛绝，批判西方侵略者。因而，在他所描绘的众多“他者”形象中，“鸦片”以及以“冯夷”“贝族”为代表的侵略者是他所排斥和批判的主要对象。

魏源留有900首左右的诗歌，其中描写鸦片战争题材的诗歌有90首左右。有资料记载鸦片在清朝以前就已经传入中国，但那时候并没有如此严重的影响，鸦片甚至还能入药，或者用以麻醉。鸦片最初进入中国是有一定限制的，在鸦片战争前的七十年间，以英国人为主，外国商人一年比一年加大向中国贩运鸦片的力度。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实行鸦片专卖，这时每年已有一千箱鸦片输入中国；到了嘉庆年间(十九世纪初期)，每年向中国的鸦片输入量增加到四千多箱；到了鸦片战争前几年间，每年多到四万箱左右。[8]11鸦片战争前夕鸦片的大量输入，不仅造成清朝白银大量外流，国库空虚，财政危机严重，加重了统治集团对百姓的搜刮，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且还严重侵害、腐蚀了中国人民的心理、精神。鸦片在当时的危害显而易见，它使得人沉迷于此，吸食上瘾的人会变得面如菜色，无比消瘦，呲牙咧嘴，两肩高耸，面呈死灰，终日昏昏沉沉，完全没有活力，富人吸食则逐渐破产、贫穷，穷人则只能等死般地度日。那时还有人评价鸦片贸易比贩卖奴隶更加残酷，鸦片不仅折磨人的肉体，还腐蚀他们的思想，扼杀他们的灵魂，败坏他们的品格。对于“鸦片”这个西方糟粕，魏源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赞成林则徐的禁烟主张。

魏源对西方列强以“鸦片”为借口的战争更是深恶痛绝，清政府签订了辱权丧国的《南京条约》更是令他痛心。如《秋兴》十一首之三：“大漏卮兼小漏卮，宣防市舶两倾脂。每逢筹运筹边日，正是攘琛攘赆时。海若蛟宫奔贝族，河宗宝藏积冯夷。莫言象数精华匮，卦气爻辰属朵颐。”[10]685这首诗描述了因为鸦片的大量输入，白银哗哗往外流，官吏在治河、运粮时又大肆贪污，就好像是大的破漏器具加上小的破漏器具，财富流失很快。而财富的流失是因为龙宫里闯入了“贝族”，河宗的宝藏进入“冯夷”的口袋，比喻外国的侵略者闯入了清王朝的地盘肆意横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也不顾百姓、国家，只知道填满自己的口袋。魏源对二者进行控诉，认为财富枯竭的根源就是因为“冯夷”“贝族”这些吸血鬼的贪得无厌。

魏源并未批判、控诉所有的“冯夷”“贝族”，比如以“夷女”为代表的西方人是被他所认同的。魏源生平也曾到处游历，为了写作关于列强的事情到处搜集材料。1848年他开始了游历，曾到达澳门。在那里魏源认识了葡萄牙人委理多，还受邀到他家里做客，委理多及家人不仅热情招待，还弹奏洋琴给魏源听，临别更是赠送洋画作留念，魏源自己也并没有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赞叹委理多家人的热情好客，孩子的天真客气，赋诗相以赠送。从《澳门花园听夷女洋琴歌》中“膝前况立双童子，一双瞳子翦秋水”“中原未之见也”[8]630，不难看出，魏源对葡萄牙人委理多孩子外表的夸赞、喜爱。“夷女”的形象其实代表了除侵略者之外的“冯夷”“贝族”，不是所有的夷人都是敌人，他们有的也是善良、勤劳、热情的，不能以偏概全，否定所有的“冯夷”“贝族”，要有宽广的胸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对于“夷人”的友好，魏源还之以友好，表现出对自我文化的自信。

二、魏源的文化担当意识

面对鸦片战争前后“他者”形象的转型与变化，魏源通过“夷”的套话，在较全面了解“他者”的同时，也对“自我”文化表现出较充分的自信，在内忧外患的文化语境中进行文化探索，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鸦片战争以前，历代文学或文化典籍中的“他者”，大体上即所谓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从总体上说，其文化实力都弱于中原地区，即便是能以武力“征服”中原(如蒙古族和满族)，但最终仍不得不被中原文化的强力所同化，从而实际上成为中原文化的皈依者。[11]5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他者”的强势出场和“华夷秩序”的崩溃，当“大自我”急剧坠落为“小自我”时，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人文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陷入对“他者”文化的焦虑当中，在保持文化自尊心的同时不断地进行文学探索和文化选择。魏源所处社会环境内忧外患，面临着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转型、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碰撞的多元文化格局。身处“千古未有之奇变”时代的魏源不可避免地陷入“文化焦虑”的境地。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列强的侵略，使得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平民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像魏源一样心怀抱负的人却得不到重用，还遭受压迫、屈辱。面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魏源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进行艰苦而卓越的文化探索，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魏源赞同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抵抗派的英勇奋斗，同情百姓疾苦，且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接下来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对魏源的文化担当意识进行探析：

(一)改良主义的文化选择立场

魏源的一生刚好经历了清政府由盛到衰的过程，面对当时的内忧外患，他不是固守着自身的利益一成不变，他批判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固步自封，同情百姓疾苦，讨伐侵略者的蛮横粗暴、贪得无厌，能够反省自我，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科技、文化艺术等，以此来改变清政府被动、受侵略的局面。

在魏源的诗文中出现了一个“拒绝洗澡的‘懒汉’”形象，它其实比喻了清政府统治阶层的顽固派、投降派。他在古乐府《行路难》(十三章)中写到：“有客色难心畏洁，欲浴先必谋蚁虱，甘听群污饱膏血。甘此七斤大布袍，百年不浣沧浪月。”[5]569有一种人对洗澡很抗拒，非常害怕洗澡。让他清洁还必须先去问问虮虱的意愿，就是宁愿让虮虱饱食鲜血，甘愿穿着七斤重的脏污布袍，即使百年也不愿将之洗干净。魏源描绘这样的极致懒汉，暗里指向了清王朝的顽固派、投降派。他们不思进取，固守着已有的死制度和自身利益，排斥一切损利主张，阻碍着清王朝的发展。与此对应的，魏源表达出对以林则徐以及他自身为代表的抵抗派的赞叹。鸦片战争的爆发不仅使得百姓、爱国官员痛苦，更是加快了清王朝覆亡的脚步，可是战争中的投降派却顾及个人利益，极力挑拨统治者投降。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抵抗派才是魏源所认同、敬佩的。鸦片的流通不仅与侵略者有关，更是与当时腐败的官员息息相关，他们为了巨大的利益组成包庇鸦片走私的集团。抵抗派的行为损害了鸦片走私集团自身的利益，因此其还将侵略者的逼迫归结于抵抗派。以琦善、伊里布等为代表的投降派更是散布舆论，将罪责全部推到林则徐等人身上，最后还签订了卖国条约。为此魏源深感悲愤，撰写了《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书，和抵抗派一样主张要正视西方的侵略，要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政治制度，要有尊严、有骨气，大赞林则徐等人的英雄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

都知道蜡烛不剪去烛花就不能继续带来光明，书籍不除掉书虫就不能完好的保存，而素女之所以被赞誉，是因为善于改变娲皇弦。“一番澡雪一番新”，洗掉污秽才能一身清爽，剪去烛花蜡烛才会明亮，除掉书虫书籍才会完好，魏源讽刺顽固派的丑恶，强调了对于当时的清王朝来说除弊革新的必要性。魏源诗文中还出现了“讳疾忌医的田侯”，他在《行路难》(十三章)之《针灸苦肤药苦口》里说：“扁鹊见田侯，三见三叹烯。初见腠理可针灸，再见肠胃可汤液。针灸苦肤药苦口，攻泄恐伤元气厚。何如勿药得中医，国老衣钵为君授。三见始入门，望气先却走。药石攻补百不受，太乙雷公齐束手。娠童媚子环刍狗，堂上称觞万年寿。”[1]570田侯，名午，战国时期的齐桓公。名医扁鹊三见田侯，初见时扁鹊说田侯的病还只是表面的，可以用针灸治疗，而田侯却认为这些所谓的名医都是骗子，并不信任扁鹊。第二次见田侯时，他的病还可以用汤药治疗，但是汤药苦口，田侯并不领情。等到第三次时，扁鹊却不再过问田侯的病情，说病入骨髓就是神仙都难救。其实魏源写讳疾忌医的田侯，实则是暗指清王朝的统治者，当时的清王朝内忧外患，而统治阶级却没有关注这些，有的只是贪图享乐，在乎点甚小的利益。更甚者，当时我国已经与西方通商二百年之久，但清统治者却不知道英国在什么地方，对他们全然不知。田侯讳疾忌医，最终自取灭亡，但是他的婢女宠臣们却在祈求上苍降福，满朝文武则在朝堂上祝贺田侯万年长寿，这实则也影射出封建社会到了清朝已经处于无药可救的末世。

晚清政府内忧外患、满目疮痍，魏源意识到导致如此局面不仅仅是蛮夷、列强入侵的原因，因而主张去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先进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同时，魏源还主张改革内政，提倡经世之学以挽救衰败的清政府。

(二)经世致用的文化利用方法

古时常有一些文人墨客不喜世俗险恶，不愿面对朝廷的阿谀奉承而选择避世隐居，不再过问人世疾苦。有人认为避世隐居很好，过自己喜欢的田园生活，不问世事，不为外界而徒增烦恼。很多人都向往这种隐世生活，而魏源则批判这种隐居的人，认为这是一种极其消极的态度，没有爱国主义情怀。就如两汉交替之际汉朝道家易的代表人物向长，他以不因家事自累而选择隐世；东汉禽庆以儒生去官，隐世而居，魏源认为他们的隐世而居是一种极为消极的态度。而在《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里，魏源却能够从一个人的饥饿担忧一个家庭的饥寒，从一个家庭的饥寒担忧天下百姓的疾苦，感叹“痌瘝苟不瘳，尧禹亦何为！”处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局面中，魏源没有选择避世隐居，而是坚持经世致用的态度。他忧思疾苦，积极寻求变强大的方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提倡晚清时期应打开国门，而不是闭关锁国，要主动积极地去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向长、禽庆等避世隐居者相比，魏源以此来衬托出自己勇于面对现实，积极寻求解救办法的志向和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

魏源是用辩证的眼光进行文化选择，对“夷”加以区分，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剔除西方文化的糟粕，以促进自我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就好比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好或者坏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分析，而不是一味地肯定或者否定。西方列强的入侵，它给当时的清王朝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不管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侵略带来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当时的清王朝面临的不仅仅是西方的侵略，更有内部的矛盾，统治阶级腐朽、破败，人民苦不堪言，而且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论变化的大小，它总是在慢慢进步的。所以，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西方的入侵带来了伤害，同时客观上激发了民族的觉醒。通过解读魏源“夷”的套话，可以清晰地探明魏源文化选择的目的，学习“他者”以复兴“自我”，体现了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魏源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

三、结语

魏源在他的诗文等著述中，立足于改良主义的文化选择立场，坚持经世致用原则，以“夷”的套话展现“他者”形象，既看到了西方列强作为“番鬼蛮夷”的野蛮“他者”形象，同时又以开明的态度主张“文明师长”，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等，饱含爱国热情，表达图强之志。作为地主阶级改良派，他以“创臻辟莽、前驱先路”的精神，进行艰苦而卓越的文化探索，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正如梁启超所说：“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12]156魏源诗文中“夷”的套话所蕴含的改革与开放的思想与文化理念,势必会促进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