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宗瑞，朱羽彤，涂德玉

(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叠词，又称叠字、重言、叠音词等，是汉语修辞学中的一种重要辞格，同时也是汉语词汇学、语法学中一种重要的语文现象。《辞海》对其的解释是：将音、形、义同一的字连接合用在一起，使形式整齐、语音和谐并增强形象感[1]。关于叠词运用的具体实例，人们耳熟能详的便是《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式的反复吟唱，抑或李清照《声声慢》里“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一咏三叹，距今年代稍近一些的，则是朱自清散文《匆匆》中“头涔涔而泪潸潸”的郁郁情怀，《荷塘月色》里“田田的叶子”“亭亭的舞女的裙”等细腻描摹。这些诗、词、文之所以能穿越历史长河，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弥新，广为传诵，成为经典，其中叠词的妙用功不可没，尤其叠词在形、音、义三个方面具有的独特审美特质。这种独特审美特质，可归纳为“同形复现，铺排壮观的视觉美”“同音叠响，韵律有致的听觉美”和“同中有变，理致周密的意蕴美”[2]。

曾有学者统计，《诗经》305首诗歌中有186首使用了叠词, 其种类共计400种，频次达到了520次[3]。也有学者指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收入叠词738个[4]。据笔者粗略考查，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内相继出版了10余部叠词词典和叠词研究专著，比如《汉语叠音词手册》《汉语叠音词词典》《常用叠词词典》《采采〈诗经〉叠词》《车王府藏子弟书叠词研究》等。其中，《汉语叠音词手册》编入古今常用叠词1 800条[5]，《汉语叠音词词典》则囊括叠词5 000余种[6]，《常用叠词词典》也涵盖叠词约2 000个[7]。今人如此，古人对叠词也是颇为重视。清代文人史梦兰所编十三卷本《叠雅》就收录经史子集和诸家注疏中所用叠词3 000多组[8]，另有王筠所著《毛诗重言》等论著。由此可见，叠词不仅是古今汉语中的一类常见词汇，语言使用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专家学者历来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尽管叠词在各方著述中名称并不一致，分类不尽相同，叠词的统计汇总也存在差异。

一、叠词翻译研究

汉语研究如此，外语研究也概莫能外，叠词同样是外语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特别是叠词的翻译问题。通过对前人文献细读梳理后发现，相关研究大致呈现两条发展脉络。其一，基于汉语叠词特点分析或汉英叠词对比的叠词英译研究。此类研究从汉语叠词的词性分类[9]、结构形式[10-12]、词义变化[13-14]、修辞功能[15-17]等视角出发，探讨其英译问题。其二，针对某部作品(集)或某类作品中叠词的英译研究。前者如陶渊明诗歌[18]、《诗经》[19-20]、《声声慢》[21-22]、《西游记》[23-24]、《楚辞》[25]、《元曲三百首》[26]、《呐喊》[27]等，后者如中国古典诗词[28-34]、中国现当代散文[35-36]等。

这些研究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和深化了学界对叠词翻译的认识。就研究的核心议题——叠词翻译策略——而言，专家学者由起初“好译、难译、无法译”[28]、“迭用词语、善用词组、巧创句式、慎择一词、融入句中”[29]、“瞻前顾后”[30]等相对模糊、相对依赖个人判断的主张，逐渐发展至后来建立在目的论[35]、翻译美学[19][21]、关联理论[20]、形式对等[24]、模糊语言学[33]、阐释学[27]等理论基础之上的思考阐释，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借鉴。不过，这些研究具有一个突出的共性特征，于本文而言可以说是一个有待完善之处，即基本围绕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诗词曲赋展开论证，或者在论证时往往以古典文学作品作为例证，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特别是当代小说的文本素材论及较少，缺乏有针对性的考查探讨。

众所周知，新世纪以来在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一文化方针的推动指引下，加之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重要成绩的取得带来的激励启发，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已逐渐成为我国文学界、外语界乃至整个社会普遍关注、普遍参与、普遍讨论的一个重大命题。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传播固然涉及方方面面的研究内容，但其中叠词翻译研究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如上所述，前人学者已在叠词翻译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但在讨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译介时如果完全照搬或直接参照既有成果，则可能产生问题。比如不少专家学者针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叠词翻译提出或总结的“对应保留、变通操作、舍形存意”[18]、“直译为主、其次意译”[19]、“单词重复、韵式借用、平行结构、弃形存意”[25]等比较强调“以叠词再现叠词”的翻译策略或翻译主张，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特别是当代小说中叠词的翻译，可能并不适用。

二、叠词的定义分类

鉴于以上考虑，本文将以《红高粱家族》[37]、《活着》[38]及其英文译本RedSorghum[39]和ToLive[40]为例，尝试考查中国当代小说中叠词的使用情况，进而在此基础之上重点探讨其翻译问题。之所以选择这两部小说，一是小说作者、小说本身、小说译者皆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众所周知，莫言和余华是中国当代作家中的先锋人物，两部小说也堪称二人扛鼎之作，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其译者也均为知名译家。《红高粱家族》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不需赘言，《活着》译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也是颇具声誉。除余华外，白睿文还曾翻译叶兆言、张大春、王安忆、舞鹤、张北海等多位中国作家的作品，其中《长恨歌》译本2008年获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文学翻译奖荣誉提名，《活着》译本2016年入选美国国家文艺基金会(NEA)“大阅读”计划。二是同时研究两部作品，将相关情况进行对比参照，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仅对单一作品进行分析可能存在的相对偏狭。

关于叠词的定义分类，本文主要参考以上《辞海》对叠词的界定，即“音、形、义同一的字连接合用”，具体则体现为AA(如“脉脉”)、AAB(如“飘飘然”)、ABB(如“忽悠悠”)、AABB(如“口口声声”)这几种形式类型，将散见于一些文章论著中同样被纳入叠词范畴的各种隔离重复、间隔连用等情况排除在外，比如ABAB(如“考虑考虑”)、ABAC(如“一心一意”)、ABCB(如“解铃系铃”)、A一A(如“试一试”)、A就A(如“走就走”)等。采取这一相对“严格”的定义分类，可在很大程度上使叠词考查避免陷入过于“宽泛”的争论，与一些经典论述有所背离，这些经典论述中《辞海》的界定是一例，另一例则是陈望道在其中国现代修辞学奠基之作《修辞学发凡》中明确提出的观点——“紧紧相连意义也相等”[41]。另外，由重复文字构成的称谓、名称、头衔等(如“奶奶”)也不在考查范围之列，同时AABC(如“蠢蠢欲动”)、ABCC(如“可怜巴巴”)、AA的/地(如“绵绵的”)等AA衍生类型均被计入AA型之中。至于两部作品具体的考查范围，本文将立足《红高粱家族》前30页和《活着》前36页的内容，其篇幅均占作品整体篇幅一成左右，语料文本共计约22 000字和16 000字。以下为中文原著中叠词的使用情况与英文译本中相应的翻译情况。

表1 《红高粱家族》和《活着》中叠词使用与翻译情况

三、叠词使用与翻译特点

通过对《红高粱家族》和《活着》的有限文本及其英文译文的考查，以上表格中的考查结果以及表格之外经过统计、对比、分析得到的其他一些结果表明，两部作品中叠词的使用和翻译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叠词使用比较频繁。如表1所示，《红高粱家族》前30页共使用叠词192次，《活着》前36页共使用叠词165次。在叠词种类方面，除AA型有一定重复外，两部作品中叠词整体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如果结合语料文本长度计算，两部作品每千字使用叠词的频率分别为8.7次和10.3次左右。仅仅基于这一数据，可能很难形成关于叠词使用是否“频繁”的直观判断，但如果以《诗经》[42]和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43]作为参照，则可窥见一斑。《诗经》和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直以来分别是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古典诗词和现代散文中叠词使用和叠词翻译进行研究的重点对象。如果同样以上文叠词的定义分类对其进行考查，可发现《诗经》开篇“国风·周南”至“国风·唐风”近1万字的诗歌共使用叠词116次，折合每千字11.6次，《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开篇“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至“木匠老陈”章节近1万字的散文共使用叠词54次，折合每千字5.4次。如此看来，这里用“频繁”一词描述叠词在《红高粱家族》和《活着》中的使用情况并不为过，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中国当代小说中叠词使用和叠词翻译进行考查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第二，往往采取意译或者不译。这一特点也是建立在数据统计基础之上的归纳判断，如表1所示，《红高粱家族》192个叠词在英文译本中有137个进行了意译处理或者未被翻译，同样《活着》165个叠词中也有127个，意译、不译比例分别高达71.4%和77.0%。这里所说的“意译”是与下文第三点“变通翻译”相对的概念，即采用音韵、形式、音形兼备这三种以外的手段传词达意，这也是两部作品译者针对叠词共同采取的主要翻译策略。关于意译的示例，两部作品译本中均不难寻找，比如《红高粱家族》第1页中“景物影影绰绰”被译为“the view was blurred”，《活着》第2页中“整整一个下午”被译为“a whole afternoon”等。“不译”则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中文原句中叠词所传达的意义在翻译时融入了句子整体，并未得到明示，二是中文原句中含有叠词的部分在翻译时被删减忽略。前者如《活着》第34页中“刮光的脑袋上稀稀疏疏地钻出来些许白发”被译为“patches of white hair sprouted from his shaven head”，后者如《红高粱家族》第26页中“他的双脚划着地面，在地上划出一些曲曲折折的花纹”被译为“his useless feet traced patterns in the dirt”等，这里“稀稀疏疏”和“曲曲折折”在英文译本中的消失便是如此。

第三，变通翻译比例较低且主要以音韵手段实现。“变通”一词并非本文首创，蔡华在其关于陶渊明诗歌叠词翻译一文中已做过相关论述。她认为“叠词的最佳译法是‘叠词以叠词见之’”，但是“基于汉英间文化语言有限的通约性, 变则通势在必行”，变通手段“不失为一种灵活的翻译技巧”[18]，并将陶渊明诗歌中叠词的变通翻译分为修辞变通、词性转换、空间位移、缺省四种情形。本文借用“变通”这一概念，但具体分类有所不同，而是根据《红高粱家族》和《活着》英文译本对中文原著中叠词的处理将其分为三个类别，即结合叠词前后相邻词语、结构或所在语境，灵活采用音韵、形式、音形兼备这三种手段翻译叠词。采用音韵手段，是指以英语修辞中头韵、尾韵等方法保留汉语叠词的音韵和谐，比如《红高粱家族》第15页中“中年人……轻悄悄地消逝了”被译为“the man…slipped silently into the darkness”。采用形式手段是指以英语的平行结构保留汉语叠词的结构整齐，比如《红高粱家族》第30页中“我父亲……哧哧溜溜地游动”被译为“father…weaving in and out among the plants”。采用音形兼备，则是指音韵、形式兼而有之，比如《活着》第26页中“我……走走哭哭，哭哭走走”被译为“I cried as I walked，I walked as I cried”。这三种手段，或试图保留汉语叠词的音韵特点，或形式特色，似乎应该是翻译叠词的理想选择，特别是第三种音形兼备，同时具有音韵和形式上的优点，但统计结果表明，如表1所示，《红高粱家族》192个叠词和《活着》165个叠词在英文译本中进行变通翻译的情况并不普遍，分别只有45个和38个，而且变通翻译主要以音韵手段实现，并非靠音形兼备或者形式手段实现。

四、相关研究未来展望

立足以上考查探讨，展望相关研究的未来发展，这里提出以下几点供专家学者思考讨论。

第一，叠词翻译和叠词使用研究还需继续深入。如前文指出的那样，本文只是以《红高粱家族》和《活着》这两部作品有限文本及其英文译文为例，试图揭示中国当代小说中叠词的使用情况和翻译问题，重点探讨翻译问题，得到的结果可能存在片面之嫌。的确如此，针对不同作家、不同作品、不同译者、不同翻译目的语等，研究所得都有可能存在差异，但作为抛砖引玉之论，本文的主要目的还是希望引起学界对于这一领域、这一话题的关注，深入挖掘其中可能存在的普遍规律或共同倾向，这一点在过往研究中一直未得到应有重视，而且在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特别是中国当代小说“走出去”这一宏大语境下也尤为重要。今后在开展相关研究时，可尝试采用基于语料库的大规模调查分析方法，充分发挥其特点优势，这样势必会产出更为宏观、更为全面的研究成果。另外，像中国当代诗歌、当代戏剧、当代儿童文学以及现代诗歌、现代戏剧、现代儿童文学等不同体裁作品中叠词的使用和翻译，都是值得探索、有待开辟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话题。

第二，本文的研究发现也期待得到进一步讨论。《红高粱家族》和《活着》这两部作品英文译本中叠词的意译、不译比例非常之高，与以上不少专家学者针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叠词翻译强调的“以叠词再现叠词”的翻译策略或翻译主张，确实存在不小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涉及语言风格、写作倾向、汉英两种语言不同特点等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当代小说大多由生活语言构筑，而且篇幅较长甚至冗长(西方读者观点)，具体则体现为大段的场景描写、大量的对话铺陈等，这些生活语言翻译成英文时如果仍刻意追求音韵效果，讲究形式特色，将不符合西方读者普遍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期待，因此两部作品英文译本中叠词意译、不译比例较高，变通翻译比例较低。即便进行变通翻译，形式可能也不是译者考虑和重视的主要方面，在音韵和形式之间，译者可能更加注重音韵，毕竟英语不似汉语自古以来就一直强调或默默践行用词整齐划一，因此《红高粱家族》和《活着》英文译本中叠词的变通翻译往往以音韵手段实现。当然，这只是一些初步推断，这些推断还需寻找更多支撑，进行多方验证。

第三，传统文本研究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相关翻译研究中也要不断加强。近年来，由于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一文化方针的引领激励，莫言、余华等作家及其作品的海外译介研究持续升温，作家和作品的对外译介模式、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效果等都得到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发展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相关翻译研究的主流话语，传统文本研究似乎正在没落，声音日渐衰微。从世界范围内翻译研究的发展来看，这也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这一大的趋势潮流不无关联，文本以外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作用、影响在翻译研究中逐渐得到重视，而且大有喧宾夺主之势。诚然，“外围”方面的讨论不可忽视，但终究不能取代围绕“内核”问题进行的思考，文本才是“内核”，才是翻译研究的根本依托，不能丢弃，莫言和余华的作品及其译本如此，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以及各种译本更是如此。本文关于叠词翻译的研究发现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文本研究涉及的词汇、修辞等重要内容仍大有文章可作。比如词汇方面，一直以来专家学者在惯用语、成语、谚语翻译等方面用力颇勤，量词、语气词、连词甚至方言的翻译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均有待进一步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