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亚娟

(武汉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2)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收入的逐年增加，人们对于生活品质的需求也日益提升。国民消费支出数字的增加，似乎也很好地显示出了国民消费能力的增强。在物质条件富裕的条件之下，文化消费风格表现得越来越繁复，从以下几个方面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第一，文化消费品牌和商家大量涌现；第二，在全国各地，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配套设施大量兴建，主题展览、文化巡演等活动越来越多；第三，旅游休闲受到国人的喜爱与热捧。尽管这些现象的出现，直接反映出了国人文化活动的丰富程度，但是更进一步来看，还是可以发现当下我国文化现象的不足，譬如对于文化活动的参与度普遍不足，整体有待提升；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配套设施和文化活动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异巨大等。

一、文化消费区隔理论梳理

在针对文化活动的参与或消费的社会学研究中，最主要的研究主题是这些活动的参与是否随着阶层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消费模式。如果对于文化的消费能力有差异的话，那么对于文化的鉴赏就不仅仅有关美学价值，还就涉及到社会学关注的文化消费阶层化的现象与意义。

(一)有关文化消费的区隔理论

韦伯认为，身份团体主要是基于身份情景而形成，身份情景便是社会声望，它包括三个社会基础：生活风格、正式教育、职业声望或是系出名门。在这个前提之下，身份团体最显著的特征表现在其维系自身所需社会资源的垄断上。身份团体为了维持其社会声望，就需要彰显出特定的生活风格来排除其他的身份团体，不断争夺外部的社会资源。所以，生活风格除了可供辨识身份团体的特征外，最重要的是它成为一种权力的展现。生活风格并非自然而然形成的，“‘身份团体’按照代表其特殊‘生活风格’的物质消费法则阶层化”[1]。假若把生活风格当作消费模式，那么可以看出身份团体运用消费模式作为建立他们自身的阶层，并借此和外部的团体区隔开来。凡勃伦对于悠闲阶级的讨论颇有可供参考之处。

凡勃伦试图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待每个不同阶级的社会，因为财富的拥有与消费行为的阶层化造成了社会性的竞争行为。在私有制的社会里，财富的拥有成为社会声望的象征，为此而引发出的财富竞争过程让居于社会优势地位的人遭受妒忌和艳羡。优势阶级为了彰显他们的社会声望，博取他人的敬重，财富的积累之外，同时还要显示出他们的有闲。优势阶级需要借此来表达自身和他人之间存在所谓的有差别的区隔。凡勃伦把这些优势阶级称之为“有闲阶级”，凡勃伦对于“有闲”的界定并非怠惰或无所谓，“这个名词所暗示的意思是不生产的消耗时间……而之所以消耗于不生产是因为感觉到生产工作的低下，以及用以证明在金钱方面足以供应闲散生活的能力”[2]。所以，有闲阶级在生活风格与消费行为方面表现出具有炫耀身份地位的闲暇以及炫耀性的消费。因此，消费也有下阶层为了模仿上阶层的风格，在服装上采用上阶层的款式，模仿的目的是为了表现出有闲的身份。

凡勃伦虽然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概念，但是他的研究目标仍然有限，并没有讨论所有阶层的消费模式和生活风格。相较于此，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布迪厄针对法国社会各阶层所进行的大规模经验研究则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讨论基础。布迪厄以品味作为分析的起点，呈现了法国社会中复杂的社会资源争夺策略以及社会的再生产，从大众消费的分层来看优势阶级如何在日常生活的言行中稳固他们的意识形态[3]。在布迪厄的相关研究中，不同阶层的生活风格差异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上：第一，在最为具体的层面上，布迪厄关注的是以阶级为基础的消费习惯，休闲时间的活动，对于艺术作品、食物、服装、家具等的品味，以及这所有一切所代表的生活风格；第二，不同于某一阶级的内化禀性,主要表现在阶级体系内的凝合和阶级间的差异；第三，对于现实的需求所采取的距离，如资产阶级对于世界或人群带有审慎的态度并保持距离，而工人阶级对于物件的审美和使用抱持着“实用”的功能性原则；第四，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两个概念向度所构成的资本量和资本组成结构来解析社会结构。它一方面说明了阶级内和阶级间的分层原则，另一方面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不同社会团体如何在社会场域中进行对于社会资本和权力的分配与交换。

(二)阶层区隔与城乡二元化

阶层区隔在中国的最显著表现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二元结构。城市和乡村在产业属性、发展路径上有着天然的不同，由于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进一步加深和固化了城乡之间的分割。经济上，城市地区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农村地区则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公共设施上，城市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设施发达，而对农村的投入长期不足；消费水平上，城市居民远远高于农村……总之，长久以来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制造成了我国城乡之间方方面面的诸多区隔。而伴随着大众传媒在城市的普及, 各种文化相继传入，使得城市文化的多元和潮流倾向日盛，更多表现出开放和融合的姿态。这一过程中，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之间的分界更加明晰[4]44。上世纪五十年代，雷德菲尔德以“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分来说明社会分层状态，大传统反映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精英文化，小传统指社会下层所形成的具有一定保守性的观念形态[5]。整体来看，在以国家疆界为限所构成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中，文化图景的呈现是丰富多元的，不同文化相互交汇、切磋、磨合，甚至存在竞合关系。但从二元结构的视角展开，却看到一种现实矛盾和逻辑悖论，一方面是人口占大多数的乡村缺少更高层面的文化观照而市民却在纷繁的城市文明中陷入选择的彷徨，另一方面是乡村文化的场域虽然强大但城市文明却同样侵之弥繁，这就导致了在二元差距突出的情况下城市文化的强势地位。在整个社会系统关系中，大传统起着支配和决定作用，小传统相对处于被动的劣势[4]45-46。

基于我国城乡分割的现实，城市与农村社会形态格局迥异，诸多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均以此为出发点，以城乡作为社会区隔的重要分类。譬如，邱家洪以重庆市为例，从宏观上分别指出了城市和农村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四个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6]。李春玲利用2006年、2008年和2011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采用Mare升学模型，系统考察了1940—2010年各教育阶段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发现由于初级中学升入高级中学时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及其不断扩大化，导致了农村子弟上大学机会下降，这也是导致城乡之间教育分层的主要原因[7]。同时，改革初期城乡经济的持续分割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8]。而这种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对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产生显著影响。胡日东等基于2001—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居民在食品、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方面的支出弹性系数大于农村居民，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城乡居民在这三类消费品上的消费差距进一步拉大；同时，由于中国城市居民在衣着、家庭设备及服务、医疗保健和其他商品及服务方面的支出弹性系数小于农村居民，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有助于减小中国城乡居民在这四类消费品上的消费差距[9]。此外，孙凤和易丹辉[10]、王艳和范金[11]、陈建宝和李坤明[12]等学者，也从城乡二元结构的视野出发，研究了其对于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

更微观地来看，这种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异在不同群体身上也有具体的体现。以在校农村大学生为例，相关研究指出由于农村文化价值观念保守、经济基础较差、家庭教育缺失、学校教育不足以及同辈群体的影响单一等原因，较之城市大学生，农村大学生更容易表现出紧张和失调的状态[13]。在毕业求职过程中，城镇户口毕业生的月起薪比农村户口毕业生的月起薪平均高14.4%；城镇户口毕业生的求职努力、求职意向和期望起薪都更高；尽管在成绩排名、奖学金、专业兴趣、学习时间投入等学业表现方面,城乡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但是城镇户口学生在能力增值方面自我评价更好[14]。另外，由于城乡老年人群体之间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城乡少儿和老年人口抚养系数比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分别呈负相关和正相关关系[15]，农村地区对老年人消费能力较弱，消费层次较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之下，城乡居民之间区隔明显，具体到消费上，无论是消费能力，还是消费的偏好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以城乡作为区隔的分界来考察居民文化活动参与的差异性，具有立足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情形下讨论文化活动阶层区隔的现实意义。

二、城乡文化消费差异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与数据来源

文化消费的阶层理论认为，当今社会个体区别于他人的因素并不仅仅取决于其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它同时还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品味和生活方式等文化资本。也就是说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是造成文化活动消费阶层差异的主要因素[3]。前者直接体现为收入水平，后者则主要体现为教育水平。据此，我们提出两点假设：

假设1a：经济收入高的人更有可能参加文化活动。

假设1b：教育水平高的人更有可能参加文化活动。

如前文所述，我国社会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层分野便是城乡之间二元的差异，由于长久以来以经济结构、资源配置、社会文化、身份认同等为基础形成的城市相对于农村地区的文化优势，我们提出假设：

假设2： 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有可能参加文化活动。

如果文化活动消费的区隔是围绕着 “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所形成的聚集效应，那么经济和文化在城镇和农村地区是否存在不同的影响路径呢，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城市高收入居民比农村高收入居民更有可能参加文化活动。

假设2b：城市高教育水平居民比农村高教育水平居民更有可能参加文化活动。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CGSS2015的样本对全国城镇和农村地区的18岁以上人口具有代表性，采用的是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其中城镇人口6 001人，农村人口4 181人。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文化消费活动参与指的是“参加文化活动如听音乐会、看演出和展览”的频率(具体包括“每天”“一周数次”“一月数次”“一年数次或更少”以及“从不”五类)，但由于本研究旨在考察各阶层居民是否参与文化活动的差异性而非参与频次的差异性，因而在具体分析中将其作为二分变量进行测量。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二分变量：城乡。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考虑到年龄与居民文化消费活动的参与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本研究中还纳入了年龄的平方项作为控制变量。同时，为了使模型具有更好的拟合度，本研究中将收入取对数。

表1 有效样本中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N=10182)

(二)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分析

表2分别展示了我国城乡居民参与文化活动的频次分布。由表2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总体而言我国居民文化活动的参与度不高，样本中仅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有过文化活动的参与经历，大多数居民从来没有听过音乐会、看过展览等类似体验；第二，在城镇居民中，大概有40%的居民参与过文化活动，而这一数字在农村居民中不足20%，可见我国城乡居民在文化活动的参与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表2 我国城乡居民文化活动参与情况统计(N=10182) %

2. logit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明我国城乡居民文化活动的差异，并明确阶层差异与城乡差异之间的交互作用，我们对数据进行了logit回归分析。模型一为基准模型，模型二为纳入了城乡变量的主效应模型，模型三为交互模型。

从模型一中可以看出，教育和收入对文化活动的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有可能参与文化活动(b=0.15，p<0.001)；同时文化水平越高的人，也越有可能参与文化活动(b=0.29，p<0.001)。假设1a和1b获得支持。对于演唱会、展览这一类文化活动消费而言，一定程度的教育和收入是参与的基础，前者保证“看得懂”，后者保证“看得起”。

模型二表明，在控制了教育和收入及相关人口特征变量后，城乡与文化活动参与之间存在正相关，即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更有可能参与文化活动(b=0.48，p<0.001)，这就支持了假设2。在城乡之间的壁垒不仅仅是经济结构上的差异，由此带来的以“市民”和“农民”身份团体的生活风格差异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浓郁的城市文化氛围、充足的资源配置让参与文化活动成为城市生活的风尚。与之相对的农村地区，却鲜有更高层次、更加繁复的消费文化关照。

表3 对我国居民文化活动参与城乡差异的logit回归分析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差。*表示p<0.05,**表示p< 0.01,***表示p<0.001。

有学者指出，造成城乡之间文化消费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农民文化教育和经济能力上的不足，导致他们没有能力买得起票，看得懂展。然而，通过模型三，我们可以看出，在分别对城乡和收入、城乡和教育做了交互之后，后者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2a获得数据支持(b=0.11，p<0.05)，假设2b不能被支持(b=-0.00，p>0.05)。具体而言，当收入同时处于较低水平时，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有可能进行文化消费活动；当收入同时增加时，城市居民则比农村居民更有可能参加文化消费活动。并且，城市居民参与文化消费活动的可能性随着收入提高的幅度远大于农村居民(见图1)。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可以证明收入虽然对居民文化活动消费有影响，但并不是导致城乡文化活动参与度不一样的真正原因。

图1 不同收入水平下城乡居民参与文化活动的概率比较

三、影响我国居民文化消费活动差异的原因分析

本研究通过CGSS 2015年调查数据，考察了我国当前居民文化活动参与的城乡差异和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当前我国文化活动的参与情况总体不容乐观，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居民参与过听演唱会、看展览这类文化消费活动。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的参与情况更低，并且这种城乡差异非常明显。第二，影响我国居民文化活动参与度的主要因素是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这两项分别代表“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变量，前者显示了参与者的消费“品味”，后者保证了参与者的消费能力。第三，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同等收入水平之下，他们较之城市居民对于文化活动的参与度依旧更低。也就是说，农村居民对于文化消费活动的低参与度不仅仅是由于更差的经济状况。但是囿于本研究的限制，尚未进一步探讨和验证导致其中差异的因素。

本研究中的教育在城乡文化活动参与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城市结构人口的改变，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数量减少，而居住在城市的“民工”和工人阶级大量出现，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教育程度相对于农村居民并没有显著差别；二是由于全国范围内教育程度整体上升，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逐渐具备了对于文化活动的欣赏和理解能力。

传统观念里，我们一般认为农民较少参与文化活动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和文化上的弱势地位，他们一方面负担不起相关费用，另一方面不具备相关知识储备达到欣赏的目的。然而从本研究中的数据证明来看，事实可能并不完全如此。事实上，在个体经济能力之外，我们还可以从现实中找到诸多城乡之间的不公平设置来解释城乡文化参与的区隔。

有研究显示，近年来，城乡公共文化财政投入差距总体呈现缩小趋势。根据几年前的相关统计数据，县以上、县及县以下文化单位文化事业费差距为46.6%；近年虽大幅缩小，但考虑到长久以来的累加效应，从整体上看，城乡公共文化财政投入的绝对差距依然较为明显[16]。从资源的可得性上来看，城市居民获得文化参与的机会远远高于农村居民。基于公共物品理论，政府在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方面应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要积极营造充足和繁荣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在提供服务和配置资源时应确保均等化与均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