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 娜，卞 光，王永贞

(1.淮北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淮北 235000；2.淮北市国土资源局 规划科，淮北 235000)

长期以来，皖北地区是安徽发展的短板，2017年，皖北地区六个市的GDP总量为7 722.21亿元，仅占全省GDP总额的28.16%，而皖北地区的人均GDP为25 542.66元，仅为全省平均43 401.36元的58.85%。无论是从GDP的总量水平还是人均水平，皖北地区均低于全省均值。其主要原因在于皖北地区地处平原，为安徽省重要的产粮区，聚集了大量的农业人口，不利于产业优化和升级。

学界对城镇化问题比较关注。Nélida通过对多个国家和地区城镇化数据和产业就业数据研究得出“城镇化水平和就业结构之间表现出较强的相关关系”[1]。杨艳琳、翟超颖通过选取我国1990—2012年的城镇化和就业质量的相关数据，探究城镇化和就业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化和就业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2]王国刚提出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心，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推动力[3]。而城镇化的发展不能只依赖于土地和劳动力等廉价的生产要素，更重要的是要转变成为依赖信息化、产业结构升级等创新型动力[4]。而朱孔来[5]、孙叶飞等[6]考察了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均表明城镇化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从城镇化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来看，汪泓、崔开昌[6]使用多种研究方法实证分析了城镇化与就业之间的因果关系，指出城镇化是就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将技术因素纳入之后，从中、东部来看，包含技术创新的新型城镇化有助于就业，西部地区则不显著，但无论是中部、东部和西部，传统不包含技术创新的城镇化都与就业负相关[8]。

可见，关于城镇化与就业的关系，并没有统一的定论。本文考察皖北城镇化和就业协同发展问题，旨在为皖北地区发展提供借鉴思考。

一、皖北城镇化发展及就业基本情况

(一)皖北城镇化发展现状

皖北地区共辖淮北、宿州、蚌埠、亳州、阜阳、淮南六个地级市，国土面积约占安徽的1/3，总人口约占安徽省的一半，通过对皖北地区城镇化发展研究发现如下特征：

一是皖北地区城镇化率相对较低，如表1所示，2010—2016年，皖北各市城镇化率均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其中淮北、淮南、蚌埠三个地级市城镇化率相对较高，均超过同时期安徽的平均水平，但纵观皖北地区其他地市，城镇化率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截至2016年，皖北城镇化率为49.41%，比安徽省平均水平低了2.5个百分点。

表1 皖北地区2010—2016年城镇化率 %

二是皖北产业结构失衡，2016年皖北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为6 948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17%、43%、40%，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比安徽省平均水平高出6个百分点，且第二产业主要依靠高耗能的重化工业，制造业、服务业薄弱，产业结构相对失衡。

三是地区内部发展不均衡，如图1所示，2016年，皖北人均GDP为28 132元，人均绿地面积13.85平方米，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 678元，分别比同时期安徽省平均水平低11 000元、0.17平方米、2 478元。除此之外，皖北地区六市差异也较为明显，人均GDP，蚌埠、淮北分别以41 855元、36 427元，位列前两位，也是皖北地区超出全省平均水平的两个地市。人均绿地面积，淮北以16.72平方米位居第一，远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而其他地市除阜阳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外，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图1 2016年各地区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绿地面积对比

综上所述，尽管皖北地区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但从城镇化率、人均GDP、人均绿地面积等指标来看，城镇化综合水平相对较低，远远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皖北地区就业情况分析

2016年皖北地区从业人数1 970万人，同比增长2%，其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分别为709万人、559万人、702万人，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从业总人数的36%，其次是第三产业为35.6%，最低的为第二产业，占比为28.4%。

由图2可知，自2009年以来，皖北地区常住人口处于逐年上升的趋势，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占比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相反农村人口占比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主要是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到城镇中，为城镇就业市场提供大量的劳动力。

图2 2009—2016年皖北地区常住人口和城镇人口占比情况

图3 2009—2016年皖北地区农村和城镇就业人口变化情况

根据每十万人口拥有受教育程度人口数据显示，2016年，皖北地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口为8 728人，高中和中专人口为12 289人，初中及以下为78 983人，适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9年，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由此可见，皖北地区人口文化素质水平相对较低。而在皖北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就业岗位对求职人员的文化水平要求却越来越高，文化水平低的劳动者，在皖北主要为农村劳动力很难适应新型岗位的需求。由图3可以看出，2009—2016年，皖北地区农村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从2009年84%下降到2016年的74%；而城镇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则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从2009年的16%上涨到2016年的26%，上涨十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文化素质水平直接冲击就业市场，进而影响整个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二、皖北城镇化与就业协同发展实证分析

(一)皖北城镇化对就业发展的影响

以Y作为因变量，以城镇化率X作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为保证实证分析结果质量，实证分析数据区间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延长至2001年，即从2001—2016年的《安徽统计年鉴》中选取皖北数据。得出估计结果：

Y=63.2146(0.45)+37.8509X(0.00)

ad.R2=0.96F=445.00(0.00)D.W=1.98

(1)

由实证分析结果可知，皖北城镇化率与就业规模存在正向影响关系，即当城镇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时，就业规模增长37.85万人。

(二)皖北就业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以城镇化率X为因变量，以第二产业就业人数Y2、第三产业就业人数Y3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9]，并从2001—2016年的《安徽统计年鉴》中选取皖北数据，进行回归，结果为：

ad.R2=0.98F=234.09(0.00)D.W=1.93

(2)

由实证分析结果可知，皖北地区第二、第三产业就业规模对城镇化的正向影响显著，当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增加1万人，城镇化率将提高2.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增加1万人，城镇化率将提高2.5个百分点。

(三)皖北就业偏差程度与城镇化的比较分析

为更加全面地分析皖北就业与城镇化发展协同水平，本文引入就业结构偏差系数来解释当前的就业结构是否合理，即在资源重置的过程中，就业结构与产业布局之间的偏差程度。理想状态下，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处于均衡状态，即三大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等于三大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资源得到高效配置。但通常情况下，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动的状态并非一致，可能就业结构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已经进行优化，而劳动力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转移，或是劳动力转移过度。

表2 2009—2016年皖北地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偏差系数

由表2可见，从2009—2016年，皖北地区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偏差系数均为正值，第一产业就业偏差系数为负值，说明非农产业的发展为社会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吸纳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促进了皖北地区城镇化发展。从2011年开始，皖北地区第二产业就业偏差系数出现负值，说明劳动力过多地向第二产业转移，出现供过于求，第三产业就业偏差系数依然为正值，说明第三产业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成为推动皖北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皖北城镇化与就业协同发展面临如下问题：

一是皖北地区就业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存在偏差。一方面皖北地区产业结构失衡，第一产业占比较大，第二产业面临技术转型升级，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另一方面，一定时期内，就业市场存在第一、第二产业劳动力过剩，第三产业劳动力不足的现象。

二是皖北地区城镇化水平发展缓慢，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无论是城镇化率，还是人均GDP、人均绿地面积等指标，皖北地区都远远落后于全省平均值，处于较低水平。同时皖北地区人口文化素质水平相对较低，直接制约整个地区就业结构升级。

三是皖北地区就业容量与人口基数之间存在矛盾。传统产业占比较大决定了皖北地区就业容量相对较小，这与庞大的人口基数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再加上受户籍、劳动保障等因素制约，地区间劳动力转移不畅，进一步激化了就业与人口之间的矛盾。

三、皖北城镇化与就业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对皖北地区城镇化与就业协调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一)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长期以来，皖北地区过度依赖农业、资源开采等粗放型发展方式，造成大量的就业人口集聚第一、第二产业，劳动力出现过剩，城镇化发展受阻，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因此，皖北地区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来自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加快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促进城镇化发展。不仅如此，皖北依然要重视第二产业发展，作为皖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尽管一定时期内，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作用减弱，但其依然扮演着第一、第三产业劳动力转移的纽带角色。要进一步巩固第二产业发展成果，提升第二产业发展水平，形成第二、第三产业联动，共同推动皖北地区城镇化发展。

(二)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劳动力整体素质

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机制，普及高中及职业教育，提升劳动力整体素质。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村人口的“市民化”。而大量农村转移劳动力普遍文化素质不高，只能从事最底层的工作岗位，经济社会发展往往会淘汰低端岗位，造成农村转移人口失业、再就业难，更谈不上留在城市，成为市民。普及高中和职业教育，提升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将增强其在城市职场中的竞争力，留在城市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强化职业技能培训，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劳动者的专业化要求更高，尤其是要实现第二、第三产业就业联动，必须对迁移劳动力进行职业化的技能培训，使其尽快适应工作岗位要求。这样在促进就业结构调整的同时也深化了城镇化发展水平。

(三)依托产业优势，提升城镇就业容量[10]

皖北地区可以依托煤炭、中医药等产业优势，培育适宜的城镇布局，进一步扩充城镇就业容量，为就业及城镇化发展提供先决条件。以煤炭产业为例，煤炭城市可以优先发展精细化工产业，打造循环经济产业链，变“夕阳产业”为“朝阳产业”，在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扩展就业容量；针对煤炭塌陷坑，可以发展养殖业、观光旅游业，在增加就业规模的同时，提升当地城镇化发展水平。中药产业亦是如此。皖北各地可整体谋划，使各地特色产业形成联动，特色城镇星罗密布，提升整体城镇化和就业水平。

(四)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破除人口城镇化与就业增长协同发展的制度障碍[11]。皖北地区要因地制宜，放宽农村人口落户城市的条件，增强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意愿。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如实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均等化享受，减少就业歧视，消除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后顾之忧。

(五)加强与发达地区交流，促进劳动力地区间合理流动

皖北地区依托长三角，有着天然的地缘优势，当本地城镇化发展和就业出现不匹配，甚至出现矛盾时，合理的劳动力分流转移将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政府应主动承担协调角色，成立专门的就业服务部门，促进本地区过剩劳动力向外转移，也可从其他地区引进需要的人才，促进劳动力地区间合理流动。这样不仅解决本地就业矛盾，还可以增加本地居民收入，为本地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