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朝辉

（韶关学院 外语学院，广东 韶关512005）

《豪猪》（The Porcupine）的写作源于朱利安·巴恩斯在保加利亚宣传 《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1984）时的所见所闻。小说出版于1992年，以写实的方式关注保加利亚的当代历史和社会现实而引起过轰动。由于它对保加利亚的社会现实进行了直接的指涉，论者往往关注其中的历史书写等问题，而对小说的叙事特征或叙述技巧不屑探讨或视而不见，指出“小说情节让人想起19世纪的传统小说”［1］，认为小说缺乏巴恩斯以往写作中常有的“实验性”和“游戏性”等后现代元素［2］，小说中“没有任何后现代的成分”［3］。细读小说可知，就其叙事特征进行这样的评论是值得商榷的，这是没有察觉到小说看似简单的故事情节背后所深藏的叙事肌理，是对小说及在后现代语境下不断进行叙事创新的巴恩斯的误读和误判。

本文将从叙事策略的角度探讨小说 《豪猪》中采用的蒙太奇、内心独白、不同文本或文体的杂糅和真实与虚构并置的叙事手法，小说虽以当代的社会现实为基础进行历史书写，但它绝非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小说中运用的多重叙事策略凸显了不同的叙事话语，在一定程度上观照了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叙事特征，是巴恩斯从后现代语境出发对当代的社会现实和历史问题进行叙事创新的一部重要作品。

一、蒙太奇手法与片段式叙述

《豪猪》中以蒙太奇方式展开的片段式叙述就不属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范式，它具有电影化想像的叙事特征。一般意义上的蒙太奇是指“对构成艺术系统的视听造型元素、表意元素、链接元素进行有机组合，以形成具有一定艺术表现功能的表现手段、思维方法、操作技巧的总和”；它具有三个方面的内涵：1.蒙太奇是一种反映现实的独特的形象思维方法（即蒙太奇思维）；2.蒙太奇是一种艺术的基本构成手段、叙述方式；3.蒙太奇是一种具体的编辑、制作、表达的方法与技巧［4］。由此可知，蒙太奇作为一种表现手法，并不仅仅局限于影视中的视听组合，它随着艺术的种类、结构、功能的增加以及科技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入而得到不断地扩展。蒙太奇手法在西方小说中的运用相对较晚（在福楼拜和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中偶有存在）；在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譬如伍尔夫的《到灯塔去》、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有较多的呈现；在后现代作家的笔下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运用，成为后现代主义小说中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5］37。

细读《豪猪》可知，其叙述结构是以蒙太奇的方式呈现的。小说由43个叙述片段构成，每个片段没有标题，最长的片段有11页之多，最短的片段不足1页。这些长短不一的片段好比是影视当中一帧帧长短有别的画面（镜头），以慢快或快慢的方式不断地切换、组合，带领我们在不同的时空、节奏和氛围中了解小说的背景、人物的心理、故事的情节发展等等，从而完成对小说的综合感知和整体的审美体验。具体而言，对虚构的欧洲某国前总统斯托尤·皮特卡诺夫（Stoyo Petkanov）审判的描写是《豪猪》的叙事主线；关于其他不同阶层人物对这一审判的不同反应和态度的描写则是它的辅助线索。无论是对叙事主线即关于审判的描写还是对辅助线索的呈现都运用了蒙太奇手法。根据叙事和表意的功能，蒙太奇可以分为叙事蒙太奇和表现蒙太奇两大类别。叙事蒙太奇以交代情节和展示事件为主，包括连续蒙太奇、平行蒙太奇、交叉蒙太奇和重复蒙太奇等；表现蒙太奇以加强艺术表现力和情绪感染力为主，包括抒情蒙太奇、心理蒙太奇、隐喻蒙太奇和对比蒙太奇等［6］。小说以连续蒙太奇的方式对长达45天的法庭审判进行了突出的描写，重点呈现了皮特卡诺夫和新政府任命的大法官皮特·索林斯基（Peter Solinsky）两人在法庭上以及法庭下碰面时的对话和交锋，同时以平行蒙太奇的方式描写了小说其他人物诸如内务部部长乔治·加林、索林斯基的妻子玛丽娅、以斯特凡为代表的青年学生、斯特凡的奶奶等观看电视直播中的法律审判时的不同反应。此外，小说开篇对处于拘禁之中的皮特卡诺夫的外形和晚餐情景的描写与随后切入的对同时发生的妇女们走上街头抗议食物匮乏的游行活动的描写［7］1-7，也是以平行蒙太奇的方式呈现的。由此，巴恩斯以连续蒙太奇和平行蒙太奇的方式展开小说的情节，推动小说的叙事进程。而在挖掘人物心理和刻画人物性格等方面，《豪猪》主要运用了心理蒙太奇和对比蒙太奇的表现方法。小说多处描写皮特卡诺夫和索林斯基的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以心理蒙太奇的方式再现了他们的回忆、想像、遐想甚至潜意识的活动，引出与小说主要线索有关的背景知识、人生经历、信仰决择和命运变迁，折射出内心深处的思想意识；并以对比蒙太奇的方式呈现出两人极为不同的性格特征，引发读者对他们的个人形象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立场的思考。

《豪猪》以对皮特卡诺夫的法庭审判为主要线索，以多种蒙太奇的方式将不同的叙事片段链接、组合在一起，在不同的时空中跳跃转换，展现出一幅幅形态各异的社会历史图景。但这并不是镜头与镜头或画面与画面的叠加，它是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艺术创造。正如前苏联电影美学大师爱森斯坦在论及蒙太奇手法的意义时所说，它“不是二数之和，而更像是二数之积”［8］。多种蒙太奇手法的运用，打破了传统小说中按照线性的时空关系讲述故事的惯例，避免了线性叙事的沉闷和呆板，体现出强烈的空间性和立体感，丰富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表征了新的美学诉求。

1990年，巴恩斯去保加利亚宣传《福楼拜的鹦鹉》时察觉到该国的政治灾难和经济困境，如食物匮乏、物价上涨、使用配给券、电力供应不足、交通瘫痪、黑市活动猖獗、色情活动和色情作品泛滥以及环境污染严重等，以至于整个国家看上去“伤痕累累”（“burns are everywhere”）、破败不堪［9］。巴恩斯把他在保加利亚所见的种种荒诞和混乱都记录了下来，6个月之后以蒙太奇的手法创作了小说 《豪猪》。蒙太奇手法在小说中的运用，反映了巴恩斯对当代的社会现实和历史问题的敏锐感知以及将它与当代的历史问题进行链接组合的巧妙构思和独具匠心。

二、内心独白与意识流叙述

《豪猪》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另一重要特征在于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凸显小说人物的内心意识。这主要表现为，巴恩斯以第三人称多角度的聚焦方式和闪回式的叙述技巧，透视小说人物的内心意识，展现他们过去和现在以及内心的矛盾和冲突等，从而展开小说的情节，揭示人物的性格，深化小说的主题。

小说以第三人称有限视角（亨利·詹姆斯的“意识中心”）的方式展开叙述，主要聚焦于皮特卡诺夫、索林斯基、玛丽娅、加林、青年学生和斯特凡的奶奶等人。透过他们的眼睛，我们得以窥见小说的全貌。同时，巴恩斯还运用了“间接的内心独白”的方式来聚焦人物的内心意识，揭示人物的心理。“间接的内心独白”常常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中可以感觉到作者介入其间，叙述中会出现“他想”、“他记得”和“他注意到”等引导词。第三人称的运用，“可更广泛地使用描写和解说的方法来表现内心独白，通过对题材的选择而有可能使独白在逻辑上更加连贯、表面上更加统一”［10］37。具体地说，小说中以“间接的内心独白”的方式塑造的人物主要有皮特卡诺夫、索林斯基、玛丽娅、加林和青年学生薇拉，而巴恩斯在小说中着墨最多的则是对皮特卡诺夫和索林斯基的内心意识的描写。

譬如，小说第4节就是以“间接的内心独白”的方式透视了皮特卡诺夫被拘禁之后对自己将面临何种处置的内心意识的流动。在近3页的以“自由间接引语”的方式呈现的内心独白中，我们看到他对自己是否会被枪决的内心意识：“他们会枪毙他吗？嗯，他们没有证据。是的，他们很可能不会：他们没有勇气去做。或者相反，他们不会让他成为烈士，而会用更好地方法让他名誉扫地。”［7］17之后，在他的内心意识中出现了索林斯基去意大利访问时用公款购买一套漂亮的西装、戈尔巴乔夫的辛纳屈主义（Sinatra Doctrine）、FBI关于迪士尼乐园是美国总统最安全的处所的报告等内容［7］17-19。叙述中，巴恩斯使用了“皮特卡诺夫记得”“他很高兴他还记得这些事情”“他意识到”和“皮特卡诺夫总是记得”等第三人称叙述的特征词介入叙事，引导读者，表明这是皮特卡诺夫的内心独白。读后可知，这段内心独白具有意识流叙述的特点：前后内容有不统一的成分，跳跃性明显，有些内容重复出现，某些事件的前因后果没有点明、模糊不清，句子长短不一、没有明显的连接词，多处可见骂人的脏话等。但是仔细审视之后可以发现，它又具有一定的逻辑性，那就是皮特卡诺夫在思考自己将会遭遇什么样的审判、导致自己被拘禁的原因以及对自己的政敌的愤懑和控诉，这表明他虽然身处困境和败局之中，内心意识有些混乱，但深知自己被困的原因，怀着与对手斗争到底的勇气和决心，依然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斗士。这种逻辑连贯性，正如罗伯特·汉弗莱所言，源于以第三人称方式展开的 “间接的内心独白”的运用［10］37；这种让人物自己揭示自我的内心独白的方式，既可以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也可以邀请读者参与对他们的价值判断。

同样，巴恩斯也是以“间接的内心独白”的方式凸显索林斯基的内心意识，揭示其心理变化、刻画其性格特征的。索林斯基是新政府任命的审判皮特卡诺夫的大法官。他“优柔寡断、懦弱无能”，是个“被自我怀疑精神折磨的知识分子”，他原本属于后者的阵营，但是“在恰当的时刻离开了以前的阵营，加入了‘绿党’，为自己谋得了新的事业”，成了“变节者”［11］。这里也举一例以考察巴恩斯是如何以“间接的内心独白”的方式展现索林斯基的内心意识和性格特征的。小说22节中，去见皮特卡诺夫时，索林斯基“注意到”前者床下的陶瓷罐里有一株植物，它的叶子伸展到了地板上。之后便是他看到这株植物之后的意识流动：

那么，谣言是真的。斯托尤·皮特卡诺夫睡觉时，床底下真的放了一盘天竺葵，迷信地认为那会导致健康长寿。这不过是独裁者愚蠢的臆想罢了。但就在此时，大法官感到极其后怕。皮特卡诺夫喜欢炫耀说自己的祖父和父亲都活过了100岁。25年后，他们会怎样对付他？皮特突然意识到这位前总统［皮特卡诺夫］会在将来报复他，这让他感到厌恶至极。他脑海中闪现出一部名为《斯托尤·皮特卡诺夫：我的生活和时代》的电视剧，主演是一位90多岁的和蔼老人，而电视剧里的他则成了一个恶棍。［7］78-79

从这段引文可知，“大法官感到极其后怕”和“皮特突然意识到”等第三人称的叙述话语凸显了作者的叙述干预和对读者的引导，隐含着巴恩斯对这个人物的价值判断。透过这一小段的内心意识，不难发现，索林斯基具有强烈的自我怀疑的精神和犹豫不决的心态。他不相信“谣言”和“迷信”，认为那是“独裁者愚蠢的臆想”，但是在见到所谣传的证物之后，内心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生怕皮特卡诺夫会“健康长寿”，以至于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会对他进行打击“报复”。因此，借由这一“间接的内心独白”，一位优柔寡断、缺乏主见、敏感多疑和心理脆弱的（反面）人物的形象便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以第三人称的有限视角聚焦小说人物，以“间接的内心独白”的方式透视人物的内心意识，使《豪猪》体现了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叙事特征，从而有别于以全知全能型的第三人称叙述为主导叙事的现实主义小说。

三、文本或文体的杂糅

《豪猪》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并在一定程度上观照了后现代主义叙事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多种文本或文体的杂糅。后现代派小说的文本复杂多变，“已经成为一种跨体裁的艺术创作。”［5］17除了小说主体的叙事话语之外，后现代主义小说中还“有诗、有戏、有人物对话”“政论性的演讲”和书信等跨体裁的文本形式，形成了一种“跨体裁的反讽话语”［5］21。巴恩斯也试图通过糅合诸如书信、法庭审判对话、政论性的演讲、政府间的外交话语等不同的文本或文体形式，以凸显不同的声音及其之间的对话，营造不同话语的交织与冲突下的叙事张力，从而深刻地揭橥后现代语境下的人们对待政治和历史的不同态度。

小说第六节全文摘录了皮特卡诺夫在开庭前写给国民议会代表的公开信。公开信以第一人称现在时写成，文体正式，语言规范，以复合长句为主，多处使用并列或排比句式，肯定句和反问句交叉使用等，使信件显得既正式庄重，又充满了说服力和可信度，明显不同于小说主体的叙述话语和文本语言。《豪猪》以对皮特卡诺夫的法律审判为主线索，着力描写的就有法庭审判现场的各种对话，包括大法官的提问和被审判者的辩护等。其中的问答式对话，尤其是大法官索林斯基的追问式的话语充满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辨，其语言充满了法律文体的色彩，这与小说主体的叙述语言也极为不同。面对索林斯基的提问时，皮特卡诺夫要么保持沉默，要么虚与委蛇、避重就轻，语言中充满了对索林斯基及其所代表之政府的轻蔑和嘲讽。他以极具个人风格的日常语言消解了索林斯基代表官方、庄重的法律语言，两者之间的对话形成巨大的反差，产生了极为强烈的讽刺效果。

更为明显的是，在对最后一场审判的描写中，巴恩斯把政论性的演讲、不同国家间的外交文本和青年学生的粗俗话语聚合在一起，营造出不同文本或文体相互杂糅及在对话时所产生的复调式的叙事效果。在最后的审判中，皮特卡诺夫向主审法官申请，获得了一个小时的申辩时间。于是，皮特卡诺夫发表了充满政论色彩的演讲。声明“我是斯托尤·皮特卡诺夫”之后，他就逐一列举了担任该国领导人以来所获得的来自国外的共计82种荣誉或勋章的称号，表明自己为人民和国家所作出的贡献，强调自己遭受审判的不公正性。皮特卡诺夫援引18份外交文件中的“证词”来佐证自己“无罪”，这些“证词”是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苏联和西班牙等15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他当政期间的政绩评价的肯定性话语。对于他的演讲，巴恩斯又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插入青年学生对这位前总统之演讲的愤怒回应，充满了粗俗不堪的语言，皮特卡诺夫崇高的政治话语、政府文件中的外交辞令（外交话语）和青年学生的粗俗语言（低俗话语）等不同文体或文本的话语相互交织、杂糅并置，形成巨大的叙事反差和反讽效果，给读者带来极其强烈的阅读感受和审美体验。

除了采用信件、法律对话、官方文本中的政治语言、日常交流中的粗俗语言等不同类型的文本语言之外，《豪猪》还有关于拍卖会的戏仿文本和关于人类欲望的寓言故事，它们的出场增强了小说文本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彰显了小说文体的杂糅特性。不同文本或文体的杂糅既凸显了小说叙事的真实性，展现了不同人物复杂的心理意识和性格特征，也营造出多重视角下的复调效果，从而形成不同的叙述话语相互交融和相互对话的互文性叙事。

四、真实与虚构的并置

《豪猪》另一重要的叙事策略在于真实的历史人物与虚构的小说人物的并置。在后现代主义作家看来，“小说不再是作家个人想象和虚构的产物，而是事实与虚构的巧妙结合”，因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重新走进后现代派小说，成了它的一大特色。”［5］15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作家按照自己的想法，虚构一个想像的现实世界，另一方面，他们又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融入他们的小说之中，从而让虚构的小说人物与真实的历史人物同台演出，以展现历史的画面。《豪猪》的历史叙事主要就是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的。很明显，《豪猪》“主要是一部想象之作，皮特卡诺夫是虚构的人物”［12］，尽管他与保加利亚前总统托多尔·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1911-1998）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日夫科夫于1990年被捕，被控犯有种族歧视和滥用职权等罪，但因健康原因，对他的审判一直到1992年9月才结束。除了虚构皮特卡诺夫这一典型的人物之外，巴恩斯还虚构了索林斯基、玛丽娅、加林和斯特凡等人物，围绕他们，从语言、文体和叙事策略等方面多维度地建构了一个虚构的国度中的法律审判的故事。

然而，小说的历史感和现实性也极其明显。一方面，对皮特卡诺夫之审判的描写与现实中发生在日夫科夫身上的审判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以至于很多保加利亚读者都把此书当作纪实作品来读。巴恩斯将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融入小说之中，让虚构的皮特卡诺夫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直接对话，营造出更具戏剧化的真实效果。小说中提到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中非前总统博卡萨一世（Emperor Bokassa）和他的被审判、戈尔巴乔夫和美国前总统里根的政治交易等。通过内心蒙太奇的方式，巴恩斯进一步描写了皮特卡诺夫与诸多外国领导人之间的接触和交往，赋予《豪猪》更真切的历史意识。譬如，在一次通往法庭的途中，大法官索林斯基故意让皮特卡诺夫坐在敞篷车里，后者一路上遭到了民众的谩骂和攻击，以至于小便失禁，颜面尽失；遭受这一番羞辱之后，皮特卡诺夫想起了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之后电视直播中的场景：死者的衣领依然整齐，睁大着眼睛，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想到这个自己曾经在各个场合拥抱过多次的领导人“死不瞑目”的景况，皮特卡诺夫不由得在心里愤怒地呼喊，难道就没有人敢去把他的眼睛合上吗？［7］76由此可知，真实的历史事件的再现，以及对人物的回忆和内心意识的描写，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并积极地邀请读者走进过去的历史场景，去见证历史的残酷和真实，从而赋予小说历史性和真实感。

最具戏剧性和真实感的历史场景出现在关于皮特卡诺夫与戈尔巴乔夫会晤谈判的描写之中。透过皮特卡诺夫的内心意识，我们看到他把东欧共产主义事业的失败归咎于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绥靖政策”，即不断地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屈服，以至于以改组国家的政治体制来换取美元的支持。皮特卡诺夫回顾到，当戈尔巴乔夫向他提出这样的改政措施时，他没有妥协，进行了坚决地回击，并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提案：“我要向您提出一个不同的方案，一个不同的未来图景”，“我提议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充分的政治联盟”［7］82，即皮特卡诺夫领导的国家“加入苏联，成为它的第十六个共和国”［7］83。这位前苏联总统没有料到这一点，这不是他与皮特卡诺夫会晤的目的，他此行是为了告诉后者如何改组自己的国家，以应对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于是，他当下就拒绝了皮特卡诺夫的提议，认为那不是他所理解的重组的意思，并暗示皮特卡诺夫这一提议不过是想免掉应该支付的石油账单，赖掉应该偿还的债务等［7］87-88。对此，皮特卡诺夫恼怒至极，潜意识中对戈尔巴乔夫不停地谩骂，称他为“自以为是的傻瓜”“笨蛋”和“白痴”。他曾经向勃烈日列夫提出过这样的提议，后者虽然也拒绝了他，但那好歹是考虑了几个月之后的事情。在皮特卡诺夫看来，他的提议是出于良好的意图，目的是加强两国之间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盟；而戈尔巴乔夫却全然不考虑这些，一味地向西方屈服妥协，使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低谷。这里，巴恩斯对皮特卡诺夫与戈尔巴乔夫之会晤谈判的描写充满了戏剧色彩，对人物心理的描写细腻准确，对事件的刻画不偏离宏观的历史现实，读完让人产生非常真实和极其可信的感觉。

可以说，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登场，凸显了小说叙事的历史性和真实感，但真实与虚构的并置也表明，《豪猪》的创作受到过后现代主义叙事理论的影响，体现了后现代话语的悖论性特点。

五、结语

综上所述，巴恩斯以蒙太奇的方式对《豪猪》进行谋篇布局，对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进行颠覆和突破，使之呈现出片段化和零散性的叙述特征；以内心独白的方式聚焦人物的内心意识，彰显了意识的跳跃性、随意性和流动性等特征，使之体现出意识流小说创作的风格；不同文本或文体的杂糅，为不同的声音及其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叙事空间，凸显了小说文本的复杂多变和跨体裁的后现代特征；事实和虚构的结合，虚构的小说人物和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同台表演和直接对话，既展现了小说的历史性和真实感，又表现了小说叙事的虚构特性，表明巴恩斯从本体论的角度对小说进行了后现代式的实验写作。由此可知，认为《豪猪》属于传统的小说范畴，没有任何后现代成分的论点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豪猪》的写实性和历史感而把它界定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这既是对巴恩斯小说创作中运用的多重叙事策略的误判，也是对传统或经典现实主义小说及其理论的误读。可以说，多种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以“间接的内心独白”的方式展开的意识流叙述、不同文本或文体的杂糅、真实与虚构的并置，使《豪猪》明显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并在一定程度上观照了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叙事特征，从而体现了巴恩斯在书写当代的社会现实和历史图景时的巧妙运思和叙事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