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丽，廖钢青

（1.韶关学院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广东 韶关512005；2.韶关市政府 办公室，广东 韶关 512005）

古代关隘留存着深厚的历史信息，蕴涵着深邃的文化遗产，折射出一个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的社会结构，具有显著的历史遗存风貌和地方文化特征。韶关自秦朝起始设关隘，横浦关、阳山关、湟溪关成为秦汉时期沟通岭北与岭南交通的三大关口，位于乐昌西南的赵佗城、仁化的古秦城、英德的万人城则是控扼入粤门户的重要军事要塞。唐宋以降，居于西京古道的蔚岭关和梅关古道的梅关，成为沟通湘粤、连接赣粤的重要关口。明清时期，由于经贸日渐繁荣，韶州城内先后设置了遇仙、太平、北关等税关，韶州成为当时广东的两大税关（仅次于广州）之一，韶关由此得名。韶关既有横亘崇岭的山关，又有盘居城池的税关，再加上联接关口城邑的古道、驿站、码头、渡口，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全生态的关城。由此，韶关关隘的研究应站在广义的视角，不宜局限在单独个体的关口，还应探究更大范围的关城以及经济意义上的税关等。

关隘的形成、演变、兴盛和没落，不仅成为韶关三省通衢、南来北往、经贸繁荣的历史见证，而且成就了韶关独特的杂糅交融、兼收并蓄的文化秉性。韶关之“关”，不仅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军事雄关和“商贾云集、贸易繁荣”的经济税关，它还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军事防御、交通控制和关税征收的功能，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成为中原与岭南文化交流的通关要道，乃至海外和中原沟通往来的边关桥梁。

笔者试图从韶关关隘的形成、演变、兴盛和没落四个方面，挖掘关隘与韶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此探求韶关地方文化的形成、演变轨迹和发展规律，探究韶关在中原、岭南文化交流沟通中的独特位置。

一、从据险修关到依关筑城——秦汉时期韶关关隘的兴起及现状

根据目前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韶关关隘发源于秦朝将领任嚣及其部将赵佗所建的横浦、阳山、湟溪三大关口及诸个关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发兵五十万南征百越，在岭南遭到越人顽强抵抗，秦军因水土不服以及后勤给养不便几近全军覆没，秦军大将屠雎被杀。五年之后，秦始皇遂命任嚣为主帅再战岭南，任嚣及其部将赵佗调整战术，不再孤军冒进，而是据险修关、攻守兼备，并实行优抚政策，终于在公元前214年将岭南纳入秦朝版图。任嚣和赵佗修建的横浦、阳山、湟溪三关作为秦汉时期岭南与岭北交通线上著名的三大关口，对秦军征战岭南以及促进岭南地区的早期开发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三关毁弃后，遗址已然湮没，仅存一些零星史料和片言记载。因此，史学界对于三大关是山关还是水关及其具体位置，众说纷纭，争议较大，关口建筑样式、风格特征等更是难以考证。但毋庸置疑的是，三大关都地处岭南、岭北交界处的交通要冲，是控扼岭南、岭北交通的重要关口。

（一）关于横浦关。1.横浦关即梅关，是山关。清《南雄府志》载：“岭南第一大关在大庾岭绝顶，秦曰横浦关，宋曰梅关。”清《广东新语》和当代《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也持此种观点。2.横浦关离南野县三十里。《南康记》载：“南野三十里至横浦，有秦时关，其下曰塞上。”3.横浦关在保昌县（今南雄市）西北。《直隶南雄州志》载：“秦关在保昌县西北，即横浦关。”4.以梁国昭、廖晋雄等当今一批学者为代表，认为横浦关在今始兴县境内的浈江与墨江汇合处，是水关。

（二）关于阳山关。1.阳山关位于县城以北。《方舆纪要》载：“阳山关，在县北，当骑田岭路。秦始皇二十六年既定南越，遂于此置关。”民国二十七年《阳山县志》载：“阳山关即潢溪关，县东北十二里铜锣寨岭，……今铜锣寨正当骑田岭路，故秦于此立阳山关。”2.阳山关位于县城百里之外。《史记索隐》载：“今此县上流百余里有骑田岭，当是阳山关。”此县指阳山县。

（三）关于湟溪关。1.湟溪关位于阳山县城西北。《方舆纪要》载：“阳山县西北，秦置。汉武帝伐南越，兵出桂阳，下湟水，即此。”2.湟溪关位于阳山县南。清同治《临武县志》载：“湟溪关，在县南五十里，接广东连县界，又有东西南三关。”3.以《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当今著作为代表，认为湟溪关位于今英德市西南连江口附近。4.湟溪关和洭浦关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湟溪关和洭浦关是两个不同的关，以《广东新语》为代表；另一种观点认为湟溪关就是洭浦关。

任嚣和赵佗在崇山峻岭的山口或水道修建上述三大关口后，再在关口周围筑建城池，依关筑城、屯兵把守，以步步进攻、吞噬岭南。任嚣和赵佗修筑的关城主要有古秦城、赵佗城、万人城、任嚣城等。关口、关城之间再修新道（主要为江西入广东南雄一路，湖南入广东连州一路和湖南入广西贺县一路），互相连通，形成庞大的战略控制区域，既可以此为驻点，呼应驰援、攻城拔寨，又能借天然屏障，据险固守、割据一方。秦末，赵佗以防范中原战火燃及岭南为由，封锁三大关，断绝三条新道，构筑捍卫番禺的三道防线（乐昌—仁化—南雄防线、英德—清远防线、石门要塞防线），形成了坚固的军事防御系统，为日后赵佗割据岭南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元前206年，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建立南越国。南越国幅员辽阔，历经五王，于公元前112年被西汉出兵所灭，历时九十三年。西汉统一岭南后，控扼交通要道的关口和关城逐渐拆废。三大关虽早已消失在浩瀚的历史烟云中，但赵佗城、万人城、古秦城遗址却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至今尚有留存，经历代修缮或考古挖掘，其建筑遗留、古城遗址、出土文物可提供重要的研究依据。

（一）赵佗城遗址。赵佗城最初由任嚣所筑，曾名任嚣城，赵佗任南海尉后，改为赵佗城。《水经注》载：“泷水又南出峡，谓之泷口，西岸有任将军城，南海都尉任嚣所筑也。嚣死，尉佗自龙川始居之。东岸有任将军庙。”《广东新语》载：“泷口西岸，有赵佗古城。佗昔自王，首筑此以扼楚塞，盖以秦新道惟此泷中最险。彼北从浈水，西从漓水以入者，险不及泷口。”险要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赵佗城的军事地位，使之成为赵佗在粤北地区布防的重要关城。

1986年8月，广东省文物考古队、乐昌考古工作者经过查阅大量史料和多方发掘探索，终于在距乐昌县城一公里的武水西南岸寻得赵佗城遗址。遗址距河面10余米，遗址台地高出地面约2米，距河边约3米，南北延伸约50米，残墙城基为河卵石筑砌。1988年6月，省考古队在遗址内发现距表土0.5米左右的文化层堆积。这次发掘据《乐昌文物志》记载：“出土了大量筒瓦、板瓦和陶器残片。其中板瓦：长32厘米，宽31厘米，厚1.7厘米，呈拱形，器表上半部分饰绳纹，下半部分饰7道弦纹。筒瓦：长35厘米，宽16厘米，厚1厘米，外饰绳纹。其中一端有长约3厘米的子口。采集和出土的陶片有：敞口、短颈斜肩的瓮、罐残片。上饰圆形、菱形戳印纹和方格纹，这些器物残片均具有秦汉时期的特点。文化层以下发现残墙基址，是西南城墙的建筑转角，高约0.6米，厚2米，呈曲尺形状，从西往北，基址长 3米，从西往南，基址长12.8米，为河卵石筑砌。据考证，墙廓以内往西北延伸处已是武江河中心，城址已被冲毁，土层剖露处亦见有板瓦、筒瓦和陶片残迹。现存基址内还出土两件柱础石和一些火烧土块，这些器物以及建筑形制，已明显地具有秦汉时期的特点。”遗址于1994年被列为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赵佗城——“广东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城堡”［1］的发现，为研究先秦时期粤北历史文化以及赵佗在粤北的割据布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依据，成为韶关关隘和关隘文化的鲜活例证。

（二）万人城遗址。位于今英德市连江口镇连江村江口咀村背后的小山冈上，北江、连江两江交汇处，连江口祖庙右侧，又称江口咀遗址。连江口是控扼中原通往岭南的门户，位置极为重要。秦朝末年，赵佗为阻止汉兵南下，在北江与连江汇流区域屯驻重兵，筑“万人城”，戍卫把守。遗址内发掘出各式陶片，以及军事武器（残铜斧、铁刀、铜矛、铁剑）等汉代文物。受史料和文物局限，目前尚不能精确考证“关”与“城”的具体地址，但出土的各类武器却不容置疑地反映了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该遗址于1995年12月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三）古秦城遗址。位于今仁化县城北38公里的城口镇,城扼湖南通往广东的隘口。古城东起城群村八角亭,南接恩溪水（城口溪水），西至老盐街，北至油坪。清代重修，西城门楼尚存，楼高6.2米,宽5.4米，进深7.62米，东西向方位为337度,青砖灰砂砌筑。西城门楼有前后两门，前门与古道相连,通往湖南汝城、桂东等县，后门用灰色石条筑成，通向城内，城内街道宽约5米。前门门楣上有红砂岩石刻横匾一块,高40厘米，宽120厘米。正中楷体阴刻“古秦城”三字，宽25厘米，长30厘米,右上款刻“嘉庆元年仲冬吉旦”（1796），左下款刻“合乡宣修”。该遗址于1982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从戎马关山到交融前沿——秦汉时期韶关关隘对韶关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

韶关自秦朝设关隘，战时可为割据一方的雄关铁岭，和平年代又成为贸易往来、文化交流、思想碰撞的通关媒介。关隘的“封锁”和“开放”、“围合”和“交流”，影响着韶关经济的兴盛衰败，彰显出交融杂糅的社会特征，成就了韶关地方文化的独特魅力。

（一）在军事意义上，秦汉时期韶关关隘守护了岭南地区社会的相对稳定，为岭南地区经济社会兴旺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粤北“据五岭之口，当百越要冲”，秦时修建的横浦、阳山、湟溪三大关口和赵佗城、古秦城、万人城等关城，地处控扼岭南交通咽喉之地，为秦军顺利攻占岭南发挥了重要作用。秦末，赵佗为割据岭南，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2］2967，断新道、布防线，依仗“形胜天堑，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地理优势和雄杰坚固的军事关防建筑，将中原连绵不断的战火阻断在岭南以外，建立了历经九十三年的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南越国。汉朝高后时期，南越国与汉朝关系恶化，面对强大的汉朝，赵佗仍“发兵攻长沙边邑”，竟然“败数县而去焉”［2］2969。赵佗敢于以岭南一隅进攻强大的西汉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这其中固然有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原因，但决不可忽视在交通阻塞的古代，尤其是在广袤的岭南地区基本没有开发的秦汉时期，粤北地区这些军事关隘在南越巩固地方政权、抗衡西汉王朝、维护地方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没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原与岭南文化的交流就没有可能充分而全面的进行，岭南社会自身的文化发展也相对迟缓，岭南文化也就不可能取得南越国时期这样比较显著的成就”［3］。依托坚固的关隘，岭南地区在秦末的战乱中得以保持相对稳定，并与西汉分岭而治，可以说，关隘为岭南的经济文化奠定了和平发展的基础，迈出了岭南早期开发的坚实一步。

（二）在社会意义上，秦汉时期韶关关隘直接促进了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三关和关城等关隘建筑大都分布在山谷水流附近，依山形之险，借水流之势，与偏远边疆关塞不同，它们不仅具有军事防御作用，还具备更加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关隘驻扎的大量士兵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他们“把中原生产技术、礼乐教化、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带进岭南”［4］30，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关隘的军事将领也有针对性地开发周边的土地。据《百越先贤志》载：“吴霸，字子公，阳山人。少以材勇为兵率，中宿洭浦关。尝御侮至浈阳，招徕流徙……惟今垦进土，庐居。”关隘不再只是普通的军事据点和屯兵营盘，更是交通要地和贸易市镇，成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萌芽点，并逐步辐射到周边地区。“现今之曲江、连县、英德、清远、番禹、顺德一带成为经济文化最先发展地区。秦人在进军岭南沿线设置城池或关隘，除作为郡县治的城池以外，另有辅助附近关隘的城堡，如在今仁化、乐昌、英德有三座，有一座叫‘万人城’的，谅规模不小。”［4］311987年至1988年，距乐昌赵佗城遗址南800米处的大拱坪村后山集中出土了207座战国、秦汉时期的墓葬群，发掘出铁剑、铜剑、铜镜、珠饰、陶器等众多器物，是当地经济文化繁荣的历史见证。经考证，墓葬群陶器纹饰与赵佗城陶片纹饰相近，也印证了关隘对周边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因此，关隘直接促进了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成为岭南特别是粤北地区早期经济发展的原生动力。

（三）在文化意义上，秦汉时期韶关关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岭南岭北文化的交融和沟通，有效推动了岭南原生态文化向再生文化的转变。秦始皇发兵之前的岭南，“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无累聚而多贫”［2］3270，是中原华夏人眼中的“蛮荒”“徼外”之地。岭南地处边陲，“背山负水”，北枕绵延几百里的南岭山脉，南临延续千里的海岸线，远离中原政治文化中心，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小，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环境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习俗文化。岭南先民“断发文身”、“猎头食人”、“得髯蛇以为上肴”［5］，具有迥异于中原文化的鲜明的地域性、原生态特征。但伴随着秦始皇五十万大军进军岭南，军事行动衍生出文化行径，中原文化第一次大规模集中向岭南输入，首先是大量中原人迁移到岭南，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2］353。“遣戍”是指发配罪人到边关、军台戍守。秦时的岭南还是一片荒芜之地，尤其是处于崇山峻岭中的粤北地区，更是荒无人烟、人迹罕至。在此处建立关隘等军事据点，必然需要从中原地区迁移大量士兵。这些戍守在边关要塞由“逋亡人、赘婿、贾人”组成的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士兵成为第一批大规模进入岭南的中原人，他们不仅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也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观念，成为岭南岭北文化交流沟通的先行者。除“遣戍”士兵之外，赵佗还上书秦始皇，请求调选大量未婚女子为士兵服务：“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2］3086，这些未婚女子与“遣戍”士兵组建家庭，为促进岭南驻军的稳定、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史地学家司徒尚纪认为：“湟溪、阳山、洭浦三座秦关，以及沿北江河谷修建多条‘驰道’，皆为重要建筑工程，除体现中原建筑文化风格以外，它们都是传播中原文化的据点和通道。”［4］31因此，以关隘为中心，以士兵家庭为代表的第一批进入岭南的中原人为先驱，中原文化首次大规模输入岭南，揭开了持续两千余年的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交流融合的序幕。关隘也突破了军事要塞的拘囿，成为传播中原文化，促进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交流融合的前沿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