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强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大庾岭地域文学研究是指从大庾岭的地域特性和地域差异来考察与之相关的文学活动和文学作品。大庾岭是中国南方五岭之一。大庾岭之闻名，皆因其上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官方驿道——大庾岭古驿道。由于大庾岭驿道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特性，自古以来许多过往于此的文人墨客都会以驿道及其所在的庾岭山脉为题材进行创作，从而在大庾岭留下了数量庞大的文学作品，其中不乏颇具影响的名篇佳作。这些作品也因大庾岭独特的地理位置蕴含了独特的内涵，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可抹煞的浓重一笔。近三十年来，陆续有学者对大庾岭古道展开研究，发表论文百余篇。这些论文虽涉及大庾岭的各个方面，但都与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下面就大庾岭地域的诗文整理、文学研究、史学研究及应用研究分别进行阐述。

一、大庾岭诗文整理

在历代地域性诗文选本中，并无专门的大庾岭诗文选本。大庾岭诗文作品主要载录于方志、文人别集和总集中。因大庾岭为界岭，存其诗文的方志主要有江西大余与广东南雄两地的方志。《南安府志》版本较多，现主要使用1987年重修的版本，其卷18至卷 28为艺文，收入较多大庾岭诗文［1］。《大余县志》多用1990年重修版本，其艺文部分皆为大庾岭诗文［2］。《直隶南雄州志》主要用 1967 年版本，其卷17至卷22为艺文、卷23为金石，载录较多大庾岭诗文［3］。《南雄府志》多用 2001 年点注本，这本志书并无专门艺文部分，有关大庾岭的诗文多附于志六“提封”、“营缮”中的景观和道路的记载中［4］。由于志书对诗文是用选录的方式选取较有代表性的诗文，故仍有大量大庾岭诗文志书并未能选录，这些诗文散落于各文人的别集和历代诗文总集中。文人别集方面，有专门以大庾岭相关地名命名的文人别集，如宋代张九成《横浦集》、明代刘节《梅国集》；更多诗文则单篇存于各代文人别集当中。历代的诗文总集亦会收录许多大庾岭诗文，如《全唐诗》、《宋诗钞》等。无论是别集还是总集，多数大庾岭诗文并非一眼即见，而是藏匿其中，等待学者的查找和整理。

对大庾岭诗文的整理，较有代表性的是王朝安和王集门编注的《梅岭诗选》，诗集选取了东晋至清末82位作者的132首诗，并附有作者简介、诗意说明和简要注释，此书出版虽已三十年，但对于大庾岭诗的考证工作仍有参考价值。此外，与大庾岭较为相关的文集有黄林南的《赣南历代诗文选》，钱贵成的《咏赣唐诗征考》。《赣南历代诗文选》收录了部分大庾岭的诗文，由于编者以赣南地区为收录范围，诗文又多选大家或名篇，故此书仍难观大庾岭诗文之梗概。《咏赣唐诗征考》选录的大庾岭诗歌则更少，第二卷虽以大庾岭为专题开篇，实则仅选录少量较为著名的诗歌，而书中对选录诗歌略有考证，可为以后的大庾岭文集的整理编辑工作提供参考。

二、文学研究

大庾岭文学研究起步较晚，总体来看，个案研究较多，宏观上的把握不足。现有论文20余篇，主要涉及诗歌、散文和白话小说三个方面。

（一）大庾岭诗歌研究

宏观研究方面，王朝安的《梅岭诗漫谈》以漫谈随笔的方式对历代的大庾岭诗歌做了评述，从诗歌的思想内容、体裁、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了总体观照［5］；胡泰斌的《论历代文人题大庾岭诗》对南朝至近代的相关诗人做了梳理，从作者群体、诗歌题材、艺术形式等方面进行分类分析，此文可视为对大庾岭诗歌系统研究的初步尝试［6］。从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出，大庾岭文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历代诗歌的搜集、整理和考证，这是研究的基础，一方面要考证历史上有哪些文人曾来过大庾岭，另一方面还要考证这些文人及其友人有哪些作品与大庾岭有关，以确定大庾岭文学的具体研究对象；以此为基础再进一步探讨大庾岭文学自身纵向演进的轨迹和规律以及各文体之间横向联系的规律。

个案研究方面，较为突出的是大庾岭贬谪诗的研究。广东、海南自古就是流贬官员的主要地点，据尚永亮《唐五代各朝贬官及文人逐臣考述》考证，唐五代342年间，被贬谪岭南道有姓名可考的官员达436人，是各贬谪地中人数最多的地区［7］。大庾岭连接长江与珠江水系，是中原通往广州的理想通道，故被贬广州或海南的官员多取道于此，如谢灵运、宋之问、张说、刘长卿、韩愈、苏轼等人都曾取道大庾岭，并留下诗作。尽管大庾岭贬谪诗非常多，但相关专题研究却不多，只有陈小芒的《梅岭题咏与贬谪文化》和王朝安的《苏轼北归度梅岭诗析》。陈小芒从地理与文学层面论及梅岭（即大庾岭）诗文与贬谪的关系［8］，王朝安通过苏轼八首大庾岭诗作对其晚年思想进行了剖析［9］。虽然专题研究成果不多，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目前贬谪文学研究中，有许多文章论题看似与大庾岭无关，但对大庾岭贬谪作品却屡有涉及。以宋之问为例，知网搜索以其贬谪为题的研究论文有13篇，其中有12篇论及宋之问南贬时经过大庾岭的经历和他的大庾岭贬谪诗。在此类涉及大庾岭贬谪诗的论文中，有几个趋势：其一，朝代以唐宋为主，唐宋以外的贬谪诗研究基本不见。其二，多以名家大家为研究对象，唐代多关注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刘长卿等人，宋代多为苏轼和黄庭坚，正如刘庆华所说：“历史上被贬谪的文人成千上万，许多‘小人物’限于文献的不足和散乱，长期被学术界忽略。”［10］其三，研究多从作品的赏析和贬谪文人的内心和精神世界变化的视角展开，如侯艳对宋之问《度大庾岭》、元稹《送岭南崔侍御》、刘长卿《却赴南邑留别苏台知己》等大庾岭作品进行分析，将“北雁”、“岭梅”、“青山”等诗文意象与诗人内心世界相联系，总结贬谪诗人“思归”之情结［11］；林大志通过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张说《喜度岭》等作品探寻张说贬谪过程中的创作心态变化［12］；陈小芒以苏轼《过大庾岭》《过岭二首》《岭上红梅》《赠岭上老人》等大庾岭诗文分析其贬谪的情感与创作［8］。总体来说，贬谪诗是大庾岭文学中的主流，数量多，作品精，已有很多学者在贬谪文学的研究中予以关注，许多文章对大庾岭贬谪诗有所涉及，但没有真正形成一个以大庾岭为主题的研究体系，散而不精。

除了贬谪诗，其它个案研究还有黄红珍的《景观、行人与大庾岭驿路》和杨戴君的《论梅岭的文学景观意义》，属文学景观研究。黄红珍的研究主要是从诗歌的角度来探讨历代大庾岭的景观，对宋朝以后的大庾岭诗歌发掘较多，并做了初步的整理［13］；杨戴君则着重探讨了大庾岭诗歌与自然景观的结合意义［14］。此外，还有涉及外国使臣有关大庾岭诗歌的研究，主要有张恩练的《越南仕宦冯克宽及其〈梅岭使华诗集〉研究》。冯克宽是明万历年间越南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张恩练以诗集中的材料考证了冯克宽使华的路线，其中梅岭诗歌部分对于大庾岭文学研究有较大的史料价值［15］。

（二）大庾岭散文研究

大庾岭的散文中，《开凿大庾岭路序》是极为著名的一篇，在大庾岭的研究中被广为引用，此文记录了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的原因、经过和大庾岭开凿后的面貌。陈隆文、陈怀宇通过此序及其他史料考证了大庾岭路的开凿时间，认为此序中提及的开凿时间“开元四载”（716 年）是准确的［16］；李玉宏通过此序分析了当时大庾岭交通的状况，并横向比较中原通岭南的其他道路，得出开凿岭路的必要原因［17］。因此序收录于张九龄的文集，许多学者撰文时亦直接认为这就是张九龄之作，不疑有他，唯独林瑞生对此提出质疑，作者从《南安府志》《大余县志》都认为此序作者为苏诜这一可疑现象出发，分析了史料中《开凿大庾岭路序》的不同版本，并对《曲江集》收录此序之原因做了论述［18］；虽然最后的结论仍然认为此序作者应是张九龄而不是苏诜，但这种谨慎存疑的学术态度尤为可贵。此外，苏轼的《南安军学记》也是大庾岭古文中的佳作，朱刚将此文与王安石的名作《虔州学记》进行比较，认为此文亦是苏轼的代表作品，虽因南安士人请求而作，实为针对王安石而作，表现了苏、王二人思想主张的鲜明对立［19］。

（三）大庾岭白话小说研究

大庾岭白话小说研究主要是以我国最早的一部话本总集《清平山堂话本》中的《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为对象展开的，这篇小说中的梅岭即是大庾岭。现有相关研究论文5篇，其中陆凌霄、梁慧杰《从宋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到〈西游记〉——〈西游记〉故事发展的又一重要线索 》提出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的情结模式和孙悟空的形象皆来源于《陈巡检梅岭失妻记》［20］；李小红《从〈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到〈陈从善梅岭失浑家〉——兼谈短篇话本小说的分回》认为冯梦龙《全像古今小说》中的《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亦是从《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改编而来［21］。这两篇论文提出的观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不论是《清平山堂话本》《西游记》还是冯梦龙的《全像古今小说》，皆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标志性作品，对中国白话小说的发展影响深远，若能从大庾岭文学作品原型与白话小说之关系方面继续深入地展开研究，或可进一步揭示大庾岭文学在中国白话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至于大庾岭文学赋体与词体方面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学者给予关注。除了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外，还有对文人的研究。如罗昌繁的《虞翻岭南之贬及其典范意义》、陈小芒的《试论刘黻贬谪南安的情感心态》及《张九成贬谪南安的心态与文风》、周育德的《汤显祖的贬谪之旅与戏曲创作》、周艳舞的《唐宋贬谪赣南地域的士人》，皆是对经过大庾岭文人的活动与心态方面的考察。

从以上情况来看，无论是对文学作品的研究还是对文人的研究，多为个案且关注的人物不多。事实上，还有大量大庾岭作品及文人活动未被深入发掘，如谢灵运被贬广州曾途经庾岭并留下诗赋，韩愈由潮州量移袁州也是取道大庾岭等等。

三、史学研究

文学研究不可能孤立的存在，它与史学、民俗学、文化地理学等学科的关系十分密切。当前关于大庾岭的研究除文学研究外，还有大量史学方面的研究，这些成果一方面大量借用了大庾岭诗文材料，与文学交缠紧密；另一方面对于深入开展大庾岭文学研究很有帮助。

（一）大庾岭综合性研究

此类文章属于对大庾岭的宏观性的研究，涉及历史沿革、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郑文的梅关古驿道的兴衰》颇有代表性，文章从大庾岭的开发利用渊源到大庾岭古驿道的开凿与发展，从历代的维护、扩建到大庾岭的梅景文学影响以及大庾岭的军事、政治与经济的作用等分别进行了研究与阐述［22］，让读者对大庾岭的发展全貌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此文也被《大余县志》（1990年版）选入艺文部分。此外，黄志繁的《梅关古道》、王元林的《华南古道志之二梅关古道》、詹瑞祥的《梅关古道沿革考》、刘良群的《大庾岭古干道》、陈隆文的《梅关与梅关古道》等文皆从宏观角度全面考察大庾岭。

（二）大庾岭专门史研究

除了宏观方面的研究外，更多学者对大庾岭历史上的某一特定问题、现象进行了专项研究，这类论文约有30余篇，主要集中于大庾岭的交通、岭名、遗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交通线路的考证方面，陈怀宇对古代由大庾岭入粤的另一条道路乌迳古道做了细致的研究，并对大庾岭曾经的三条通粤道路及其历史变迁情况作了详细的考证，较有参考价值［23］；胡水凤对大庾岭古道与其它水系的交通连接情况作了论证，分析了大庾岭古道在历代交通中的地位和作用［24］；蔡良军分析了中国自古入岭南的三条最重要路线的交通优劣，即桂州路、郴州路和大庾岭路，从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和地理环境的角度论证大庾岭路自唐以后成为了进入岭南的最佳路线［25］，所引史料详实，较为令人信服；吴杰华提出大庾岭交通线路中的赣石之险现象［26］；曹家齐从两宋时期文书传递路线的角度详细分析了当时中原至岭南的交通路线，其中关于大庾岭与其他交通线路的连接以及递铺设置的论述对于大庾岭的研究较有参考价值［27］。

关于梅岭之名的史学考证，大庾岭的梅岭别名从何得来，历来有两种说法：其一，因秦末名将梅避居岭下而名；其二，因岭上多梅而名。两种说法史料皆见记载，故许多学者谈及梅岭之名时，多将两说一并列出，不疑有他。罗耀辉则对此提出质疑，从《史记》《汉书》对梅的记载、大庾岭和梅岭得名的时间以及其他史料所记梅避居梅岭举兵反秦事件的可能性三个方面进行考证，认为梅岭因梅得名很难成立，实因多梅而得名，分析较为客观［28］；杨戴君亦从《广东新语》《明一统志》和《元和郡县志》等史料的记载判断梅岭之名乃因多梅之故［15］。

大庾岭的故址和遗迹方面，横浦关的位置是学界主要争论的焦点。由于横浦关为秦时所建，至隋唐成为废关，现已无遗迹留下，较早记录横浦关的文献《南康记》又已亡佚，此后各史书文献记载皆有出入，导致当今学者对横浦关的确切地点看法不一。如黄君萍认为横浦关故址在大梅关，即现在的梅关［29］；徐俊鸣、胡水凤等人认为横浦关位于大庾岭小梅关处，即现在赣粤高速江西与广东的分界点处［30］；梁国昭、廖晋雄等人认为横浦关为水关，不在大庾岭上，而在今始兴县境内浈江与墨江汇合处［31-32］；王元林则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细致梳理和考辨，认为秦横浦关在今大庾岭十里径与小梅关间的平(横)亭［33］，较为令人信服。此外，在遗址方面，张小平考察了大庾岭北南安大码头的现状［34］；卢永光对大庾岭上的文献公祠进行了考证［35］。

大庾岭古道自唐开凿之后，经济方面的作用开始凸显，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大庾岭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商品运输最为重要的通道。当前关于大庾岭经济方面的研究较多，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大庾岭古道因商业繁荣兴盛之原因，如胡水凤《繁华的大庾岭古商道》所言，大庾岭古道成为中原通往广州的主要商业通道，也是我国古代最大和最重要的商道［36］。此外，许多学者也从某一具体角度探讨大庾岭在经济方面的作用。黄志繁从赣南本地市场的角度探讨了清代一口通商时期大庾岭商路与赣南市场的交互关系［37］；王元林通过大量史料整理出唐开元后大庾岭上中外贸易的商品物流情况［38］，可谓十分详细；姜伯勤从大庾岭新路与中原交通的联系考证了唐代中国与海外诸国的香药贸易情况［39］；薛翘、刘劲峰从赣南的出土文物角度分析了大庾岭古道上景德镇瓷器的运输情况［40］；胡水凤具体探讨了大庾岭古道对赣粤两地经济开发产生的影响［41］；廖声丰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关税档案，通过对清代户部的二十四关之一的赣关税收的情况，对大庾岭商道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做了考察［42］；张素容从清代南雄虚粮的情况研究大庾岭商路对南雄赋税徭役带来的影响［43］；门亮则专门研究了明清时期徽商在大庾岭区域的商业活动［44］。

独特的地域位置和长期的贸易繁荣形成了大庾岭独特的文化。饶伟新认为大庾岭的梅关古道是一种文化象征符号，成为古代士大夫心中中原正统文化与蛮夷文化的分界线［45］；莫昌龙提出大庾岭除了是“化内”与“化外”的分界线，同时还具有军事要塞的文化象征意义［46］；程杰对大庾岭梅花的成名和特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总结了大庾岭梅花的文化意义［47］；王薇对大庾岭古道在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文学、商业、建筑、民俗等方面的文化做了深入的发掘，并提出以“文化线路”的形式多层面对大庾岭古道的遗产价值进行研究和保护［48］，较有参考价值。邓飞龙探讨了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开发大庾岭的原因［49］；王若枫对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的政治文化意义进行了分析［50］。

四、大庾岭旅游应用研究

五口通商之后，大庾岭失去了交通上的便利作用，渐渐归于沉寂。现在，大庾岭成为了一个风景秀丽的旅游景区，但经营现状却不尽人意；大庾岭旅游区现在是以梅关为界分由两地旅游管理单位经营，一边是大余，一边是南雄，相比之下，南雄片区的经营状况好一些，江西片区则有较多问题，除了梅花开时会引来一些游客，其它时间段则较为冷清。总体来看，大庾岭旅游区的发展与其历史文化价值相比，有较大的落差。一些学者亦对此展开了研究。康晓霞、唐孝慧等人认为大庾岭景区应该舍弃现在分而治之的局面，由赣粤两地共同经营，整合资源，合作开发，实现区域旅游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51-52］；胡泰斌从历代大庾岭诗歌的角度提出了开发大庾岭文学旅游景观的新思路［6］；卿雄志对大庾岭旅游景区的发展现状及问题进行剖析，就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53］；王浬提出用“互联网+”打造梅岭古道红色旅游新貌［54］，红色主题是否符合梅岭古道形象值得商榷，但其互联网思维仍有可取之处。随着国家旅游业“文旅融合”政策的推进，以文学、文化为基础的大庾岭旅游业态发展研究将成为新的课题，值得探讨。

总之，近三十年来，大庾岭地域文学研究成果不多，所研究的领域也是局部的、有限的；相比之下，大庾岭在史学考证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亦为大庾岭文学研究的展开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大庾岭蕴藏着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且领域涉及海外使者文学、佛教文学、理学与文学之关系等方面，研究空间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