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杏珍 李小明

(绍兴文理学院 商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范蠡(公元前536—公元前448)，字少伯，自号陶朱公，春秋末楚国宛地三户邑人，出身贫寒，但博学多才，凭借卓越的才能，帮助越王成就霸业。后赴齐国，十九年之中三次经商成巨富，被后世尊为商圣。范蠡的商业思想内容丰富，涵盖商业经营的各个环节，从“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至“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1]，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范蠡的商业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思想，探讨范蠡商业思想形成之轨迹，对提升当今人们的从商意识和经商谋略无疑会有重要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范蠡商业思想形成的宏观环境

(一)越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优势

1.行业发展显著。春秋末期，越国为抵御吴国入侵，大力发展实业，涌现了大量以官办为主民办为辅的纺织、冶铸、造船、养殖、采伐和盐制等行业，尤以青铜冶铸业和造船业名扬四海。

(1)青铜冶铸业技艺高超。 据《吴越春秋·卷第四》记载：“楚昭王卧而寤， 得吴王湛卢之剑于床。 昭王不知其故， 乃召风湖子而问……昭王曰：‘其直几何？’风湖子曰：‘臣闻此剑在越之时，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乡三十、骏马千匹、万户之都。’”[2]26而“湛卢”之所以宝贵，究其原因，一是“涸若耶而取铜，破堇山而出锡”[3]，材质精良；二是越地有铸剑高手欧冶子。《庄子·刻意篇》也说：“夫有于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4]。1965年，在湖北省江陵望山出土了一把长55.6厘米的越王勾践青铜剑，虽深埋地下已达2000多年，但仍光洁如新，寒气逼人，曾试之以纸，二十余层一划而破。后据复旦大学等有关专家测定，越王勾践青铜剑的主要成分是青铜和锡，其剑身的黑色菱形花纹经由硫化处理，剑刃精磨技艺可与当今精密磨床之生产水平相媲美。

(2)造船业形成规模。据《越绝书·卷三》记载：“方舟航买仪尘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5]331勾践也说：“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5]331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越人习水便舟的生活习俗和民族性格。正因为如此，越地的造船业一直比较发达。据《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记载，公元前518年，“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越大夫胥犴劳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仓归王乘舟。仓及寿梦帅师从王”[6]。其时，越是楚之附庸，是年楚联合蔡、许、越等国伐吴，越大夫至豫章慰劳领军在外的楚平王，越公子仓还赠以乘舟，并随楚水师攻吴，证明越国船只数量不少，既能装备水军，又能以大型乘舟赠送他国。至勾践时期一次就能调集“戈船三百”，又能“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7]。

2.水陆交通发达。根据《越绝书·卷八》的记载，从大越出发，境内有里程记录的达三十多处。对外交通主要有三条：一是由越都到姑苏的西北干道，二是由越都到宁波和舟山的东干道，三是由越都到楚国的西南干道。水上交通主要有二条：一是东线，经由山阴古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即越城连接富盛、陶堰、道墟至上虞曹娥。二是西线，经由山阴小城出水偏门经三山，出湖塘，向西接固陵。方便的水陆交通，为促进越国国内的市场繁荣及与邻国的经济交流，发展商品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8]181。

3.金属称量货币的使用。称量货币，是指通过成色和重量以定价额的流通货币。有关越国使用金属称量货币的记载，较早见于《史记·卷六十七》：“越王大说，许诺。送子贡金百镒，剑一，良矛二。”[9]412《国语·越语上》：“越王勾践栖于会稽之上，……(种)私于下执事曰：‘寡君之师徒不足以辱君矣， 愿以金玉， 子女赂君辱，……若以越国之罪为不可赦也，将焚宗庙，系妻孥、沈金玉于江……’”[10]上述文中的“金”皆为称量货币。1982年在绍兴县坡塘狮子山306号墓出土的文物中有小金饼、小金片，也说明越国已使用金属称量货币，是越国商品流通活跃程度的有力证据。

4.勾践筑城设里。据《越绝书·卷七》记载，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在山会平原卧龙山东南麓构筑“山阴小城”，后又在小城东南建起十倍于小城面积的大城，称“蠡城”，并设有准阳里、北坛利里、高平里、田里、富阳里、安城里、南里、巫里等商品交流的集散地。《吴越春秋·卷第八》也记载着越王勾践委托范蠡“筑城之郭，分设里闾”的谈话：“范蠡曰：‘昔公刘去邰而德彰于夏，亶父让地而名发于岐。今大王欲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越王曰：‘寡人之计未有决定。欲筑城立郭，分设里闾。欲委属于相国。’”[2]235勾践筑城设里这一举措无疑有力促进了越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越王灭吴称霸的政治愿望

越王勾践从吴返越后，“苦心焦思”“卧薪尝胆”，重用范蠡、文种以刷新政治。陈桥驿先生认为：“范蠡处事精明而善理内政，他实际上是于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中最重要的计划者和领导者。”[11]在越国复兴计划中，实施“开土田”、颁布“生育令”和“免谷税令”是其中重要的内容。

一是“开土田”。唐韩鄂在其所著《四时纂要》序中说到“范蠡开土田，卒报越王之耻”。所谓“开土田”，涵盖了农业、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在内的多种生产活动。范蠡告诫勾践，要兴师举兵，必须有充足的粮食储备，而要粮食丰富，则必须懂得货物贵贱之理，以提高百姓生产的积极性。“天地之间，人最为贵。物之生，谷为贵”。“人得谷即不死，谷能生人，能杀人。”《越绝书·卷八》中关于畜牧业活动的记载，如“鸡山、豕山者，勾践以畜鸡豕，将伐吴，以食士也”[5]61；关于水产养殖业的记录有：“会稽山上城者，勾践与吴战，大败，栖其中，因以下为目鱼池，其利不租。”[5]61宋《宝庆会稽续志》解释说：“勾践兵败栖会稽，范蠡即山穿池，毓鱼鳖三年，水陆之味不乏。”[12]

二是颁发“生育令”。范蠡、文种为增强越国实力，建议勾践颁布“生育令”，以此奖励生育。据《吴越春秋·卷第十》记载：“越王曰：‘……令壮者无娶老妻，老者无娶壮妇。女子十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者以告于孤，令医守之。生男二，贶之以壶酒、一犬；生女二，赐以壶酒、一豚。生子三人，孤以乳母；生子二人，孤与一养。’”[2]290这一政策实施后，劳力、兵力有了充足来源。

三是颁布“免谷税令”。范蠡从气象与农业十二年一轮回的“二·六丰歉律”出发，免去七年农业税，让农户有三年的储备粮；宫廷朝臣俸禄从商贾手中取之，按十年无战事谋划，裁兵减员，留下精兵，自耕自足。这一政策的实施，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老百姓踊跃种谷，同时异邦之民也纷至沓来，使越国真正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好地方。

范蠡说：“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失天下者也。”[5]92他所说的“保人身”的观点，其实就是爱民思想。政治上的爱民，需以经济上的物质支持作为保障。范蠡的复兴计划正可刺激百姓发展生产，搞好积蓄，促进商品交流，达到民富国强，君臣爱民，民拥君臣，上下一心的政治需求。

(三)齐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氛围

春秋初期，齐国由于政治措施得当，经济有较大发展。齐桓公任命管仲为上卿，尊称仲父。管仲治国有一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仲大力推行发展生产、鼓励工商的政策，在国都设有工商乡，开发盐、铁工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使齐国市场日益繁荣。“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9]752范蠡这一战略选择，正是基于陶山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管仲重视生产、重视工商的良好氛围。诚如司马迁所言：“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9]752。范蠡正是顺应了这一社会经济的重大变革和发展商业的客观条件，乘时而起，经商致富，终成“陶朱事业”而名扬天下。

二、范蠡商业思想形成的主观因素

(一)拜师学艺

范蠡虚心好学，一生拜师交友甚广，传说较多的当属北山愚翁和计然。

一说北山愚翁。相传北山愚翁原为楚国重臣，文武双全，因不满楚王专横跋扈，后隐居北山，改名换姓，自称北山愚翁。范蠡自幼拜北山愚翁为恩师。北山愚翁所授的学问分为道、数、兵、游四大门类。这些学问与仲尼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有很大不同。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孔丘的学问以礼为核心，恩师的学问以道为核心；孔丘不言兵，而恩师重视兵法[13]。恩师的道，即以道为核心，人的出世、入世，视其所处时代、环境、个人的境遇，按照“道法自然”的原则来确定。数即自然科学，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揆人事。兵就是军事学，策划帷幄军事谋略，布置阵法，掌握攻战、防御、骑射、兵器。游，即游说，游说个人、家庭、诸侯各国，游说天下。北山愚翁作为范蠡的人生启蒙导师，其学问与言谈举止，“在潜移默化中构成了范蠡日后的人品风貌”[14]。

二说计然。计然是春秋时期宋国人。传说他博学多才，天文地理无所不通，经常遨游山海湖泽，号称渔父。他在南游到越国的时候，范蠡拜其为师。据《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记载：“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9]752同时，计然还提醒范蠡：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范蠡由此更加敬佩他，虚心向他学习，直至范蠡助越灭吴后，浮海出齐，还念念不忘计然：“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9]752足见计然对范蠡商业谋略的影响之深。

(二)苦心经营

范蠡从事商业活动并非局限于一个行业，而是传承越国的实践技艺，采取多种经营模式。其主要经营项目为耕和畜。

一是致力耕。据《史记·卷四十一》记载：“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至于肥城陶山，“复约要父子耕畜”“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9]275，由此不难看出：一方面，范蠡对“耕”什么、如何“耕”的认知相当深刻，另一方面，范蠡父子具有勤奋苦干、不息“耕”作的拼搏精神。双管齐下，终于赢得丰硕成果。进而，“齐人闻其贤，以为相”[9]275。只是，此时的范蠡已无意于仕途，“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9]275。

二是发展畜。范蠡在齐国除致力“耕”作之外，还着手“畜”牧和水“畜”。相传鲁之穷士猗顿，耕则常饥，桑则常寒，闻陶朱公富，上门请教经验，陶朱公教其赴西河畜牛羊于猗氏之南。猗顿受教而去，十年之间，遂成巨富。足见范蠡对于畜牧业的经营与市场判断之精准。又比如水“畜”，“水畜，所谓鱼池也”。范蠡早年有“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之见，后又提出“以六亩地为池，池中作九洲”“所以养鲤鱼者，鲤鱼不相食，易长又费也”“所以内鳖者，鱼满三百六十，则蛟龙为之长，而将鱼飞去”[15]。范蠡曾指导齐国国君在后宛治池养鱼，取得了“一年，得钱二十余万”的高收益。范蠡撰写的《养鱼经》，被认为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养鱼文献[8]93。

(三)富行其德

据《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记载：“范蠡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9]752。在范蠡整个经商致富过程中，总是以德为先，勤劳致富，正当经营。致富之后，却又散尽其财，帮助贫穷百姓耕畜、渔牧脱贫致富，富行其德。范蠡奉劝经商者致富要走正道，注重为商之德。范蠡曰：“人为财走，鸟为食飞。财也，食也，人之需也，不醉也，不可弃也，正心求也，不可责也，邪念追也，不可学也。”[16]不仅如此，范蠡救子之事更是表现出富行其德的品行。据《史记·卷四十一》记载：“朱公中男杀人，囚于楚。朱公曰：‘杀人而死，职也。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9]752诚然，凭范蠡强大的经济实力，救子在当时定不成问题。然而范蠡不愿行贿养贪，毅然选择了风险更大的非经济手段，最终导致救子失败。在范蠡看来，一个人最可贵的不是金钱，不是财富，甚至也不是生命，而是道义和名节，保住高尚的人品比什么都可贵。

三、范蠡商业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一)易经的哲学理论

正如成中英先生所说，“中国人的思考方式的来源是易经”。易经的核心体系是整体、定位、应变、创新。“范蠡必然会受到自商周以来不断在完善的易经思想体系的影响”[8]158。《国语·越语下》载范蠡曰：“臣闻古之善用兵者，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17]在他看来，人在“天道”面前，唯有采取顺应的态度，遵循客观规律，“与之俱行”才能取得有利的结果。因而，易经所代表的中国哲学的智慧，被范蠡很好地应用到管理方面，有效地解决了治国、经商等问题，成为范蠡商业思想的重要理论支柱。

(二)管仲的治国理论

管仲治齐，有口皆碑。特别是他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为国家能否安定，人民能否守法，都与经济是否发展密切相关。他废除了齐国仍保留的公田制，实行按土地肥瘠定赋税轻重的土地税收政策，使赋税趋于合理，提高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设盐官煮盐，设铁官制农具，发展渔业，由国家铸造钱币调节物价，推动商品流通；鼓励商民与境外的贸易。管仲立足发展经济的视角构建的富民富国思想体系使齐国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这对年少时就很钦佩管仲的范蠡影响极其深刻。相传范蠡到齐国后，不管是以布衣之身躬耕于海隅，还是以相位之尊运筹于庙堂，都没有离开管仲所定下的规范。因而，如果说管仲走的是一条先经商后从政的道，那么范蠡则相向而行，他走出了一条先从政后经商的路。

(三)孙武的军事理论

孙武助吴败楚成功的军事谋略，在当时影响很大。范蠡从中学习到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在军事争战的实践中，完成了兴越灭吴的大计。孙武的军事理论不仅充实了范蠡的军事思想，更重要的是范蠡在后来的商战中，又加以借鉴，推广应用，使军事谋略和商业谋略有机地融为一体[18]。

总之，春秋末期越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优势、越王报仇雪耻的政治愿望和齐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为范蠡商业思想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范蠡自身的不懈努力，拜师学艺、苦心经营、富行其德，为其商业思想的形成提供丰富资源；易经的哲学理论、管仲的治国理论和孙武的军事理论，为范蠡商业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支撑。正是由于范蠡善于学习总结前人的经验，又勤于体悟磨练，其丰富深邃的商业思想才得以产生，并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