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海燕

(浙江财经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在《心理学与现代艺术》(1935)的结尾，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给出了一长串参考文献，包括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荣格(Carl Jung)、巴罗(Trigant Burrow)、莱恩(Homer Lane)、果代克(Georg Groddeck)等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学领域的名家作品。这份长长的书单，是奥登长期浸淫于精神分析学的直观呈现，既有少年奥登从父亲的书柜里搜罗的课外读物(如弗洛伊德、荣格的作品)，也有青年奥登自主选择的最新出版物(如巴罗和莱恩的作品)。

同样是在这篇文章中，奥登题引了弗洛伊德的一段话：“一直以来，我被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所鞭策，想要去探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自然科学的数据。”[1]93弗洛伊德引领的精神分析学，不同于传统的心理学，它的立足点不在自然科学，而是通过临床治疗和人文素材揭示人类心灵的底质，不仅引导人们自我分析自我治疗，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推己及人、救助世人。正因为如此，多年后奥登谈到精神分析学时才会说：“从长远来看，精神分析学之所以受到大众的欢迎，是因为它给人一种直觉感受，觉得它的出发点是将每个人都视为一个肩负道德责任的独特的人。”[2]344精神分析学的这一特性，吸引了奥登的目光，并成为他思考和理解人类活动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

一、“医生之子”：接触精神分析学

精神分析学又被称为弗洛伊德主义。自20世纪初以来，虽有来自行业内部的阻挠和传统人士的奚落，但是精神分析学在西方的文化、艺术、政治等领域日益受到重视。据奥登观察：“显然，弗洛伊德曾料想传统卫道士和寻常百姓会对他的人类性学观嗤之以鼻，甚至拒不接受。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大众居然接受了他的观点，没有预想得那么艰难，或者说，比他们本该表现出的反应温和了很多。”[2]343小奥登接受精神分析学，离不开这样的时代环境。

若从个案出发加以分析，还应当注意到他的家学渊源。奥登的父亲乔治是一个兴趣广博、视野开阔的医生。无论是从专业医生还是从普通读者的角度，他都很有可能及时捕捉到心理学领域的最新成果。事实上，据奥登的传记作者卡彭特(Humphrey Carpenter)介绍，乔治医生“对这个富有争议的新兴学科非常感兴趣，当时的心理学界先锋人物一有新作出版，他就及时购买”[3]9。乔治医生是皇家医学心理学协会会员，为《心理科学》杂志供稿，后来兼任伯明翰儿童医院的名誉心理学家和精神病患者收容所的医疗顾问，力图将心理学的最新成果运用到医疗实践。门德尔松(Edward Mendelson)认为，乔治医生是在公共保健领域“最先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公职人员之一”[4]xxii。由此可见，乔治医生重视医学实践及其深层的哲理因素，这种医学态度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孩子。

小奥登自主地喜欢上心理学，首先源于它的实用性。据说，小奥登每到一个新环境都会局促不安。这一点，他在长诗《致拜伦勋爵的信》(1936)中以调侃的方式提到过：“我上学后说的头一句话就语出惊人/险些让一位女舍监完全失去平衡：/‘我就喜欢看各种各样的男生。’”[5]130倒不是说奥登这么早就表现出了同性恋倾向，委实是因为他先后就读于两所男校，只能“观看”男孩子们。当这样一位生性敏感的少年身处陌生环境时，他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观察和分辨周围的人，而心理学帮助他快速归类，找到与他们相处的策略。理查德·达文波特-海因斯(Richard Davenport-Hines)将小奥登的这种行为机制概括为心理学提供的便利——“他可以用临床治疗般的客观态度去理解他们，同时将他们的潜在危险排除在一定距离之外。”[6]23

小奥登对心理学的兴趣与日俱增还有一个潜在动因，即探密与解密的乐趣。乔治医生的言传身教和藏书室里颇为可观的心理学书籍，为奥登开启精神分析学之旅提供了契机。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小奥登具体读过哪些书，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对人类的行为动机和内在欲望有了基本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洞悉人性百态。他对弗洛伊德的作品尤为感兴趣，不但抄录了弗洛伊德的言论，有时候还会带给同学们看。学弟约翰·帕德尼(John Pudney)回忆说：“威斯坦的谈吐一点也不像孩子……他的措辞成熟老道，充满了智性上的挑战。”[3]40这说明奥登已经不再局限于用心理学观察别人，而是把它当成了一种生活趣味。面对并不知晓精神分析学的同学，奥登手舞足蹈地用自己尚未完全掌握的术语和理论去分析他人，阐释某些话语的隐藏含义，用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的话来说，“有点类似于巫医在愚昧的未开化人群中的角色”[3]21。

随着智性和理性的大门逐渐开启，奥登对精神分析学的猎奇和探密的心态逐渐被父亲的职业操守和医学素养所“矫正”。他在早期诗歌中以临床诊治般的态度进行写作(1)早期奥登的创作倾向于用临床思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他的好友衣修伍德和斯彭德都有专文论述，学界对此也有共识。，事实上已经烙印了父亲的影子。移居美国后，父亲虽然远在大西洋彼岸，奥登却喜欢结交医生朋友，或者说，他深谙与医生的相处之道。他后期的不少诗歌都是献给医生朋友的，比如写给他在纽约的私人医生大卫·普罗泰奇的悼亡诗《治疗的艺术》(1969)、写给他在奥地利结识的伯克医生的《致沃尔特·伯克的诗行，适逢他从全科医师的岗位上荣休》(1970)、题献给相交多年的亚诺夫斯基医生的《新年贺辞》(1969)和英裔美国神经病理学家奥利弗·萨克斯的《与自己的交谈》(1971)。到了人生暮年，奥登依然强调自己是“医生之子”：“作为一个医生之子/我可能体会更深。‘治疗’/爸爸会告诉我：/‘不是一种科学，/它只是讨好自然的/直觉性艺术。’”[7]421

父亲言传身教的“治疗的艺术”，并不是将医学局限于自然科学的狭小领域，而是把它视为与自然契合的“直觉性艺术”。关于这一点，奥登在《某个世界：备忘书》(ACertainWorld:ACommonplaceBook，1974)中有更为具体的表述：

我记得，在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医生父亲跟我引述过威廉·奥斯勒爵士(2)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是加拿大医学家、教育家，被认为是现代医学之父。的一句名言：“更为关注作为个体的病人，而不是对方所患疾病的特殊方面。”换言之，医生如同任何一个与人类打交道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不是纯然的科学家；他要么像外科医生一样，是个手艺人，要么像内科医生和心理医生一样，是个艺术家……医生，跟政治家一样，如果只是抽象地爱他人，或者只是将他人当成谋取利益的手段，那么他再怎么聪明也于事无补，甚至会祸害无穷。[8]256

写下这段文字时，奥登的身边应该站着两位已经故去的人：左手边是他的父亲，正是他的医学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奥登对疾病的认识，开启了他对医学的哲理方面的兴趣；右手边则是弗洛伊德，他的学说先后吸引了奥登父子，促使奥登沉浸在他描摹的“禁忌”世界里，即使成年后认识到弗洛伊德的学说并非完全正确，也依然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犹太人”[5]440“一个理性的声音”[5]445。

二、“宽宥了生活，变得更谦卑”：理解精神分析学

弗洛伊德的治疗之道在于以人为本，而不是拘泥于固有的病症、方法和数据。作为曾经的追随者，美籍德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从弗洛伊德的生活和作品里寻找蛛丝马迹，发现了弗洛伊德自比为摩西的远大抱负，这决定了“他的精神分析不是纯粹的精神病诊疗技术或心理学说，而主要是一种体系庞大、立意新颖的人生哲学”——“关心人、研究人，以人为目的”[9]3。精神分析学既是一种治疗方法，也是一种关于人的理论，诸如无意识、梦境、人格等学说，将心灵的秘密清晰地揭示了出来，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益于这些启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被问到弗洛伊德之于奥登的意义时，布罗茨基说：“对于他，弗洛伊德乃是允许的语言之一。归根结底，作为一种可以解析所有人类活动的语言。对吧？弗洛伊德主义是最普通的语言之一。”[10]142诚哉斯言，弗洛伊德主义对奥登来说是一种“最普通的语言”，任何人都可以在它的帮助下分析自我、认识自我，进而了解他人、理解我们居于其间的社会。

在奥登看来，弗洛伊德是“革新性思想家的显著典范和绝佳体现”[2]342，如果没有弗洛伊德的发现，心理学必会停留在19世纪下半叶的生理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在漫长的研究过程中，弗洛伊德逐步跨越了传统心理学框定的人类心灵图景，而其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是他“没有将心理事件归于自然的秩序，没有用化学和生物学的方法开展研究，而是将之视为历史的秩序”[11]386。也就是说，弗洛伊德是以历史学家的眼光而不是以科学家的视角研究人类的心灵。这个判断在奥登关于弗洛伊德的散文里多次出现(3)比如《心理学与现代艺术》(1935)、《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52)和《弗洛伊德的伟大之处》(1953)。，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值得细读：

事实上，即便他的理论被证明全都是错误，弗洛伊德也仍然是卓尔不群的天才。他认识到心理事件不是自然事件，而是历史事件，因此心理学不同于神经病学，必须扎根于历史学家而不是生物学家的潜在预设和方法学……在关于婴儿性意识、压抑等理论中，他将自由意志和责任意识的起始时间点向后推，比以往绝大多数神学家都更有胆识。他的治疗方法是让病人重现过去经历、自行发现真相，治疗师则尽量不要提示和干预病人，移情成为治疗过程的主要中枢。这种治疗，将每一位病人看成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的人，而不是一个典型病例。[2]343

奥登在此不但强调了弗洛伊德的治疗之道，也强调了他的治疗方法的独创之处。最后一句话：“将每一位病人看成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的人，而不是一个典型病例”，很接近医生父亲跟他引述过的威廉·奥斯勒爵士的那句名言：“更为关注作为个体的病人，而不是对方所患疾病的特殊方面。”

弗洛伊德的治疗之道，关键在于尊重个体的人。他的精神分析，是让人回溯自己的历史，在自己过去的生活里找到问题的症结。这一点，还可以从奥登的《诗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里找到依据：

他一点不聪明：他只是吩咐

不幸的“现在”去背诵“过去”

如在上一堂诗艺课程，或迟或早，

当背到很久以前就备受指责的

那一行诗句时，它就会结结巴巴，

且会突然明白自己已被何者宣判，

生命曾何其富足、何其愚蠢，

于是宽宥了生活，变得更谦卑，

得以像一个朋友般去接近“未来”，

无需一衣橱的理由借口，也无需

一副品行端正的面具或一个

过于常见的尴尬姿态。[5]441

弗洛伊德“一点不聪明”，这个口吻难免令人想到几个月前他在《诗悼叶芝》(1939)里说叶芝“像我们一样愚钝”[5]395。同样是悼亡诗，同样是影响他至深的大师，奥登的语调越是故作轻松，越是透露出一条百转千回的“接受史”脉络：学习、质疑、理解、对话。弗洛伊德所做的一切，如老人般追忆过往，与此同时又如孩童般和盘托出，他的最大天赋，就在于让人“重现过去经历、自行发现真相”。在写作《释梦》的那些年里，弗洛伊德从深沉的个人体验中提取出一些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信息，不自觉地完成了一场自我分析，并将这些个人化的经历和人文历史中的素材有机整合成人类心灵的基本图景[12]4。他的经验和启迪，是让我们从“过去”寻找“现在”之所以是如此面目的根源，然后“宽宥了生活，变得更谦卑”，以宽容、忍耐、同情和理解去迎接“未来”。这的确是最为实用的人生哲学，也是“最普通的语言”。

奥登虽然怀疑精神分析的可行性——“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被精神分析‘治愈’——我有一个疑虑，觉得这个过程对病人的胆识勇气和坚毅品格都提出了要求，其强度不亚于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11]387，但不可否认的是，自从接触了精神分析学，他便不由自主地运用弗洛伊德的方法观察他人和分析自我(4)比如，奥登经常用“俄狄浦斯情结”来分析自己与母亲的关系，甚至理直气壮地把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归咎于母亲。《1929》《致拜伦勋爵的信》《诗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等诗作，都涉及到这个问题。。

三、价值的颠覆：“融合”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青年奥登在受益于精神分析学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弗洛伊德的错误是将神经官能症局限于个体。神经官能症还涉及到整个社会。”[4]52当奥登在1929年将这句话写进日记的时候，已经表明他并不满足于个体心理学的自我分析，他必然会从个人的象牙塔走向纷繁复杂的社会，将精神分析学运用到“治疗”社会病症的实践中。这便预示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将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熔于一炉的努力。

青年奥登喜欢到柏林跟工人们“打成一片”，一开始倒不是出于政治意图，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反叛意识。他对工人阶层的好奇掺杂了一种对自身阶层的厌恶和对传统价值的贬低，似乎工人阶层的缺乏教化和自生自灭已经被误读为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奥登混迹于柏林工人区时曾表示，“德国无产阶级很好”“我不太喜欢其他人，爱跟不良少年们待在一起”[3]90。好友斯彭德(Stephen Spender)更为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家人的态度让我反感，我对家庭的反抗使我走上了一条反叛道德、工作和纪律的道路。私底下，我对一文不值的流浪汉、穷鬼、懒汉、迷途者很是着迷，我渴望给予他们爱，虽然这种爱不被体面人士接受。”[13]9或出于精神上的叛逆，或出于对自身阶层剥削性的愧疚，或出于探寻另一个世界的欲求，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情感的天秤移向了社会地位更低的工人阶层，仿佛行为上越能够冲破禁忌，便越能够点燃他们内在的生命之火，也就越能够体现出他们自身的成长价值。

青年知识分子带着对束缚他们的老一辈资产阶级的反感，工人阶级带着对资产阶级剥削者的愤怒，他们暂时性地团结在一起，而这种团结又进一步启迪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如果不曾混迹于工人区和贫民区，奥登和他的伙伴们对贫困的认知将仅仅停留在书面表达上，他们不会感受到被过度盘剥的工人是如何绝望地挣扎在生存的边界线，不会想象到饥饿是如何让异性恋的男孩扭曲了自己的性向选择，不会认识到这些受尽欺凌的人们是如何被社会阶层、身份、地位和财富剥夺了梦想的权力。斯彭德在回忆录里清晰地勾勒了这种思想转变的契机：“通过瓦尔特，我可以想象出那些无能为力的人、道德沦丧的人、无家可归的人、失业的人的生活状态。我觉得，我开始幻想某种在我脑海里叫做‘革命’的东西能够改变他的命运，我感到自己作为较幸运阶层的成员对他欠了债。”[13]118瓦尔特是斯彭德在德国汉堡邂逅的失业工人，奥登和衣修伍德也遇到过很多个像瓦尔特那样的底层人士，也经历过被他们欺骗，同时也因为亲眼目睹了他们的遭遇而反思造成这些现象的社会根源。

在德国的经历，促使“奥登一代”作家们将私人情感和公共诉求结合起来。旅居柏林时，奥登不但喜欢跟工人们一起，还喜欢上了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戏剧——“之后，毫无征兆地/整体经济突然就崩溃了：这时/是布莱希特接手教导了我。”[7]504布莱希特在1929年推出了《三分钱歌剧》，据记载，“首场演出作为二十年代最大的成功载入戏剧史”，“这个剧在柏林上演了近乎一年之久”[14]177-187。布莱希特的左派立场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已经确立，奥登对《三分钱歌剧》的社会批判意识感同身受(5)奥登与布莱希特很有可能是在1936年才相见，起初互相欣赏，但在1943年合作改编《马尔菲公爵夫人》时渐生龉龃。尽管如此，奥登从没有否认过布莱希特对他的影响。。紧接其后，奥登的文字里开始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革命、行动等字眼，对社会现实和公共事务的思考也逐渐增多。这使得他不可能再停留在弗洛伊德式的个体心理学——“我们不能脱离当代社会的其他面貌而孤立地思考弗洛伊德主义。”[1]99

在把私人情感和公共诉求结合起来的过程中，奥登的做法与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是类似的(6)赖希是晚期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他在其学术研究伊始就试图找寻精神分析和社会革命的结合路径。他的观点直接影响了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应用于社会问题的专著《一个幻觉的未来》(1928)和《文明及其缺憾》(1930)。，即选择性地“融合”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如果说1929年5月1日在柏林亲历了无产阶级与警察爆发的冲突事件——“此时的夜晚到处都不安份/街上筑起了路障，传来了枪声”[5]30，奥登还仅仅是“模糊地意识到我们以及我们的朋友们属于左派，是社会主义者，但并不试图去界定这个词”[3]103的话，那么伴随着他走向社会生活更宽广的舞台和人生历程更丰富的体验，他便有了融合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奥登坦承：“对我而言，要是表示自己知道无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看法，那将非常自以为是；但我的确知道共产主义对资产阶级的吸引与日俱增，这是因为共产主义要求大家向那些迷失在情感汪洋的孤立无援的人伸出援手。”[15]28对奥登而言，马克思主义成了社会解放、个性解放乃至文学解放的主要手段，他将自小就深受影响的弗洛伊德主义，与正在席卷全欧的尚武精神和社会主义思潮结合了起来。

奥登的“融合”绝非泛泛而谈，而是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依据。在他看来，两者的研究起点都是文明的失败之处——马克思主义从贫穷出发，弗洛伊德主义从疾病出发；两者都认为人类行为受到本能需求的影响——饥饿与爱；两者都希望未来的世界是一个能够让人类更好地进行“理性选择和自我决定的世界”[1]103。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向外探寻，后者的路径正好相反，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社会主义者指责心理学家固守现状，妄图用神经官能症解释制度，却避开了潜在的革命；心理学家针锋相对，认为社会主义者不过是妄图拽着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却并没有认清自己，或并不清楚金钱欲只是权力欲的一个形式，当他通过革命赢得权力后，他将会重新面临之前的问题。”[1]103奥登认为，两者的研究路径都正确，也都存在缺陷，最好的方法不是相互指责，而是“融合”——“只要文明依旧维持目前的状况，心理学家能够医治的病人就非常有限，等到社会主义胜利之后，便应该学会正确引导内在的能力，而这个时候，就需要心理学家大显身手了。”[1]103

奥登辨析了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异同点，阐述了融合两者的可行性以及必要性，最后提出了面对当务之急的最佳解决方案——前者治疗个体疾病，后者治疗社会弊病，而后者是前者得以有效开展的基础。这种融合策略，一方面呼应了赖希的思想主张，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多年后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爱欲与文明》和弗洛姆的《在幻想锁链的彼岸》中找到相似的论证思路。由此可见，奥登的融合之举，不仅不是心血来潮，还是非常慎重和富有创见的。

四、结语

奥登曾撰文罗列弗洛伊德对现代生活的影响，包括心理、宗教、艺术、社会生活等层面(7)奥登在《心理学与现代艺术》中列出了弗洛伊德对现代生活的影响，共计16条。，又充满敬意地宣称：“对我们而言，此刻他就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某种整体舆论倾向//我们都在它的影响下各自过活。”[5]443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生活的影响也同样深远。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西方思想文化界不断有人致力于“融合”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这种潮流的出现，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的病态已经日趋严重，基于个体心理的弗洛伊德主义并不能够解决迫在眉睫的文明危机。奥登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语境之中选择性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学说和观点，个性化地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以此揭示“焦虑的时代”(8)奥登在1947年出版了长诗《焦虑的时代》(The Age of Anxiety)，对20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的精神氛围做了精准概括。长诗的标题一再被人引用，1989年版的《牛津英语词典》(20卷)将其收录在内。的心理疾病和社会顽疾。

我们还应该看到，虽然奥登一度被视为“左派的御用诗人”[3]245，被称为“奥登同志”[16]205，但他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徒。即便在他的那首“最负盛名”的政治抒情诗《一位共产主义者致其他人》(1932)里，私人性的观点和诊疗性的态度仍然占主导位置，资产阶级的腐朽以“溃疡”(ulcer)、“癌症”(cancer)等病症的形式爆发出来[17]122，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其诗中不过是提供了一个代替精神分析的外部视角。这首诗刊出后不久，朋友询问他是否成了一位共产主义者，他坚定地回答说：“不。我是一位资产者。”[18]163因此，奥登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派立场和社会化写作，其实是一种“融合”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社会改良诉求，其内核仍然是弗洛伊德式的“治疗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