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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文学史叙述中的陆游

2019-02-20莫山洪

关键词:诗派陆游文学史

莫山洪

(南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299)

陆游是南宋著名的文学家,中兴四大诗人之一。对陆游的评价,历来都比较重视,《四库全书总目》对陆游的描述可以说代表了后人对陆游的评价:“游诗清新刻露,而出以圆润。实能自辟一宗,不袭黄、陈之旧格。”“游之才情繁富,触手成吟,利钝互陈,诚所不免。”[1]1380-1381《渭南文集》提要称:“游以诗名一代,而文不甚著。集中诸作,边幅颇狭。然元祐党家,世承文献,遣词命意,尚有北宋典型。故根柢不必其深厚,而修洁有馀;波澜不必其壮阔,而尺寸不失。士龙清省,庶乎近之。较南渡末流以鄙俚为真切,以庸沓为详尽者,有云泥之别矣。”[1]1381这两段论述对陆游诗歌和文章的情况作了基本描述,认为陆游诗歌虽出于江西诗派,却能自成一家,不受江西诗派的影响,其诗歌富于才情,清新圆润;同时,认为陆游诗歌创作的光芒掩盖了其文章创作成就,其文章继承了北宋以来的文章传统,在南宋作家中应该也是成就极高的,且与南宋作家的四六风格完全不一致,有“云泥之别”。可以看出,四库馆臣对陆游的文学创作成就给予了很高评价。

现代教育在中国兴起后,文学史著述成为教材建设的重要内容。进入到20世纪20—30年代,文学史著作尤其丰富,这些文学史著作对陆游的文学创作也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不同的文学史著作者对陆游的看法不尽一致,不过,梳理近现代文学史著作,基本上可以看到各著作对陆游的关注大多还是集中在诗歌上。

早期文学史著作如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等,由于文学观念还是从过去的“文学门”出发,故对文学的界定还有着传统的影子,对文学发展演变的讨论自然也就没有像后世那么明晰。在来裕恂的《中国文学史稿》(1)据王振良观点,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应完稿于1905年。详见《萧山来氏中国文学史稿·前言》,岳麓书社2008年版。中,陆游只是作为“宋代之诗词”一章中提到的诗人之一,称“南渡后,尤、萧、范、陆四家,要以范、陆为杰出”[2],并未特别推崇。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在第十六篇第十六小节中有关于陆游诗歌的一句话,称陆游“诗学老杜,为南宋第一人”[3]208,显见对陆游诗歌的地位评价很高。需知,在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中,诗歌是不列入其中的。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中有对诗歌的描述,其第三编第三章第十节“诗评之殊异”对陆游的诗歌有一段描述,可以看出张之纯对陆游的肯定:

南渡之后,陆游为大宗。其诗凡三变,初年宗派,本出于杜,中年以后,则益自出机杼,尽其才而后止。观其《示子矞诗》云:“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稍悟,渐欲窥宏大。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此可见其宗尚之正矣。余如范成大、尤袤、陈与义、刘克庄诸人,大概杜苏之支流余裔也。[4]27

相较于林传甲,张之纯的文学史无疑有了很多改进,其对文学的探讨已经基本包含了今天所说的“文学”这一概念所统领的诗、文、戏曲和小说。从这段话来看,张之纯对陆游的诗歌创作给予了非常之肯定,认为他是南宋诗坛第一人,而且认为他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特别强调了其中年以后诗歌的“自出机杼”。同一时期,曾毅曾作《中国文学史》,对陆游诗歌也有类似评述(2)泰东书局1915年出版了曾毅的《中国文学史》,1929年出版了曾毅订正的《中国文学史》,其中对陆游的论述变化不大。1915年版第四编第二十八章与1929年版第四编第二十章“南渡后之诗”中均称:“然四家中,实推放翁第一,诚斋次之。放翁诗凡三变,初喜藻缋,中务闳肆,晚归恬淡。其传虽本曾几吕本中,而清新刻露,出以圆润,自成一家。其惓惓君国之处,沉雄悲愤,几与老杜抗衡。”详见上海泰东书局1915年版曾毅《中国文学史》第215页,上海泰东书局1929年版曾毅《中国文学史(下册)》第104页。。出版于1918年的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对陆游的评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南渡后诗人陆游、尤袤、范成大、杨万里,号四大家,而游得名尤盛……游益加研练,面目略殊,遂为南渡之大宗。”[5]其后又专门用一段文字对陆游加以专门介绍,可以看出其对陆游的重视。在叙述中,谢无量还是引了《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内容,由此也可看出《四库全书总目》对后世的影响。

林传甲、张之纯的文学史对陆游诗歌的肯定,可以说基本确定了今后文学史著作中陆游诗歌的地位,20世纪20—30年代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大体不出此范围。不过,在具体论述中,文学史家们对陆游诗歌的特征及创作背景作了更为深入的描述。1924年,胡怀琛出版《中国文学史略》,其中宋代文学部分涉及陆游的诗歌,不过,他对陆游的诗文创作成绩并不是非常推崇,只是作了比较简单的叙述,称“当时又有陆游,生当南宋之世,家国兴亡之感,间一寓之于诗,更参以浅话常谈,渐渐与语言接近,亦自成一派,继其后者,有杨万里。与陆游并称者有范成大,皆有可观”[6],只是把陆游视为当时较重要的作者之一。1926年出版的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第十章“宋代文学”第七节“南宋诗文”中,声称“南宋惟一之文学者,陆放翁也”[7]237,并进一步称:

陆放翁者,与唐之李、杜、韩、白,宋之东坡并称,确为一大诗豪,才气超然,加之,遭时势之逼迫,往往志存戎轩,大有横槊跃马,愿效驱驰之概,故慷慨悲愤,一片忠厚之气,常盈于两间。然后以年渐老,转为恬淡之人,而诗境又变。要之,观放翁似杜甫而小变之,加以俊秀之趣,则无大差矣。……大概评之,则其诗清新刻露,洗练之余,圆润莹然,加之,才情繁富,世以与东坡并称曰苏陆,谓足尽宋之诗者,决非溢美之言。[7]239-240

一方面,充分肯定了陆游在诗歌史上的地位,认为陆游可与唐代的李白、杜甫等人以及宋代的苏轼相媲美;另一方面,直指陆游诗歌与杜甫诗歌之间有着相似性,即两人诗歌都有“一片忠厚之气”,都是爱国主义的。在这段评论中,顾实还解释了陆游诗歌形成的背景,即“时势之逼迫”,将诗人的才学与时代结合起来考虑,更能看出陆游诗歌的时代特征。

从陆游为南宋文学的“大宗”上升到“南宋惟一之文学者”,这确实体现出当时人对陆游的充分肯定。稍后的刘麟生在其《中国文学ABC》和《中国文学史》中也有类似叙述:“南宋最大的诗家,当然是陆游了。”[8]“其实陆放翁是南宋惟一的大诗人。”[9]303这些论断,基本上确定了陆游在宋诗尤其是南宋诗坛的地位。

有了这样的认识,后来的文学史著作基本上就有了一致意见。到了康璧城的《中国文学史大纲》,陆游就占了一节。康璧城的《中国文学史大纲》第七章“宋代文学”一共只有四节,而陆游几乎独占一节(本节的后面有两小段谈到杨万里和文天祥),显见其对陆游的重视。作者认为“只有陆放翁足以代表南宋的文学”,对陆游诗歌风格形成的原因,康璧城也作了评述,称“当时正是金兵频侵,社稷日危的时候,所以放翁的作品为时事所感染,多慷慨悲愤之句”[10]143。

对陆游诗歌进行评述时,各文学史著作的作者都注意到一个问题,即陆游与江西诗派的关系,这也是《四库全书总目》谈到的话题。依照四库馆臣的意见,陆游显然是能够入江西而又出江西的。陆游被视为江西诗派曾几的学生,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在所难免。可是陆游一生创作丰富,留下上万首诗歌,显然还有其独特的地方。对陆游与江西诗派的关系问题,有些文学史著作强调陆游所受到的影响,认为陆游还是属于江西诗派,或者将他列入受江西诗派影响的诗人之列,近现代早期文学史著作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就持这样的观点:“南宋诗以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为最著,而放翁尤杰出。四家虽不列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实得统于山谷。”[11]明确指出,中兴四大诗人“得统”于黄庭坚,也即可以算作江西诗派的代表。陈冠同《中国文学史大纲》中称“受‘江西诗派’影响的有:陆游、杨万里、范成大三大家”[12]124,对陆游的创新不置一词。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虽然称陆游能“别树一风格”,但还是将他列入“南渡诗人里所见的江西诗派的影响”[13]796-797,对于他入江西而又出江西,也未置一词。不过,多数文学史还是延续了《四库全书总目》对陆游诗歌的评判,称其虽受江西诗派影响,但却能另出机杼。尤其在证明陆游的转变上,有些文学史著作更是以陆游自己的诗歌作为例证论述陆游之入江西而出江西,如康璧城《中国文学史大纲》就引了陆游的《自述》诗:

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毬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翦裁妙处非刀尺。世间才杰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论,广陵散绝还堪惜。(3)此诗在《剑南诗稿》中作《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详见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2-1803页。

并作这样的解释:“元轻白俗非他所好,乃研究杜诗而私淑之。偶因时势的逼迫,使他投笔从戎。横槊进马军头,气象自然不同了。这在他《自述》一诗中已显示他的悟达与他的影响感染的地方。”[10]144说到陆游诗歌的变化,当然确实有着前后期的不同。根据钱仲联的注释,这首诗歌作于绍熙三年(1192),这年陆游67岁,确实是后期的创作了。但是正如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所说:“放翁诗中,美具难并,然亦不无蹈袭之嫌者。《困学纪闻》卷十八即举其本朱新仲、叶少蕴两联,殆翁《九月一日夜读诗稿走笔作歌》所谓‘残余未免从人乞’者欤?”[14]钱仲联在做注时也称,“游诗句夺胎于前人之处,各卷注释中俱为拈出”[15],显然,陆游的诗歌“夺胎”之处还是不少的。自己化用自己的诗歌,当然也算是一种“夺胎”,如本诗第一句即与其《示子遹》中的“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有相似之处。不过,近现代文学史著作基本上还是认为陆游超越了江西诗派,超越了“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理论,自成一家。如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刘麟生的《中国文学史》在评述陆游诗歌时干脆不提他曾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苏雪林的《中国文学史略》在谈到陆游的诗歌时,一方面称陆游是“南宋最伟大的诗人”,另一方面,对陆游与江西诗派的关系也是只字未提[16],倒是梁乙真的《中国文学史话》作了比较客观的描述:

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所倡导的江西诗派,至南宋而愈呈显其活跃热闹的景象。就中如前期诗坛的四大家——范(成大)、杨(万里)、尤(袤)、陆(游)的诗,他们都是得法于曾茶山(几),而茶山的诗,又效法山谷,所以四大家亦是江西诗派的苗裔。但他们能脱卸了江西派的羁绊,使南宋的诗另开辟一个新的局面,这是他们的伟大处,也是他们的成功处。[17]

明确说明四大家都是入江西而出江西。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总体来看,近现代文学史著作对陆游的诗歌都持比较肯定的态度,这也符合陆游文学创作的实际。

陆游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上,或者说,历来研究者关注的是他的诗歌,毕竟,陆游自己都称自己是“六十年间万首诗”;至于他的词和文章,则关注不多。这样的情况,在近现代时期的文学史叙述中也是一致的。

虽然有唐宋八大家的努力,但四六依然是宋代盛行的文体,即使是欧阳修、苏轼等文章大家也有很多四六文章。南宋时期,四六名家有汪藻、李刘等。陆游在文章方面不能算是很出色的作家,至少其四六在当时及其后并未引起更多关注。今人马亚中、涂小马编订校注的《渭南文集校注》收陆游文章42卷及逸稿等共计810篇[18],且其众体兼备,不可谓不壮观。其中文章,多为四六。《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在著录《渭南文集》时称“其文边幅少狭,不及诗才之壮阔,而亦不失典型”[19]677,按照这个评价,陆游的文章也就是中规中矩,不能说有太多的创新,这也很容易理解。四六文章多用于朝廷,只能按规矩作,且陆游的长处在诗歌,所以其文章能“不失典型”,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在近现代的文学史中,著者大多没有专门去谈论这个问题。不过,侧重谈文章的文学史则多有叙述。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中就有对陆游文章叙述的文字,他引了陆游文章《贺礼部郑侍郎启》中的警句“文关国之盛衰,官以人而轻重。吁俊尊上帝,岂止在玉帛钟鼓之间;敛福锡庶民,其必有典谟训诰之盛”,并称“其文可谓工雅得体”[3]208。从他所引的陆游警句看,对仗确实工整,而且也符合人物身份,“工雅得体”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对陆游的文章只有一句论及,称“游的古文和他的诗一样,极见才情”[13]818。虽然抬高到与其诗歌一样的地位,但由于没有更多叙述,所以也只能算是一般评价。刘麟生是比较注重文章的,不过他的《中国文学史》对陆游的文章也没有太多着墨,只是转引了吴曾祺的一段话:“先生为南渡以来第一作手,其风格在庐陵南丰间。苏子由秦少游辈,皆当引席避之。乃明人茅鹿门选八家文,竟不之及,而近人亦无有称之者,可为怪事!”[9]291-292吴曾祺以茅坤选八家文章不及陆游为“怪事”,可看出其对陆游文章的推崇。刘麟生转引吴曾祺的论述,可以看出他还是比较推崇陆游文章的,只是他自己并没有对此作过多评述。

这样的现象在1939年之后陆续印行的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中发生了变化。钱基博是近现代国学大家,对文章学颇多研究,著有《骈文通义》《韩愈志》等与文章学相关的著作。其《中国文学史》于1939年作为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教材陆续印行,后来由中华书局于1993年全套出版。在其中的第五编“近古文学下”第四章“南宋”第三节中,钱基博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评述陆游,不仅涉及其诗歌,对其文章也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介绍。钱基博在论述陆游文章时先肯定了陆游的成就在于诗歌:“陆游以诗名一代,而文章不甚著。”对于陆游的文章,钱基博称“用力于韩柳者深,然而不为韩柳”[20]679。陆游虽不以文名,其文却很能体现宋文的特点,“不极驰骋,此所以为陆子之文”[20]679,特点非常鲜明:“大抵古人之所难言者,而游抒之以容易;古人之所直言者,而游出之以深婉;于诗然,于文亦然。”[20]679陆游文章之所以有此成就,钱基博认为,这与陆游的主张有关。钱基博指出,陆游在文章观上有与众不同之处,“乃至不以科举之文为非文,而组织古语,剽裂奇字,大书深刻以眩世俗而名古文者,且訾之谓未尝识珉焉。则其不以拟古剽窃为文,意尤明白”[20]680。所以,钱基博评价陆游的文章是“以自然省净为美,而祛拟古剽窃之病”[20]680。钱基博对陆游的碑传、杂记、铭赞一类作品似乎特别推崇,称其此类作品“碑传含铿訇于渟蓄,饶有欧味;短题小记,以谈言为微中,尤擅苏笔;盖欧韵而苏笔,余味有在清省之外,特笔意之得于苏者为多”[20]682,并全文著录陆游的《别峰禅师塔铭》,以见陆游此类作品之精妙,称此类作品“一声棒喝,触处洞然,辞指精诣,欧阳未有也”[20]682。显然,钱基博对陆游文章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称其文为“欧阳未有也”,可谓赞誉有加。这也是在近现代文学史叙述中对陆游文章评价最高的。

《四库全书总目》收录陆游《放翁词》一卷,存词作130余首。另夏承焘、吴熊和编著的《放翁词编年笺注》收录陆游词作145首,这个数字在宋代词人中也算不少。陆游词的地位却不甚高,《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填词为游之余事,故所作仅及诗集百分之一。刘克庄诗话谓其时掉书袋,要是一病。杨慎词品则谓其纤丽处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19]896。现在看来,陆游词在宋词中的地位不算高,正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所称,“填词为游之余事”,不过后人一般多将其划为辛派词人。对此,《四库全书总目》分析为“游生平精力尽于为诗……诗人之言终为近雅,与词人之冶荡有殊”[1]1817。

早期的文学史在谈论到两宋词时,已开始注意到陆游在宋词演变中的地位。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在谈论“词学之崇尚”时称:“一派为稼轩,以豪迈为主,继之者龙洲、放翁、后村,犹禅之北宗也。”[4]28直接将陆游评定为继承辛弃疾的词家。其后的文学史对陆游的词亦多有涉及。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就谈到:“迨宋立大晟府,为雅乐寮,日制新曲,如前述周美成、柳耆卿、姜白石、苏东坡、秦少游、陆放翁、吴梦窗诸人盛作词,渐臻大成,其体遂全确定矣。”[7]242陈冠同的《中国文学史大纲》也谈到了相似的话题,只是更强调这些词人的群体性:“一派因宋室南渡,国事蜩螗,文人的情绪受了激刺,引起了爱国的热情。大部分师法苏轼,喜欢说豪壮语,如辛弃疾(稼轩)、陆游、刘克庄等。”[12]135这样的论述自然就将陆游与辛弃疾等爱国一派词人归为一类,所以徐扬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就将陆游也列入了豪放派词人行列:“他(陆游)的词雄快豪壮与辛弃疾同被目为豪放派。”[21]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

对陆游词的风格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刘麟生的《中国文学史》在谈论陆游的词时,先对其词作了一个“闲适派”的界定,称“放翁的词,也是闲适派的健将”,但又说:“不过多些慷慨之气,因为他还是有志于政治的人,不像朱希真了。”[9]271既看到陆游词爱国豪放的一面,也注意到其“闲适”的特点。

尽管近现代时期的文学史都将陆游视为宋词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作家,但是评价似乎都不高。林之棠的《新著中国文学史》第三十三章甚至直接将陆游列为南北宋第二流作家,这也可以说是对陆游词作的一种评价[22]。

从近现代文学史的叙述看,作为南宋中兴四大家之一,陆游一直受到文学史著作者的关注,但对陆游文学成就的评价,可以说都没有超出《四库全书总目》的描述。从这一角度看,近现代文学史著作是采纳了《四库全书总目》的意见,由此亦可看出《四库全书总目》对后世学人的影响。

陆游的文学创作,从诗歌方面看,确实有着他人难以企及之处。陆游一生留下近万首诗歌,这在历代作家中是少有的。而且,陆游身当宋金对峙之时,国难当头,他又一贯主张恢复中原,故其诗中多有慷慨之气,这在当时的诗人中确实很有个性。从传统的“诗言志”“诗缘情”角度看,诗歌大多表现个人志向,抒发个人情怀,在各种文体中独享尊位,这确实是历代文人所遵循的创作道路。

词作为宋代一代之文学,其创作旨趣偏于“艳科”,其所抒发之感情多少有点柔弱,因此不太进入主流。词虽经苏轼、辛弃疾等的努力,但仍难改“诗余”地位。这就使得文人在创作态度上大多只能将之视为“诗余”,也因此影响了创作词的成就。陆游作为南宋抗战派的主力,其思想主要通过诗歌表现,这是诗歌传统所决定的,也是陆游个性所决定的。陆游一生中又多有坎坷,尤其是其感情生活上的问题,导致他的词作也偏向柔婉。诗与词创作的不对等,正是陆游文学创作的必然。

自李商隐以“四六”命名其文集后,四六作为文章领域的重要形式,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应用文的写作大多用四六。四六是宋代朝廷公文的基本形式,北宋欧阳修、苏轼等古文大家都创作有优秀的四六文章。洪迈的《容斋随笔》对宋代的这一现象有所描述:“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牋书祝疏,无所不用。”[23]两宋之际的“南渡后词臣之冠”[19]645汪藻,也以四六著称。陆游在这一方面秉承了前人的风向,其四六基本用于公务,故其《渭南文集》中的大多数文章,也如朝廷所要求,中规中矩,因而不能说有太大的突破。

近现代文学史对陆游的介绍评价,在很大程度上都认识到陆游文学创作的这些特点,因此,他们都能站在整个文学史发展演变的高度上去认识陆游文学创作的成就,既肯定其在诗歌创作上的过人之处,又不过度拔高其文章和词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以说,这些评述也是中规中矩的。由于近现代文学史家大多都受到传统学术研究和乾嘉以来学术观点的影响,所以,他们对陆游文学成就的评价,也就大多依据《四库全书总目》所作的描述。这也可以看出近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在学术史上的传承与发展。

近现代时期文学史对陆游文学成就的叙述,对于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也有着直接的影响。1949年之后的文学史在叙述到陆游时,也基本以近现代的文学史叙述作为参考,并无太大改变。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五编“宋代文学”第六章为“爱国诗人陆游”,对陆游的生平和诗歌创作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其中也有相关段落涉及其词和散文创作。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以专章形式,对陆游的诗歌创作进行介绍,又以一节中的一点,将陆游列为“辛派中坚陆游”“陆游、范成大等人的笔记”加以介绍。总体上说,这种叙述状况所占篇幅,与近现代时期文学史对陆游的介绍评述并无太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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