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文韵

施玮，美籍华人作家，祖籍中国苏州，1980年代开始文学活动，在《人民文学》、《诗刊》等国内报刊发表作品，曾游学于北京鲁迅文学院、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家班等。1996年移居美国，1999年归信基督教，历任《国际日报》文艺部主任、《世界华人作家》副主编、华人基督徒文学艺术者协会主席等职。先后出版诗集有《大地上雪浴的女人》 （1993年）、《歌中雅歌》 （2009年） 等，长篇小说有《柔若无骨》 （1997年）、《柔情无限》 （2002年）、《世家美眷》 （2013年）、《放逐伊甸》 （2007年）、《红墙白玉兰》 （2008年）、《叛教者》 （2016年），中短篇小说选集有《日食·风动》 （2017年），至今已在海内外发表各类作品数百万字。2007年，施玮获美国西南三一神学院神学硕士学位，2012年获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博士学位。此间，2008年施玮编著《灵性文学丛书》，并发表论文《开拓华语文学的灵性空间》，开始了对“灵性文学”的自觉追求，其长篇小说《叛教者》是其代表。可以说，不论作为华裔作家，还是作为基督教作家，施玮都为华语文学贡献了不少新质①。

目前学界对施玮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灵性文学”这一核心主题而展开的。最早的是王文胜《化蝶后的舞蹈——对施玮推介“灵性文学”的再思》（2015年）一文。该文认为施玮“灵性文学”概念的提出，是对“神性写作”的重要修正，是对“神性写作”空洞之处的重要补充，也标志着施玮“与‘神性写作’群体的自觉分离”②。此外，刘敏《施玮小说的宗教性意义》一文对施玮提出的“灵性文学”与“基督教文学”、“灵修文学”、“灵的文学”、“性灵派文学”等相关概念作出辨析，认为“灵性文学”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脉络的延续，为当代文学提供了积极的价值尺度，也拓展了中国新文学的视野③。

围绕“灵性文学”以及基督教文化影响等话题，相关研究所涉及的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与基督教文化对位的婚恋观

陈伟华在《论当代婚外情小说与基督教文化》中谈到了施玮的《放逐伊甸》，指出小说题目即源自于《圣经·创世纪》伊甸园典故，放逐伊甸即有逐离家园之意，认为该小说不论是题目的拟定，还是章节的设置、情节的推进等，都有着浓郁的基督教文化色彩，小说中所描述的爱情关系的多种典型状态，无不暗含基督教文化中的原罪观。

张鹤在《在孤绝与超越之间——评施玮小说〈红墙白玉兰〉》中，揭示出这样一个符合基督教义的爱情观：只有当彼此放下自己，更看重对方的存在和需要时，爱的人才会对被爱者迸发出全然无己的挚爱之情，而这正是爱情的最高境界④。

殷羽在《论华裔作家施玮的灵性写作》中，分析了施玮小说的思想资源，认为她主要是以圣经的婚姻观来审视爱情与婚姻，因而呈现出既入世又出世的文学特质。同时也对作者在处理信仰与文学的关系时出现的概念式、表态式和总结式的偏向予以某种程度的批评，认为其未能将圣经词汇内化为更加个人的经验书写，从而影响了小说的艺术效果⑤。

二、关于施玮小说的原罪观和救赎思想

刘敏在《论基督教文化与〈放逐伊甸〉的宗教主题对位》一文中，指出《放逐伊甸》中的人物和故事与基督教文化的“爱的主题”、“死亡主题”、“救赎主题”之间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⑥。研究者朱叶熔也发现施玮的小说通过引用《圣经》语言、化用圣经故事等手段，将基督教教义融进了变幻多姿、灵动敏锐的创作中，曲折含蓄地传达了人在尘世罪恶之中的挣扎困境和上帝的无私拯救这一主题⑦。

1997年施玮创作长篇小说《放逐伊甸》初稿时，因对人生终极命运的困惑曾一度搁笔。1999年当她皈依基督教后再继续创作时，仿佛一下子豁然开朗起来。作者将其笔下人物或多或少注入了圣经人物基因，赋予其不同程度的基督教文化精神，并大量引用圣经文学典故，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明显的宗教文化内涵和深刻的哲理意蕴。作者借这个圣经般的故事，表达了现代人灵魂的堕落、自我放逐以及被救赎的还乡过程。

关于这类研究，王文胜的《论施玮〈斜阳下的河流〉的基督教立场》分析得比较透彻，认为小说《斜阳下的河流》站在基督教信仰的立场，从“信、望、爱”三个层面给出了疗救人们心理创伤的办法，而这一思考角度和文化立场正是大陆作家创伤叙事中所没有的，认为这部小说给“如何清理中国20世纪频繁发生的战争、政治灾难给人们的巨大心理创伤”这一问题提供了一条思路，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⑧。

三、关于《圣经》对施玮小说叙事的影响

刘敏在《论基督教文化与〈红墙白玉兰〉的对位》中，分析了《红墙白玉兰》所受的基督教文化影响：借鉴了《圣经》中异象和象征的艺术手法；人物塑造方面引用《圣经》原型，如柳如海的塑造就是直接以基督为原型的；借鉴《圣经》U型叙述结构，讲述女主人公秦小小的经历，与《圣经》叙事中的 “乐园—犯罪—受难—忏悔—得救”模式颇为相似。⑨朱叶熔的《灵性文学视域下的施玮小说创作论》也指出，基督教是救赎的宗教，施玮很多灵性小说的情节同样也遵循了“困境与拯救”的情节模式，其小说在聚焦方式上呈现出纷繁性和多样性。

刘敏的《以互文性理论探析〈圣经〉对施玮小说创作的影响》集中分析了《放逐伊甸》、《红墙白玉兰》、《斜阳下的河流》三篇小说所受《圣经》的影响，指出小说创作思想与《圣经》的渊源关系，认为施玮小说“爱的主题”、“救赎的主题”与《圣经》故事具有某种程度的互文性关系，它们在语言、结构以及艺术手法诸方面，都对《圣经》有所借鉴和吸收⑩。

四、关于人物形象特别是女性形象的受难式生存处境的揭示

不少论者在挖掘施玮小说基督教文化内涵的过程中，都注意到了其小说叙事中独特的女性经验，以及对女性形象的受难式生存处境的深刻揭示。陈洁就注意到施玮常将故事中的女性与《圣经》中的女性相对照，小说或明或暗地穿插了《圣经》女性人物的典型事迹。在《世家美眷》和《放逐伊甸》中，这些女性人物不仅有夏娃式的欲望挣扎，也会有回归利百加式纯洁的精神渴求。她认为施玮力图透过《圣经》女性的神性命运来展示现实女性生命个体的生存⑪。她从精神诉求、女性形象、话语形态三个方面，对施玮文学创作所受的圣经影响进行系统分析，探讨了罪与赎、爱与善的精神诉求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解析了《圣经》女性与施玮小说女性之间的关系。⑫

朱云霞的《呈现、反思与寻求救赎：评施玮的〈叛教者〉》，是目前唯一一篇从女性视角对《判教者》进行品评的论文。论者敏锐地发现了小说对女性境况的思索：小说以“献身者”来定位女性在上海聚会处的建立、发展及李夜声基督教思想的建构与传播过程中的贡献，而男性则不过是“跟随者”。她进一步指出，施玮女性书写的深刻之处，是将女性历史嵌入宗教史的沉浮，进而质疑宗教领域男性领导者的话语权威，并反省了女性对男性领袖的依附而造成的自我迷失。

季小兵在《野地里的百合花》中用很长篇幅对施玮的《伯大尼的马利亚》、《抹大拿的玛丽亚》、《驼背的女人》、《在叙加的井旁》四个文本进行了考察，探讨了作者如何以一种“非传统的目光”，投入丰富而复杂的纯粹“感觉”，去重新辨认耶稣与四个女人的关系的⑬。郭玉琴在评述《世家美眷》时，主要着力在于秋水、陆文荫、陆文芯等形象分析，通过对这些人物的解读揭示女性身心受压迫的真实境遇，认为作家努力探索的正是众多女性生存空间的困境与情感挤兑下的温暖和光明的一面。⑭

在《圣经》或者说基督宗教史中，女性都是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由夏娃是亚当的肋骨创造这一叙述可知《圣经》对待女性的态度，被认为是作为附属存在的。施玮及研究者都发现了这一不符合现代女性意识的观念，并对此加以揭露和批判。笔者认为施玮小说中当代社会女性的生活境况和生存经验话题值得继续深入探讨。

五、从存在主义的视角来审视施玮短篇小说的创作

关于存在主义视角方面的解读，比较典型的是宋晓英的《〈纸爱人〉多重意义上的存在主义解读》。她认为小说《纸爱人》以全知全能的视角陈述了一个世俗的故事，主人公的内视视角以意识的流动推动人物命运的逆转，批评者冷眼旁观到了“他者就是地狱”，其中隐含的回望视角预示了大的悲凉。这里所揭示的存在主义的荒谬在于：人物以“娜拉”式的行为演练了“秋菊”式的反抗，而无力反抗的人拒绝了世俗的温暖⑮。《国际日报》主编朱易的鉴赏性文章《生与死的重叠——论施玮的中短篇小说》，认为施玮笔下的人物常常处于一种隔绝的状态，读者似乎可以从中闻到存在主义的味道。作为海外华人作家，施玮的创作体现了传统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交织的状态，作家在北美创作的作品，关注的焦点多是死亡，在她的笔下生是一种等待状态，生的目的就是迎接死亡、穿越死亡，这一点在其近作《那夜，风动》中尤其明显⑯。除了上述研究内容，宋晓英在《“现代”语境下“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施玮小说〈放逐伊甸〉解读》中关注到施玮小说中知识分子的生存问题，认为这部小说生动地描述了受人文主义洗礼的一代“知识人”是怎样被世纪末的社会裂变所裹挟和在时代大潮中挣扎、失落与涅槃的⑰。

作为当代海外华文文坛新锐，施玮的小说创作已经得到华文文学研究界的认可，特别是其小说与基督教的关系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大多数论者注意到了施玮小说思想艺术追求的基本路向，现有研究成果也大致奠定了施玮小说研究的初步格局。但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很多研究者关注的只是施玮小说的具体作品，而缺乏对其小说创作的整体性、连续性研究；其二，由于缺乏整体性关照和连续性研究，自然对其基督教文化色彩的前后变化缺乏深入细致的体察；其三，虽然不少研究关注的重心是在具体作品，但却又缺乏细致入微的文本细读，因此不少成果往往流于观念的浮面。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缺憾，比如在“文化研究”旗号下，缺乏对“文学性”高低的辨识。施玮的小说创作值得肯定褒扬的地方自不待言，但缺憾也不在少数，比如理念性过强、文学感性较弱等，纵观目前的研究成果，很少有人注意到施玮小说创作中的这一倾向。谭桂林、邓曾在《是谁折断了天使的翅膀——评施玮的小说〈放逐伊甸〉》中谈到，“作者在小说中大量引用圣经文学典故,从而使《放逐伊甸》具有了显著的宗教文化内涵和深刻的哲理意蕴”。那么在增加作品宗教文化内涵的同时，这大量存在的圣经文学典故是否有使教义充斥文学进而使得文学成为工具性的宣教产品的嫌疑？另外，一些论者的解读也不尽然与事实吻合，比如郭玉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文中认为，《世家美眷》中试图探索众多女性生存空间的困境与情感挤兑下的温暖和光明的一面。就笔者的阅读经验来看，该小说始终是一种较为沉重的基调。此外一些文章出现了在“灵性文学”视域下考察施玮创作，却没有对哪些是“灵性文学”作品、哪些不是“灵性文学”作品加以鉴别。单纯以时间来判定作品的归属性质本身是有问题的，如《世家美眷》虽出版于2013年，但其实是1997年出版的《柔弱无骨》的再版，并不能简单地归属于“灵性文学”作品。再者，施玮在践行其“灵性文学”呼吁的过程中，确也有如殷羽所指出的“出现了概念式、表态式和总结式的情况”，但现存研究成果对这方面局限的分析极其微弱，故而对施玮的小说创作展开系统性研究非常有必要且有意义。

注释：

①施玮：《开拓华语文学的灵性空间——“灵性文学”的诠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②王文胜：《化蝶后的舞蹈——对施玮推介“灵性文学”的再思》，《华文文学》2015年第6期。

③ 刘敏：《施玮小说的宗教性意义》，《名作欣赏》2014年第2期。

④张鹤：《在孤绝与超越之间——评施玮小说〈红墙白玉兰〉》，见王红旗主编：《女性文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⑤ 殷羽：《论华裔作家施玮的灵性写作》，广西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⑥ 刘敏：《论基督教文化与〈放逐伊甸〉的宗教主题对位》，《常州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12期。

⑦ 朱叶熔：《灵性文学视域下的施玮小说创作论》，上海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⑧ 王文胜：《论施玮〈斜阳下河流〉》的基督教立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

⑨ 刘敏：《论基督教文化与〈红墙白玉兰〉的对位》，《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⑩ 刘敏：《以互文性理论探析〈圣经〉对施玮小说创作的影响》，内蒙古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⑪ 陈洁：《施玮小说中的女性生存与〈圣经〉》，《职大学报》2016年第4期。

⑫ 陈洁：《施玮的文学创作与〈圣经〉》，湖南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⑬ 季小兵：《野地里的百合花里》，苏州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⑭郭玉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读施玮长篇小说〈世家美眷〉》，《名作欣赏》2017年第8期。

⑮ 宋晓英：《〈纸爱人〉多重意义上的存在主义解读》，《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⑯朱易：《生与死的重叠——论施玮的中短篇小说》，见施玮中篇小说集《日食·风动》序言，鹭江出版社2017年版。

⑰宋晓英：《“现代”语境下“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施玮小说〈放逐伊甸〉解读》，《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