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峰

人类学对“物”的兴趣可追溯到早期的进化论，其以“物”作为人类进化的标尺。而莫斯对“礼物”的研究则开创了该论题的象征起源论。随后的人类学各派理论皆有所涉猎。但在后来的学术进展中，人类学家对“物”的兴趣不再那么高涨，正如黄应贵先生的观察：“因此在结构功能论于四十年代兴起后，物与物质文化的研究便已衰落，几乎只成为博物馆的工作，但很少为人类学者所重视，这情形直到八十年到才有重要改变。”[注]黄应贵：《物与物质文化·导论》，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4年，第2页。国际人类学界对“物”的再度热情，显然也感染到了人类学汉语学界。其中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便是台湾人类学家黄应贵先生主编的论文集《物与物质文化》。黄应贵在文集导论中梳理了“物”研究的大体脉络，相关的经典研究基本上都有涉及。在此基础上，结合文集各篇论文，在“物”这个大论题下，他提炼出8个次论题：1.物自身；2.交换与社会文化性质；3.物的象征化及其与其他分类的关系；4.物、社会生活与心性；5.物性的表征；6.物性与历史及社会经济条件；7.物的象征化及物在各文化中的特殊位置；8.物与文化。[注]黄应贵：《物与物质文化·导论》，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4年，第1～25页。这8个次论题显然有重叠和交错之处，但基本上涵括了“物”研究的多重面相。作为人类学学科标志的“亲属研究”，当然可通过“物”这个媒介做多侧面的探讨。文集中至少有3篇论文具有如此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