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华

在早期两河流域研究中，特别是涉及有关早期两河流域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讨论，“神庙经济(Tempelwirtschaft)”、“神庙国家(Tempelstadt)”或“神庙城邦(Temple City)”论有着意味深长的生命力。①其核心看法认为，在最早的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社会政治制度乃是以神庙为中心的神权政治，神庙占有全部土地，控制全部经济，这种典型的神权政治及其变形对后来两河流域政治经济传统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代梅尔(Anton Deimel)及其学生提出以后，因其有一定的证据支持，特别是其表达足够简单直接，“神庙经济”论成为把握早期两河流域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方便标签。虽然近百年来学者们有针对性地在不同层次上提出了不少批评，时至今日“神庙经济”论的影响力似乎仍然相当可观。一方面，我国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已经借助国外学者的研究意识到“神庙经济”论的不合理之处②；另一方面，在方兴未艾的世界古代文明比较研究中，“神庙经济”论却有时仍然被认为是早期两河流域研究最有影响力的成就之一。③为了更好地把握早期两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我们尝试对“神庙经济”论进行一次批评性梳理，以求有助于进一步的研究。

一、“神庙经济”论与早王朝末期拉格什文献

首先回到这种理论的源头，即代梅尔和他的学生们。根据法肯施坦(Adam Falkenstein)为《新德意志人物志》(NeueDeutscheBiographie)所写的词条，代梅尔1865年出生于德国沃尔佩(Olpe)的一个旅店主家庭，1887年加入耶稣会，1900年正式成为神父。……